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命的代价求解

黄方毅

1945年由先父黄炎培口述、先母姚维钧执笔的《延安归来》，记录了先父在窑洞向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提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过程，到今天仍不时为人提起，被称为“窑洞对”、“黄炎培周期率”。

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他目睹了革命根据地的一派欣欣向荣。从延安归来后，先父闭门谢客，口述延安经历，由先母执笔整理，一连数日，合作完成《延安归来》。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53岁的毛泽东则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0年黄炎培原配夫人去世，登门说媒者众，但均被婉拒。次年底，黄炎培来贵阳大夏大学讲演，与姚维钧邂逅，开始通信。1941年7月，姚维钧大学毕业后奔赴重庆，不久两人举行婚礼。

和谈失败后，黄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拒绝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伪国大，与国民党全面决裂，迎来了他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姚维钧一直陪伴他，共度政治上受高压、经济上靠卖字为生的生活。

解放后，黄炎培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文件信件纷至沓来。姚遂放弃教师工作，担任政务院秘书，协助黄工作。至1965年底黄炎培去世，两人共度了24个春秋。这既是黄炎培一生事业的顶峰，也是他最艰辛的岁月。

姚维钧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全力辅助黄的工作，形成了“要找黄，先找姚”的工作模式；另一方面，又经受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和愈来愈“左”的政治压力。

“反右”来临，我的5位兄姐被打成右派。这种情形下，作为黄炎培最亲密助手的姚维钧，她感到力不从心，头发几乎全白了。

或许是知道老友的心境，196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周恩来、邓颖超来了，周与黄在客厅里长谈，邓与姚则手拉手在里屋比肩而坐，低声细语。这是我记忆中他们最后一次来我家。

1966年“文革”开始，她成了黄炎培的替罪羊，遭受拳脚棍棒、人格侮辱；1968年1月20日，姚维钧以一死做最后的抗争，结束了不到59岁的生命，穿着她那件带有二十余处补丁的棉袄，追随已先她而去的黄炎培去了。

打倒“四人帮”后，有关方面为母亲平反并举行骨灰安放仪式。邓颖超打来电话，送来挽联。老友们都赶来了，在哀乐声中缅怀姚维钧一生的功绩之际，他们可曾想到过她执笔的“黄炎培周期率难题”？窑洞中的那段对话，可谓不幸而言中！

母亲以生命的代价，证实了求解这一难题之艰难。

所幸的是，4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并将继续用自己崭新的足迹，一往无前地求索美好的明天，求索这个“黄炎培周期率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