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将帅的亮剑人生

吴东峰

开国将帅的亮剑人生，来自于他们的亮剑精神。

曾有许多年轻的记者问我：“你采访了那么多的开国将帅，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战伤。在我采访的二百多位开国将帅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负过伤。如果把他们身上的战伤累积起来，比任何国家将军身上的战伤都要多！肯定可以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下面的几组数字是我在采访中逐步积累的，也是很不完全的还有待于增补的数字，但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将帅战伤的情况：

十大元帅中有七位负过伤，他们是：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

十位大将中有七位负过伤，他们是：粟裕、徐海东、陈赓、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每个人身上平均有战伤3.5处，最多的有20余处。

在1600多名开国将帅中，还有一批因战伤而断臂断腿，终身残疾的将军。他们是贺炳炎、余秋里、彭绍辉、晏福生、左齐、苏鲁、陈波、彭云清、童炎生等九位断臂将军；钟赤兵、谢良两位独腿、独脚将军。据我了解，如果算上眼睛炸瞎、耳朵震聋、大脑损伤及各身体部位的永久性损伤，残疾将军的数目远远不止这些。这在中国战争史和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情景。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我陆陆续续采访了二百余位开国将帅，使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无论是军事指挥员，还是政治干部、后勤干部；无论是一线指挥员，还是机关人员；无论是以性格勇猛著称的猛士型将领，还是博学多才的秀才型将领，几乎很少有将帅身上没有战伤的。据不完全统计，我采访的二百多位将帅中，有战伤记录者170多人，平均每人2处以上。

开国将军们身上的累累战伤，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也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无情。他们最早的战伤记录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1916年3月中旬，为支持云南护国军在川南战斗，24岁的刘伯承率领四川护国军一支队，攻克了丰都城，截断长江交通，阻止袁军通过川江进行增援。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连中两弹，一弹把他的右眼珠打飞了。一位德国医生为他动手术时，刘伯承为了保护脑子，拒绝使用麻醉药。德国医生为他清创，把眼眶周围的坏肉一刀刀挖去，刘伯承痛得浑身冒汗，紧咬牙关，没吭一声。手术后，德国医生见他握着椅柄的手汗水下滴，问：“痛吗？”刘伯承回答：“才70多刀，小事！”德国医生问：“怎么知道的？”刘伯承说：“你每割一刀，我都在心中数着。”德国医生极为敬佩，说：“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外科医生，还没遇见一个像他这样勇敢的人。”

在刘伯承的身上有9处战伤：左脚一伤；颅顶一伤；右眼一伤；右腿股动脉一伤，险些丧命；左臀部一伤；左腿受伤，损及神经，一度伤腿不能行走；右腿侧面一伤，弹头入肉，情急之下，他咬着牙用手指抠了出来；左脚侧边一伤；右手侧面一伤。叶剑英曾诗赞刘伯承“遍体弹痕余只眼”。

辛亥革命后，连绵不绝的枪声在中国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当年年轻的他们刚走向社会，对生活充满着憧憬，而战争破坏了他们的安宁生活。

罗应怀少将是红四方面军的打旗兵。那个年代，红四方面军每个连队都有一名旗手，也叫打旗兵。红旗飘到哪里，官兵们就要冲到哪里。罗应怀将军就是在打旗兵的岗位上负了三次伤，两只手和一条腿都落下了残疾。他伸出双手说：“我这只手打成两截，没有接好，短了这么多；这只手也中了弹，残废了。一条腿也残废了，就是这条腿，一颗子弹飞过来，嵌入肉中，弹片是我自己拔出来的。”他当打旗兵时才15岁，他说：“打旗兵的工作最危险也最光荣。和我一起当打旗兵的活到革命胜利只有我一个。”

