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重衡——以清代状元“金”为代表的质韦十八子士人群体述论

⊙龚慧兰［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衢州324000］

⊙龚慧兰［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衢州324000］

质韦十八子是清中期出现在浙江杭州地域上的一个士人群体，其成员由当时杭州名士梁诗正、陈兆仑、杭世骏、金甡等十八人组成。目前学术界对此研究存在较多空白领域，但其研究价值不容忽视。质韦十八子士人群体诗歌创作丰富，是清代诗坛不可忽视的部分，同时十八子在地域史、文化史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研究价值值得重新衡量。

质韦十八子 研究价值 重新衡量

清代杭州是浙江乃至当时全国的诗歌创作中心，自顺治以来杰出的诗人不胜枚举，特别是雍正、乾隆时期，不仅产生了诸如厉鹗、杭世骏等著名诗人，而且还涌现出南屏诗社、蕉园诗社等一大批带有地域色彩的文学社群。清中期在杭州地域上产生的质韦十八子士人群体，是杭州众多诗人中较为独特的一道风景。目前各种文学史、诗歌史均未提及质韦十八子士人群体，因此认识质韦十八子士人群体不仅有助于全面地认识浙派诗歌风格，也有益于地域文化史、学术史。

一、质韦十八子的提出与成员

质韦十八子是清中期杭州地区出现的一个文人群体，十八子这一群体身份较为特殊，成员大多为清代中期的江南汉族士大夫，有些成员祖上几代人为官，几乎都有科举仕进传统，家学传统深厚，工于诗文，著作丰富。

依据以上材料可以试着列举质韦十八子士人群体的主要成员，该群体由当时的杭州名宿梁诗正、梁启心、杭世骏、陈兆仑、孙灏、金、陆秩、裘肇熙、金文济、王瀛洲、汪宏禧、汪金城、任应烈、钱在培、吴景、吴国锷、何姚瑞、孙曾十八人组成。

虽然形成文学流派要有共同的文学理想、创作主张，将梁诗正、陈兆仑、金等十八人称为诗歌流派尚嫌勉强，但至少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十八人皆为浙人，梁诗正、陈兆仑、金等十八子是一个明显以地域为核心的士人群体。现略述主要人物生平如下：

梁启心：浙江仁和籍钱塘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改庶吉士。诗歌作品有《南香草堂诗集》。

梁诗正：浙江钱塘人。雍正八年（1730）殿试以一甲第三名及第，授职编修，不久后便充作《一统志》纂修官。之后曾受命编纂唐宋诗歌选集《唐宋诗醇》，任《文献通考》馆总裁，编《西清古鉴》四十卷，附《钱录》十六卷，与沈德潜合修《西湖志纂》。诗歌著有《矢音集》。

杭世骏：浙江仁和人。雍正元年（1723）举人，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授编修。罢归。有《道古堂集》。

陈兆仑：浙江钱塘人，雍正八年（1730）进士。乾隆元年，应召廷试博学鸿词二等，授翰林院检讨。曾担任《大清会典》《明纪纲目》《续文献通考》纂修官，有《紫竹山房诗文集》。

孙灏：浙江钱塘人。雍正八年（1730）进士，官至通政使，有《道盥斋集》。

综上所述，质韦十八子士人群体是一个在清中期杭州地域上形成的士人群体，其成员以当时的杭州籍文学侍从为主，活动的时间主要在雍正、乾隆年间。

在谈及清中叶的诗文时，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论及各派诗人时，对沈德潜之类的诗人评价不高，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台阁体诗人，所作绝少成就”③。即便是对浙派灵魂人物——厉鹗的介绍也篇幅不长，并未提及浙江地域上的其他诗人。同时游版教材提及厉鹗时认为“清人所称‘浙派’，基本上专指厉鹗一派”④。同时，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袁行霈版教材、章培恒版教材都未提及质韦十八子这一群体。当代学者严迪昌的《清诗史》和刘世南《清诗流派史》两部著作在论述清中期浙江地域内的诗歌流派时主要是指以厉鹗、金农、丁敬、汪沆、周京、符曾等具有在野色彩的文人群体。如严迪昌《清诗史》在第六章《乾嘉时期地域诗派诗群巡视》中论述了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钱载与秀水派。而刘世南则在《清诗流派史》“浙派”这一章节中论述浙派时也主要具体谈论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未提及杭州质韦十八子群体。但严迪昌在《清诗史》中对秀水派的钱载等台阁诗人的评价，也表明随着文学研究的深入，一批的确在文艺创作上有成就的文学侍从、台阁诗人正在逐渐得到学术界相应的认可。

