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考论

2015-12-02 17:13李向菲
西部学刊 2015年11期
关键词:金石学版本

摘要:清人毛凤枝金石学著作《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是关于陕西金石的研究性著作,足以代表清代末年陕西金石研究的最高水平。毛凤枝自幼随父宦游,15岁起受父收集金石碑拓影响,亦雅好其事。其后他长期往陕研究,著述颇丰。《存逸考》以《金石萃编》为研究起点,对毛氏所收关中历代金石,包括瓦当、墓志等进行编录,考其存逸,并对其他书中未收、舛错、歧义处以及作者、时代等详加考辨。该书上限周,下限唐,十年始成。该书现存版本三种,一是藏于台湾中研院的写样待刻本;二是光绪二十七年顾氏江西刻本;三是藏于上海图书馆的民国十年抄本。

关键词:毛凤枝;金石学;版本;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目前金石学,尤其是清代金石学已日益成为显学,而长安作為周秦汉唐故都,碑碣金石之富,甲于海内,一直是金石研究的重点地域。清人的相关著作中,陕西金石占有较大比重,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有近一半的篇幅著录秦地金石,朱彝尊《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王昶《金石萃编》等书也各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内容为陕西金石。又有众多专以秦地金石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如朱枫《雍州金石记》、毕沅《关中金石记》等。清末毛凤枝的《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以下简称《存逸考》)也是一部专论陕西碑石的金石学著作。该书所收,一是毛氏所见前人相关著述中所有有关关中的金石文字遗存,二是毛氏所见而未为他书所载的关中金石文字,已最大限度地将清末学者所能见到的关中金石文献载入,并做了相当深入的辨析考证,足以代表清代末年陕西金石研究的最高水平。因此对其进行全面研究,是一个有重要学术意义的课题。然而此书却很少受到学界关注,本文拟对其成书、史料价值、版本等问题做一考论,使学界了解此书价值所在,充分利用此书,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陕西地区的金石搜讨、收藏、鉴赏、研究的风气自宋以后始终盛行,即便在明代金石学研究整体呈衰颓之势的背景下,陕西自万历之后却出现一种金石研究的新气象,重视著录资料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形成亲身访碑的风气,延续至于清初,对顾炎武等人复兴金石学在方法论上产生了很大影响。①整个清代金石学,自顾炎武发其端,之后再经钱大昕、王昶、毕沅、阮元、孙星衍等著名学者的倡导,到乾嘉以后,已蔚为大观,这期间陕西地区的金石学家和金石著述也在在多有。这种浓厚的金石研究学术氛围,对于毛凤枝的金石搜集、研究、整理以及有关金石诸书的撰作有很大的助力。

毛凤枝(1836-1895),字子林,号蟫叟,扬州甘泉(今江苏扬州)人。少时随父毛瀚宦游京师、荆梁、河洛等地,后其父任陕西候补知府、西安清军同知,遂同来陕。能文好学,在当时西安官宦子弟中,被誉为无纨绔习气,博学能文的“四公子”之一。太平天国之变后,曾为清军文职幕僚,往来今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咸丰十年(1860),以父病辞任,归西安侍养,之后长期客居西安,以受聘于官宦人家为塾师、充任陕西地方高官幕僚为生,尤以任西安知府幕宾时间最长。对地方财赋军政、利弊兴革颇有参画,为当道倚重。晚年著书为乐,尤喜搜集碑帖,考订金石。光绪乙未(1895)卒于西安,享年六十岁。刊刻流传的著作以金石类为主,有《存逸考》十二卷、《古志石华补编》二卷、《金石萃编补遗》二卷,此外尚有《寓志于物斋诗文集》三卷、《陕西南山谷口考》一卷。据《续陕西通志稿》,未刊刻的著作尚有多种,多已散佚。②其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其侄毛昌杰所撰《续陕西通志稿·毛凤枝传》,另《存逸考》等书序跋亦载有零星资料。

毛凤枝的父亲毛瀚就有收藏金石的兴趣,《存逸考》后序说:

