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需重视三大问题

寇佳丽

今年以来，“一带一路”成为热门话题，并广受关注。“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计划牵涉的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覆盖的总人口达44亿。基于此，中国也将面临着与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不同的多个国家进行外交谈判的巨大任务。而具体到落实上，如何实现国际和国内产业的互通融合也至关重要。

4月8日，“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会成立会议暨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进展等进行了政策解读和情况介绍，对未来可能的机遇和风险等进行了讨论。

言行如走棋，一动思三步。面对如此宏大的战略计划，接受《经济》记者采访的多位学者亦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进行剖析。在他们看来，认识上的误区、国内重复建设问题以及国外政府政策带来的不确定因素不可小觑。

各国利益诉求不尽相同

今年以来，以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口为代表的中国海外投资项目不同程度受挫，尽管原因不尽相同，却都一次次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洲，离不开世界，更离不开其他国家的合作与支持。“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同样如此。如何分析“一带一路”计划沿线国家的状况，动员他们同中国一道积极落实这一美好愿景，是无法逃避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室主任赵江林提出不妨从分类的角度看待沿线国家的态度和参与的积极性。她指出，“一带一路”计划的线路会远至非洲甚至拉美地区，尽管后者并不在“一带一路”的范围内。因此，涉及的国家其实非常多，而中国将面临着与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地理位置和人口大小等都不同国家进行外交谈判的巨大任务。“从利益诉求上分析每个国家的需要，可能比单纯的以基础设施去推广这个计划更可行”。以亚投行为例，英国最初的态度并不明朗，可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伦敦显然不会错过任何发展金融业务的机会，这就是他们的诉求。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徐飞彪表示赞同。他告诉《经济》记者，基于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不少发展中国家从内心来说是“一带一路”计划的真实拥趸者，比如内蒙、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其他中亚国家。“尤其是蒙古，他们对‘一带一路’计划的态度，令我有些吃惊。”徐飞彪说，早在中国的具体方案出台前，蒙古就制定了非常细致的计划，修建项目的地点、路线与合作方等，已经落在纸面上。

蒙古国驻华大使苏赫巴特尔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证明了这一观点。苏赫巴特尔说：“蒙古政府从中国提出该计划最初就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期待通过这一战略提升蒙古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他表示，蒙古政府早在去年秋季就开始筹划“草原之路”计划，意在利用蒙古土地平坦的优势打造自身成为中国与俄罗斯的运输中转国，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此外，苏赫巴特尔表示，蒙古政府当前正在积极策划中蒙俄副外长级磋商的第三次会议，其目的之一就是积极推动中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蒙方“草原之路”倡议相对接，该会议将于今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更·拉哈尔佐则坦言，希望亚投行的分支机构可以设立在雅加达，“一带一路”对于印尼意味着更多机遇和更多联通。

一哄而上是最大阻碍

苏更·拉哈尔佐说：“对于‘一带一路’的宣传再多也不为过，中国在做好事，需要被更多的人知道并了解。一件事情，如果不去宣扬，那么能从中获利的人就可能错过。”然而，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庞中英看来，这恰恰会导致认识风险。

庞中英用“吵”、“炒”、“抄”来概括目前对“一带一路”计划的误解，他指出，一哄而上是实现目标的最大阻碍。“‘一带一路’炒得很热，大家一起凑热闹，就容易有误解。”庞中英这样形容自己的担忧。以亚投行为例，国内外媒体都感觉这简直是改天换地了，但是仔细分析并非如此。他认为，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国家，从态度上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是巴基斯坦、印度等，出于信任而最先表态；第二类，深思熟虑才决定参加的国家，它们主要是欧洲的金融强国，包括英国、卢森堡等，这些国家综合考虑外交、财政以及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等因素，认为可以搭便车，然后做出决定；第三类，就是跟风的国家，比如东欧、拉美的一些成员。这就说明，亚投行虽然是世界上的国家给中国进行了“信任投票”，但是后续的情况如何还不得而知。后两类国家因利而来，中国只有更努力地做好才不会失掉信任。

而在徐飞彪看来，国外政府政策是落实“一带一路”计划需要特别注意的。经济走出去，还需要注意国外政府的政策与安全问题。“一些政府的治疗手段和方式并不民主，而社会透明度又不高，这样大笔的资金投进去就有可能打水漂。”在他看来，作为“五通”之一的政策畅通，在遇到不靠谱的政府和不稳定的局势时，都会遭遇阻塞。以欧亚大陆为例，尤其是阿富汗，被称为“帝国的坟墓”、“大国的终结者”。阿富汗占据优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从大英帝国到苏联再到美国，不少国家都试图打通该国家及其周边区域，但是均以失败告终。为什么？这块区域一向被称为“不稳定湖”，聚集了民族、宗教、恐怖主义等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复杂且多变。如今，中国推广的“一带一路”计划，虽然不同以往的霸权主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但同样需要面对这些问题。如何在集团势力和地区冲突中维护经济发展，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国内应避免重复建设

徐飞彪还认为，解决国内重复建设问题对落实“一带一路”计划同样重要。“在考察各地的计划中，我们发现一些省份的文件几乎毫无差别”，徐飞彪对此表示遗憾，“这就说明，全国都在抢风头，省份之间，城市之间，复制效果异常明显”。但是这对国内的发展非常不利。重复建设不仅形成恶性竞争，浪费资源，对外还会被人占便宜。因此，协调国内的项目投资与产业分布，也是一项挑战。

在赵江林看来，不管是解决中国与国际发展的不平衡，还是解决国内中西部发展的不平衡，最终的落脚点一定在产业上。“所有计划，如果不能落实在生产和商品上，那永远只是计划”。而不同区域的主导产业不同，决定了中国如何与周边国家发展，也决定了我们自己如何因地制宜地发展各个省份的主导产业。从周边国家看，马来西亚与越南的情况就大相径庭。前者人均GDP在一万美元左右，后者大概两三千美元。因此，与马来西亚谈产业合作，定位中高端比较合适；与越南合作，则将我们国内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过去比较合适。

这一点得到苏赫巴特尔的认可。在他看来，蒙古因为人口总量小，所以劳动力市场比较薄弱，可是中国拥有大量得到充分训练的技术工人。“一带一路”会带来市场的充分开放，也就必然导致人员的大幅流动，会为蒙古的产业发展带来丰富的人力资源。

但是，“我们常常讨论国际上的互联互通，却往往忽视或者不够重视国内自身产业的互联互通”。赵江林指出，国内产业布局不合理、分工不细致、协作不紧密的问题一直存在。比如，房地产走势好的时候，大家都盖楼；电器好的时候，大家都去生产电器，这种一窝蜂的顽疾从未改变。可是，每个地区省份都具有独特的产业发展优势，并非适合所有产业落地生根。而且产业的发展，从来不是凭空起来的，需要前期的基础。比如高科技在沿海兴起更早，也更发达，拿到内陆来恐怕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好。“一带一路”的建设，在将来也要避免产业雷同。

然而，在徐飞彪看来，旧有的产业模式有望通过“一带一路”计划得到完善。他指出，“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东部带动西部，而且是推动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版本，“这是内外综合的大整合，很有可能打破原来的模式”。原来西部很封闭，东部沿海搞“T”字模式，侧重对外进出口和高科技以及新兴产业，然后发展到一定程度再延伸至内陆。如今，自贸区的建立和沿海支点城市的确定，让东部的发展与开放得到提升，原有的产业链自然会加速整合。此外，西部一改原来的封闭，新疆成为开放前沿。“这些新的格局，会带动整个中国市场，让所有的产业链更好地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