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民告官』不再难

文/ 傅达林

行政诉讼法首次大修，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提请审议的修正案草案显示，增改条款达61条，意味着这部法律需要的不是小的修补，而必须全面、整体性修改，以回应社会的深度期待。

制定之初就被寄予厚望的行政诉讼法，23年来，在树立法治观念、推动行政立法、倒逼依法行政等方面功不可没；但由于法律本身的滞后，已难以承载私权救济和社会治理的功能。

行政诉讼的价值不应止于观念，其必须有效化解行政争议，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切实有效的救济，并通过促进依法行政介入社会治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立法的局限，大量纠纷和争议并不能顺利进入司法程序。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犹如“三座大山”横亘在行政相对人面前，加之受到地方干扰和行政干预，司法机关对一些合乎法律标准的案件不受理，或是受理了也不敢作出公正判决，或是原告胜诉了也难以得到执行。这种现实困境，让很多“民告官”纠纷不得不进入信访渠道。

正因为如此，如何打通制度上的瓶颈，让这一制度发挥出应有的功能，构成修法考量的核心。

法律的修改是一次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行政诉讼法不仅关系到私权与公权的配置，更涉及国家两种权力——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配。行政诉讼法修改近年来却一直处在酝酿当中，正是因为其中的利害关系和利益博弈太过复杂。例如针对受案难的问题，学界一直主张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这势必引起行政部门的不满，因为受案范围的扩大，就意味着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范围的增大。

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人们有理由对行政诉讼法修改寄予厚望。据称，“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是此次修法的重点，扩大受案范围、强化受理程序约束、明确原被告资格等亮点也不少。但也要看到，目前的草案仍旧比较保守，例如对规范性文件只是规定附带审查，这意味着原告不能单独就违法的规范性文件提起诉讼，法院也不能直接宣布规范性文件违法无效。而社会较为关注的公益诉讼等问题也未提及。

立足于法治中国的现实需求和未来图景，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意识，以更加充分地回应社会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