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刘新诗导读

□余一力

公刘新诗导读

□余一力

在公刘的身上，非常巧妙地体现了南昌这座城市的特征——钟灵毓秀与热情刚毅并重。公刘在诗歌上的天赋展现得很早，1940年就创作了自己的诗歌处女作，但他不安于做一个单纯的诗人，而是热烈地投入当时席卷中国的革命浪潮中。1946年半工半读于中正大学法学院，并投身学生运动，1948年初流亡上海，旋赴香港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宣传部工作。广州解放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部队进军大西南。西南边疆的生活体验给了他创作的灵感。1954年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边地短歌》，后来又先后出版了《在北方》、《仙人掌》等多部诗集。公刘的诗将新诗的形式与自我的语言表达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鲜明个人色彩的艺术风格。公刘新时期以来的作品则风格沉郁，对历史和现实的感悟富有哲理，对于国家、民族和历史的状况进行深刻的反思，感觉敏锐，意象深邃。今天的读者仍然能够感受到其诗歌中奔涌的热情和感染力。公刘在诗歌创作中既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精华，也吸收外国优秀诗歌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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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刘的诗歌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在思想情感、诗歌语言和艺术形式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在思想性上，他的诗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优势：

首先，强烈的时代感与民族主义情怀。公刘的诗歌是外向的，关注着历史变迁的呼吸与脉搏，与所处时代息息相关。《火焰》就有着那个时代典型的革命激情：“诗人只会用剑，/诗人生死都在前线。”（本文所引用公刘诗歌及评论，均选自《公刘诗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在建国初期，公刘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边地短歌》，讴歌边疆军民的生活，畅想时代主旋律。《运杨柳的骆驼》和《上海夜歌》突出地展现了这种对于祖国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的欣喜，如“纵横的街道是诗行，/灯是标点。”突出了解放初期上海华灯井然、热闹非凡的生活图景。二十世纪中国所经历的重大事件远不止此，也并非只有革命乐观主义。诗歌不只有浪漫和赞歌，否则将失去它的灵魂所在，成为附庸风雅的赘物。公刘诗歌之所以能够不同于一般的应时之作，凸显出自身的特性与价值，乃因其诗歌与时代的相关性不只局限于书写重大事件，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事件之外，有意识地去寻求诗歌的价值。公刘认为一位诗人一味追寻时代的热点，肆无忌惮地消解概念与价值，只会消灭诗歌本身，使诗成为“次一级的消费品”。因此，他更多地追寻时代赋予诗歌的价值，而非以诗歌为工具鼓吹某个“黄金时代”。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伤痕”大潮中，公刘却关注到了人性的更深处——他用《绳子》表达出自己的关注：“突然它脱手飞去，/扭头将我们鞭笞，/所有被蛇咬过的/见了都吓得半死；/年复一年的冰风，/摆弄着清白的尸……/这就是/绳子的历史。/（今天要用笔记下：/它曾经变质/以及/该怎样防止。）”全诗紧紧抓住“绳子”这一生活化同时又极具象征意味的物品，由它联想到蛇和皮鞭，又进一步引申到啮咬、鞭笞、死亡等充满恐惧和讽刺的现象。绳子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将其异化为屠戮、压制、变形的象征，并反过头来伤害到人——二十世纪的历史教育我们，异化的重灾区不在于人，而在于物。由于像绳子一样的物品被异化为单一甚至荒诞的概念，人在欲望的牵引下，对空洞的异化物品投之以最大程度的关注，人的天性与其自身的品格才会丧失和沦陷，淡忘自己和他人本身的存在。在《拜访包音贺喜格》中，诗人借回忆众所周知的“草原英雄小姐妹”故事，诚恳而直接地指出这种异化的概念对人本身的消解：“包音贺喜格是谁，现而今有谁清楚！/被老包从积雪中扒出来的龙梅玉荣又是谁？现而今有谁清楚！/比起草原暴风雪来，时光暴风雪当更残酷，更恶毒，更恐怖/否则，主人岂能淡然一笑，将长长的故事压缩成小小的事故。”在无数类似“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中，被记住的是高尚的概念和光辉的形象，被忘却的则是一代又一代鲜活的人。故事与伤痕中深藏着人性的沉沦——这正是公刘诗歌在他所经历时代中敏锐的发现，也是其在时代中所体现出的价值。

