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纪念“５·１２”

何仁勇

去年“5·12”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还在重庆老家，与汶川相去数百公里，与那场惊世大浩劫擦肩而过。当然，受惊在所难免。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吓得我们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下办公楼 ——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习惯了在电脑旁放一杯水。对于这段难忘的经历我还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在《南方周末》刊出。

眼下，随着“5·12”周年的临近，可以预料对大地震的纪念活动又将充斥于各大报纸、各大网站的头版位置。我相信，当我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已经有经验丰富的记者在去汶川的路上了。汶川、北川及其他地震重灾区的政府部门也开始忙碌起来——他们甚至可能要暂时停下灾区重建工作，迎接来自上级的领导，来自远方的记者和游客。

会有大型文艺演出。他们可能是央视的“心连心”或者《同一首歌》，也可能是各大电视台联手准备的纪念晚会。领导们会在晚会进行到高潮的时候发言，跟主持人一唱一和地讲述灾区重建的故事，会有受灾群众代表上台，结结巴巴地用四川普通话“感谢党和政府”，也会有小朋友被歌星们牵着手，用他们稚嫩的嗓音唱《感恩的心》。

会有现场采访。虽然凤凰卫视的记者闾丘露薇在博文里表示“犹豫”：“因为这些日子，我不断地在问自己，作为一个记者，到哪里？为了什么？可以做什么？”但会有更多的摄像机和话筒出现在现场，出现在那些在废墟里拔地而起的楼房边，出现在那些抗震救灾的“英雄”旁。至于那些废墟里还掩埋着多少躯体，他们都叫些什么名字，无人会去关心。因为这不但对收视率毫无帮助，还会冒很大的风险。

会有很多的动人故事。抗震救灾的故事已经过时了，现在需要的是灾区重建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到：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个可以有），但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这个必须有），所有困难都迎刃而解（这个也必须有）。如此，坐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才会在潸然泪下之余觉得心安，然后，继续自己的生活。

之后呢？灾区又将恢复平静，灾区的群众又将恢复平静的日子。日子，是自己的，还得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这样的纪念是我们需要的吗？我们会有一点反思和叩问吗？对于这场百年不遇的大地震，我们只能简单地归于“天灾”然后就心安理得地看热闹吗？

去年，文化大师余秋雨发表大作，含泪劝告请愿灾民，“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的事情要缓一缓，因为这需要一个“过程”。现在一年过去了，这个“过程”似乎还没有走完。被“含泪劝告”的灾民们的声音还在被压制，他们的案件法院仍然不受理。

诗人艾青的儿子艾未未，用自己和志愿者的努力，冲破官方的封锁和有意识的“遗忘”，搜集到了死于“5·12”地震的四千八百五十五个孩子的名字，为唤起全社会的记忆，为鞭策政府履行责任，为推进全民的公民意识教育做了一件最有意义的事——而这种事情，本应该由官方来完成。

我们不妨看看美国人是如何纪念他们的“9·11”的吧。

美国的“9·11”已经过去七个年头了。每年从8月底开始，美国媒体就把焦点慢慢转移到“9·11”上来。各色人物和团体都要陆续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个人都成了受害者，每个人都要说话。从总统对灾难的反应到救火器材的质量，侃侃而谈。所有媒体的指向都只有一个：彻查灾难和事故原因。

一个普通美国人不可能独立完成调查和反思（与中国恰恰相反），但他们有足够畅通的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可以追问“为什么”，接下来把“为什么”传下去的就是美国的媒体。在这样的追问之下，任何企图隐瞒真相的做法都难以得逞。

在天灾人祸面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所不同的是处理灾难的方法和态度。我们看到，在信息透明、表达渠道畅通的美国，公众和媒体对灾难锲而不舍的追问，把灾难变成了教科书，让公众和政府都受益良多。其实，我们对灾难反思和叩问得越深，越彻底，越能有助于避免类似灾难重复发生。这才是最好的纪念方式。

【选自《凤凰博报》】

插图 ／ 审视自己 ／ 夏大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