先大夫宦京师,官国子监助教,有石鼓之拓;出刺巴州,有南龛诸碑之拓。及改官来秦,于汧得《心经》、《述圣记》,于陇得《杨淡经幢》、《吴岳祠堂记》,于鄜得《宝室寺钟铭》,于华得扶风《夫子庙堂碑》、《李元谅楙功昭德颂》。力所能致者,命工拓之;力所不能致者,或乞之友人,或购于帖肆。铢积寸累,溢案盈箱。凤枝趋庭之暇,得闻绪论,年甫十五,即喜搜罗墨刻,无论精粗美恶,每见必购,每购必藏。时人皆笑为迂,而乐之不厌也。……盖区区笃好,至今四十年矣。[1]

毛凤枝深受其父影响,十五岁时就留意于此,终其一生,对搜集整理金石兴趣不减。在陕居住多年,他日常相与来往的在陕学者,如孙三锡、张曾、李勤伯等,都有金石癖,这些学者又多为西安的书画金石社“青门萍社”的主要成员,③交流探讨碑石资料是其交流的重要内容。其中成员之一蜀人李嘉绩,在光绪初任官陕西,毛凤枝曾入其幕府,常为其校订所得碑拓,李嘉绩编《汧阳述古编·金石篇》,所作考证大多为毛凤枝所撰。或许受毛凤枝影响,民国时期陕西著名学者、其侄毛昌杰于金石学亦颇有造诣;其门生顾家相之子顾燮光为毛凤枝刊刻遗著数种,亦金石名家,著有《梦碧簃石言》等多种金石学著作。

《存逸考》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之下产生的。对于此书的撰作缘起,毛凤枝认为金石易散,惟有著述可传之久远,因此从保留金石负载的文化意义看,这一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他在《存逸考·后序》中说:

金石文字无聚而不散之理,如欧赵诸公,以及都氏元敬穆、赵氏子函崡、顾氏亭林炎武、郭氏允伯宗昌、钱氏竹汀大昕、孙氏渊如星衍、朱氏近漪枫、毕氏秋帆沅、黄氏虎痴本骥,收藏极为富有,今其箧中拓本不知归于何所,独所著金石诸书,至今炳炳在人耳目。然则藏弆虽多,固不若著书之可久也。凤枝窃托斯旨,集为是编,以为秦中掌故,且以识家学渊源其来有自云。[1]

《存逸考》即以他序言里提到的这些前贤的金石著作,以及没有提到但是却是《存逸考》著作基础的王昶《金石萃编》等这些书为研究起点,对他所收藏的关中历代金石,包括瓦当、碑碣、墓志、塔铭、经幢、造像等进行编录,考其存逸,并对《金石萃编》《古志石华》等书未收、舛误、文字有异的地方,特别是对其中有关作者、时代和相关重要知识点的碑石文字,详加考辨。这也是《存逸考》中最富学术性,对后世学者最有价值之处。此书著录上限,作者虽云断自秦始,实则亦收传为周代的瓦当,下限则至于唐,共一千三百余种。四易其稿,“创始于光绪乙亥(1875)夏,告成于光绪己丑(1889)秋”,[1]可谓是十年辛苦不寻常。

金石著录的体例,自乾嘉以后已形成一定规范,如《金石萃编》的体例是题目下注明碑刻、器物的尺寸和所在,录文之后附有他书著录的题跋,最后为作者的考释或按语。《古志石华》亦是志文后附按语。《存逸考》体例大略若此,不同之处在于分府县立目,各府县下按照时代先后著录所收金石,每种著录其书体、书者、年代、存逸、藏地或收藏者,碑志全文见于他书者略而不引,未见他书者全文备录,已为己之另外两部金石著作《金石萃编补遗》《古志石华补编》所收者则略引,遇有文章出色者亦备录全文,之后对碑志文字所涉各方面知识进行考证。需要说明的是,毛凤枝所云“关中”虽与清代行政区划中陕西省内的关中概念一致,但还是酌收了少量今甘肃、青海和新疆境内较著名的碑刻,可视为对关中金石的补充或者附录。

作者虑碑石显晦无常,久而无征,因此重点在于著录存逸,“俾存者可知其方隅,逸者仍留其姓氏。……兹编所载墓志,能实指其处,即云现在某所,否则以葬地为凭”。[1]著录金石存逸在此书之前已有先例,如清道、咸间吴式芬的一系列金石著作,著录了清中期以前金石文献的存逸、所在等。对于关中金石存逸,《雍州金石记》《关中金石记》都有简略记录。毛凤枝在这方面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特别是关于瓦当的存逸,之前未有著录,毛凤枝首发其例。因此对于学者调查寻访有关关中金石的下落,了解金石流传过程,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此书虽名为“存逸考”,实则受其他金石著作影响,碑刻所涉音韵、文字、史事等,作者都有详细考证,多有精辟之处。诚如顾燮光所评:“要之椎轮大辂,不废先河。”[2]160