要摆脱对于空洞的物的崇拜，重新发现人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一条正在被探索的道路就是重建完整的、具体的，与历史事件、地理空间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民族性。令人欣喜的是，公刘在这条道路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早在1954年出版《边地短歌》的同时，他就与黄铁、杨知勇、刘绮等合作整理了云南撒尼人口头叙事长诗《阿诗玛》，该诗受到文学批评界和广大读者的高度关注，它将边地风光、少数民族生活特性和华夏大地蕴含的民族共性融合在一起，借助云南的秀丽风景和多彩生活，体现了华夏文明的多样性以及中华民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情怀。《阿诗玛》一书之后多次再版，并获得“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的称号。它与其他相关的电影、音乐作品一道，展现了一种远离书本和空洞理论，走向具体历史事件、地理空间和日常生活的民族性。

公刘在其创作早期便极为注意这种民族性的弘扬，并创作了一大批充满民族自豪感的诗歌。在这些作品中，诗人有针对性地选择日常生活，并巧妙地赋予诗意，进而回避那些虚假空洞的崇高和琐碎平庸的当下。以其代表作《唢呐和叶笛》（该诗系诗集《在北方》的代序）为例，诗歌并不直接指向深刻，而是以日常生活中平凡事物开篇：“绿色的南方向北方送礼/礼物是水稻、树苗和我的歌曲。//于是在匆忙中，/我失落了叶笛。//但北方递给我唢呐，/并且说：这是你的乐器。”既有合情合理的陈述与代入，又通过乐器这一形式为诗歌的展开埋下伏笔，诗篇也就自然而然开阔起来——“我乃登上台阶般的长城/望黄河犹如门前一湾流水//向着北方，我吹奏起来；/以全生命，以新的大欢喜。”在北方美好的山河之间演奏民族传统乐器，把简单的生活方式和神圣的民族象征完美地融合成了一组组历史悠久，意蕴深厚的意象，并引发了哲学家式的思考，得出超越了简单民族自豪感的辩证结论：“北方是棕黄色的，/广袤，雄浑，蕴藏着哲理。//但我仍然有梦幻和情思，/因为我啜饮过南方的泉水。//有一天，也许我会重新拾得那叶笛，/而唇边又将流出北方的乳的香味……”通过“在北方吹唢呐”这一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意象，将自我的生命与追求有意识地融入中华民族以长城和黄河为象征的民族特性之中。这种融合的手法用贴近生活的方式，在精心设计的场景中讲述诗意和哲思，而非不分场合的口号式宣扬，因此更容易接近读者的自我体验。《在北方》因此较之同类的诗歌作品更易于打动读者，即使在国家动乱、书籍焚毁的岁月，它仍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广大诗歌爱好者当中默默流传。值得注意的是，公刘诗歌的民族性在其中后期诗歌创作中还日益深化，将历史的感慨和诗意的抒发结合得非常精致，例如《天使岛》一诗：“海湾的波涛。/天使的舞蹈。/先人的嚎啕。”用极为有限的文字和意象，把对先民漂洋过海谋生开拓的艰辛（旧金山附近的天使岛，Angel Island，实为牢狱。华人入境之前，必须集中该处听候审查，备受歧视、虐待之苦），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多舛命运的感慨，精致而简练地表达出来，如此丰富的内容最终囊括在一句“儿——孙——啊”之中，无需高大的自我标榜和神圣的意义炫耀，只是简单叙述历史与命运、生养与传承之间的关系——公刘诗歌所致力导向的民族特性正在于此。

