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演进与创新

2016-03-20 19:31四川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自贡643000
当代经济研究 2016年12期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马克思马克思主义

李 陈(四川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自贡643000)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演进与创新

李 陈
(四川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自贡643000)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含并指导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为实现政治经济学宏伟目标而进行具体路径探索。在二者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演化更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不断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发展也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发展方式理论演化创新历程启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学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之间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二者创新发展,不仅根植于新常态下中国发展经济的伟大实践中,而且也有力地促进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含经济发展方式及其演化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宗旨是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有效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对不同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和特点进行总结,并上升为理论,而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也是不断发展创新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讲话中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1]面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严峻态势,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并将其指导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因此,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方式思想的演进与创新,从中吸取经验,就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初创期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和揭示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探索未来理想社会的经济关系,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制度和私有制;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是为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未来理想社会产品分配实行低级阶段按劳分配、高级阶段按需分配原则;社会生产实行计划调节等。这些内容既展示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目的和社会发展一般趋势,也为未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奠定了理论源头。

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阐述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但在其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时,重点研究两个方面:一是探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规律,即资本主义物质财富得以迅速增长的原因;二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制度及剥削关系,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被未来人能够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所代替。因此,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规律及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关系过程中,其经济发展方式思想就应运而生。

1.资本扩大再生产方式思想。资本扩大再生产方式思想是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分析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要实现扩大再生产必须具备两条基本途径:“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使用资本的效率不断提高”。[2]在此基础上,他把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方式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二是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他在考察剩余价值流通时指出,资本扩大再生产过程,既可以在“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的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也可以“从内涵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3]355在讨论企业因固定资产的局部更新导致生产规模扩大时说:“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3]192在论述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时指出,农业资本家进行农业生产,一方面“无须施用肥料,甚至只须粗放耕作,也能长期获得收成”,[4]756另一方面将“资本集中在同一块土地上”[4]760进行集约化耕作。从上述来看,不论是剩余价值转化还是固定资产更新,马克思把单纯依靠增加生产资料、劳动力扩大生产规模看作是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把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生产规模看作是内涵的扩大再生产。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是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来推动。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再生产方式存在着由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向内涵的扩大再生产转化的历史趋势。

2.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由外延量向内涵量转化思想。马克思在对未来理想社会描述中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欲,采取一切手段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额。他指出,在劳动力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在价值规律和竞争机制作用下,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倾向于由外延量剥削转向内涵量剥削。“如果不是增加劳动的外延量而是增加劳动的内涵量,那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6]625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则为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由外延量向内涵量转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当然,在这种转化趋势下,资本家也不会放弃对工人外延量剥削。马克思对工人被剥削方式转化的研究,既凸显了他对资本家基于科学技术发展而无偿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贪婪性批判,也彰显了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遭受异化的同情,及其为广大无产阶级谋福利的价值取向。

3.生产要素及其配置思想。马克思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虚伪的同时,也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因素。第一,科学技术因素。他认为,科学技术每次重大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运用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还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化的支撑力量。他指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6]444第二,制度因素。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及其结构变迁在一定时期对经济发展起着促进。第三,经济结构因素。马克思看到资本家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强调个体企业内部生产的条理性,忽视社会生产不协调性所带来的危害。第四,企业管理因素。马克思认为,企业生产活动既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限制,又受社会需求约束,因而加强企业管理以提高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有效结合就成为一种必要。第五,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马克思认为,自然资源和环境与劳动力结合是剩余价值产生必备条件,自然资源和环境优劣对经济发展影响巨大。第六,市场因素。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商品经济,需要市场不断为其发展提供必需的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起初国内市场具备了这种功能,但随着科学技术及其在生产中应用,以及大工业兴起,这种商品经济“就获得一种弹性,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7]这种限制促使资本家不断到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地,形成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国际市场。第七,城乡经济关系因素。马克思指出,城市和乡村分离根源于社会分工发展,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私有制的存在又是城乡关系对立的制度根源,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城乡对立达到最鲜明和最尖锐状态。他认为,在未来社会,消除城乡分离和对立,实现城乡融合,不仅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更有利于保护环境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初创期,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可以概括为:把扩大再生产方式区分为两种类型,并阐述其有转化的历史趋势前提下,主张积极利用科学技术、制度配置、组织管理、国内外市场等因素,提高资源要素生产率,协调各产业部门之间发展的比例关系,发展循环经济和融合城乡关系,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以期实现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上述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不仅是对亚当·斯密等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方式思想的批判和创新,而且也揭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的必要性和途径,成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理论起源。

