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曲折的行程
——1948年底胡绳北上纪实

冷 川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48年年底，各界民主人士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在中共秘密战线的保护下，纷纷从香港出发，北上平津，共同规划协商中国的民主进程。在这批人中，有一位年轻的“老同志”，他刚刚写完了自己的代表性著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刚刚主持完三联书店的合并事宜，然后就匆匆登上了一条北上的航船，以期尽快赶到当时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驻地。但他没想到的是，这趟旅程居然持续了两个多月，比其他任何北上的人经历的都更为曲折惊险；自然，也比其他人体验到的更为丰富多彩。这个年轻人就是胡绳，这一年他刚满30岁。

上图：胡绳先生

古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胡绳一生似乎和此话特别有缘，他少年早慧，读书驳杂，且笔力雄健，加上很早就投身革命斗争，经历了抗战和解放战争，奔波于各地，辛劳风险都是家常便饭。1948年的北上，大概是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后一次冒险之旅。

青年胡绳

胡绳其人

胡绳原名项志逖，1918年1月11日出生于苏州的一个盐商家庭，自幼“早慧”，又加上家教良好，小学虽上得较晚，却是直接从五年级开始的。14岁时便升入当地颇具声誉的苏州中学。苏州历史上文教兴盛，官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代。北宋名臣范仲淹任苏州郡守时，创办了“苏州府学”，此后历代不绝。1904年废科举办新学时，府学便改为“江苏师范学堂”；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胜利后，学校更名为“江苏省立中学”。该校人才济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孙立峰所讲，南社作家陈去病、语言学家吕叔湘、史学家钱穆、历史学家吕思勉、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画家颜文梁等，都曾执教于该校；而和胡绳一样，曾求学于此的学生则有此后的史学家顾颉刚、教育家叶圣陶、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科学家钱伟长、中共早期领导人秦邦宪、原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剧作家于伶等人。

邻近上海，受西风东渐的影响，苏州中学的氛围极为开明，胡绳正是在这里接触到进步书籍，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上学期间所经历的“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使得胡绳的政治观念急剧左倾，他喜欢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喜欢读鲁迅的杂文、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等文史著作，对于文艺理论和哲学情有独钟。有一次英文课上，胡绳偷看课外书被吕叔湘老师发现，吕先生本想批评，拿过书来却发现这个年轻人看的是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便一笑置之，把书还给了胡绳。苏州中学几年的阅读，使得胡绳初步了解了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1933年上半年，正值马克思逝世50周年，他便和苏州中学的一些进步同学特地办了一期墙报以为纪念。这大概就是这位日后中共赫赫有名的“笔杆子”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开端。

此后，胡绳考入北大哲学系读书，但仅一年，他就离开北大回到上海，一边从事革命工作，一边进行自修学习，这段时间他更加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主义书籍，并精研古希腊哲学著作。不久，胡绳便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伯乐”——生活书店的总编辑张仲实。张仲实早年留学苏联，是国内颇有影响的马列主义书籍的翻译家和宣传者，1936年邹韬奋聘他为生活书店的总编辑。张仲实一上任便着手组织出版马列经典著作及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文库，其中有一套“青年自学丛书”。

1936年冬季的某天，胡绳和张仲实在公共汽车上相遇，两人一见如故，张仲实便抛出一个命题作文：“新哲学的人生观”，请胡绳为他主编的“青年自学丛书”撰稿。经过几天的考虑，胡绳答应下来。这套丛书的作者不乏名家，已出版的有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论》、茅盾的《创作的准备》、钱亦石的《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沈志远的《现代哲学基本问题》、柳湜的《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钱俊瑞的《怎样研究中国经济》、平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法》、汉夫的《政治常识讲话》、孙起孟的《写作方法入门》等，在当时已经颇有社会影响。“小青年”胡绳所写的《新哲学的人生观》是这套丛书的最后一本，这是胡绳对1923年以来“科学和人生观”论战的总结与批判，以其文字的畅达和思维的缜密，出版后颇受青年读者的欢迎，1937年2月初版，4月就再版。若非抗战爆发，此书的发行量恐怕不会输给胡绳日后的著作。那一年，胡绳只有18岁。