其次，深刻的自我反思精神。对诗人来说，奇妙的想象力、强烈的时代感和民族精神、对诗歌技巧的纯熟运用，固然都发挥重要作用，但诗人还必须要有反思精神，必须能对内化的生活体验进行批判式的深入认知。公刘诗歌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反思，体现在对历史事件和现实问题的关切上。其二是对诗歌创作的反思，主要探究如何创作真正的诗。与公刘诗歌中强烈的时代感与民族主义情怀相对应的，正是诗人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反思。在二十世纪一百年中，空前绝后的变革，骇人听闻的灾难，翻天覆地的转向，共同构成了重要的时代性内容。如何认识这种变化，如何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杜绝愚蠢、疯狂和自以为是，是需要诗人面对的问题。在《伤口》一诗中，诗人鲜血淋漓地写出了这种痛苦：“我是中国的伤口，/我认得那把匕首；/舔着伤口的是人，/制造伤口的是兽！”面对可能是伤痕累累的历史，最需要的态度就是真诚和勇敢。不能勇敢地面对淌血的伤口，就不会迎来真正的春天。诗人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假如我要死去/我的每一滴血/都将渗透到地下，/鲜血，和诗歌一样，/能营养我的国家。”（《鲜血与诗歌》）如果只是以一种得过且过的中庸精神试图模糊历史，寓言诗《假如……》已经为这种无所作为预言了结局：“假如春天也学会了欺骗，/那么大地就会说：这不是真的春天；/锄头将生锈，/拓荒者将带走收获的预言。”公刘用他所擅长的诗歌形式，对他所热爱的土地和所归属的族群发出了真诚的声音：虚伪和欺骗总会走向穷途末路——春天不再来临，收获只能成为一种奢望。在许多个近似重复的岁月里，生活与公刘的诗歌总是背道而驰。在纪念张志新烈士的《哎，大森林！》中，诗人发出了痛苦的呐喊：“我痛苦，因为我渴望了解；/我痛苦，因为我终于明白——”面对伤痕累累的大地和民族，诗人反复地思考、询问和疑惑，为何忠厚、诚实、勤勉、善良会成为致命的缺陷，他在《骆驼》中说：“日复一日，默默地下一道沙梁又上一道沙梁，/嚼着骆驼刺，干涩，粗粝，摩擦着肚肠……//骆驼，你究竟为什么来到世上？/服满无穷无尽的劳役，实践可笑可怜的主张？/悲哀，善良，永不挣扎，从不张扬……”在公刘眼中，中华民族中那些善良的同类像骆驼一样缓步前行，对一切的苦难无止境地忍受，但仍然无法避免卑劣的恶意。民族精神和反思意识在诗歌中血肉相融，交织成了骆驼形象。它不再是丝绸之路和异域风情的象征，而是对中华民族的悲悯心态和历史沧桑感的寄托。诗人无比清醒地认识到，无视历史、麻木不仁的态度，会让每一个善良者成为骆驼式的牺牲品，抑或赤桦一样的帮凶。诗的结尾是极为深刻的——“我终于恢复人的感觉了，而且准备反抗！”惟有保持作为人的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对一切卑劣者的恶意给予最大程度的回击，诸多问题才有可能找到答案。

