渐渐远去的戈登

王云飞

戈登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我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写到戈登是曾经镇压过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与屠夫，历史课本这样叙述戈登的结局：“恶贯满盈的戈登在喀土穆被苏丹起义军打死。”如果时光倒退100年，在晚清的历史里，戈登是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功臣，被授提督衔，赐黄马褂、孔雀花翎，戈登死后清廷还专门派人去吊唁。而英国人眼中的戈登则是“英雄中的英雄”——维多利亚时代的楷模，戈登死后维多利亚女王亲自到他家中慰问。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对戈登爱憎分明，无论褒贬都是一边倒。

戈登1833年出生于伦敦。1852年军校毕业后，进入英国皇家陆军，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两年后，他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获得了上尉军衔。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于1860年到达天津，由于来得晚，戈登错过了大沽、张家湾和八里桥等重要战役，只赶上了火烧圆明园。他在日记中强烈表达了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行径的不满：“洗劫之后纵火，以最野蛮的方式毁坏这些最宝贵的财产……每一个人都发疯一般地抢劫。”战争结束以后，戈登随英法联军在北京驻扎了一年多，直到太平天国开始在上海威胁、欧洲人为止。

1860年，太平军将领李秀成在大破江南大营后，连克常州、无锡和苏州，兵锋直指上海。为了守住上海这座“冒险家的天堂”，在清政府官员的支持下，美国人华尔成立了一支由西方人和中国人组成的“洋枪队”(他们自称为“常胜军”)来对抗太平军。1862年9月，华尔在对慈溪发动攻击时阵亡，美国人白齐文继任“常胜军”统领。白齐文上任后与李鸿章关系搞得很僵，并与清将程学启闹出不少矛盾。特别可笑的是，为了士兵的饷银问题，自齐文竟然带了一大队士兵从松江冲到上海泰记，抢走一大批银子。李鸿章以帝国官员名义，下令白齐文“走人”，因为从名义上讲“常胜军”是大清帝国的“常胜军”。最终，英国政府下令让英国皇家陆路工程兵出身的戈登上校接管“常胜军”，于是一个建功立业的机遇出现在30岁的戈登面前。

戈登上任以后，严肃军纪，赏罚分明，很快用他的人格魅力和领导艺术征服了“常胜军”。可没过多久，白齐文留在“常胜军”中的数十名美国教官开始闹事，扬言要枪毙中国士兵，炮轰英法教官。戈登赶到，查问带头者是谁，但无人理睬。戈登厉声说，若不交出策动者，他将从每五名美国教官中揪出一个枪毙。美国佬挥拳咆哮，戈登箭步上前，抓住一个吵得最凶的班长，下令卫兵将此人当场枪决，就这样，哗变立马平息。此事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印象。

戈登虽然严厉，但也通情达理，以身作则，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决不强求士兵去做。为了鼓舞士气，行军时戈登走在队伍的前面，除了一根手杖并不携带任何武器。部队行军时常遭到伏击，戈登每次都安然无恙，很快被部下敬为神灵。

此时李秀成在苏南一线分散兵力，固守星罗棋布的据点。这些要塞堡垒对付寻常的绿营乡勇绰绰有余，但在“常胜军”和淮军新式火炮面前则不堪一击。1863年5月，“常胜军”进攻太仓，戈登先以榴弹炮进行了四个小时的狂轰滥炸，将太平军的防御工事彻底摧毁，然后再命令冲锋，“常胜军”、淮军士兵与残余的太平军激烈肉搏，经过苦战才攻克太仓。此战太平军阵122000人，是“常胜军”的十倍。后来李秀成在狱中供称：“此洋兵攻城，其力甚大……其炮厉害，百发百中，打坏我之城池，洋枪洋炮连响，一拥而进，是以我救不及，我兵死者万余人。”

接下来“常胜军”和淮军的攻击势如破竹，四个月后就兵临苏州城下。然而就在此时，戈登与淮军高级将领李鸿章等人开始产生了矛盾。戈登禁止“常胜军”攻陷城池后大肆掳掠，但又必须保证充足的军费来源。而李鸿章供应淮军已经捉襟见肘，因此时常拖欠“常胜军”的军饷，他试图迫使“常胜军”通过劫掠来自给自足。不承想戈登坚持原则，绝不松懈军纪。后来，戈登数次向李鸿章索要军饷未果，这让他火冒三丈，于是公开指责李鸿章和淮军将领营私舞弊，截留“常胜军”的军费。李鸿章在日记中写道：“(戈登)有不少缺点，他心高气傲，脾气暴躁，没完没了地要钱……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只不过较难相处。”

两人最终因为“苏州杀降”而决裂。1863年10月，“常胜军”和淮军开始围攻苏州。在“常胜军”和淮军的强大压力下，太平军的纳王郜永宽同淮军将领程学启定下降约，戈登居间作保，因为双方都认为戈登最讲信用。没料到，太平军向淮军投降仅仅四天后，李鸿章就以纳王等人不剃头、持械以及怕他们诈降为由，把太平军纳王等八个人当场拿下砍了头。

根据李鸿章的记录，杀降当天上午戈登被调往昆山，因而并不在场。事实上，戈登自己的备忘录记载，杀降时他仍在苏州，只是被入城的淮军以保护他的安全为由软禁了一个小时，而降将们就在这段时间被砍了头。关于这一事件，当时上海、香港、伦敦的报纸均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但其中很多是谣传，比如说戈登手执左轮手枪，要击毙李鸿章，实无其事。而事实上，被蒙骗了的戈登在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立即率领“常胜军”返回昆山，拒不参战，并向英国驻上海军方打了报告，要求逮捕李鸿章，以“灭绝信义”的罪名把他撤职查办，并把苏州交还给太平军。