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以苏联和二战后独立的东欧各国,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从现实角度形成了传统的以快速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核心内容包括:快速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国民经济发展有计划按比例进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等。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快速发展生产力成为中心内容。

在以快速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方式一般以见效快为特点的外延式发展为主。但由于实际国情不同,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各国,其经济发展方式也各有自己的特点。

1.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苏联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包括列宁领导下过渡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和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以及苏联东欧学界对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探索与研究。

(1)列宁的经济发展方式思想

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国外敌对势力包围和国内千疮百孔的经济形势,列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结合过渡时期状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见解。他认为,社会主义本质就是“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8]546但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其一,物质条件,即社会主义要快速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为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奠定物质基础;其二,制度条件,即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剥削制度和两极分化,为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创造制度条件。为此,他从以下两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方式思想:其一,论述了消费资料生产对生产资料生产的制约性。他提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实现最终要依赖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他说:“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9]其二,阐发了劳动者素质提高和加强企业管理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发展经济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重视经济核算,加强企业管理。他说:“第一,提高居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第二,提高劳动者的纪律、工作技能、效率、劳动强度,改善劳动组织。”[8]490列宁的上述思想,虽然受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但他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须依赖于消费资料增长、注重科学技术、加强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方式思想中两大部类、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等思想。

(2)斯大林的经济发展方式思想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面对资本主义国家敌视和法西斯势力进攻,他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则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以快速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种政治经济学指导下,他在两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方式思想:其一,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他认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再生产思想,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开辟了新的路径。其二,重视科技和企业管理。在企业管理上,斯大林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创造出奇迹来。”[10]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虽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出现了一些教条,并且在其指导下经济发展出现结构失调现象,但他的社会主义再生产思想,以及重视技术、人才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方式思想中的扩大再生产、科学技术、企业管理、人才思想。

(3)苏联东欧各国学界对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研讨

1960年代以后,苏联东欧学界进一步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式。其一,关于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研究。苏联学界认为,经济发展有粗放和集约两种途径。粗放发展要求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投入劳动力、资金和自然资源,这是在苏联早期采用的经济发展方式;集约化发展要求充分利用现有生产潜力,不断采用新技术,改进管理,增加设备负荷,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这是在生产水平很高,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使用的发展方式。因此,“生产发展的粗放和集约因素的作用,在各个阶段不断起变化”。[11]并认为现实经济发展向集约化过渡显得很有必要。东欧学界则重点讨论如何将扩大再生产方式的两种类型有机结合起来,以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其二,关于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苏联学界在研究马克思两大部类协调发展理论基础上认为,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有相互制约关系。提出要以发展重工业的速度来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并重视农业发展,认为工业发展“要以农业能够有迅速的真正积累为前提”。[12]其三,在市场条件下,国家宏观调控与企业管理相结合问题的研究。波兰学者布鲁斯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宏观调控和企业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相结合,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对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苏联东欧学界上述探讨,不仅把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方式发展为粗放和集约,并阐明二者之间关系,以及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处的不同地位,而且还把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协调理论发展为生产实践中正确处理农轻重产业之间关系,阐明了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了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相协调的重要性。虽受历史条件限制,但学界在上述方面研究,进一步从理论上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方式思想。

2.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1)毛泽东的经济发展方式思想

毛泽东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方式思想。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等纲领性文献中,依据中国国情,批判地借鉴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及其经济建设经验,探索出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政治济学。其内容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规律;实行按劳分配;人民当家作主等。以此为指导,毛泽东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同时,重视经济结构平衡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他借鉴苏联经济发展失衡的教训,提出用统筹兼顾方法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他说:“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13]他总览全局,在统筹理顺工业、农业和轻工业之间关系时,还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关系,以调动国家、集体和个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积极性。并坚持运用“两条腿走路”方式,保持国民经济在综合平衡中发展。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重视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他不仅着手打造技术干部队伍,而且还着手普及科学知识,扫除文盲,把提高农村劳动者文化素质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一个基本前提。虽然毛泽东在1950年代末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出现挫折,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他在理论和实践上把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方式思想中两大部类协调发展思想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

