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那曲打造辽宁援藏平台

王小刀

有人说，到西藏，“眼睛上了天堂，身体下了地狱。”确实，西藏就是这样一个既美丽又残酷的地方。可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明知这里生存环境恶劣，还是放弃优越的都市生活，为了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扎根雪域高原，担当使命，实现价值。人们叫他们援藏干部，2018年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周旭就是其中之一。

两年前，时任辽宁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副调研员的周旭接到辽宁省委组织部发出的关于开展第八批援藏干部入藏工作的通知，几乎在第一时间，他就下了决心：报名，援藏去！那年，他39岁，妻子工作繁忙，孩子正上小学，父母年过花甲。

到今天，还会有人好奇地问周旭：对他来说，援藏不是个必选项，既然是自愿报名，为什么那么义无反顾？

“我是公务员，有责任响应国家号召，而且，我从小到大都在省内学习、工作，很向往西藏，现在有机会留在那里3年，为什么不去呢？”周旭说的轻描淡写。

可谁都知道，援藏从来不是件轻描淡写的事。有关资料显示，对长期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来说，海拔3500～4000米之间为“相对生命禁区”；海拔在4000米以上为“绝对生命禁区”，意为“永远不能适应”。辽宁省对口援藏地区那曲是西藏的“北大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全区乃至全国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在这里，高原反应如影随形，一个平原上的健康人可能在这里爆发原本一辈子也不会染上的疾病，生命脆弱到抵不住一场小小的感冒。尽管如此，周旭还是没有犹豫，“人得有点儿情怀，该做的事总得有人做。”他说。

不久，周旭通过了体检和组织的审核，正式成为辽宁第八批援藏干部之一，启程奔赴那曲。

自认为做足了心理准备，入藏第一天的高原反应还是让他始料不及。“三天两夜的路程，又赶上转机时成都大雨，到了藏区就开始发烧、头痛、呼吸困难，血氧浓度降到了64%。”要知道，正常血氧水平在95-100%之间，低于90就是过低。可是，作为组织部的干部，他虽不是领队，却天然要承担组织队伍、照料队员的职责，队伍里已经有人出现了喷射状呕吐，他不敢也不能轻易倒下。

“当时觉得自己还能挺挺。”周旭笑说自己是无知者无畏，后来才知道，如果在沈阳，他这样的身体状况早就该进ICU了。可那天，他竟靠意志挺过了艰难一夜，还坚持照料其他人。只是在妻子发来视频邀请时，无论如何也不敢接通，只说在开会，不让家人看到他挂着氧气瓶的样子。

缺氧不能缺精神。这是援藏干部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3年援藏的时间看似很长，实则很快，我该做什么？能做什么？该怎样做？”扛过了最初的高反，周旭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3年规划。“我是一名组织部干部，发挥组织效能是我分内的事，我应该为打造一个坚强的援藏队伍做好机构建设。”

长久以来，辽宁的援藏队伍按照各自的职责，化整为零融入到当地的工作中。“应该在那曲建一个辽宁援藏干部的‘娘家。”周旭找到了自己的工作方向。

很快，在总领队的领导下，周旭起草了《辽宁省对口支援西藏那曲地区前方指挥部组建方案及工作职责》等材料，建议成立前方指挥部和党组，并得到了辽宁省委领导的充分肯定。

经过与省编办积极沟通，2017年5月省编办正式批复，同意设立辽宁省对口支援西藏工作前方指挥部。7月省委正式批复，同意设立中共辽宁省对口支援西藏工作前方指挥部党组，进一步加强了前方指挥部的党组织建设。

早在进藏初期，周旭即着手筹备并成立了第八批援藏干部“临时党支部”和 “援藏干部管理委员会”。前指机关成立以后，又进一步成立了办公室、机关党委、行政监察处、财务处、项目处、新闻宣传处等机构，明确了相关负责人和工作职能，为工作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可以说，这些举措在辽宁省20多年援藏历史中取得了新突破，也在全国援藏队伍建设中走在了前列。

