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时代和家国的诗性精神
——梁平诗歌论

□刘波罗振亚

——梁平诗歌论

□刘波罗振亚

作为诗人的梁平，与作为诗歌编辑家的梁平，其实是相得益彰的。这两种身份，让梁平获得了对诗歌朴实的认知和理解，同时，也让他的写作有了当下意义。在这个多元化写作时代，先锋与前卫，仍然是很多诗人所竭力追求的，但是，这一理想对于梁平来说并不合适。当有人几乎将诗写进了语言的死胡同时，梁平的写作日趋质朴和散文化，这是他的风格，不佶屈聱牙，不晦涩难懂，在创新中恪守底线，以平易之言，写历史与现实之实。

现在，有些诗人总抱怨找不到有价值的写作素材，梁平却能抓住很好的主题，同时也能准确定位符合那一主题的情感，且能就此作生动的书写，这书写不仅是词语的演绎，更是一种历史精神的张扬。梁平的诗龄近三十年，可谓资深，读他的诗，你能从中找到一条明晰的写作脉络。他在想象与记忆、现实与体验中不断地回味自我和他者的人生，同时也为汉语言在这三十年的变迁，作出了更具时代性的注解。

一、短诗写作的持续精进

可能在一些人看来，梁平的主要创作成就还是几部长诗，因为他的长诗确实为他带来了声誉和影响，以至于他早期的短诗，并不太被人重视。其实，新世纪十年之后，在网络诗歌渐趋多元化的背景下，我们再来解读梁平的短诗，能发现其独特的风格：抒情与叙事交融，贴合着时代与理想的气息，质朴、淡定，而非花哨、做作。在创作之初，梁平就没像很多八十年代诗人那样，诗人的架子端得十足，或纵情于酒色，或放浪于时代，或反叛自我的内心，或为赋新词强说愁。梁平一直在追求朴实的境界，这也是他能够持续写作到今天的原因。诗人没有轻率地将激情和才华全部挥霍掉，而是均匀地使用，以老实甚至笨拙的方式，拓展着自己营造的语言天地。

在任何一种时代语境下，无论诗人怎样去做花样翻新的实验，但都必须恪守诗歌的本质之道。很多人跟在潮流后面狼奔豕突，虽然有了不少文字，但可以称为诗的并不多。这是追赶潮流的结果。从梁平的创作来看，其诗歌中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八十年代的影子，但他与各种潮流是有距离的。他既没有过分沉迷于技巧，也没有像那些“第三代”诗人一样作解构与反叛，最后只剩下一个符号。梁平知道诗歌的本质，就是有感而发，这也是文学写作的常道，自古以来，无可改变。即便诗歌是真正的语言创造，但最终还是离不开真性情的参与，因为情感贯穿其中，语言的精彩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如果一个诗人只是追求语言的能指滑动，而无真情渗透，他写出来的文字，也不过是词语的堆砌而已。梁平作为经历过朦胧诗、“第三代”诗和九十年代个人化写作的诗人，他深谙诗歌写作于己的价值，他也明晓汉语言怎样与一个人的情感作真实的对接，才能契合我们所期待的诗意和美感。

早期创作的情感基点，为梁平的诗奠定了一种沉潜的品质，他写川地山水，写巴蜀风情，写世道人心，没有过多受发散的思维支配，大都是集中一点，写尽写透。他从最细微的角度入手，去真切地描绘一幅幅动人的画卷，或静中有动，或动中有静，既体现现代意义，又不乏古典美感，这也是梁平诗歌中总能潜藏一种平衡气势的原因所在。他重在体验与感悟，以期把握时代的体温，准确地切中社会的精神脉搏。

对狗的关注/缘于狗对人的伤害/狗的背叛理由很简单/为一根骨头/或者，为一袭裙角//狗的看家本领/从清时太监入宫就被夸大/沿至当下/所以豪宅以及其他/皆可闻其声，见其形//从此，主人与狗/相互利用勾结/狗与主人臭味相投/摇头摆尾之后，多有狂吠/天上太阳也蒙羞

