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新挑战

虽然“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但要把握好这些机遇，除了要有过硬的技术实力和管理经验之外，还要有强劲的财务管理能力。

“一带一路”沿线有60多个国家，各个国家的金融、财税和法律制度存在巨大差异，文化和风俗也多种多样，如何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评估项目价值、做出投资决定、处理会计问题、应对税务风险、管理汇兑风险，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企业来讲是非常巨大的挑战。

一、不同会计准则的差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多种宗教信仰和不同的民族文化，50多种认定的官方语言、10余种会计制度。因此，实现这些地区与国家会计准则的协调与趋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应该保持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甚至直接采用了国际会计准则。“一带一路”战略沿线的43个经济体已经完全采用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9个经济体开始着手加入到会计准则的趋同进程中，然而13个国家仍然分别沿用本国制定的会计准则。

因此，对于中国计划“走出去”的企业而言，需要在不同的国家聘用熟悉当地会计政策的财务人员办理会计事务、编制会计报表，这是巨大的成本。此外，有些地方可能需要编辑多种版本的会计报表，这都会对企业的财务管理提出巨大的挑战。

二、汇率波动带来的汇兑风险

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汇率成为企业绕不开的话题。“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汇率波动较大，此外，各国的汇率制度差异很大。2017年8月11日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短期内出现了较大波动，使得企业对汇率波动更为敏感。尤其是一些企业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时，采用美元进行结算，再将美元结汇成人民币，面临双重汇率风险。

汇率波动造成的损失甚至会吞噬盈利，某公司在一个泰国项目上盈利1000万元，但汇率波动造成的实际损失却超过了千万元。

在汇率波动频繁的情况下，企业要避免汇兑损失，能借助的主要是远期结售汇、人民币掉期、期权、货币互换和跨境人民币结算等汇率保值工具。但这些工具专业性都较强，需要金融机构为其提供专业性的服务。

此外，各国汇率制度的差异也不容忽视。很多西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汇率制度都不太一样。

有时由于东道国的限制，甚至存在无法汇出或汇入现金流的情况。例如，2014年底，由于国际油价下跌，俄罗斯的外汇收入锐减，同期西方制裁引发了俄罗斯大量资本外逃，导致俄罗斯外汇储备持续减少，因此俄罗斯采取了一些事实上的汇兑限制，中国在俄企业难以将所得卢布汇出至俄境外。同时，在西方的制裁下，俄罗斯卢布大跌，卢布兑美元跌破80大关，跌幅接近20%，中企在俄的投资不仅汇兑困难，还面临着大幅缩水的压力。

近年来，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汇兑风险的发生概率已经不断减少，但是在依赖单一商品赚取外汇收入的国家，一旦该商品价格暴跌，如依赖石油出口的俄罗斯与依赖食品出口的阿根廷，该国在面临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压力下就有可能实施外汇管制，给企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三、跨境融资挑战

据德勤的数据，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表现活跃。2016年全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达145.3亿美元，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8158份，新签合同额1，260.3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6%，同比增长36%。主要流向新加坡、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地区，投资的主要方向是金属和能源开采以及制造业、基础设施如电力和建筑业，还有橡胶制品。增长最快的则是南亚地区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主要投资到基础设施建设、信息通讯技术、软件设计开发、金属开采和制造等行业。

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中国企业一般很难在国外获得资金，主要依赖于国内融资。但总体而言，中国的金融机构对国际通行的融资模式还不熟悉。国际上通行的融资模式大多为项目融资，基本原则是以纯商业的模式来组织融资并执行项目，让最有能力承担项目的参与方承担风险。中国的金融机构目前还是更习惯于、傾向于主权担保类项目，而非项目融资类项目。纵观“一带一路”辐射的国家，愿意提供主权担保的政府屈指可数，若中国的金融机构不做改变，很难满足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迫切需求。

此外，融资成本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目前有巨额外汇储备，也有很多很好的项目想从中国进行融资，但是融资成本很高，还需要支付7%的保费给中信保，很多以商业模式推进的项目就此打住，进而转向了韩国和日本企业。原因很简单，日本和韩国的进出口银行、出口信用保险机构的借贷成本和保险费率远远低于中国，且融资期限长、审批时间短，还不需要主权担保，这些都是目前中国金融机构无法做到的。

在融资过程中，民营企业更加困难重重。由于中国企业在国外融不到资，只能回国内融资。但商业信贷门槛使得民营企业难以获得银行等金融单位资金。

沙木什卡尔有限责任公司在吉尔吉斯斯坦投资上亿美元的水泥厂，自2014年开始，在当地的各种政府部门批文都已批下，项目议会也已通过，在中国商务部亦有备案，但在国内融资一直不太顺利，最近正在谋划到香港及其他西方国家融资5亿元人民币。