梁兴初中将的夫人任桂兰告诉我，将军九次负伤都是在红军时期：参加红军的第二年，在第二次反“围剿”中负伤，伤愈后任排长，又升任副连长；任副连长时两次负伤仍坚持作战，获红星奖章一枚；任连长时一颗子弹从左腮穿透了头部，血流满面；任营长时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两次负伤……梁兴初将军在红军时期六年的战斗中，从战士到团长，负了九次伤，升了九级，正好是一次战伤一级军阶。

谭政大将曾回忆起长征路上红军大学第一期开学时的情况。第一期学员共有1063人，分为一、二、三科。第一科为军团、师级干部，第二科为团、营级干部，第三科是连、排级干部。谭政将军进入了第一科，这一科最为引人注目，招收的38人虽然在三科中人数最少，但全部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他们有罗荣桓、林彪、罗瑞卿、谭政、彭雪枫、黄永胜、陈光、杨成武、刘亚楼、刘震、王平、莫文骅、耿飚、贺晋年、陈士榘等。科长是陈光，政委是罗荣桓。当时他们平均年龄仅27岁，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平均每人身上有三处战伤。

开国将帅们的战伤记录就是他们的战争史。龙书金少将是我军绝无仅有的断臂兼短臂将军。乍一看，他的左手臂与正常人没有什么异样，手腕、手掌、手指和正常手一样灵活自如。但你仔细看，就会发现这条手臂竟像丝瓜吊在藤蔓上似的吊在肩膀上，可以前后旋转，却抬不起来。将军的左上肢在抗战时被打断了，上臂和下臂里面的骨头是分离的，只有皮肉连着，因此，整个左手臂比原来短了五分之一。在采访中更令我感到惊讶的是，龙书金将军1939年左上肢骨头被打断后，一直未能接上。将军对我说：“那时候天天打仗，怎么固定啊？我这上下两截骨头接了又断，断了又接，总是连不好。”就这样，将军用两块小木板，夹住左臂，吊在脖子上，跃马挥枪，南征北战，从关内打到关外，又从关外一直打到海南岛，整整打了十年仗。

开国将帅们一生大半时间在战场上拼杀，从辛亥革命起，大多有三十多年的战斗经历，而且是从未间断过，经历的时间之长罕见；次数之多罕见；其规模之大与惨烈程度也是罕见的。战场上短兵相接，肉搏格斗，刺刀见红，血流成河。说他们浴血奋战，身经百战毫不夸张。试看哪一个国家的将军们像他们那样经历过那么多的战争，那么长的战争，那么惨烈的战争？！

残酷激烈、瞬息万变的战争，给他们留下的战伤，反映了他们那代人万死千伤，腥风血雨的人生之路，奋斗之路

颜文斌少将身上有18处战伤。在大连黑石礁干休所，老将军曾脱下军衣，挽起裤腿，向我细述每一处战伤的来历：右臂弯曲不能直，关节处有一长条疤痕。那是在长征途中，敌一枚手榴弹于身边爆炸，一弹片穿入右臂，骨折筋断。当时卫生员将他绑于一棵树上，以小刀割开皮肉，硬将弹头片剥离出来。将军说：“那时又没有麻药，疼死了！”左上臂有两个弹洞，一前一后，状如铜钱。敌子弹穿臂而出。将军告诉我，负伤后，当地老乡以南瓜瓤泡盐水，裹伤口，一星期就痊愈了。左大腿上部前后两个弹洞，是被敌军暗枪击穿所致。子弹由前下腹部进，股后出。中弹了还不知道，只觉得腿发软，战后看到血才发现自己负伤。前额有一伤疤是被敌手榴弹弹片击中后留下的，当时中弹昏死过去数小时……endprint