——《关于狗》

在这首《关于狗》里，我们体味到的可能是非诗的东西，诗人的情感平和淡定，只是描绘和述说，甚至在用词上也表现得谨慎，不见夸饰的罗列，只见理性的解析。这是诗人在认知了狗的日常本性之后，所出示的一种不带感情色彩的理解。对于狗，梁平没有常规地去写出它作为宠物的可爱，或兽性的凶狠，而是以节制之情表现了动物内心世界的明晰感受。除了这种从细节出发再回到整体的抒写格局之外，诗人另外还在追寻一种超越之感。无论是以诗意叙事的方式，还是以浪漫抒情的格调，他都希望写出一种精神和力量。像《大音》、《又一种牌坊》、《故事》、《一次晚餐的感觉》、《关于她的空白履历》等诗作，看似平淡，只在讲一个故事，或一段人生插曲，但它们并非随意，而是带着诗人庄重、严肃的态度，带着他真切的人生体验和感悟。

就像梁平在创作谈中所说：“我写诗一定是做了事，或者是别人做了事，我做的事照实说，别人做的事有选择地说。我喜欢在我的诗里写事写人，而且最好，事是大家熟悉的事，人是大家认识的人。我相信这样的诗就有点意思了，就不像放出的风筝在半空，诗一定要沾点‘地气’才行。”梁平所说的事，其实就是人生。故事是对人生的有感而发，只有经历了，有感受了，有想法了，才会去表达，去诉说，不管是亲历，还是他者所为，他总是会有根据地巧妙地将日常生活转化成诗行。这是梁平诗歌创作的原则，也是他能持续写作的保证。然而，一个人只要有经历，有想法，他也就会有疑虑，有困惑。作为诗人的梁平，当不例外，敏感的天性，同样让他在写作中掺入了对人生的诸多思考：“一个人要经历多少劫数/没有人能够预料/没有预案可以防范//只有随遇而安/否则跟自己过不去/不死也脱层皮/自己的敌人永远是自己/战胜自己的人/无疑是英雄。”（《劫数》）这是诗人内心冲突的显现，它们恰恰构成了写作的动力。没有内心的矛盾冲突，困惑也就无从谈起，而诗歌除了语言创造之外，更多的是在写人的困惑——困惑的情感、困惑的经验、困惑的命运。这是人生无法摆脱的困境，也是诗歌写作恒久的母题。

除了写人生体验的困惑之外，梁平也时常沉于对历史的回忆中，这是怀念，也是凭吊，尤其是对亲历之事的重新审视，更是见出他的情怀和旨趣。比如组诗《知青时代的抒情》，就是诗人对自己和他那一代人经历的人生反馈。他在这组诗的题记中说过：“一个人的经历总会有一段或者几段是伴随你一生的。作为一个写作者总想以最恰当的方式书写出来，可是常常使自己不能自拔。”这是亲历者的命运言说，当他的记忆被唤醒，其心灵才不会在刻骨的历史事件中缺席。诗人用“非诗”的言辞，抒写了那个特殊时代人的一种说不清的暧昧情感，它既非暴露和揭秘的，也非控诉和批判的，诗人只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去平静地诉说和追忆，去触摸与解读。他虽然在写过往的知青生活，但却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将自己的笔触与知青生活拉开，两者构成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正是该诗所透出的价值。

梁平的短诗写作，贯穿了他整个诗歌创作的前半期，一直持续了二十余年，这对他来说，是耐性得到训练的过程，也是他与自我进行交流的方式。他以诗养心，以诗来培养自己的情感教育，建构自己的精神维度；同时，他也用激情去撞击出诗的火花，去表达一份个体意愿，一种人生美学。这才是诗人能够沉下来写诗的缘由，而不是像一些人那样高高在上地作空洞的抒情。这也符合梁平所提出的观点：诗必须沾“地气”。因为人是活在地上的，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应该与大地相关，否则，飘浮的东西，最后不过是一场凌空蹈虚的语言游戏罢了。

二、对巴蜀文化的精神回望

除了短诗写作之外，梁平其实非常钟情于写长诗，这与他的个性气质有关，也与他的身份相联。有一种说法是，一个人不要轻易写长诗，因为短诗都无法写好，更没有能力去驾驭长诗，所以很多诗人一生都难涉足长诗。然而，这种矛盾心绪对于梁平来说，正是动力，也是挑战。如果说在八九十年代，梁平以写短诗为主（虽然偶尔也涉笔长诗，但只是一种尝试和铺垫），那么到了新世纪，梁平写长诗的时机似乎成熟了，有了之前的积累和训练，他开始要为自己的写作增加难度。“写长诗，对于任何一个诗人都是一种近乎残酷的自我挑战。因为写长诗对一个诗人的诗性、智性、选择力、判断力，包括耐力，都是一种最彻底的考验和见证，尤其需要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整个生命归宿作出必然的理性思考。所以，任何一个诗人，一旦决定要付诸这样的实践，就要做好应该做好的一切准备。因为这需要诗人的底气和勇敢。”梁平深知写长诗的难度，因为长诗写作不仅考验一个人的才华与能力，更是对自己耐性和体力的挑战，但诗人终究在挑战之中给了自己一份信心，一种动力。

