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昌吉行政建置的转变
——以新疆建省前后为中心

江李军 何 荣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近代昌吉行政建置的转变
——以新疆建省前后为中心

江李军 何 荣*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1759年清政府平定新疆后，考虑到新疆的实际情况，军府制、州县制、札萨克制、伯克制分立施行。1864年爆发的新疆少数民族起义以及1865年阿古柏军队的入侵使得旧有的统治根基基本瓦解。随后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1884年清政府决定设置新疆省以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建省后州县制开始在全疆范围内逐步推行，近代新疆的行政建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文章拟以昌吉行政建置的转变为切入点，以建省前后为历史分期，据此分析其转变的历史进程、原因并概括其转变带来的影响。近代以来昌吉行政建置的转变是新疆建置沿革的缩影，它对于今天如何诠释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重大意义。

昌吉；行政建置；新疆建省

关于近代以来新疆行政建置沿革的研究较多，如纪大椿《论清季新疆建省》[1]、赵云田《近代新疆建置的演变》[2]等。有关近代以来昌吉行政建置转变的记述较少，未见有过专门的研究。尤其在新疆建省前后昌吉行政建置的构成与转变未见有深入的研究，仅《西域图志》《新疆图志》等篇目有少许涉及。近代以来昌吉行政建置的转变是同时期新疆行政建置转变的缩影，对于目前边疆区域稳定与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建省前昌吉概况

昌吉在天山北部，准噶尔盆地东南。“本境在省治西九十里，东界迪化，西界呼图壁，南抵南山，北通科布多、阿尔泰山等处，辖境约五百余里。”[3]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后开始确立在天山以北地区的统治。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于昌吉）筑宁边城（今二宫乡），乾隆四十二年（1777）设昌吉县，昌吉自设立县治以来一直统辖于迪化州属。“昌吉”一词在突厥语辞典作为“昌八里”，即为“城”之意。[4]另据《西域图志校注》称：“昌吉县治，旧地名昌吉，在迪化州西，东距州治一百二十里。……乾隆二十七年，于昌吉郭勒西，建宁边城。……乾隆三十八年，设县，隶迪化州。县境东西两百里，东至头屯河，接迪化州界。西至呼图克拜郭勒，接绥来县界南至天山，北至苇湖。”[5]

另据1908年所撰的昌吉县乡土志记载，“本境自三代以及汉初均为西匈奴游牧之地，汉武帝平定西域始通中国，即汉时三十六国中之移支国也。然汉虽设西域都护，屯田车师西北，时地未列版图。厥后回纥、突厥诸部叛服不常，故建置均不可考。”[6]

由此可知昌吉在汉时创立县治之初时建制尚不可考。又以昌吉县呼图壁乡土志记载称，

“本境虞夏雍州流沙，西北荒外地，汉属匈奴右部。元帝时乌贪訾离国，都护郑吉以处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降众，三国及晋，为鲜卑西部。后周突厥铁勒地。隋突厥部境之北流河，唐属北庭府，元回鹘地，明准部四卫拉蒙古和硕特游牧。国朝乾隆二十二年，平定准部，依洛克伦河设洛克伦巡检，驻呼图壁。二十九年建城曰「景化」，为呼图壁巡检治。”[7]

昌吉在汉之后先后隶属于鲜卑、突厥。唐时属北庭府，元属回鹘地，明时隶属于准部卫拉与和硕特部。清乾隆时（1777）始建县治，以昌吉命名，呼图壁为其下辖之地。由此可知昌吉自汉之后行政建置处于渐进式的完善之中，有一段时期隶属于游牧部落，但自明清后昌吉县制逐步与内地郡县接轨，摈弃了原有的游牧部落时期松散的建置。

又如昌吉乡土志所载称，

“我朝平定准、回两部，始设宁边城。巡检筑城一座三里五分，高一丈五尺。四门东曰文同，西曰武定、南曰谐迩，北曰燮遐。乾隆四十二年改设昌吉县。知县一员，训导一员，典史一员，隶迪化直隶州管辖。移宁边城巡检，分驻呼图壁城，并设左营游击、守备、千把等官，驻兵六百以资屯防。复于城西三十里芦草沟巢堡一座，设防御千总一员，就近征收屯粮，今堡废官裁，而遗址尚在焉。”[8]

如上所述，昌吉县治是在清平定新疆后逐步完善的。先以筑城、改设昌吉县再到设置官员衙署等，行政关系上隶属于迪化管辖。后于宁边城分设巡检，设置呼图壁县丞，并以军队驻守。后又以城西建置巢堡便于防御、征粮之用。经济与军事上的举措预示着昌吉县治逐步走向完善。

二、建省后昌吉行政建置的转变

18世纪中期后，少数民族与汉族，地主与农民、牧民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同治三年（1864），由于受到长期的压迫与剥削，同治初年爆发的南疆少数民族起义迅速席卷全疆，原有的军府制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基本上荡然无存。浩罕阿古柏的入侵与外国（俄、英）侵略势力的干涉染指新疆使得局势更加复杂化。由于财政上的入不敷出，清廷内部关于“海防”与“塞防”政策有过长时间的争议。最后在左宗棠的坚持下，清廷决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节制三军，择机平叛收复新疆。