如卷十所收《诸葛武侯新庙碑》,是碑现存汉中勉县武侯祠,石虽完好,然经后人改凿甚多,金石诸书多有著录。此碑第一行云:“贞元三祀,时承盛秋,□□府王左仆射冯翊严□”,修庙之人“严□”,名已磨泐,后人有补刻此碑者臆补为“武”。严武为唐代名臣,位高权重,且因与杜甫关系密切而享有很高知名度。清初以来所修地方志多承此说,清康熙六年重修之《陕西通志》“诸葛武侯庙”条即载此碑为严武所修。毕沅《关中金石记》否定严武之说,定为舒王谟,没有说明何据。稍后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三著录此碑,对“修庙者为严武”之说进行了辩驳,认为两《唐书》未载严武有“左仆射”之职,且严武卒于永泰元年,不应贞元三年仍在世,此碑非严武所修无疑;同时又对毕沅之说作了辩驳,认为舒王亦未尝有左仆射之官,且与“冯翊严□”亦无关联。王昶之辩极是,但是修庙之人为谁仍不能考订。毛凤枝则根据其任官时间在贞元三年、官衔有左仆射、冯翊这三条关键材料,考两《唐书·严震传》严震贞元三年为兴元节度使,封为冯翊郡王,勉县正在其治下,与此处职衔若合符节,可证修庙之人为严震无疑。今人陈显远《勉县武侯祠庙“唐碑”初考》根据史书相关记载,亦考为严震,但其显然并没有看到毛氏此书,做了重复劳动。[5]

又如卷五所收《路诠墓志》,志主之姓适在缺处,全文载毛氏《古志石华补编》,志主题衔为“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泰州诸军事、泰州刺史、上柱国、宣城(以下缺)”,志文中又有“宣城县开国公”字样;又志主“祖彩,魏奉朝请、礼部侍郎,周使持节(缺)恒、怀、夏四州刺史,阳平郡开国公。神机朗察,遐迩挹其清润(缺)。父兖,隋大兴县令、内史舍人、兵部侍郎、左武卫将军、长秋令、太府卿、金紫光禄大夫、阌乡县开国良公”。毛氏因志文中有“昔汉启玄图,伏波功参”数字,以汉伏波将军路博德事证之,补志主姓为路。又考《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路氏有“文升,字文升,平、爱、秦三州刺史,宣城县公”,其“祖彩,后周夏州刺史;父兖,隋兵部侍郎,阌乡公。”[5]3408与此志志主及其父祖名字、官衔适相一致,因此断为一人。由此亦可补《新唐书》之缺。《全唐文补遗》第七辑亦收此志,补志主姓为马,未说明理由。[7]262当同样以“伏波功参”句,因汉另有一伏波将军马援,因此定为马姓,然未有其他证据支持,仍当以毛氏所考为是。

由于此志称路诠为阳平清水人,毛凤枝遂以为路氏郡望,并以之纠正他书之记载。如韩愈有《路应神道碑》,云路应为平阳人。毛凤枝引《旧唐书·路随传》云路随“阳平郡人”,《路严传》云路岩“阳平冠氏人”,认为韩愈的“平阳”之说乃“阳平”之误,应从志以“阳平”为正。实际上唐人所谓“某地人”的说法很模糊,或指郡望,或指乡贯,或指本籍。毛氏既考志主为路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路氏自汉博德始居“平阳”,则平阳当为路氏郡望,路氏后人或移居阳平,阳平为其乡贯或本籍亦未可知,韩愈所说未可遽断为错。

毛凤枝在考证碑刻同时往往又说开去,附录多有其他考证,如卷二附录《尚书八座考》,对“尚书八座”到底指哪些官职、从秦到唐的演变都做了详细讨论,认为唐时“八座”指左右仆射与六曹尚书,非如有的观点所认为的指各部侍郎。又如卷三《金满县考》、《沙州考》、《和林考》,详考这些地名具体所在,名称演变过程,给后人提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卷四《〈周礼〉“廞”字考》,列述《周礼》中出现的“廞”字,郑众、郑玄等的解释,结合《说文解字》,梳理出来 “廞”字具有三种不同含义:陈设、欣喜、淤塞。考证功力深厚,贡献颇多。另此书末附《石刻书法源流考》一文,对于指示古今书法南北派别,眼光独到,评骘允切,至为详尽,且有对各种金石文字的真伪考证,可视为一部中国唐前书法碑刻简史。