现在看来，梁平之所以将精力用在长诗写作上，是有野心的，他更愿意从整体上来架构自己的诗歌殿堂，以期给人一种气势磅礴之感。但这并不代表他不注重语言和细节。他的长诗之所以为人所关注，不仅因为题材，还因为他在写作中出示了具体的细节和生动的场景，否则，长诗也会显得空洞、乏味。他是以见证者的身份，参与书写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新生。新世纪以来，梁平的几部长诗堪称大手笔：《重庆书》以诗人的个人经验为一座巴文化城市立传，《三星堆之门》则是为一段蜀地上失落的文明作注。写于2003年的这两部长诗，既有浓烈而磅礴的史诗气质，也不乏诗人在大时代的文化审美之意。

在《重庆书》里，梁平先对重庆这座城市作了一场历史考古，他书写的不仅是一部城市变迁史，也是诗人的心灵史。他用灵魂的细节填充街道与胡同的角落，也用生动的文字联结了这座城市山与水的交融。梁平说：“一个诗人应该有自己的家园情结；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还应该有标志性的长诗为自己家园作出指认。”在这种家园情结的感召下，诗人写下了《重庆书》，他渴望用现代史诗的形式，重塑自己的家园精神。在这部长诗开篇《扉页：城市血型》中，梁平就写下了极富气势的句子：“两江合围/十七道石头城门睡了/三千年刀枪剑戟埋在石头里/灰飞烟灭以后/一个城市的血型，渐渐清晰”。诗人从神秘的历史出场，引出了一座名为“巴”之城的厚重与大气，正像他在诗中所写：“以文字的象形/注释城市品格”。一座城市的品格，不仅建立在它的建筑和物质基础上，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底蕴里，梁平就是想以自己的文字，写出重庆城的品格与风尚。从东周的巴将军蔓子，到元朝的重庆知府余，再到清末民初的革命人士邹容及其《革命军》；从抗战时期作为国民党的陪都，到解放后的新气象，诗人真正还原了重庆的历史原貌。第二章，梁平从自己在重庆这座城市出生成长，到对其的了如指掌，再到自己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其中有悲欢，也有困惑，有对过去的回首，也有对未来的展望，这是为一座城市立传的地基。当他在第三章又回到历史的时候，则从时间的线性顺序发展，拓展到了空间的移步换景。诗人在重庆的那些遗迹和旧址上刻下了自己的精神胎记，那是他对重庆全部的经验。一座城市的演变，其实也暗合了人之变化与时间的流逝。第四章，诗人又将视角拉回到了当下的现场，他从生长于斯的人事和过往中，以旁观者的视野，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融入了重庆这座城市的血液里，因为只有人的存在，才会让一座城市富有生机和活力。从诗人舒婷写《神女峰》到邻居娟娟，再到这座城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都无不暗含着诗人对重庆的眷念和真情。诗人在最后的《跋：作者独白》中写道：“城市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至关重要/这是我敬畏产床上剥离/每个胎盘的理由/我在这里生活，或者离开/我在这里快乐，或者忧伤/始终无法扔掉母亲给我的那件胎衣”，诗人与重庆有了生命关联，不管走到哪里，他对其都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意，如同故乡之于游子的那份牵连，任由何种阻隔，也无法改变这种地域血缘之亲。这种血缘里面，既有诗人所说的“胶着关系”，又有“抗衡关系”，这是诗人和重庆的精神写照，也是他探究城市血型的见证。