同治三年（1864）以来的新疆动乱波及到昌吉地区。“同治三年回变，呼城鞠为茂草，文献无征录。克复以后，身任缔造者，其安常处顺，以克位勿与。……同治三年六月辛巳，乌鲁木齐妥、索两逆叛陷迪化州城，呼图壁回兵、回民同日响应，戕杀王守备，抢劫火药库，巡检某逃走，回逆据城。是月十九日，木地乡约王宾、张文升等倡户民，商民张得元倡众商民，磨菰湖高四倡芳草湖民闯杀入城，烧死逆眷老弱千余丁口于西关外，回逆骑马东窜者百一十余人，至三十里墩，复被东滩十四户两处汉民截杀大半。九月十五日，回逆再败遁，二十日集乌鲁木齐各逆来，尽杀汉民，得脱者少，自是呼城靡有孑遗矣。八年、九年，靖边营徐学功自迪化、南山带土勇攻杀回逆，札呼城月余，旋移驻洛克伦河北岸，马桥子筑城护卫，汉民壁垒尚存。”[9]后经靖边营徐学功等奋力拼杀才于光绪九年夺回呼图壁城，由此可见回乱对昌吉地区影响之大。

此后昌吉地区虽比照内地，实行郡县制，统辖于乌鲁木齐都统，但封建剥削与压迫并未减轻。军府制度的摊派与郡县制的双重推行使得昌吉县治辖境民生凋敝、阶级矛盾尖锐。阿古柏叛军进入新疆后，兵锋直指迪化州，阿古柏所属之白彦虎部攻占迪化州，占据乌鲁木齐。清廷在昌吉地区的行政建置几近崩溃。1875年（光绪元年）4月，左宗棠率军收复迪化，昌吉县治等随后得以恢复。及至1884年（光绪十年）清廷最终听取左宗棠、刘锦棠所奏，于新疆建省，以刘锦棠为首任巡抚。

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后，州县制推广至天山南北。全疆分为四道，在设立省会建制行政机构升迪化州为迪化府，增设迪化县并与昌吉、绥来、富康、奇台四县隶属于迪化府。[10]由此可知建省后行政建制的转变过程中昌吉由原隶属于迪化州（隶属于甘肃管辖）转变为隶属于迪化府（新疆省管辖）。1884年（光绪十年）后昌吉县治辖境调整为“昌吉县治、罗克伦、卢草沟、呼图克拜（今译呼图壁）[11]”以昌吉县治下辖的呼图壁为例，“光绪十一年，新疆改设行省，巡检仍旧。二十九年，南北两路增设郡县，改升县丞辖景化驿，与呼图壁守备同驻。”[12]

行政隶属的转变是昌吉在新疆建省后最显著的变化。

昌吉随隶属区域转变正式纳入新疆省辖境。即昌吉县治被纳入迪化州府的直辖。原有的行政隶属使得政出多门、行政效率低下。新疆建省后昌吉县治隶属关系的转变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建省前行政体制显现的弊端。

三、昌吉行政建制转变的原因

正如上文所说，新疆建省后在天山南北大力推行州县制。原有存在的军府制、扎萨克制、伯克制一概废止。行政建置的转变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与内涵。

第一，源于外来侵略势力的威胁。以昌吉地区为例，新疆建省前昌吉县隶属于迪化州，迪化州又隶属于甘肃省。甘肃与新疆相隔较远，路程过远阻隔了军政事务的传达，边疆重大事务的决策往往受到多方利益的羁绊与影响。建省后行政归属的明确与重新界定，增强了新疆地区边防的实力，使得政出多门、政令出自多处的境况得以改变。从边防的角度考虑，“新疆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倚葱岭，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高屋建瓴，得以则足以屏卫中国，现我藩篱，不得则晋陇蒙古之地均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13]然而清朝中后期以来由于中枢权力旁落，决策失误，边防懈怠，沙俄、英等帝国主义势力逐渐染指新疆。新疆建省前沙俄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掠夺我国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新疆建省时又唆使阿古柏残余势力多次侵扰南疆等地，妄图继续掠夺。英国在英属印度总督决策下加紧对南疆的渗透与影响，在新疆与英属殖民地阿富汗、印度的接壤地区，其通过商贸、传教等形式扩张殖民势力。迪化英国领事馆的开设亦是英国在新疆侵略影响扩大的重要标志。

在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时期，沙俄亦多次出兵新疆边境企图掠夺更多侵略权益。由于新疆建省后建置归属统一，对于沙俄反制决策有效，沙俄的企图未能得逞。