但此书也存在很多疏漏之处,顾燮光说:“当时山河修阻,交通阻滞,而征引诸书未广,且断自唐代,亦嫌稍隘”,并且计划“暇时拟广辑群书,为之补正”,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2]156又顾燮光友人党晴梵亦云:“暇日亦尝披览,疏漏实多。”[4]44岑仲勉《金石证史》中针对此书有数十条辩误。[8]

这些疏漏涉及音韵、文字、史事考证等多个方面,如上述关于路氏族郡望的判断,是因对唐人籍贯表达情况不了解所致。其他还有断句错误,如卷六所收《常丑奴墓志》,志文叙其历官云“迁天官府治中士。司会治本,文昌枢密。”毛凤枝在志文后考证云:“迁天官府治中士司会。案……《北周书·宇文护传》有膳部下大夫,天官府治中士司会,亦其属也。”按志文中“司会”不与“中士”相连,而应断属下句。《唐六典》卷六“比部郎中一人,从五品上”条注云:“魏氏置,历晋、宋、齐、后魏、北齐,皆有郎中。后周天官府有计部中大夫,盖其任也。”[6]194司会本为《周礼》天官之属官名,职掌财务经济,后亦用为动词,指掌管财务。据《唐六典》,比部(计部)所掌为财务诸事,故“司会治本”,即对所掌事务之说明。且“司会治本,文昌枢密”这种对举的写法,也是时人行文的风气。

引文不严谨,如卷五《皇甫景元等造千佛像碑并碑侧》,毛氏引《咸宁县志》一段文字,考碑之所在与来历,云出马氏《陕西通志》。实则所引文字俱节自清嘉庆《咸宁县志》卷十二《祠祀志》“圆通寺”条,并非出自马理等修(嘉靖)《陕西通志》。

《存逸考》引书虽广,然难免疏漏,有些甚至令人扼腕叹息。如卷七收《李楷洛碑》。李楷洛是平定安史之乱,有唐室中兴再造之称的功臣李光弼之父,新、旧《唐书》附传于李光弼,事迹记载甚为简略。此神道碑为杨炎所撰。杨炎为人所熟知的是他在财政经济制度创建方面的贡献,在德宗朝任宰相时,创行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杨炎在当时文名隆盛,代宗大历时官吏部郎中、知制诰,掌诏敕的撰写,文笔颇受朝野人士赞许,与同享盛名的常衮合称“常杨”。所撰《李楷洛碑》堪称是他的代表作,“词甚工,文士莫不称颂之”,[10]3419甚至唐德宗“尝得炎所为《李楷洛碑》,置于壁,日讽玩之。”[6]4722毛凤枝将此碑文全文备录,但毛氏所见碑铭磨泐过甚,所录缺字过多,很多地方难以读通,铭文部分尤甚,所录什二而已。而铭文恰是古人逞其文彩斐然之处,故所阙尤令人叹息。

然查阅宋徐铉所编《唐文粹》,此碑文恰收其中,且相当完整。与毛氏所录字数基本相同,文字差异甚小,不同处多属碑字辨识不同所致,可以确定为二者同源。用《唐文粹》之文,恰可补足毛氏录文所缺。又,毛氏断言碑文是《文苑英华》版刻文字的删节,因为他注意到《文苑英华》亦收此文,曰碑文计九百余字,而版文一千五百余字,字数较碑文多出六百,且文字差异较大,因此认为是“上石时重加删节”。实际情况则并非如此。以铭文而言,一百六十字,毛氏仅录出四分之一。《唐文粹》所录和《文苑英华》相较,二者用韵不同,字句不同者亦超太半,故此当视碑文为勒石时,或因原文过长而作者另行撰作,毛氏删节之说并不可信。一位墓主之神道碑而两作,且各有千秋,杨炎之文笔纵横,可谓名不虚传。清嘉庆年间编《全唐文》,杨炎两篇《神道碑》均被收入,亦可见编者将其视为两篇不同作品。由此可见,毛凤枝并未阅过《唐文粹》,亦未翻检《全唐文》。