在《重庆书》中，梁平建立起了自己的现代史诗观：诗歌既要有历史感受力，又要富有现代性经验，这与那种完全沉入历史的书写不同，他融合了更多现代性元素，以此来拓展史诗的精神边界。在另一部解读蜀文化的长诗《三星堆之门》中，梁平是带着责任感来为这一神秘的中华古文化招魂的，他说“对三星堆的崇拜缘于这个远古文明的灿烂和神奇”，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也出于这一揭秘之目的，诗人从1929年春天的一个历史场景开始，将我们的思绪引向了八十多年前川西的一个小村庄里，燕家祖孙三人在锄地时挖到一堆玉石宝器，这一画面定格后，拉开了三星堆文化的盛大序幕。在诗中，有几个年份，对于三星堆文明的发掘来说至关重要：从1929年到1933年，从1963年至1986年，这四个年份，逐渐让三星堆文明浮出水面，并成为代表蜀地神秘文化的重要佐证。作为一段“失落的历史”，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史上的奇迹”，它承载着一个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厚重，也寄托着一个诗人全部的精神遐想和理想期待。“如果我们真的可以从历史的偏旁进入历史/我们就应该站在三星堆辉煌的背后，让一束逆光打来/在这个时候，我们激动得有些发亮的眼睛自然会掠过一丝阴影/可以过滤眼里的幼稚、盲从，可以感觉到背心的阵阵发凉”。这是发现的喜悦，也是探索的惊奇。面对文化遗产，除了这些，我们还从各种细节里寻找到了历史的蛛丝马迹，这是进一步发现文明的拐点。从三星堆遗址里，考古学家们发掘了很多文物，有陶有玉，还有青铜，这最能代表远古中华文明的源头，它们是联结当下与历史的纽带。对此，诗人这样抒情：“陶有陶的话语/我们在陶的话语里游刃有余/玉有玉的情感/我们在玉的情感里行走自如/青铜有青铜的光芒/我们在青铜的光芒里抵达无限”。这是梁平对三星堆文明的历史感慨，但因为三星堆文化还没有解密，这个门并未完全打开，仍处于探索过程中。诗人深知这点，他在诗中没有像考古学家那样给出具体的答案，而是留给了我们更多想象的空间。

《重庆书》与《三星堆之门》这两部长诗，之所以被称为巴蜀二重奏，其实正暗合了诗人对重庆与成都的地域文化认同感，此乃诗人对天府之国的亲近情怀使然。正如梁平自己所言：“《重庆书》起笔于远古而侧重的是对巴文化来源的当代审视；《三星堆之门》却是站在今天对蜀文明的追根问底。”当我们将这两部长诗放在一起来解读时，恰能从中找到这巴蜀二重奏的旋律和格调：它源于一种文明的被唤醒，同时也希望找到这两种文明各自的精神谱系。而对诗人来说，他完成了一个重要使命——对巴蜀文化的诗意回望。

三、介入当下时代与社会的现场

在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中，梁平不仅关注一座城市的过往和精神细节，而且也直面那些神秘文化的历史内涵，更重要的是，他后来还将视野转向了中国社会的现实，以史诗的方式去抒写一种当下情怀，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然而，无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现实，无论是对传统文化，还是对现代思想，梁平都有他独特的认知。所以，他能从不同角度下笔，为我们提供了多元的诗歌景观。写历史题材，他富有现代感；写现实题材，他又注入了历史感，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互渗，正是梁平能驾驭这些交叉题材之能力的体现。在写作现实题材作品时，梁平并没有完全作平铺直叙的成绩罗列，而仍然以诗性的笔调，去调动各种感官，或俯或仰，或视或感，诚挚地道出了自己的观察、思索、呼喊与激情。

对于极端的实验，不管是语言的，还是结构的，梁平都很警惕，他有自己用力的方向。他以诗歌介入现实，然后探求并作总结，这源于他对自我的要求和对家国的责任。梁平曾说：“对我们民族文化、社会现实的深刻关注，对现实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生命价值的深刻关注，是我们的一种责任。我们的写作有了这份责任，我们就知道了该写什么。”他就属于自己所提到的“知道自己该写什么”的诗人，他有的放矢，并不凭空捏造，如此基于现实的书写，总能激发出一些潜能和活力。如果说《琥珀色的波兰》是诗人将触角伸向中外文化交流的阔大空间里，寻求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诗意对接，《三十年河东》是为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年变迁，作一个阶段性的梳理和总结，那么，《汶川故事》则将视野置于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的建设，描绘了一座凤凰涅一般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城市。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大国，中国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并不低，但是我们缺乏与他者的交流，因此很难将自己的文化输出去。2006年10月，梁平以诗人身份应邀去波兰作了诗歌交流与文化访问，这对于他来说，是一次异域之旅，更是一场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体验。诗人将他在波兰的见闻和感受，以《琥珀色的波兰》这部专题诗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对这个欧洲国家的尊重，也为自己的行走留下一份可资记忆的美好。他走在华沙的街道上，参观古老的王宫，了解波兰的历史，凭吊这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梁平访问了居里夫人的故居，还与希姆博尔斯卡、米沃什和密茨凯维支这三位享誉世界的波兰诗人，作了深入灵魂的对话，这种精神交流，是一位中国诗人向波兰诗人传递信息和沟通思想的重要途径。在波兰，梁平不仅将目光伸向远古和过去，他也不时地将视野拉回来，重新回到这个国家的当下现场，去关注二战老兵、普通华沙女孩，甚至去观察在街头瞌睡的老妇，这些平凡者，同样也构成了波兰的景观，而且更能显出一个国家的气度与胸襟。正因为如此，波兰作家委员会专门把这本诗集翻译成波兰文，以《近远近》之名在波兰正式出版发行。这次中西交流，是梁平诗意之旅的征程，他用诗歌记录了此次征程的点滴，这同样属于他系统化与整体性观察时代的美学范畴。