李鸿章则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法，一方面向朝廷表功，戈登赫然位列程学启之后，接着重赏“常胜军”白银六万两，其中一万两奖给戈登；另一方面向上海的英、法、美等国使团去函，解释苏州杀降的前因后果，强调杀降纯粹是中方的决定，和戈登无关。不久朝廷的赏赐下来，戈登被封为提督，赐穿黄马褂，戴孔雀花翎。清政府还仿照西方式样给戈登制作了一枚巨大的纯金奖章。

但戈登拒绝接受一万两白银的赏金，并且还打算拒绝清廷的一系列封赏(“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但在英国公使的规劝下，戈登最后还是接受了清廷的嘉奖。戈登回到英国以后，将纯金奖章熔掉捐给了慈善机构，只保留了黄马褂。这件黄马褂至今依然存放于英国的戈登纪念馆。

1864年3月，戈登终于抛弃前嫌，面见李鸿章商议战事，两人都避而不谈“苏州杀降”一事。接下来，戈登继续率领“常胜军”参与对太平军的作战。金坛一战，他本人腿部中弹受伤，险些阵亡。在养伤期间，他给远在伦敦的母亲写了一封信：“我想，如果我能活下来，圣诞节之前应该能回家。我承受的损失惊人，100名军官伤亡48人，3500名士兵伤亡1000人。不要说我脾气倔强，但我真是不在乎提升或荣誉。我知道当我离开中国时，我会和来时一样穷。但是我想，通过我的努力，数十万人的生命能够得救，我就心满意足了。”戈登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证明他这封信确实不是在唱高调。

5月，常州城破，太平天国在苏南最后的军事重镇陷落。常州被克复以后，“常胜军”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太平天国真正占有的大城

市只有南京，曾氏兄弟不可能让外国佬参与攻占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城市而分湘军的功劳，而李鸿章方面，更觉“常胜军”的军饷开支巨大，就与英国政府协商解散“常胜军”。戈登接到命令后，没有丝毫犹豫，他决定以休假为由返回英国。在辞职时，他向英国以及清廷建议，一定要在发放大笔赏金后，及时解散“常胜军”，以免士兵因缺饷叛变或闹事。1864年6月，“常胜军”的3000多名军官和士兵均得到该得的大笔赏金，全军解散，武器归公。

临行前，戈登满怀深情地向中国同僚赠言：“中国人民耐劳易使，果能教练，当可转弱为强。”又说：“中国海军利于守，船炮之制，大不如小。”这些预言后来被证实是比较准确的。

1879年，中国驻俄公使崇厚未经清政府批准，擅自同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把新疆伊犁“让”给俄国。消息传来，朝野大哗。翰林院中以张之洞为首的清流上书朝廷，力主撕毁条约，内惩崇厚，外拒俄夷；诸疆臣中左宗棠主张“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倾向主战派；而李鸿章则力主通过外交斡旋争取修订条约。主战派意见在朝廷成为主流，一时间中俄之间战云密布。双方争持不下，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把时任英国驻苏丹总督的“老朋友”戈登请到北京来参加廷议，想利用他的声望说服各主战大臣，争取和平解决中俄争端。

1880年7月，戈登在阔别中国16年以后，再次来华。戈登深知中国武力不济，建议迁就俄罗斯，以维护大局。此时戈登虽然已经47岁，但依然心直口快。在和主战派大臣们会面时，戈登说了一席话，让旁边的译员惊恐不安并拒绝翻译。戈登于是拿出一本字典，翻到某一页，将他想说的词指给大家看——戈登指出的赫然是“愚蠢”二字。慈禧经过廷议，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将崇厚治罪，派驻英公使曾纪泽赴俄修约。曾纪泽经过艰苦的谈判，同俄国签署《中俄改订条约》，终于使伊犁等地和平回归中国版图。

就在这年，苏丹爆发马赫迪起义，它在很多方面都酷似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运动领袖马赫迪和洪秀全一样，以宗教改革者的身份领导人民起义，最后建立王权统治。起义军在短短三年间就席卷了苏丹全境，直扑首都喀土穆。英国政府惊慌之余，再次任命已于1879年回国的戈登为苏丹总督，以求力挽颓势。

1884年2月，戈登重返苏丹。仅仅过了一个月，十万马赫迪大军团团包围了喀土穆。马赫迪起义军并非仁义之师，在喀土穆周边地区大肆抢掠和屠戮，引起了喀土穆市民的极大恐慌。戈登在被围困期间完全有机会逃离危险，但他没有脱逃，这也是为了保护当地的居民，一种责任惑使然，戈登写给他姐姐的最后一封信中言道：“我知道女王的政府会因为我强迫他们出兵而怒气冲天……我非常快乐，感谢上帝，我已经尽力履行了我的责任。”经过数月的浴血战斗，缺食少兵的喀土穆终于被马赫迪的伊斯兰军攻陷，戈登身先士卒，在总督府持刀力战。最终，数百根伊斯兰长矛，把这位昔日赫赫的“常胜军”统领钉在了苏丹的红土地上。

现在的苏丹总统府正是当年戈登对苏丹实行殖民统治时期的总督府。这是一座三层宫殿式白色建筑，内外戒备森严，士兵们荷枪实弹。在一楼大厅一个侧门入口处的白墙上，钉着一块木牌，上面刻着：查尔斯·乔治·戈登死于1885年1月26日。

编辑／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