(2)学界对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研讨

1960年代后,学界掀起了研讨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方式思想热潮。其一,对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方式理论研究。刘国光在界定扩大再生产方式两种类型范畴时指出:“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是区别扩大再生产的外延性和内涵性的基本标志”。[14]认为外延式和内涵式在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是单一使用的,而是交错出现,要根据具体情况和要求,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向内涵的扩大再生产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二,国民经济各部门综合平衡重要性的研究。许涤新、曾启贤等学者在肯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前提下,着重研究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条件,以及消费资料对社会扩大再生产的作用。他们认为,技术进步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决定性条件,但生产资料部门技术进步要快于消费资料部门技术进步,因而在生产资料部门内部,生产生产资料部门在发展速度上要快于生产消费资料部门。同时认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中,相互之间都能起到制约和促进作用。“事实上,制约作用不仅存在于消费资料生产方面,同样也存在于生产资料生产方面;促进作用也不仅存在于生产资料生产方面,同样也存在于消费资料生产方面。”[15]其三,国民经济核算问题的研究。何建章等认为,成本核算和资金核算是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重要内容。因为“降低某种产品所必须占用的资金……用同量的资金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效果”。[16]到了1980年代,国家实行企业经营责任制后,潘恒辉提出,全面经济核算,力求以最少的资金占用、耗费,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学界上述研究,不仅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中的扩大再生产方式类型及其转化趋向、两大部类协调发展和薄记思想的认识,而且对于现实中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结构改革,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特别是取消国有企业的软预算行为有着积极启示意义。

上述论述表明,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社会主义各国在对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方式两种类型关系及其历史发展趋向、两大部类关系和薄记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包括粗放和集约两种类型,研究了这两种类型在现实生产中存在的条件、关系和历史发展的趋向;提出了产业结构问题,探讨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综合平衡的重要性;提出了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相结合的思想,探讨了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理论的取得,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在更高的程度上演进和创新,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其发端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领导集体所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经以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进一步发展和深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也开始了创新历程:经济发展新路子思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经济发展新理念。这一历程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又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认识和新发展。

1.经济发展新路子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领导集体,面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审时度势,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伴随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加深,邓小平提出了经济发展要走质量、速度和效益并行的新路子思想。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首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上。针对实践中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他提出经济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并行的思想,认为经济发展没有一定速度,或者光有速度没有质量都是不行的。他说:“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17]显然。他强调的“快”是以质量和效益为前提。为了确保速度、质量和效益并行,他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力争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通过竞争机制和价值规律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他重视科技教育和企业管理,认为科技和教育是实现速度、质量和效益并行关键。提出把企业由行政直接管理改为依靠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间接管理,以提高企业活力和运行效益。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以利用外国资金、先进技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速度与质量、效益相结合,体现了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战略性,也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内涵发展新认识,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方式思想。

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理论。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在继承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以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目标,并建立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为补充经济制度的新政治经济学。以此为指导,他们把邓小平发展经济的新路子思想进一步确立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理论,提出“向结构优化要效益,向规模经济要效益,向科技进步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效益”。[18]为此,他们注重依靠科学技术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密切关系。在农业方面,要求加强农业科研攻关、先进实用技术推广、农民科技培训和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发展现代农业。在工业方面,要求合理布局与国民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发展能带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柱性产业。努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理论的提出,既是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必要性和主要内容的新认识,也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方式思想又一次提升。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进入21世纪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人的发展学说凸现出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们认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十分重要的一环就是要正确处理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19]这一新认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新思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依靠协调投资出口消费、协调第一二三产业之间比例关系带动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由原来的资源消耗转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创新管理上来。为此,他们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新措施: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这些新措施实施,目的就是要把推动发展立足点放在提高质量和效益上,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力和培育开放型新经济。胡锦涛等中央领导集体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的理念、目的和途径提出了更高层次和要求,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把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方式思想又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20]