二、质韦十八子士人群体的价值重衡

（一）质韦十八子的诗歌创作及其价值

质韦十八子士人群体有着浓重的文学侍从的色彩，如梁诗正，雍正八年（1730）殿试以一甲第三名及第，授职编修。杭世骏，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授编修。金，乾隆七年（1742）会试中第一，殿试一甲一名，赐进士及第，乾隆三十一年（1766）授内阁学士。陈兆仑，雍正八年（1730）进士；乾隆元年（1736）应召廷试博学鸿词二等，授翰林院检讨；曾担任《大清会典》《明纪纲目》《续文献通考》纂修官。孙灏，雍正八年（1730）进士。在帝王文学侍从的表象下，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往往被视为是统治者“润色鸿业”的需要，是否具有更深层次的时代背景与自觉追求，对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试做探讨：

1.地域为这一群体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质韦十八子中的杭世骏本身就是“浙派”的代表人物，如杭世骏在《文学吴协南墓志铭》中有记录：“钱塘吴君嘉丙，字协南……同郡严在昌，梁启心、孙灏、陈兆仑切于学问，振华耀采，争长盘敦，摩研编削之士交目为文中之虎，始于乡邦，浸淫于十一郡，渐被于大江南北，以暨京辇名流六堂观国之彦，翕然称杭郡之文甲天下……”⑤杭世骏认为梁启心、孙灏、陈兆仑等人在诗文方面的造诣在当时的杭州颇有声誉，同时也指出当时杭郡乡邦诗歌繁盛，深厚的地域诗学底蕴是质韦十八子群体形成的文化背景。质韦十八子未能像厉鹗等人远离朝政、专致学问，而是转投庙堂文学，走弘扬风雅、实施文教之路，但地域文化深刻影响了其诗歌创作。同时质韦十八子成员基本属于晚达，比如金四十岁才考中状元，四十岁之前仕途多次受挫，除了潜心科举，还曾游历名山大川，诗文表现感情较为真挚，后期受馆阁诗风熏染，诗歌多应制、唱和。在其诗歌创作历程中并非仅有简单歌功颂德的作品，入仕前后诗歌的风格、内容、题材也有明显的不同。他们的诗歌创作历程实质是清中期诗坛“朝”与“野”对立冲突的一种表现，从中可以窥见清代江南文学士大夫的生存本相和精神世界，为研究清代台阁诗人诗歌创作的特点及其在社会文化领域中的意义作用，提供了丰富的诗歌文本，这一群体的学术价值及文化意义不容忽视。

2.质韦十八子人人博学通经，并且几乎都有诗集传世，如梁启心有《南香草堂诗集》四卷、梁诗正有《矢音集》十卷、陈兆仑有《紫竹山房诗集》十二卷、金有《静廉斋诗集》二十四卷、孙灏有《道盥斋诗稿》十四卷。对其诗文创作价值，历代评论家、诗话都有一定的论述。比如梁诗正《矢音集》虽大多为应制之作，但钱陈群评价其作品“雍容庄雅，情文相生”⑥。阮元在《两浙轩录》中评价梁启心诗作：“诗文意境澄忧郁远，不染纤埃。”⑦清代王昶在《紫竹山房诗文集序》中评价陈兆仑之创作：“诗文不以气炫，才不以词害志，淡泊清远，间放适如心所欲出至。”⑧杭世骏曾在《词科余话》中评价金：“雨叔，孝感令长孺弟也，穿穴诸经，时有创解，诗宗韩、杜，骈体得南宋二李之遗。”⑨清代钱塘名士汪惟宪在《金氏二友》一文称赞金：“（雨叔）好学能文，书皆手录，精楷不苟一笔，其《三十初度自序》立言有体，文韵斐然。余跋其尾云：海住六兄负不羁之才，写自得之趣，挥毫似锦，手不频义，联句成珠，烛犹胜跋。壮志则鲸鱼碧海，逸情亦翡翠苕。风雅萃于一门，声名比之双壁。”⑩阮元、王昶等人对质韦十八子成员的评论虽未明确指出质韦十八子群体风格，但他们的评论肯定了质韦十八子是有着较高的文化与文学素养的地域诗人，其诗歌创作也有其独特之处；其实质是肯定质韦十八子的诗学史地位与价值。

