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奇崛于平淡：汪曾祺小说的矛盾性

邓雨浓

内容摘要：汪曾祺的作品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然而仅仅重视其美学价值，忽视了其深沉凝重，暗藏锋芒的思想性，则是对其鉴赏的严重偏差和失误。汪氏美学，其实质并不在于审美的平静淡泊，而是于这份平静淡泊之下隐藏的激烈冲突和锋芒。“寓奇崛于平淡”，汪氏小说的精髓，不在其和谐性，而恰在其矛盾性。

关键词：汪曾祺 异秉 矛盾性

1948年4月，汪曾祺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可谓一抬脚就迈进了文学史。主流批评家普遍认为，汪氏小說的文学史地位和意义就在于它“别一样风格”和“别一样的情趣”中。简单来说，就是美学价值高于思想和历史价值。具体表现在语言的平静淡泊、叙述的从容淡定、思想的波澜不起上。但是我却觉得，汪氏小说的“凝重”和“矛盾”却恰恰深藏在这表面的心如古井、不起波澜下面。

汪老先生的文学，固然是风俗画，固然是小品文，但是，如果仅仅将他的文学定义为风俗画、小品文，仅仅重视其美学价值，而忽视了其深沉凝重，暗藏锋芒的思想性，则是对汪老先生鉴赏的严重偏差和失误。我认为，汪氏美学，其实质并不在于审美的平静淡泊，而是于这份平静淡泊之下隐藏的激烈冲突和锋芒。用老爷子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寓奇崛于平淡”，这里的平淡不是沉默，不是看不到激烈的矛盾与锋芒，而是千帆过尽后的“第二次平淡”，是时间的微笑，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沧桑和静寂。简言之，我认为，汪氏小说的精髓，不在其和谐性，而恰在其矛盾性。

本文我试以《晚饭花》、《水蛇腰》等短篇小说为例，论述汪老先生小说的矛盾性特色。

一.“作品呈现的平淡顺从”和“创作模式的自由不羁”之间的矛盾

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所以，汪老先生写作，是特意地压制自己的主观感情对读者的干预的，他的小说和散文创作，首先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文本话语，是一种冷静而置身事外的。汪老先生本人所受的教育和本人所形成的气质就是淡然自矜，这让他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先生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他最愤懑最有针对性的话，也不过是一句：“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随遇而安》）”汪老先生说，他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怪不得同样是京派，汪曾祺的文风会和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差别这么大，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气质的原因吧。很多人说沈汪的风格像，像吗？我一点也不觉得。加上废名，这京派的三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在我看来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废名古朴，是一种“修辞立其诚”的天真；沈从文“鲜野”，带着一股新鲜的野性的倔强，而汪曾祺呢？水润润的，家常而有味，顺从而平淡。

但是他的创作模式却不是这样顺从，乃至于随遇而安的。他的创作是探索化的，是自由不羁的，是创新别致的。“我的看似平常的作品其实并不那么老实。我希望能做到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自报家门》）

《徙》是一篇奇异的小说，“淡泊与凄美结合，超然与讽世交融，平淡与隽永平行。”《徙》开头的极富风味，淡泊从容，潜藏着深厚的底蕴，是典型汪曾祺散文化小说的风格。汪曾祺在现代作家中喜欢沈从文和废名，外国作家中喜欢契诃夫和阿索林。汪曾祺这样写废名：“他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他的小说实际上是诗。他的小说不注重写人物，也几乎没有故事。…他不写故事，写意境。”而这也正是汪曾祺自己的风格。小说《徙》前半部分显然属于这种风格。但《徙》读到后头却不是一味的平淡，倒是有点情节有点起伏的。《徙》象极了精心泡制的陈年美酒，看似平淡无奇，却是后发制人的。越往下读，后劲越上来。让读者在称赏称奇《徙》结局的奇崛和不寻常同时，忍不住还要翻翻前面，把玩《徙》前半文字的朴素干净及描写的有味道。整篇小说结构自由不羁，浑然一体。

二.“美学风格的单纯清新”和“思想内涵的凝重锋芒”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首先表现在，其语言典雅美好，却借这样的语言托生出人物和故事的悲哀。

他常常写短句。简洁干净。他有烟火气。总的来说，他的语言以中国古典文学功底为基础，充分吸收民俗话口语，显示出一种简雅隽永的古朴和田园气息的鲜活滋味。他自己说他的语言“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是尤其简丰有味，有明清小品风味。由于篇幅的原因，语言的典雅美好从容不再赘叙，本文着重表现语言的典雅美好同选材、视角的矛盾。

他本人风雅的士大夫气质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笔下的人物。他惯用一些不以为然的笔调来叙述有悖常理的事情，给人的心理和视觉都是一种全新的不大不小的冲突。