4.新发展理念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根据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态势,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系列新内涵: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在这些政治经济学新内涵指引下,新的领导集体在领导人民继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基础上,适时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其一,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这五个发展理念即是通过系列创新,协调各方面各领域,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生产力发展,为人民群众创造环境优美和共创共享的美好生活。其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常态下,面对需求侧投资出口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解决经济下行压力势微情况下,中央领导集体适时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侧角度强化需求调节和供给调节功能互补,共同发力,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为此,中央先后出台了创新驱动战略;化解库存和市场出清战略;降低企业成本,扩大有效供给,着力补齐短板战略;化解金融风险战略;实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战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实施扶贫战略;抓好“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实施更高层次开放战略。这些战略实施能进一步促进人民群众转变思维,深化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认识,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和以此为指导的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髓,又在更广和更深的层次上引领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继续创新和丰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视域下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发展,是对以往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又一次创新。这次创新不仅提出经济发展质量、速度和效益并行的新思想,而且扩大了原有经济发展方式思想内涵,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新理念,并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开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争在实现供需平衡的基础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新良药。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基础上对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在更高水平上的升华。

总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以来,历经时代变迁和背景转换,其构成内容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其根本原则和核心内容仍然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自觉统一,在其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也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得到演进和创新。这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联系,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视域下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继承性、连续性、时代性和创新性。

四、结论与启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及其视域下经济学发展方式理论创新历程启示我们:在“十三五”时期,应结合新常态时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与统一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提升到新境界和更高水平。

1.依据中国国情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但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的新常态下,中国要完成特色新型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及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实现人民主体地位,就必须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统一起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目标。在发展生产力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基础上,调整现有的生产关系中反映新常态下各种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和相互关系,特别是反映人民群众诉求,以及影响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的各种法律制度等,建立以实现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人民群众共享与发展为目标的政治经济学。在深化体制改革基础上,调整经济运行体制,简政放权,摆正政府与市场关系,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建立促进经济有效发展,形成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目标的经济运行机制的政治经济学。上述三者有机合一,共同开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新境界。

2.从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创新中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与互动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与当今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与互动性。因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性,不仅在理论上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吸取它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中的理论营养,而且还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和指导方向前提下,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自然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吸取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创新中所呈现出来的新内容,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理念、新途径和新方法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并进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

3.在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创新和发展中国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中国经济学。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创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鲜内容。在新常态下,我们在既有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发展观、新四化同步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经济理论基础上,依据新常态下国内国际经济发展态势,着眼于国内经济增长新亮点,研判我国经济未来短期和长期发展新趋势。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理念的指引下,创新经济发展驱动理论、协调理论、绿色发展理论、开放理论和共享发展理论。在需求侧管理拉动经济增长势微情况下,把需求侧和供给侧有机结合,在供需平衡基础上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以推动生产要素有效供给和良好制度供给,调动各方面发展经济积极性,创新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和转变路径,开拓中国经济学新内容。

4.在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创新和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以及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的严峻态势,以往通过需求侧改革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及其实现路径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显得力有不逮。因此,借助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东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内容为指导,结合新常态下国内外经济格局及其发展形势,把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思路,从注重短期经济发展向注重长期质量、速度和效益并行可持续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思路转移,创新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为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可靠的、有效的、新的转变路径指南。

5.把中国特色社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创新根植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理论创新和发展离不开实践。当前,解决经济发展下行压力,防止经济发展失速的关键在于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形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新路径指导,而二者产生又恰恰根源于现实经济发展积累的经验和转方式迫切需求。回顾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历程,不少理论源自于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推动,然后被经济学者进行归纳、总结和发掘,抽象成理论,进而被高层决策者采纳,并在发展经济大潮中进行实验和试错。在实验和试错中不断解放我们被束缚的思想和观念,并对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新事物和新风险有了较清醒的了解和产生新的认识,最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下,形成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和新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北京:人民日报,2015-11-25.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3.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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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洪昌

F01

A

1005-2674(2016)12-038-09

2016-09-05

四川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SC15B049);四川理工学院人才引进项目(2015RC61)

李陈(1973-),男,江苏连云港人,博士,四川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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