《存逸考》的刊刻,费尽周折。毛凤枝生前曾受门生顾家相资助,准备刊刻而未果。《存逸考》书后顾家相跋文详细描述了这一过程:

既官萍乡之三年,得先生札,称手著《金石存逸考》成书,家相亟邮致百金,怂恿付梓。寻又得先生书,谓遭家难,前寄资已耗去,未及开雕。家相复言江右刻工值廉,乞以定本见畀,当独任其事。顾先生不欲重累家相,又其时别有允佽写刻之费者,遂未许家相所请。

顾家相光绪丁亥(1887)调任江西萍乡,毛凤枝是书成于光绪己丑(1889),正是顾家相在萍乡之第三年。虽有顾家相的资助,但是还未刻成,毛凤枝不幸于光绪乙未(1895)去世。两年后,顾家相遣人专程前往西安,终于拿到《存逸考》稿本,并予以刊刻。

今岁之夏,遣伻赴秦,间关三千里,往返数阅月,一昨言归,出丰山畣书,乃赍是编藁本偕来。数年之愿,幸而获偿,不禁狂喜,而又涕泣随之,悲吾先生之已不及见也。……家相于金石之学,曾未究心,不能为一辞之赞,爰命儿辈就藁本写定尺寸行列,悉依《南山谷口考》之式,付诸手民,并述其缘起如此。……光绪廿有三年仓龙丁酉长至前十日,门下士会稽顾家相拜手谨跋。

目前所见《存逸考》的版本主要有两种。一藏台湾中研院,标为“清光绪间作者手定底稿本,宋体工书”,原本无缘见到,然已影印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可以判定实为写样待刻本。④可以看出刊刻工作毛凤枝生前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当光绪己丑年书成之后,写样准备上木。前有总目,标为十二卷,毛凤枝序、例言、引用金石书目,正文仅八卷,有毛凤枝批注。书未刻成,原因有多种,内容尚需完善也应是其中之一。就这八卷而言,和后来的刻本前八卷相比,仍缺少部分内容,如卷一西安府无“补遗”部分,并脱北周《平东将军右银青光禄造像题字》条大半文字;卷八脱《莒公唐俭碑》《尊胜陀罗尼经咒石鼓》《雍州同官县武定村造阿弥陀四面像铭》等条。从作者在此本上的大量手批字句可见,他对此本是不满意的,虽已写成样例,然并不准备以此付诸枣梨。

毛凤枝在写样本中的批注主要有四种情况:一是文字措辞的修改、格式的调整,如“现在”改“见在”,“《春秋左氏传》隐公元年传”,改为“《春秋隐元年》左氏传”等。又如卷一《峄山刻石》条对“陀”字的训释,原文作:

碑云:“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陈香泉氏亦禧《金石逸文录》云:“‘陀及五帝之‘陀即‘他字。”今案,石刻本“陀”字本作“阜”旁,不能改作“他”字,且“他及五帝”,其文不词。案古字从“它”从“也”之字可以互通,此“陀”字当作“阤”解。……又案《说文》“阤”字从“也”,秦碑从“它”。

批注修改为:

碑云‘陀及五帝”,案“陀”或作“阤”,“ ”、“ ”二篆相似,故古书从“它”、从“也”之字每每互易。本作“迤”,有连延义。

凡此种修改,关乎到准确理解训识文义,因此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二是调整顺序。如卷一《王智明造白玉石像记》条,批注曰“补”,当是移入“补遗”。三是内容修正。如卷一《周骠骑将军云阳县开国男巩宾墓志铭》,原文作“全文见《隋唐石刻拾遗》”,改为“全文见《古志石华》”。四是补入新的内容。如卷一《峄山刻石》条,文末补入“今世以传有《永乐大典》本、邹县本、江宁本、日本重摹本,皆字画小”数字;卷二《东陵圣母帖》文末补入:“翁覃溪曰:石属□‘大和四年裴柳同登楷题四行,即唐雁塔题名残刻之尚仅存者,宋时借用其前半空石刻怀素草书耳”数字;卷四《太常寺奉礼郎李继墓版文》上,批注添加“《李术墓志》,李翱撰,元和九年正月十九日。查原文补入。”