汪曾祺的小说中的人物，给人一种传奇的印象。这些人大多有自己所擅长的一两样事务，却要么际遇离奇，要么性格古怪。这些传奇的人往往又有些或可爱或洒脱的性情，他们中有些仿佛流落人间的落魄名士，有一点骄傲的神气，骄傲里往往又使人觉得一些苦谑。《八千岁》里的八千岁，开着当地最殷实的米店，性格却极勤俭，总是穿一身老蓝布二马裾，吃最粗糙的米，喝最粗涩的茶，吃最简单的青菜豆腐，下午茶永远是两个草炉烧饼。他性格异于常人“概不作保、僧道无缘”，可谓抠门到了极致。可是，在他历经大变，被强行夺走八千个钱后，他终于做了一身阴丹士林的长袍，吃晚茶的时候，儿子又给他拿了两个草庐烧饼，他把烧饼往账桌上一拍，大声说：“去给我叫一碗三鲜面！”

那一刻，这个故事的整体基调才真正显现——那是一种与这样典雅的语言深深矛盾着的苦谑、深重和悲哀的。他写的也是现实，是历史画卷，只不过没有那么风云变色，没有那么宏大开阔，他的切入点始终关注在小人物和小命运中的。可是，恰恰正是这样的一群小人物，构成了整个中国的历史！恰似司马迁写游侠写刺客写小人物，只有这些小人物才是真正的历史的灵魂。

其次，他的文章表现出一种叙述的不急不躁和思想之沉痛凝重的矛盾。

汪曾祺赞赏行云流水般的文章，“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他的故事爱跑野马，总是说着说着，就要把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小处，说得详细动人。《异秉》的梗概和主题与鲁迅小说多么像！是悲哀的社会诞生的悲哀小人物，这种小人物可悲又可笑，长期受到压迫而不敢反抗，却寄希望于无聊的“异秉”。这是一种阿Q式的悲哀和自我麻木。《异秉》的主角代表的不是‘暴动性和‘破坏性，恰恰是流传几千年不绝的，中国小农阶级的‘积累性。作者无意掩饰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弱质。《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陈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义、男权专制的残暴。《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Q。虽然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但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有所针砭。

然而他将这样沉重的故事主题深深埋在不动声色、不急不躁地叙述里。他写王二的卤烧，写保全堂药店的先生与在药店学做生意的陈相公的生活，写酱园的食客张汉轩，写这几种职业的风俗画式的全景图画。他将他的叙述故意地“跑野马”化，东拉西扯，不急不躁，不厌其烦地去描摹风俗画卷，描摹他心中永恒的故乡和乡野，也在其中深深地灌注着作家本人的深切同情和人格的真诚。

最后，这种矛盾表现在自我纠结、锋芒毕露与文本呈现的积极恬淡之间。

汪老先生是深受儒道影响的中国传统士大夫，他的思想是有着本身的矛盾的。他经构过多次的自我否定与自我确立。《复仇》中那两人的挣扎后终归恬淡，同样也是一种思想上的经过挣扎后的终归恬淡。中西方思想，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季红真《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确立艺术的精神》）。”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和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基础。

汪老的思想是有锋芒的。他在年轻时为同学代写的作业中就能看出来。《黑罂粟花——李贺歌诗编读后》，他品论李贺：“他精神既不正常，当然诗就极其怪艳了。他的时代是黑的，这正作了他的诗的底色。他在一片黑色上描画他的梦；一片浓绿，一片殷红，一片金色，交错成一幅不可解的图案。而这些图案充满了魔性。这些颜色是他所向往的，是黑色之前都曾存在过的，那是整个唐朝的颜色。李长吉是一条在幽谷中采食酿成毒，毒死自己的蛇。”这样的文字，是很难用积极恬淡来形容的，年輕时的汪老先生锋芒毕露。中晚年的汪老，这种锋芒并不是消失了，而是隐藏在文本呈现的积极恬淡上。他看待问题站立的是文学史，甚至是“文化史”的视角上。

现代民族国家都在经历日益严重的文化焦虑，文化认同的危机。新时代的西方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弱势文化，是正在消亡的文化。他以西方文学的视角，来审视故土的乡野，将触角触及民族伟大精神的发掘，文化失范的痛彻感受。汪老先生心呈悲观，却坚持以诗之惆怅作文化的最后回眸，偏偏这回眸是美好而不动声色地，更令人心痛入骨。汪老先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的作品在我心中，更接近于一种文化史上的“广陵散”。

因此，汪老先生的文学，固然是风俗画，固然是小品文，但是，如果仅仅将他的文学定义为风俗画、小品文，仅仅重视其美学价值，而忽视了其深沉凝重，暗藏锋芒的思想性，则是对汪老先生鉴赏的严重偏差和失误。我认为，汪氏美学，其实质并不在于审美的平静淡泊，而是于这份平静淡泊之下隐藏的激烈冲突和锋芒。用老爷子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寓奇崛于平淡”，这里的平淡不是沉默，不是看不到激烈的矛盾与锋芒，而是千帆过尽后的“第二次平淡”，是时间的微笑，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沧桑和静寂。简言之，我认为，汪氏小说的精髓，不在其和谐性，而恰在其矛盾性。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第六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