第二，恢复经济的需要。在阿古柏叛军与回乱的双重打击下，昌吉地区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1875年（光绪十年）5月左宗棠收复迪化后，昌吉县治随之恢复。由于受到1864年席卷全疆的农民起义与阿古柏叛军的双重打击，新疆多地生产凋敝，昌吉地区的经济亦遭到严重打击，以呼图壁乡土志之政绩录所载称，“王瑜圃，光绪三年三月代理巡检时，城垣瓦砾，书役无存，遗黎不满十户。瑜圃尽力招徕，月余得百六十户，皆饥困不自存，瑜圃急请督帅左公赈济老弱，并发耕牛九十九对，籽麦三百一十七石，民命始苏，父老至今思之。江景曜，光绪三年十月署巡检，是岁及四五六等年，蝗旱频仍，其间驱蝗请赈发牛籽，豁免额征，开渠设塾，尽力勾懈。光绪七年任满请交卸，上台以招徕渐集，丈地垦荒，不容草率奉饬，仍留署任。八年复伸前请，值刘爵司堂（锦堂）以其捕获要犯，复批留任以示鼓励。”[14]恢复经济成为当地官员亟需解决的问题。新疆建省后，清政府取消了以往的禁令，结果山东、直隶等地的“逃难百姓”来到新疆，“人口盈至千万”[15]，加快了新疆等地的发展。处于首府迪化府下辖的昌吉此时经济亦有较大发展。另新疆建省后，“首治邮驿亭部以通商路，于是废著鬻志客，连袂接轸，四方之物，并至而会。”[16]以昌吉为例，“本境物产颇饶。城南八十余里有山产煤，山口有煤窑两处，俗所云头屯煤窑也。若动物则马、牛六畜外，野有鹿、虎、狐、兔，山鸡。植物则稻、麦五谷外，别产松树、榆树、葡萄、杂果及各项药材，小民亦间或采取耳。故动物惟牛羊皮、鹿茸稍足取用，植物惟高梁酒、葫麻油、扁头粉、广米谷糖颇知制造，然亦衹足以供一境之用焉。本境物产虽杂，可以转运出境者究少。惟大米、小麦、豌豆运售省垣，每岁不过数千石。煤炭车驮运往东而各处，每岁约数百万斤。此四者实为本境一大利源。”[17]建省后的昌吉以大米、小麦、豌豆以及煤炭转运成为经济的利源，这亦从侧面昌吉所处位置的重要与发展经济的动力所在。昌吉行政建制的转变正适应了这一时期发展的需要。

第三，左宗棠等官员的据理力争。在面对新疆的变局下，关于海防与塞防的争议不断。“今上初，公既平关陇，而海防议起。论者多言自高宗定新疆，岁糜帑数百万，此漏卮也。”[18]清廷中枢甚至决定放弃新疆以全力应付海上而来的威胁。左宗棠据理力争得以率军平叛。随后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并让其统辖平叛事宜。平定后对于如何善后新疆的问题清廷又开始了新的争议。左宗棠等人力排众议，“今虽除异世殊，不必尽遵旧制；而伊犁为俄人所据，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所据，事平后应如何布置，尚费绸缪。若此时即置之不问，似后患环生”[19]，左宗棠等人力排众议，向清廷建议设置行省，比照内地，实行郡县制。终于在光绪十年（1885）清廷同意左宗棠所奏议，设置新疆省，以刘锦棠为首任巡抚。

四、昌吉行政建制转变的影响

光绪十年（1885）新疆建省，以中央政府直辖的郡县制取代了自乾隆始“因俗施治”下分行的郡县制、札萨克制、伯克制。此举使得新疆省内行政制度合一并与内地省份相同。新疆建省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央加强对边疆地区管理的需要，另外也对其他民族边疆地区的行政建制改革提供了范例。

昌吉行政建制的转变是新疆建省后行政建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昌吉内属于甘肃转变为迪化直属并统辖于新疆是其行政建制转变最为重大的影响。近代以来昌吉地区行政建置的转变是新疆行政沿革的缩影，它对于今天如何诠释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重大意义。

结语

近代昌吉地区行政建置的转变既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又是清朝统治者应对边疆危机的积极应对之策。见微知著，昌吉地区行政隶属的转变与新疆建省前后的行政建置演变牢牢相关。通过对近代昌吉地区行政建置转变的探析对于今天边疆地区发展与稳定亦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纪大椿.论清季新疆建省［J］.新疆社会科学.1984，(4):5-15.

［2］赵云田.近代新疆行政建置的演变［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1):61-67.

［3］［6］［8］佚名.昌吉县乡土志［Z］.昌吉.1908.

［4］牛汝辰.新疆地名概说［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141.

［5］［11］钟兴麟.西域图志校注［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192.

［7］［9］［12］［14］［17］佚名.昌吉县呼图壁乡土志［Z］.昌吉.1908.

［10］吴轶群.清代新疆道制沿革探析［J］.兰州学刊.2007，(3):154-156.

［13］王树楠.新疆图志［M］.1908，卷106建置志一.

［15］端洵.散木居奏稿［M］.卷四.

［16］王树楠.新疆图志［M］.1908，实业志二.

［18］吴汝纶.桐城吴先生全书文集［M］.卷二.

［19］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M］.国史本传左文襄公神道碑.

K25

A

1671-6469（2016）-06-0026-04

2015-09-13

江李军（1991-）,男,安徽怀宁人,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新疆近现代社会史。

简介：何荣（1971-），女，四川南部人，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新疆历史与社会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