从对国家和民族的忧虑来看，公刘诗歌无疑是外向而热烈的，但从公刘对诗歌的思考来看，他又是内向而深沉的。在公刘看来，诗人对待诗歌应当如信徒对待宗教，要有强烈的归依感和虔诚的心态——“要把诗作自己终生不可违逆的宗教；不是出于戒律，而是出于信仰，不是出于威吓，而是出于志气。”（《诗是宗教》）这种宗教式的神圣感与使命感，在公刘看来是诗歌的真谛，诗人把诗歌视为一项神圣的事业，以信徒的虔诚和敬畏去写诗。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说：“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活观念，通过谚语和诗卷深切地渗入社会，给予他们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诗歌通过对大自然的感情，医治人们心灵的创痛；诗歌通过享受简朴生活的教育，为中国文明保持了圣洁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把诗歌称作中国人的宗教。”林语堂对于诗歌与宗教关系的解释，似乎也可以说明为何公刘的诗歌总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在那些司空见惯的素材与意象中发掘力量。朝圣者的浪漫与虔诚，牧师的热情与严谨——宗教式的观念，让他严肃而浪漫地讨论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对自我和世界进行剖析和反思，正如诗人在《诗是怎样集中的？》中阐述的那样：“一滴，又一滴/一丝，复一丝/流贯于笔尖/过滤/提纯/结晶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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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诗歌一直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意义，留下了众多富有生命力的诗歌作品。在《忧患、悲悯及沧桑感》中，诗人以《登幽州台歌》、《春江花月夜》、《定风波》等为例，强调了这些作品在语言、形式和思想感情抒发上的种种精妙之处，号召“用古而不复古，师外而不媚外”，极力反对一味模仿外国诗歌，失却自身特点的“翻译诗”。公刘不仅发出了这样的号召，也极力在创作中付诸实践，其极具意趣的诗歌语言和充满想象力的诗歌形式实现了美妙的调和。

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对于旧体诗的借用上。诗人评价从维熙《走向混沌》三部曲的诗歌《绝句：花岗岩变成了残忍的石料》，就将古代绝句的形式和现代诗的语言结合起来：“花岗岩遭到了恶毒的诅咒/花岗岩变成了残忍的石料/花岗岩垛起了别人的神庙/花岗岩錾下了自家的惨笑”。诗人借助几千年来旧体诗在读者心中留下的固有印象，巧妙地将新诗的内容嵌入其中，真正做到了“用古而不复古”。在形式的工整和格律的合拍上具有自己的优势，但又不拘泥于旧体诗格式。全诗四句，每句均用“花岗岩”开头，通过恶毒的诅咒—残忍的石料—别人的神庙不断增进情感，最终以“惨笑”结尾，动词运用颇有特点，末句中的“錾”字点出，用开凿金石的力量刻录下的，既不是胜利的鼓舞、收获的欢欣，也不是生活的顿悟、智慧的点滴，而是生活的悲剧和惨淡的笑容。惨笑需要用花岗岩刻录和记载，更彰显出时代的冷漠、残酷和个人的无可奈何。诗人称赞《走向混沌》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而这首充满现代主义色彩的诗歌对现实的鞭挞，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视为向索尔仁尼琴的致敬。公刘诗歌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样式，主动寻求形式、节奏上的革新与变化，这一点从公刘对陈子昂和《登幽州台歌》的评价中也可见到——“陈诗襟抱奇伟，风骨清峻，销融小我，超越时空，尤其可贵的是，不为格律所囿，简直就是中国的第一首新诗。”

形式无疑为公刘诗歌增添了更多的张力，从而在面对一些被反复诠释的题材时，仍然能讲述鲜活、真切和深入的情感体验，进而突破长期存在的“翻译诗”倾向，不至流于平面叙述和陈词滥调。公刘强调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对新诗的重要性，他以庞德和博尔赫斯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汲取灵感为例，把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比喻为“金饭碗”，注重对其进行有意义的继承。这种继承并不体现在对过往单纯的重复和再现上，而是意味着对一些习以为常的内容进行选择性的表达和改写，甚至是颠覆性的重构。在《三千剑传奇》中，诗人就改写了中国古代帝王阖闾的故事。阖闾在历史上以爱惜宝剑和人才闻名，《战国策》中也有“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的记载。但公刘把这段关于宝剑和帝王的佳话改写成了百姓对于战争的斥责，独具一格。诗歌最后两段尤为有趣：“最是百姓们遭劫难/寒芒落地鲜血溅/乱剑三千舞不休/试问谁该赎罪愆//众人喊话震山川/吓出阖闾一身汗/淋淋漓漓难将息/浑浑浊浊冷森森”。此诗生动诙谐，把一个不可一世的君王写得失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又在幽默之外，提出帝王将相需要为自己给百姓带来无尽的苦难赎罪，感怀历史之余对现实问题进行了思考。