现有的关于清代中期的浙江地域诗歌研究多集中在厉鹗、杭世骏等人身上，正如张仲谋在《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中所言“：厉鹗只是浙派发展史上一个时期的代表，他的诗风也只是浙派大范畴下的一个属的概念。”①质韦十八子的出现恰好为“浙派”诗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3.质韦十八子主要通过政治、文学创作两类途径影响了清中期文坛。一般而言，京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长期生活在京都的文人有着其他地区诗人难以企及的各种优势，而在科举时代，文学创作又往往与功名仕进常伴相生，所以文学侍从对诗坛、文坛的影响是非常深刻而具体的。质韦十八子皆是浙地文化精英，以科举入仕；入仕前在区域内就有一定的文名，入仕后基本都主科举、文化事业。如梁启心，乾隆四年（1739）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金，乾隆九年（1744）主广东乡试，乾隆十二年（1747）充顺天乡试，乾隆十八年（1753）充山西乡试，乾隆十九年（1755）奉命督学安徽，乾隆三十年（1765）奉命督学江西。陈兆仑于乾隆六年（1741）充湖北乡试正考官。孙灏曾担任河南学政。十八子中尤其是梁诗正、陈兆仑、金、孙灏等人多次主持各地乡试选拔人才，作为清代中期主持文教的馆阁大臣，他们实施文教，对清代中期的学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这种与馆阁密切的经历对文学观念的传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如陈兆仑、金等人皆是当时八股文大家，在京师也备受当时士子的推崇，陶元藻在《全浙诗话》中评论陈兆仑“以古文为时文，故制艺纵横排自成一家，居京师士大夫奉为文章宗匠。凡应试乡会者必持文请决利钝门外”⑫，从中可见陈兆仑等文学侍从对当时文坛的影响。

当然质韦十八子对清代中期的诗坛而言是一群比较特殊的诗人，其成员基本身兼诗人、学者、文学侍从、政治家几重身份，其人生经历基本身处清中期，是清代经济社会高度发达但同时又是政治文化高度钳制的时代，文字狱与科举选拔人才的文化制度让这一群体诗人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印上深刻的痕迹，其诗歌呈现出多种面貌，如感悟世事艰辛、哀叹科举蹭蹬、仕途得失、吟咏名山大川，固然与清初的移民诗歌境界不同，但这恰好是清代汉族江南士大夫复杂心路历程的反映，正如严迪昌在《清诗史》中所言：“然而，传统文化包括金石书画，自有其人所常说的颐养心志功能，这心志包蕴有狷介、清狂、自尊、脱俗等心性。只要不是权欲熏心，异化尽文人固有的情操，那么，在参朝奉侍之后，在私邸、在长夜、在密友和亲族间、性格的另一面‘自我’必会‘率真任性’一番的。”⑬

这一群体能得名于时，除了先后入仕、主持文教外，更得益于才学广博、诗文创作斐然、与当时诗坛的密切联系。由于地域之关系，质韦十八子成员亦与当时“浙派”厉鹗诸人亦有交集。据《全谢山年谱》载：“陈句山将北上，先生（指樊榭）及金江声、周穆门、全谢山、金冬心、梁林、杭堇浦、施竹田、汪复园、释明中集饯于瓶花斋。”⑭由上可知陈句山、杭世骏、梁林等人与厉鹗等人在瓶花斋主人吴焯处聚会饯行。据这则材料所列名单，笔者有理由认为，质韦十八子核心人物与“浙派”厉鹗等人颇有交集，成员多有交叉。同时质韦十八子的核心人物亦是当时“浙派”之领袖——杭世骏，虽入朝为官时间极短，但他与其他十七子在诗文上亦有较多交往，杭世骏的《岭南集》中收录了《送同年金之东昌》《寄孙太仆灏陈学士兆仑两同年用东坡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韵》《寄陈太仆》《寄和任太守应烈移居快阁四首》《同年陈进士兆仑闻予有八闽之役作诗志喜既出闱始得示予遂次其韵》等诗歌作品，杭世骏与金、陈兆仑、孙灏等人交往颇多，即便在杭世骏远赴岭南，亦有诗文往来，如陈兆仑《紫竹山房诗文集》中收录《杭二堇浦自粤东见寄光孝寺诗即用其原韵奉酬代柬》等诗，金的《静廉斋诗集》中记载有《校同年杭堇浦世骏前辈道古堂集感旧题辞》，诗中追忆了杭世骏与众人之交往，如与金等人结社藕花居，与其兄长切磋学问，在朝中参编史书等事，可见杭世骏与陈、金、孙等人之交谊。同时质韦十八子成员与“浙派”金农、周西穆、汪惟宪等“浙派”重要人物亦有交往，地域诗风对这一群体的诗风、诗学主张的形成都起到了很大的鼓荡作用。因此无论是从历史政治的角度，还是从诗歌审美的角度来审视这一群体，其作品在清中期的诗坛上都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二）质韦十八子对地域文化、清代学术的影响

