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宇：一个改革者的3年和海南30年

韦星

2018年是海南建省和特区成立30年。中央对外宣布：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至此，海南的发展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焦点，肩负中央厚望的海南再度披挂上阵。这个节点，《南风窗》记者在广州采访了84岁高龄的雷宇先生，他曾在海南工作3年，海南建省之前曾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行政公署主任，亲历了海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与探索。

回顾历史，是为珍惜当下，助力改革更好前行。年轻一代对改革的认识主要来自教科书，这当然重要，却缺乏鲜活的时代感。雷宇先生的讲述，让我们再次走进那段改革激荡的岁月，也感受改革开放要 “杀出一条血路”的字字千钧。

从东北到改革一线的广东

南风窗：很多人认识您是从海南“汽车事件”开始，但此前，您有怎样的经历？

雷宇：很多人因“汽车事件”“认识”我，但我在黑龙江就比较出名了，人们给我的外号是“工业通”、“点子大王”。省委常委开会时，我们领导都参加不了常委会，列席常委会的机会也少之又少，但每次省委讨论研究工业问题，一般都找我参加。尽管我只是副处级干部，但我记忆力强，笔头硬，点子多。

南风窗：“能写”是你进入仕途的关键，“能写”给你带来不少帮助？

雷宇：那是。新中国成立后每次政治运动我都经历，每次运动后，都有一批批干部去劳动、去锻炼，但我没有被要求下放劳动过，连五七干校都没去过。有两次，我都戴上大红花要去劳动了，又被留下来，因为需要我帮他们写材料。所以人嘛，得有一技之长。

南风窗：任仲夷同志和您是什么时候互相熟悉的，您怎么得到他的赏识？

雷宇：我们1972年8月认识，当时我是黑龙江省工交办秘书处的处长，他是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当时沈阳军区在哈尔滨召开整顿军工产品质量会议，任仲夷有个发言是我写的。任仲夷在黑龙江管工业，很多讲话后来也找我起草。一来二去就熟了。

南风窗：之后您跟着任仲夷去辽宁，又到了广东。

雷宇：1977年2月21日，中央调他到辽宁任省委第一书记，随行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秘书张岳琦，一个是我。

在辽宁三年多后，邓小平主张把任仲夷调到广东任省委第一书记。我开始并不很想离开辽宁，因为当时已经准备提拔我为分管经济工作的副省长了。但转而一想，士为知己者死，跟谈得来的领导一起干心情舒畅，不在乎当这、当那的。所以，1980年11月8日，就随任仲夷到南方来了。

南风窗：来到广东后，您是什么职务？仕途如何和海南联系上的？

雷宇：来广东后，我任广东省委研究室副主任。1981年7月，当时分管海南（在1988年建省前，海南属广东省管辖）的是广东省省长刘田夫，为落实国务院202号文《关于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他要带领调研组去海南调研，但临时有事，调研组就由我任组长，我们对海南进行半个多月调研后，形成一个报告提交给省委。

这个报告后来传到宋任穷手里，他是分管组织工作的，他把报告批给中组部党政干部局，“都说雷宇很优秀，你们去考察一下”。后来，中组部到我工作过的黑龙江、辽宁、广东走了一遍，了解我的情况。

当时，中组部是想让我去深圳和梁湘搭档，梁湘当时是深圳市委书记，打算让我去做市长。另外的选择是担任广州的副市长或去海南任职。中组部副部长曹志推荐我去深圳，但任仲夷到我办公室和我说，“人家都知道你和我一起来的广东，你还是不要去深圳了，干部成长也不是只有这一条路。”

后来组织上推荐我去海南，1982年7月28日，我被任命为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公署主任。

我不是“飞鸽牌”干部

南风窗：您刚去海南时，发展情况如何？

雷宇：海南岛是个孤岛，长期以来作为战略要地，不仅对国外封闭，对内陆也一样封锁，经济十分落后。新中国当时成立32年了，国家对海南总投入才46亿元，平均每年不到1.5亿元，按当时全岛500万人计，平均每人每年摊到的投资仅30元。

因为我没带家属去，海南一些干部也认为，这又是个“飞鸽牌”干部，主要来镀金。

当时海南像个荒凉孤岛，道路都是泥土路。解放后到1982年，中央和省里给海南分配的大专毕业生少说有三万人，但倒流出岛很多。

南风窗：海南当时这么落后，您打算去的时候，家人反对吗？

雷宇：知道我要去海南，我大哥强烈反对。他跟我讲，海南这地方，省里去的干部没一个好出来的，你去那个地方干什么？再说海南人排外。

因为我没带家属去，海南一些干部也认为，这又是个“飞鸽牌”干部，主要来镀金。还说中央太不重视海南，竟然派个17级干部来当区委书记、行政公署主任（17级是工资级别，相当于现在的县处级干部）。

在海南全区干部大会上，我也主动回应干部的疑虑：“听说有干部说中央不信任海南，派个17级干部当党委书记、行政公署主任，我干几十年了，才17级，我还没闹情绪，没提意见呢。你们倒给我提意见了？看一个人是看他的级别，还是看他的工作？级别高就能保证工作做得好？做到群众满意？”大家就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