机构和组织是为工作服务的，帮助西藏发展是援藏最主要的目的。那曲是西藏7个地市中最落后的。“县城里只有几座楼通上下水，除了宿舍基本没有暖气，最高的建筑只有六七层，下了乡就都是牧区。”周旭说，当地的夏天只有两个月，几乎全年低温，植被几乎都是贴地长的小草，放眼望去，没有一棵一米以上的树，连青稞都活不了，当地人只能靠放牧生活。在安多等地，周旭见识了当地老百姓的土坯房，“雨天漏水，冬天全靠烧牛粪。”

好在援藏干部就是来帮忙的。周旭发挥组织部干部的优势，协助总指挥有序推进精准扶贫、组团医疗等重点工作，并亲赴山西和吉林两省专项招收高校应届毕业生，赴陕西专项招收退役士官，有效充实了那曲乡镇基层的公务员队伍。此外，他还参与了辽宁对口承担的整村搬迁工作。

由于高海拔地区生存环境过于惡劣，该项目帮助当地村民搬至海拔相对较低的地区，政府将为他们建造二层小楼，并扶植当地发展扣大棚和藏式编织等产业。在摸排过程中，周旭参与项目前期的调研、选址、住宅和产业项目的规划设计等，并负责考察干部等工作。为此，他几乎跑遍了那曲地区所有的县。要知道，那不是普通的出差，在那曲这样的地方，每次下乡都相当于把脑袋拴在裤腰上。

双湖县海拔在5000米以上，只有一条十八弯的山路可通行，一次去考察干部，周旭赶上了下雨。“有5个小时要在无人区行走，山上刚刚爆发过泥石流，我们就在泥石流冲过的路上行驶，分不清前方哪里是路哪里是泥塘。”司机小心又小心，可是车还是陷进了泥沟。

“我们所有人滚着一身泥水去推车，车却几乎纹丝不动，没有信号，没人居住，路侧就是山崖，探头一看，崖下两辆车的残骸清清楚楚。”周旭至今记忆犹新。

那一次，他们幸运地等到了过路车，还捡到了一条钢丝绳，才得救。临走前，周旭把钢丝绳留在原地显眼的地方，“绳子一定是之前路过的人留下的，希望它能继续帮下一辆车走出困境。”周旭说，这样的互助是高原不成文的规矩。

“草原一望无际，只有一条路，野驴和黄羊在周围吃草。车不停，它们不动，人一下车，野驴就会惊走，黄羊镇定些，它们会集体抬头，几十张羊脸齐齐看向人的方向，特别有趣。”

大部分情况下，周旭会对家里人这样描述他的生活。而妻子也总是呈现家里最好的一面。一次孩子发烧进了医院，妻子怕他担心，不肯视频，只说孩子写作业不能打扰。其实周旭知道，“两边都在报喜不报忧。”

一人援藏，全家援藏。这是援藏干部家庭中毫不夸张的现实。

一位同事的父亲去世了，他来不及回去，而且正是援藏工作最紧张时，不准请假，他只能晚上出去独自流泪，朝着家乡的方向磕头祭拜。

放假回家时，另一个援藏干部的妻子重感冒入院，他想去陪护，妻子说啥也不同意。开始同事不理解，后来明白了，马上要入藏，妻子怕他被传染。

还有一位同事当了爸爸，却只能在视频通话中见孩子，终于回了家，妻子说，爸爸回来了，孩子第一反应不是看门口，而是找手机……

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周旭说，他获得的荣誉不是一个人的，而是这一群人的，他只是个代表。

3年时光，转瞬即逝，作为组织干部的周旭决定再给辽宁援藏干部留下点儿什么。“我们在那曲住的辽宁公寓早就是危房了，在我们的多方努力下，辽宁公寓的重建工作已经开始。”其实，算算时间，宿舍就算建好了这一批人也住不上，“那就让后来者受惠吧，为以后的援藏工作打好基础。”周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