1.质韦十八子对地域文化的影响。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提及“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⑮，明清时代的文学，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文化背景。质韦十八子几乎都是浙江杭州籍贯，年少时即负盛名，如梁诗正，《大学士赠太保文庄梁公墓志铭》记载其“五岁始能言，授以四五言诗，略上口即能诵，长擅文誉”⑯，后官至大学士。又如金，杭世骏在《词科余话》中道“：雨叔，孝感令长孺弟也。穿穴诸经，时有创解，诗宗韩、杜，骈体得南宋二李之遗。”⑰此外陈兆仑、孙灏等人亦皆是杭州当地名宿。质韦十八子创作领域广泛，涉及经、史、子、集，大力弘扬地域文化，如梁诗正与沈德潜合修《西湖志纂》、杭世骏著有《两浙经籍志》等。其中以梁启心、梁诗正为代表的梁氏家族，以金、汪如洋为代表的金氏状元家族，他们都重视家族的文化教育，在道德品质和文化素质等培养方面都堪称典范，在当时的杭州乃至整个浙江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家族的文学创作、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论述主张、个人品格都对当时的士人群体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如梁诗正家族，多次吸引浙江士人，是十八子之政治核心人物。金家族，金自己为乾隆七年（1742）状元，其外孙汪如洋为乾隆四十五（1780）年状元，祖孙二人皆中状元成为科场佳话。对质韦十八子士人群体进行审视，可以更进一步了解清代江南家族文化和杭州地域文化的发展特点。

2.质韦十八子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影响。质韦十八子不仅诗文创作数量丰富，而且几乎人人精通史学，对历史、地理等领域也多有涉及。清代乾嘉时期，汉学昌盛，考据经史、编辑丛书尤其风行，十八子中的许多成员对儒家的经典作品，都加以重新校勘和训释，他们或训诂名物，或考订旧史，或撰写方志，对清代中期的文献整理工作做出了贡献。同时十八子入仕后多担任文职，主持或参与文史的修订工作，如梁诗正曾担任《一统志》纂修官、《文献通考》馆总裁，杭世骏曾校勘武英殿《十三经》《二十四史》、纂修《三礼义疏》，陈兆仑曾担任《大清会典》《明纪纲目》《续文献通考》纂修官。十八子中多人参与图书编纂工作，对这类浩大的图书集中工作，游版教材认为“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全书馆’，征求天下遗书，不但网罗了大量的御用‘人才’，而且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大规模地销毁一切反清的以及一些反抗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文献和其他书籍，企图消灭汉族人民的反清思想和封建精神。结果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八年间，被销毁、抽毁和横遭篡改的图书不计其数。但是也必须指出，这种浩大的图书集中的工作对我国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贡献”⑱，由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第八编《清代文学绪论》中指出：“主持编纂的纪昀等人作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已收入的三千四百余种和未收入而存目的六千七百余种书籍，做了简要的介绍评论。从保存古代文化典籍的角度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功德”⑲“乾嘉汉学家在文字、音韵、训诂、金石、地理等学术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⑳。两部文学史的巨著在批评清王朝以编书、兴文字狱等方式来钳制社会文化思想的同时，也肯定了清代学者对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同时十八子入仕后大多担任文职，对我国古代文化遗产进行了系统整理，保存了丰富的古代文化资料，其贡献应值得肯定。同时十八子大多刚正秉直，对当时的清廷统治也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研究这一群体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清代的学术文化及科举文化。

②陈玉绳：《陈句山年谱》，见《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97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197页。

③④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325页，第325页。

⑤杭世骏：《道古堂文集》，见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4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28页。

⑥钱陈群：《矢音集序》，见梁诗正：《矢音集》，乾隆二十二年（1755）清勤堂刻本，浙江图书馆藏。

⑧王昶：《紫竹山房诗文集序》，见陈兆仑：《紫竹山房诗文集》，载四库未收书编纂委员会：《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25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⑨⑰杭世骏：《词科余话》，见四库未收书编纂委员会：《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辑19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731页，第731页。

⑩汪惟宪：《积山先生遗集》，见四库未收书编纂委员会：《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2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784页。

①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页。

⑫陶元藻：《全浙诗话》，见四库未收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70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75页。

⑬严迪昌：《清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06页。

⑭陆谦祉：《厉樊榭年谱（乾隆十一年条）》，见《全谢山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⑮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⑯刘旭锦：《清中叶钱塘梁氏家族文化代际传承研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9月版，第3页。

⑱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81页。

⑲⑳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四）》，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第235页。

作者：龚慧兰，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Y201534665）、2016年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成果”（项目编号：2016N2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