毛凤枝自言此书历十余年方才完成,前后修订数次。写样本的批注修改正可以反映出作者不断搜罗金石、不断完善文字的真实过程,亦可识其著书为学之历程。

另一种版本为光绪二十七年顾氏江西刻本,封面书名篆书,题签者为“豫宁葛成春”,豫宁乃江西武宁旧称,葛成春即此书顾家相《跋》所云“同校字者……武宁葛明经成春”。扉页记云“光绪辛丑夏会稽顾氏刻于江西萍乡县署”,辛丑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文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前有毛凤枝序、例言,十二卷,后二卷为目录,后有毛氏后序,附录《石刻书法源流考》,末有顾家相跋文。

另据顾燮光自云此书:“己亥家君为刻于长沙,余与校雠之役”,[2]156“光绪末叶,燮光奉先君子命监刊于长沙”,[3]其友人党晴梵亦说:“此书鼎梅(顾燮光字)之先君为刻于长沙,板存西安顾氏寓中。鼎梅久居上海,板为家人窃售于竹笆市瀛记书局。鼎梅今夏旧地重来,始赎还之,璧还珠归,亦一幸事也。”[4]44光绪己亥为光绪二十五年(1899),于辛丑仅先二年,揆诸情理如此短期不应有重刻之举,顾氏所云长沙本与萍乡本当是一刻。另从这些记载看来,此书刻成后确未再刻。刻书时间、地点之歧异或为肇始于长沙而毕功于萍乡所致,抑别有原由。

顾家相最终拿到、据以刊刻的稿本和写样本并不尽一致。毛氏在写样本上的批注,仅有很少一部分见于刻本,如上所述批注的第二、三种情况。另外两种情况,文字的改动,不知是否因作者认为字句之争,无碍大义,后来再作修订时并未采用;补入的内容,特别是要补入的墓志,在作者晚年,这些技术性的工作可能主要依赖于子侄辈,这大概也是这些文字未能补入的原因。

除此之外,刻本和写样本在文字上亦稍有差别,如卷二《东陵圣母帖》条,写样本作“此帖字迹颇难识认……出此帖释文以示余”,批注改“识认”作“辨识”,刻本作“此帖字迹难识……尝为此帖释文,出以示余”。因此顾氏所据既非写样本,亦非写样本毛氏所改,当是写样本之后,毛凤枝还有一种最终的修订稿本。

目前所见除了这两种本子之外,另有一种撮录不分卷的民国十年(1921)钞本藏于上海图书馆,作者不明,仅撮录碑志名称及书体、年代等基本信息。⑤

综上,《存逸考》的可贵是由其内在的价值所决定的,这是由作者对关中地区的金石碑刻收罗较为全面,集中反映了关中地区碑刻文化的深厚底蕴,虽然其中存在一些问题,仍不失为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金石学著作,只要细心地加以清理,就能克服其缺点,焕发其应有的光彩。

注释:

①关于明末清初陕西金石研究对于顾炎武复兴清代金石学的影响问题,笔者拟撰

专文讨论。

②据毛昌杰所撰《续修陕西通志稿·毛凤枝传》,有《关中金石文字古佚考》二

卷、《关中金石文字古存考》一卷、《四部提纲》一卷、《季汉忠烈赞》一卷、

《滕王阁诗叙批注》一卷、《汲古阁两汉书校勘记》二卷、《寓志于物斋随笔》

三卷、《诗文续编》二卷,均未刊刻,均已散佚;又有《两汉书地理志今释》、

《通鉴地理今释》两书未竟。但据顾燮光《新编·跋》说,陕西学政柯逢时曾

缮录毛金石全稿,后归顾家。又其《梦碧簃石言》(王其祎校点、顾燮光着,

卷五《毛子林太夫子考订金石著作》,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说《关中

金石文字古逸考》稿本尚存顾家。则毛氏金石著作或仍有存者。

③清光绪十四年(1888)由樊增祥在西安发起组织,主要成员有谭西屏、万伯舒、

方黝石、彭洵、顾耳山、李嘉绩、李勤伯等十余人。

④陕西师范大学贾二强教授定此为写样待刻本,甚是。在此谨致谢意。

⑤此本由好友上海大学石晓玲博士后代为查阅,在此谨致谢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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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刚等.全唐文补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

[8]岑仲勉.金石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2004.

[9]李林甫等.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0]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2.

作者简介:李向菲,女,陕西临潼人,西北大学博士后,西安文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陕西省“十二五”古籍整理重大项目子项目(SG13001·史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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