和生活书店结缘后，胡绳便进入了他写作的“快车道”。年轻人的才气和此前有意加强的哲学文艺学训练，使其分析问题时能够单刀直入，把握大略，条分缕析，从容不迫。这种文风很受青年人欢迎，胡绳也迅速在社科界崭露头角。有的读者日后回忆起初读胡绳著作的感受，特别称赞他虽使用常见史料，但“整个分析却出乎别人之上”的本领。1937年胡绳在刊物上连载《哲学漫谈》、1938年完成《辩证法唯物论入门》、1940年在重庆出版的《读书月报》上连载《思想方法》、1944年在《中学生》上连载《二千年间》、1945年在《新华日报》上连载《中国问题讲话》、1947年又为《中学生》撰写系列文章《怎样搞通思想方法》、1948年在香港写出了代表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此外，还有无数单篇的论文和评论。自然，这些文字在艰苦的环境中写成，如《辩证法唯物论入门》一书的前言中，胡绳就提到当时正在武汉和柳湜合编《全民周刊》，住在闹市区，“窗外至深夜犹不绝的烦嚣的市声”。这种环境写出的不会是精致圆熟的学术论文，而是鲁迅所说的“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历史时期所需要的“匕首和投枪”，充盈着战斗的锐气，带有时代的风骨，特别能够打动青年读者的心弦。

胡绳的文字才华也引起了很多名家的关注，如文坛前辈叶圣陶便对他极为欣赏。胡绳在中学时期就是叶圣陶主持的《中学生》杂志的读者和作者。抗战期间，胡绳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工作紧张，周围的政治环境更是紧张，但胡绳还是在工作之余写下了一组学习中国历史的读书笔记。他陆续寄给成都的叶圣陶先生，叶很高兴地将其发表在他主编的《中学生》杂志，每个月一篇。后来，开明书店将这些文章汇集起来，题名《二千年间》出版，署名是蒲韧——这正是胡绳在《中学生》上发表文章的笔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文化高压政策加剧，久负盛名的《中学生》杂志在党中央及周恩来同志的关照下，以传播文化知识的方式，避免国民政府的查封，策略地进行思想宣传。胡绳在叶圣陶的支持下，再次以蒲韧为笔名，写了一组以思想方法为主题的文章连载于该刊物，后来生活书店将其结集为《怎样搞通思想方法》。

提到该刊物和叶老，胡绳总是充满了无限感激，他说：“《中学生》是我的老师，我从《中学生》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有文化的知识，又有生活的知识。它既是我的启蒙老师，又曾给我机会，让我为它做了些工作。”至于叶圣陶先生，1943年叶老50寿辰时，胡绳特意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感激与祝贺》，文中写道：“我从叶圣陶先生学到的不仅是关于写作的方法，而且是关于写作的根本态度；又不仅是关于写作的态度，而且是关于做人的根本态度。认真、切实、不苟且、不马虎，这种态度，正是圣陶先生可以做我们模范的地方。”

关于胡绳30岁之前写的这些著作，很多读者多年后提起来亦感慨万千。比如胡绳此后的副手、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就提到自己还是中学生时，读蒲韧所写的小册子极为着迷，那时还不知道蒲韧即胡绳。他还提到，日后共事的时候，胡绳同他们谈党史，对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所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宣传的成绩和效果，极为推重，认为应该给予更多的研究和关注。那个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宣传，名家不弃，愿意扑下身子去写大众读物，甚至如胡绳这样，因为认真写出了好的通俗作品而成为了名家；作品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极富于个人风格，对读者有吸引力。这些都值得现在的党政宣传工作继承和发扬。龚育之感慨说，现在教科书、学术书多，而通俗书少；在通俗书中，随便请人编写、集体编写的多，有原创性的有个人写作风格的少。所以，像《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样的著作，至今人们读来仍称赞不已。尽管在史料的运用上限于当时的条件不能不显得简陋一些，但其史识的清新、史笔的流畅，不说是无与伦比的，但也是成就很高的。