2008年年末，梁平写出了反映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的巨型长诗《三十年河东》，这非一般赞歌式的献礼之作，而是带着诗人自己三十年的人生体验与情感温度的，他的诗性自觉与真挚深情，都在这部长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露。在《三十年河东》中，诗人通过一次次历史事件，将这三十年串联起来，构成了一幅壮丽的改革画卷。从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的冒险试验开始，中国社会走向了不同于以往的道路，诗人由此也开始了他的抒写之旅。从“一切禁锢都可以突破”的深圳特区实验，到香港、澳门的回归，从经济建设到科学和教育，从裁军到走和平发展之路，从西部大开发到新农村建设，从春晚和年夜饭到志愿者队伍的壮大，从三峡工程建设到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从加入WTO到“神舟7号”上天，诗人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作一番诗意的回顾。这样长的诗，我们之所以读起来并不感觉到空洞，很大程度上是因其由一个个具体的事件和细节构成实体，显得饱满、充实，能够支撑整部长诗的宏大基调。其实，写作《三十年河东》，对于梁平来说，是思想上的挑战，也是技能上的考验，没有驾驭能力，很难恰如其分地在如此大题材上提供宽阔视野，写出真精神，呈现大力量。

同样也是2008年，在四川汶川地区发生了里氏8级地震，灾难带来的痛苦，不是一个虚数，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死伤者叠加起来的实数。作为亲历者，梁平或许也承受过与很多丧失生命与家园的同胞们相似的精神之痛。稍有良知和心性的人，都无不为之叹息伤怀，更何况是敏感的诗人呢？梁平也曾在那时写下了他的悲愤与哀悼。事隔三年之后，地震伤痛已渐渐在汶川人心中得以抚平，梁平又拾诗笔，以《汶川故事》之题，写下了“5·12大地震灾后重建诗报告”，回顾了那场灾难及灾后的心灵和家园建设。这次长诗写作，又勾起了梁平对三年前地震灾难的痛感体验，他以“梦断五月”为题描绘了那场灾难给汶川人所带来的持久伤痛；接着以“梦醒四川”为题，他如实刻画了地震之后国人救灾的壮志。诗人以一组组在灾后重建家庭的感人场面，抒写了幸存者的坚韧。在第三部分“梦想成真”里，诗人以灾后新汶川的建设为主题，写出了感人至深的场面，极富感召力和真性情。而在“尾声：或梦的飞翔”中，梁平则将汶川地震置放到整个国际大背景下，并由此呈现了中国人不屈服的精神：在灾难面前，我们有自我拯救的骨气和魄力。

对于梁平来说，近些年来他写作的长诗，大都如其本人所言：要寻求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其实，他在创作中所出示的，也正是一种主流的诗性价值观。中国人的人生，大都希望追求诗意，这是传统，在今天也具当下意义。我们如何去挖掘和保持这份传统，需要更深的探索与更长久的坚守。梁平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他不仅要为生长于斯的故乡立传，而且还在为整个中国的发展描摹蓝图，这是一种创造，也是一份使命。

综观梁平近三十年的诗歌创作历程，可以看出他所走的那条诗性之路，从短诗练习，到长诗写作，无不暗合着诗人所恪守的带着“地气”写作的观念。从个性化创作，到主旋律言说，与梁平所走的人生之路有关，也与他的性情和个人思考相联。在诗歌这条道上，或许他正是用询问时代和叩访历史的方式，来为自己的创作刻下一个公共价值的烙印，诗人这种堪称朴实的书写，正是反映这一时代的主流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