所以，融资对中国企业的财务管理构成非常大的挑战。

四、税收风险

中国企业在海外，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取得成功并非一路坦途。由于跨国经营运作活动的大大增加和不同沿线国家税收法规及征管环境与中国的巨大差异，中国企业在过去十几年中建立的国内税务管理理念往往难以继续应用于国际化的经营模式，从而使海外税务风险的管理成为值得中国企业管理层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如果企业无法制定与境外投资战略相吻合的税务管理策略，在不熟悉海外投资税务环境的情况下，不能通过有效防范措施充分化解投资经营中的税务风险，将可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错失良机，产生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因此，如何在全面了解投资目标国税务体系的基础上，设计出税务成本合理且风险可控的控股及融资架构，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

从企业税务管理的内容上看，涉及中国、投资东道国以及相关第三方等多个税务管辖区的税务规定、征管方式以及对国际税收规则的理解往往存在不一致之处，这些差异对企业的海外项目税务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走出去”企业首先需要面对全新的税收征管环境。以往在境内开展经营的中资企业，能够较为方便地获知税法规定，与主管税务机关在进行交流时也不存在语言或文化上的障碍，较容易做到税务合规。而在海外投资项目中，需要考虑多方面的税务规定和税务影响，包括中国企业作为投资方在中国和投资东道国的税务影响、境外项目公司在投资东道国的税务影响、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如需设立）在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税务影响以及在投资东道国的税务影响、业务利润在位于不同国家的关联公司之间分配的不同结果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成本进行研究。不少中国企业在国际税收及其风险防范方面的经验不足，能力有限，加上中外税收制度和征管方式不对称，使得一些跨境税务事项的实施和衔接存在困难。

目前来看，对外投资的主要风险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重复征税的风险

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制情况不尽相同，且我国与部分国家税收协定较为陈旧，可能导致重复征税。

2.未充分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风险

由于各种因素未能充分享受税收协定的優惠税率或税收抵免，导致企业多交税。

3.因转让定价和反避税问题导致的风险

全球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促使各国高度关注转让定价和其他反避税问题，企业传统的税收筹划方式面临税收风险。

4.海外并购标的企业的历史税收问题的风险

海外并购是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方式，若标的企业经营历史中存在税收问题而在尽职调查中未被发现，并购企业在完成并购后将面临税收风险。

5.税收歧视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法律传统、监管体系使我国企业在部分国家的投资可能面临来自于各方面的税收歧视。

五、海外并购的挑战

据普华永道发布的并购市场报告显示，中国2016年并购市场的交易金额与交易数量均再创新高。中国大陆企业的海外并购交易量增加142%，投资金额增幅高达246%，达2210亿美元，几乎是2015年的3.5倍。其中，有51宗大额海外投资交易金额超过10亿美元，几乎是2015年纪录的两倍。

金融数据公司Dealogic的研究发现，2016年中国企业共宣布了745项跨境交易，占亚太地区海外投资总金额4451亿美元的一半以上。

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以重工业和制造业为主，中国最初的海外并购主要是为钢铁企业寻找所需的原材料，以保证国有工厂的充足供应。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其海外并购的胃口也越来越大。现在，收购重点已转向中国所需的品牌和技术，以支持中国由出口型经济转变为国内消费型经济，也就是所说的“新经济”。

2013年之前，中国的海外并购主要由国有企业主导，他们收购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开采权、加拿大的能源生产商，以及非洲的铜矿。而现在，中国的民营企业正在抢购意大利的足球队、美国电影制片厂和法国时装公司等大型资产，而政府背景的企业则在购买芯片制造商和农业技术。2016年，民营企业主导的海外并购市场，交易数量达到了2015年的三倍，并且第一次在金额上超过国有企业的交易总额。

十年前最大的并购目标——能源领域从占比54%下降到10%，而工业领域却从25%增长到51%，几乎翻了一番。最引人注目的是TMT（电信、媒体和科技）以及消费者/零售业，在此期间惊人地增长了900%。

跨境并购已经成为获取全球高端要素资源的重要途径，中国企业将继续在国内及全球范围内进行大量的并购活动。

但是大量的并购面临很多专业服务供应不足的短板。目前仅有少数的大型银行能够提供与海外并购相关的金融服务，且多半是提供平台服务，而真正收费较高的会计、审计、律师等配套服务上仍显薄弱，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企业自身在并购方面的经验也需要不断提升，在过去的海外并购中成功率并不算特别高，这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企业自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