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的生存之道

刘勃

《史记》里，随国只是一个夹在楚国和周天子之间的可怜虫，楚国不灭随，只是留着它作为缓冲和中介，让他去和天子或诸夏对话，比自己出面更方便而已，后两次征伐，其实已经不是收拾敌人，而是教训小弟

同样是所谓国宝级文物，有的需要会说话，即通过阐释，才能让一般人领略到它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而如曾侯乙编钟，则无需说话，一亮相就大气磅礴摄人心魄。

湖北的曾国，不见于文献。一般认为，它就是史传中的随国。随国曾经是汉水北岸的姬姓国家中最强大的，是楚国北上的最大阻碍。《左传》和《史记·楚世家》都讲了楚武王三次伐随的故事，有趣的是，两部书的说法完全不同。

公元前706年，楚武王第一次伐随。《左传》写这一战，算是散文名篇。不过写得像是一场辩论赛：楚国反省自己的战略，说我们应该放松对随国的进攻，相反提高随国的地位。这样，随国就会抛弃盟国而妄自尊大，然后我们就可以寻机下手了。这是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随国方面，则有一位贤大夫大谈治国之道，尤其是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结论，堪称早期民本思想的典范。

最终结果，是“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看样子随国还略占上风。

这些议论，《史记》统统没有。《楚世家》关注的是：这次事件之后，随国向天子转达了楚国想提升爵位的要求。一个诸侯国跑去向天子说这事，当然非常无礼，换句话说，随国应该是已经被楚国打怕了。

公元前704年，楚武王再次伐随。《左传》说，随国有奸臣有忠臣，结果国君只听奸臣的意见，被打得大败。但楚国也是倒霉催的，居然在战场把奸臣活捉了，于是觉得，这是上天要替随国治病（因为随国从此要听忠臣的了），可见灭随的时机未到，也就撤了。

《史记》则强调，这一年楚国得知了自己称王的要求被天子拒绝，所以这次征伐似乎是对随国办事不力的惩罚。另有个《左传》不提的大事件，楚武王宣称“王不加位，我自尊耳”，楚国从这年开始称王了。

公元前690年，楚武王第三次伐随。《左传》说：出兵前，楚武王告诉妻子：“余心荡。”他的夫人立刻做出判断，国君将不久于人世，但她又说：如果出兵没有失利，那么君王死在行伍之中，也是国家的福分。果然，楚武王在军中去世，但楚国的将军们秘不发丧，继续前进，以楚王的名义进入了随国，最终使随屈服。

《史记》又没有这些动人的细节，但却交待了这次伐随的原因：因为尊楚为王，倒霉的随国被周天子叫过去数落，而这件事又让楚国认为随国背叛了自己，所以才发兵讨伐。

综合起来看就是，《左传》中随国是楚的劲敌，楚国用尽了计谋和武力，才将之征服。而《史记》里，随国只是一个夹在楚国和周天子之间的可怜虫，楚国不灭随，只是留着它作为缓冲和中介，让他去和天子或诸夏对话，比自己出面更方便而已，后两次征伐，其实已经不是收拾敌人，而是教训小弟。

讨论春秋的历史，学者们通常重视《左传》胜过《史记》。但这件事上，《史记》恐怕另有很有分量的史料来源。难得司马迁毫无讲故事的热情，却把三次征伐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梳理得非常清晰。

而且，联系到后来的楚随关系，《史记》这种讲法显得更合理。

早有学者注意到，“楚国和随国关系在春秋中期以前，互相征伐，战争不已，而春秋中期以后到战国初年，忽然变得十分友好，几乎到了同呼吸共命运的程度。”就拿曾侯乙编钟来说，其中有一枚楚惠王送的镈钟。楚惠王为什么要给曾侯乙送钟呢？就有学者推测说，这是当年随国顶住吴国的强大压力，救过惠王的父亲楚昭王的命，因此惠王要对随国表示感激。

转变何以发生？按照《左传》很难解释。但如果接受《史记》的叙事，这个问题就无需费心了：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转变”，早在春秋初，随国就已经是楚国的仆从国，春秋中期以后，被调教得更加服帖了而已。

《左传》头几十年，中原华夏的立场特别明显，它对楚国的很多了解，许多都像是得自传闻。不负责任地猜想：有些可能就是随国向中原诸夏爆的料。随国当然不能早早承认我已经换大哥了，相反作为一个夹在华夏和（仍被视为蛮夷的）楚国之间的国家，它既要渲染南方蛮夷的厉害，也要吹一吹自己的坚决抵抗。夹在几个强权的小国，这也算古今中外的通例罢。

（作者系大学教师、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