像颜文斌这样的战将，在我的采访记录中比比皆是。人称“军中猛张飞”的刘昌毅中将，战火纷飞中历险百余次，头、脸、手、腿、腰、背、胯、臀，无论是最暴露的部位还是最隐秘的部位都留下了累累战伤。他的脸部曾两次负伤，头一次嘴巴被打歪了；第二次，也就是1946年中原大战前夕，刘昌毅将军亲临前线，遇敌炸弹袭击，十多片弹片嵌入下巴，牙齿全部打落，结果把打歪了的嘴巴又打正了。当时，周恩来正在前线视察，建议送他到北平协和医院治疗，他坚辞不从。周恩来派人火速从武汉购药品及手术器械，请卫生部专家为他做手术。因伤在脸部危险区域，专家反复研究方案也难作决断，神志仍清醒的他取纸笔写下三个大字：“大胆割！”

胡奇才中将作战有蛮勇，敢拼命，身经百战，负伤六次，遇险无数。将军回忆说，某战斗中，他的胸部被敌土炮打来的炮弹片击中，当时忽觉脑袋“嗡”的一声，便天昏地暗了。又在某战斗中，身上像被谁猛撞了一下，手中“奉天造”步枪一下子飞出老远，这才发现右臂上部中了炸子儿，炸飞一块肉，炸碎一块骨头。某战斗，将军左腿中弹，初始只觉双腿一软，向前连打几个滚，爬起后竟一气跑了几里路。某战斗，将军忽觉头顶一阵发麻发热，滚下山崖昏迷过去，醒来后见血流满地，方知头部负重伤。将军告诉我：“负伤时一开始都不知道，见血后才吓了一跳。”

原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少将，是一员鲜为人知的猛将。他是我采访过的开国将帅中战伤最多的一位，究竟身上有多少战伤，他自己也说不清。当时，我问老将军身上负了几次伤，有几处战伤时，他扒开自己的白衬衣，露出麻麻点点的肚皮，用手拍拍胸脯说：“你数数，就这里，起码三十多个，我都是前面负伤的，在背后负伤的是逃兵！”年逾八十的徐其孝将军讲到这里笑声朗朗，豪气冲天。

开国将帅们的成长之路是一级一级打上来的，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是他们晋将晋帅的普遍规律。特别是红军时期，红军指挥员负伤特别多，战死也特别多。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民先生统计：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到新中国成立，我军团以上指挥员，负伤者不计其数，光牺牲的就达到3000多人，牺牲人数最多的是在红军时期，军以上干部就牺牲了160多人。

出生入死的战斗经历，使他们从认识生命开始，便认识了死亡。这种认识铸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情感、性格和作风

许世友上将参加红军23岁，那年，奉命攻打一个地主武装的山寨。这是一个由青石垒筑在两座相连山峰上的石围子，险峻无比，易守难攻。在一阵阵锣鼓声和呐喊声中，许世友小褂子一甩，举起削得尖尖的顶端涂着猪血并用油炸过的长竹竿，第一个往上冲（据说这样的竹尖锋利无比，容易致对手毙命）。当他快攀上墙顶时，却被寨上的敌人用竹竿把他捅下来。掉进深山沟里的许世友竟昏迷了两天两夜，事后将军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醒来后，虽然浑身疼痛，心里却感到说不出的舒坦，好像睡了一大觉。死里复生，这是奇事。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人死如吹灯，没什么了不起！”

和许世友将军一样，钱钧中将也是从少林寺出来的著名战将。他在战争年代负伤13次，身上有战伤15处。将军建国后被评为一等甲级残废。在红军时期的一次战斗中，敌军一弹击中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团政委的钱钧左腹，因失血过多，脸色惨白，昏迷一天一夜。当时官兵们都认为他已经断气了，将他殓入一口没有盖的棺材，盖上一块门板，停放在屋后一牛棚里。第二天，他竟奇迹般地醒来了，正听到三十三团团长与战士的对话声：“钱政委呢？”“牺牲了。”“在哪儿？”“抬回来啦。”当团长心情沉重地走进牛棚，揭开棺材上的门板时，惊喜地发现他正躺于棺材中眨眼呢！当时大家高兴极了：“政委活过来了！政委活过来了！”将军忆及此幽默地对我说：“阎罗王不要我，我有什么办法呢！”