除了对已有故事的重写和解构之外，公刘还尝试运用戏仿的方式在诗歌中加入某些“建构”的故事。《行于密林，吊唁一株死因不明的银桦》的第二、三节，以写树的名义对人类社会种种丑态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剖析：“雪松、铁杉是古老贵族，满脸不屑和冷嘲/世袭着大片土地，以血统为骄傲/所有的小鸟宛如宫廷乐师，只知齐声祝祷/松鼠之辈更属门下食客，纷纷仰傍筑巢//可怜的杂木们只能算作平头百姓/偏偏擅长嫉妒猜忌，内讧不可开交/银桦遗世而独立，一派孤高/赤桦则抱团结伙，心胸与个头儿同等短小”。此诗虽然写的是树木，但句句都不离开人。在人群之中，又何尝没有像小鸟、松鼠、赤桦这样庸庸碌碌，毫无独立的思想与意识，只知逢迎讨好权势者的人呢？更为可怕的是，这样的人还不是少数。在丑恶的现实面前，大众往往选择屈服、沉默甚至为虎作伥。真正的诗人只能像一棵凛然森然的银桦死在大地上，高尚像树干一样躺倒，成为永久的墓碑，忍受着卑劣者的通过和嘲笑。

公刘对于故事的处理，不仅仅增强了诗歌的趣味性与可读性，更重要的是他突破了一贯以来对于“典故”的单一理解，把被视为一成不变的内容写出了发散的、更新的味道，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些故事往往寓意深刻，直指人心的阴暗或者社会的丑陋，体现出一个真正诗人的使命感与正义精神。公刘诗歌的形式不只是对诗歌形式本身的创新，不是单纯地为了形式而形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刘本人对于诗歌形式与内容关系的认识客观上也决定了这一点。在我们的阅读体验中，公刘诗歌的形式，本身就有着丰富的思想性在其中，并且实现了与诗歌意趣的调和，公刘诗歌在形式方面具备的优势使得他在新诗创作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诗歌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除了形式与意趣的调和之外，他的诗歌艺术还有以下两个优点：第一，画面冲击力和震撼力极强。公刘诗歌在特定的情景中，实现了对于诗歌语言有意识的强化，从而增加了作品的“诗味”。《拒绝》鲜明地体现了形式对语言的强化作用，诗篇以一系列的排比句铺开：“筑一道冷硬的冷硬的堤坝/掘一方幽黑的幽黑的鱼池/布一圈玄秘的玄秘的网罱/设一枚狰狞的狰狞的钩子/编一只恶毒的恶毒的牢笼/囚一对坚贞的坚贞的鹰翅/砌一堆惨白的惨白的骷髅/炼一团赤烈的赤烈的意志/绽一朵妖艳的妖艳的诱惑/撬一排钢铁的钢铁的牙齿”。黑白分明的色彩、极其浓烈的意象和不合常理的语言搭配，通过十分工整的诗行展现出来，给读者以视觉和感触上的极大冲击，并引发充满好奇的思考——怎样的情绪才会带来如此沉重而惨烈的内心情感体验？结尾处，诗人揭晓了答案：“什么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远远地滚一边去吧你那该死的该死的倒计时！”死神是人类永远的梦魇，惟有对于死亡的拒绝，才会发出如此恐怖而惨烈的呼啸。这种强烈的画面感在公刘诗歌中是不难见到的，其决绝的诗句和泼墨一般的环境渲染，让诗歌带有一种宗教仪式般的美——那些冲击读者眼睛和心灵的语言，犹如一次又一次地狱般的锤炼，而诗人和读者，都能在锤炼中获得净化与升华。第二，诗歌意象新颖、深刻。新颖不是善于发掘别人未写过的意象，而是在那些熟悉的意象当中别出心裁，写出其他作品没有的新意。《骆驼》一诗没有一味赞颂骆驼的吃苦耐劳，而是借以讽刺人性的卑劣和险恶。《三千剑传奇》借剑之名，指责历代统治者好大喜功，不能体恤民众疾苦。严肃、冷峻的诗歌语言，没有太多公刘青年时期诗歌的欢乐和热情，更多的是控诉、讽刺和反思。这种冷峻指向对于世界深沉的忧郁，指向对于人类行为和生活复杂而不可抑制的悲悯，对于过去久久不能释怀的历史沧桑感。它在无形中强化了诗歌的张力，扩充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反过来，张力也进一步深化了诗歌中那些或大或小，或寻常、或不可思议的意象。这种内在的、相互的作用力，使公刘的诗歌绕过表面的现象与陈述，直接面对最为深沉的真实与自由。

