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出有趣的空壳

倪一宁

我们总喜欢那些有偏差的人和事，就像广东人吃荔枝会蘸酱油一样，因为口感的反差，反而凸显出片段的甜。甜味如沙砾埋金，一闪而过，把它析出，可以弥补之前之后的涩味。所以我们喜欢浪子的真心、强盗的温和、无赖的郑重、大人物的脆弱。

随便举个例子，同样是草根皇帝，同样杀戮功臣，刘邦的人缘就比朱元璋的人缘好很多，他的性格层次更丰富，个人特质更昭彰、更有趣。

很多次读史，都觉得这哥们儿不太像皇帝，更不像开国皇帝。譬如鸿门宴，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稀里糊涂地就收了场，刘邦大大咧咧地前去赴宴，还能全身而退，与其说是布置周到，不如说是他一贯举重若轻的个性使然。刘邦说话过分实在，未央宫建成后跟他爹说：“你以前说我无赖，不治产业，我现在的家业比老大牛吧？”这人还有点诙谐，听两个妃子笑话不得意的女友，就日行一善，把那个女友临幸了一回，生了个没什么存在感的皇子，便是后来的汉文帝。

翻看刘邦的言行录，会笑个不停，直到我读到关于雍齿的记载。

雍齿原是刘邦的老乡，刘邦还只是区区一个亭长时，雍齿便是当地豪强，后来刘邦斩白蛇起义，雍齿也追随他，属于革命队伍中的发小、起义商会里的老乡。

我们常以为故人是天然的同盟，可以形成一张透明结实的关系网，其实全然不是。就像两个同学被分到了同一个部门，过几年，一个原地踏步，另一个被提拔了，还是那一个的顶头上司，失意者看着对方在台上指手画脚，心里却想的是：当年你还抄过我的试卷呢！

而另一个呢，也未必能心平气和。正意气风发时，一眼瞥见下面那跷起的二郎腿加上一张似笑非笑的脸，记起自己的“微时”，顿时兴致减了大半。知根知底的人要憎恨起来终归容易些，如同下人一抬头，就先看到主人家的鼻孔。

雍齒似乎不懂这个道理，成日阴阳怪气的不说，关键时刻还让刘邦的后院起火。那一年刘邦出门打仗，让雍齿驻守丰城，魏军来犯，一劝降，雍齿就利落地倒戈了。

混战年月，分分合合是常事，但雍齿这么做，让刘邦难以理解。他投降的原因并不是利益使然，也不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是无法忍受在故人手下当兵。后来雍齿又投降回来，还立了大功，但刘邦一看到这个人就不舒服，恨不得杀之而后快。他不是一个擅长掩饰情绪的人，他手下的那帮人又都那么贼，如此一来，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知道，雍齿是刘邦最讨厌的人了。

开国后，将军元老们纷纷骚动，生怕刘邦不给封地、不给钱，更怕他翻旧账，怕自己因为从前的过失而被猜疑乃至遭到诛杀，就聚集到一块打算造反。为了安定人心，刘邦做出一个举动——大摆筵席，把雍齿封为什邡侯，酒宴结束后，大臣们个个欢天喜地，说：“连雍齿都封侯了，我们还怕什么？”

这是刘邦一生中难得的郑重时刻。单看刘邦语录，便知他是性情中人，基本上想哪说哪、指哪打哪。但看他做事，却是另外一套风格，他把大我和小我分得很清楚，大我是一国之君，小我则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男人，他的小我看似张扬，内里却随时准备为大我让路。

对韩信、彭越他们，他应该是有感情的，听到韩信的死讯，他且喜且怜之，但不会终结这场杀戮，因为他们触犯的是他的大我，使他隐隐感到不安全，这是利益之争；雍齿冒犯的则是刘邦的小我，一个普通人被人尊敬看重的需求，这是意气之争。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自然会把利益放在意气之上，他虽然说得夸张，却并不真的拿口号当策略，所谓的刻骨仇恨他既能高高地举起，又能轻轻地放下。

你看，即使如刘邦，在关乎大计的问题上，也不敢耍个性，明君良相，不过是忽略掉内心的躁动和情绪，审慎地按照最佳剧本走。小事糊涂如顾维钧，娶过不省事的黄蕙兰，只是难逃八卦闲笔；大事不靠谱如张学良，就沉沦在“两字任人呼不肖，一生误我是聪明”的惶恐命运中。

所以，酱油荔枝的甜，就在于它浸泡的时间够短，短到酱油还没有渗透果肉，还来得及萃取甜意，就像许多代价并不高昂的叛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次奋不顾身的恋爱，或者从一个没什么前途的岗位辞职，想去看看更大的世界。这些成本低廉、后劲不足的“任性”，都是提升你的人生质感、让你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是“生活”而非“活着”的有力佐证，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有趣的人的过程中，一张花花绿绿的糖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