前面写到的刘昌毅中将也有类似死而复生的经历。在红军时期的万源保卫战中，时任连长的刘昌毅，身负重伤后数日昏迷不醒，将军也因此被殓入棺木，盖棺时，他的警卫员拿出连长平时使用的手枪说：“连长最喜欢这手枪，让它跟连长去吧。”于是把手枪放在连长的手掌中。警卫员突然发现连长的手指在微微颤动，立即叫了起来：“连长还有气，连长还有气！”于是大家把他从棺木中抬出来。经过几天调养后，他又回到了战斗岗位。此后，他作战更加勇猛，他说：“我这条命不值钱，是捡回来的。我已死过一次，还怕什么？”

出生入死的战斗经历，使他们从认识生命开始，便认识了死亡。这种认识铸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情感、性格和作风。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采访杜义德中将时他说的一段话。杜义德将军鼻翼有一疤痕，花生米大小，自称“生死疤”“光荣疤”。当时将军指着自己鼻梁上的战伤，站起来做了个拼刺刀的姿势，大声说：“这是当红军时与敌人拼刺刀留下的。敌人的刺刀已捅到我这里（指鼻翼），我用刺刀一下捅到他的脑瓜上，把他捅死了。”接着将军强调说，“什么叫你死我活，这就叫你死我活。我不坚决捅死他，他就坚决捅死我！”将军身上有九处战伤，鼻梁上的这一个“花生米”战伤是他生死经历中最轻的一处。

正因为开国将帅们都经历了死亡的考验，经历了生与死的炼狱，对死亡有着超常的认识和理解，大彻大悟了。因此，他们的生命力异常坚韧，智慧力超常发挥，以死相拼的力量超常强大，比掌握优良装备的敌人更从容更智慧。他们不但是战争的强者，而且更是人生的强者。他们的人生呈现出一种常人无法相比的“气场”，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一群人。

1936年冬天，国民党对我军大举“清剿”一个多月。白天放警犬追踪，晚上用探照灯搜索。当时腿部负伤的陈毅加上罹病行动不便，在梅岭被敌人围困于丛莽间达到20天之久，在苦虑不得脱身的生死关头，他慷慨陈词，写下了《梅岭三章》藏于衣内，作为自己的绝命诗：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在人生的旅途上，陈毅元帅始终保持视死如归的超然，遇大难而不惧，视艰险如坦途。“文化大革命”开始，陈毅元帅首当其冲遭受了冲击，但他毫不畏惧，谈笑风生，与造反派面对面交锋。1967年2月，陈毅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在北京怀仁堂拍案而起，奋起抗争，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有人诗赞陈毅元帅：“就是到了地府，也要大战一场。”endprint

他们不但经历了死亡的考验，而且在他们以后的人生中还经历着病痛的折磨。九死一生的亲身经历，又使他们比一般人更珍惜生命的光阴、重视生命的质量，拥有一种不灭的青春活力

1936年3月，余秋里中将率红二方面军十八团截击国民党万耀煌部队。激战中将军两次中弹负伤，均创左臂，骨折肉绽，筋露其外。将军以断臂之躯，强忍疼痛，涉滔滔江河，登皑皑雪山，过莽莽草地，行程二万余里。到9月方实施截肢手术，从此断左臂。建国以后，余秋里将军接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率领千军万马会战大庆油田，创造了我国石油工业的奇迹，也创造了他生命的辉煌。

左齐少将1938年在一次伏击日军的战斗中失去了右臂。战争年代，他用左手指挥打仗；和平时期，他用左手批阅文件；离休后，他又用左手苦练书法，79岁高龄时，他的名字被收入《中国书画篆刻名人录》，1990年还分别在济南、北京举办了《左齐左笔书法展》。

方强中将一生负过三次几乎致命的重伤，其中一块弹片在肺部留存了65年，直到78岁时才动手术取出来。方强将军是活过百岁的将军，他用高声唱歌增强肺活量，活跃脑细胞，先后写了《红军战士》《为国防而战》《为祖国而战》《生命之光》《命运之神》等七部书。