公刘诗歌的艺术成就来自于一种真诚而严肃的态度：“复出之后的公刘的美学理想，可以二字概括，那就是：真诚。以真诚的态度面对生活，不论生活的积垢有多深，既然选择了诗，那就只能是：哪怕面对着苦难也要前行”（谢冕语，见《文学评论》1983年第5期，P45）。因为真诚，所以公刘能够逐渐摆脱那些观念性的照搬、模仿，而从中国的语言，以及古代诗歌的精髓中去寻找诗歌的艺术生命力。诗人不仅仅属于他自己，也属于他所在的时代。在公刘的身上，可以发现历史前进的某种轨迹，与烙印于时代的普遍情绪。公刘的诗歌不是孤立的，它们载着热情、反思、批判，载着诗人的梦想与希冀，载着历史的故事和时代的重量，不无艰辛地寻找着自由之所。洪子诚、刘登翰认为，公刘诗歌体现出“与虚伪、粉饰抗争的思想立场，在他那里被推导为一种不加掩饰、锋芒毕露的艺术态度……诗风有明显的理性思辨倾向”（《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公刘虔诚地守护诗歌，在某些时候与时代大方向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这在消费时代里弥足珍贵。因此公刘的许多诗歌作品被认为是真正的诗，而非一次性消费的商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读者会去阅读公刘的诗歌，而不是关心他的诗歌是否应当被称为“公刘体”。

公刘在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当代诗史上也是少有的。他绝大部分作品都是抒情性的短诗，并且深具功力，感染力极为强大。他也有一些长诗，最有影响的也许就是他参与整理的《阿诗玛》。他也有一些散文诗，诗思敏锐，语言精美。其诗最大的两个特点，一个是思想的独到与深刻，一个是语言艺术上的独特经营。他的思想来自于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自己的个性与品质；他的诗歌语言来自于他对于诗的敏感，以及他的语言天赋。他对于中国古典诗词是相当熟悉的，对于西方的诗歌也并不陌生，大量的阅读让他有了自己的语感，他的表达因此相当到位。同时，由于工作的变动，他有机会接触中国东西南北的自然山水，并且观察细致，这样他才能在诗歌中呈现上海的钟楼以及北方的原野之意象，给人以深远的印象。不过，他早年的诗与晚年的诗有很大的不同，早年的诗多半自然天成，晚年的诗多半苦思而成。一个诗人的个性与气质，首先来自于他卓越的才华。公刘很早就展现了诗歌天赋，并且他愿意以自己全部的身心和最大的热情，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去。公刘的成长，是多方面因素的共同结果。他的故乡南昌作为历史上才子辈出、教育质量很高的江西首府和众所周知的英雄城，一方面赋予了他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俊秀之气，另一方面又为他增添了热情、刚毅的斗争精神。公刘在其盛年时期（1946-1978）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变动，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这些都为他后期诗歌攀上新的高峰，打下坚实的基础。公刘身上具备的深刻的反思精神——对自我、对民族、对诗歌的反思——是他最终能超越诸多现代诗人，在艺术水平和思想境界上，达到一流诗人的根本保证。诗人已经离开了我们，谨以此文表示对这位杰出诗人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