罗瑞卿大将23岁时就经历过生死考验。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一颗子弹从他的头部靠太阳穴的地方穿了出去，医生不敢动手术，后勤部门也做好了棺材，但将军还是站立起来了，连毛泽东主席都说，罗瑞卿是阎王点了名不去报到的人。“文化大革命”中罗瑞卿将军失去了左腿，但并没有失去往日的刚强和执著。1978年4月，罗瑞卿将军复出，就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将军复出后曾多次对夫人郝治平说：“光阴如箭，时不我待。从今后七十二岁要当二十七岁来过。”

近十多年来，我所采访的二百多名开国将帅们大多数已离开人世，但他们在临终前那种珍惜人生，看透生死的乐观主义精神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开国将帅们都经历过死亡的体验。每一次生与死的考验，都使他们获得了凤凰浴火似的新生，即使面对病痛，面对死亡，他们也比一般人活得坚强。他们是一批由特殊材料构成的人。

曾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傅秋涛上将，在74岁时已同胃癌抗争了整整6年，临终前将军平静地说：“够本了，我的生命早在九公山就预支了。”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九公山游击战中，面对重兵围困，为了活下去，他和战友们什么都吃过。有一次从敌军那里缴获了几块肥皂，一眨眼就啃光了，他的肠胃就是这样被摧垮的，胃溃疡、胃穿孔、胃癌，一直折磨他到去世。

1982年冬，曾经在战争年代四次负伤的杨勇上将被告知患了不治之症。但他总是那么平静，那么从容。凡有人来探视，他都神态自如，谈笑风生，对来访者说：“我还有两个月时间，现在已过去了一个月，还有一个月时间。”许多人听了他的话，都悄悄地背过脸，泪水夺眶而出。而杨勇将军则反而安慰大家：“你们去吧，我要休息了。”杨勇将军直到临终神志都很清醒，他是睡着走的，比他自己的估计多活了5天。

1986年10月，聂凤智中将在他的住处笑眯眯地接受了我的采访。我没有想到在四个月前将军已被确诊患了肺癌，右肺有一个乒乓球大的阴影，接受采访时正在发烧输液。将军夫人何鸣告诉我，我们都很担心，但他总那么乐观。有一天，张爱萍到医院来看他。张爱萍问：“老聂，你怎么样？”将军轻松地说：“没什么，癌症！”开始，张爱萍还以为聂凤智与他开玩笑呢！当他得知聂凤智真的得了肺癌时，感慨地说：“老聂这个人死不了，他的精神好得很！”聂凤智将军在写给党小组的一份思想汇报上说：“我得知病情后，精神状态一直很好，没有因病受到影响，思想上也没有什么负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对于生死问题并不看重。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时刻准备流血牺牲，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人民，献给党的事业。比起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我是幸福的。虽说，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我一定能够保持乐观镇定的情绪，积极配合医生，坚持治疗，向疾病进行斗争。”将军自从患了绝症后又坚强地活了五年。

开国将帅们身上的战伤，并不是一个个简单的疤迹，而是他们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一次次战伤，展示了一部部战争传奇；一次次战伤，体现了一股股不灭的精神力量。今天，昔日曾经辉煌的开国将帅们在世的已不多了，我无法知道我们的后辈将会如何评价他们。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战争的阴影依然存在，自然灾害频频降临，生老病死无时不在纠缠着我们每一个人，苦难和死亡仍然是人类无法破解的课题。开国将帅们在战胜死亡和苦难中战胜了自己，始终保持着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表现了人类最为旺盛的生命力。我深信，只要人类还面临着苦难和死亡的考验，他们的精神就不会过时。

（作者曾任新华社驻南京军区、广州军区记者，战士报社副社长、广州出版社副社长、广州市文联副主席，曾担任20集电视系列片《开国将帅》总撰稿。）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