30岁之前，胡绳已经颇有盛名，谁能想到，这个著作等身、见识不凡的作者居然如此年轻！以至于无论当时，还是此后，都出现过若干“美丽的误会”：经济史家汪敬虞教授回忆时说：“我第一次见到胡绳同志在1938年。那时我还是武汉大学的学生，学校请一些名流学者来做报告，里面就有胡绳同志。后来我才知道，他比我还小一岁。”“文革”期间，日本的小野信尔和狭间直树两位教授把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译成日文，当时没法和胡绳取得联系，也没有什么当代人名词典之类的工具书可查。日文译本出版时，译者在后记中说，作者现在约70多岁。其实，胡绳那时只有五十多岁。

参加革命

1938年1月，胡绳在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果说，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是胡绳走上写作生涯的关键，那么他入党后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的几年，则为他政治上的成熟起到了莫大的帮助。1940年年中，胡绳接替钱俊瑞负责南方局文委工作，此后四年，他都直接受周恩来的指导。南方局文委的工作是要在文学创作、社会科学研究及新闻出版领域，一方面坚决落实党的政策，另一方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抗战。周恩来只要在重庆，一定会亲自主持文委的会议，除听取汇报，每次必做长篇发言，教给胡绳等参会者思考问题的方式和统一战线的策略。

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1944年以后，胡绳又参加了《新华日报》社论的撰写。周恩来对报纸社论历来高度重视，每临重要关头，甚至亲自动笔。胡绳还记得，1945年，南方局主管青年工作的刘群病逝，大家从红岩步行到附近的墓地为他送葬，周恩来便利用一起步行的时间，向胡绳详细地分析了所要起草的社论内容，以及立论的方式和表述的策略。

胡绳在文委的工作重心是生活书店。当时生活书店的创办人邹韬奋还没有入党，但书店的店员中却有不少共产党员，周恩来强调大家一定要要尊重邹韬奋在生活书店的领导。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进步文化力量残酷镇压，生活书店各地分店陆续遭到查封，为保护这支文化界的队伍，又是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将生活书店转移至香港，并派胡绳专门护送邹韬奋离渝赴港。

抗战胜利后，胡绳受党的委托担任生活书店的总编辑。经过前几年的历练，这位年轻人对此工作游刃有余，他出版了《韬奋文集》和“新中国百科小丛书”等著作，并大量重版此前图书，使得生活书店的出版率直线上升。

此外，生活书店在香港还创办了《大众文艺丛刊》，这是一本由中共香港文委掌握的对当时文艺运动具有指导性的杂志，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为宗旨，并系统介绍解放区的文艺作品。该丛刊从1948年3月到1949年3月，共出版6期，在文化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胡绳正是该刊物的编者和主要撰稿人之一。

生活书店抗战胜利后迁至香港，特意办了持恒函授学校，以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胡绳在该校担任导师，这也是胡绳和教育结缘的开始。北上之前，持恒函授学校的学生兼工作人员蓝真与胡绳告别，胡绳在他笔记本上的留语正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会万种人，做万件事”——这大概是这位30岁的“老学者”、“老革命家”的人生感触吧。

1948年10月26日，生活、读书、新知合并为三联书店的成立大会在香港皇后大道生活书店门市部举办。作为书店的负责人，胡绳在题辞中写道：“团结第一，为新出版业的发展，为新文化的成长，为新中国的创造而团结。”他还代表三联书店新机构的领导班子讲话，勉励大家同心同德，努力工作，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会后，胡绳布置好留港人员和转移大陆人员的事宜后，便奉命北上，和他同行的还有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

北上之路

各界民主人士北上，中共中央极为重视，周恩来亲自布置，由中共香港分局的潘汉年、夏衍、许涤新和饶彰风组成四人领导小组，负责统筹规划；又由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身份公开活动的钱之光负责租借外国轮船，从香港出发，直接北上大连。1948年8月下旬第一批民主人士，包括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等人便乘坐苏联的“波尔塔瓦”号轮船北上，9月初顺利到达大连。

按照原定计划，胡绳和沙千里应和郭沫若等人一起，在1948年10月中旬乘坐苏联货船“阿尔丹”号出发。但未曾想到，“阿尔丹”号抵达香港时与另一艘轮船碰撞，要入坞修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起航。而胡绳有任务在身，要他尽快赶往华北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报到；已经到达香港的沙千里同志也已接到通知，要尽快到解放区去。二人需即刻成行，于是，香港分局的连贯便想出了一个“怪招”：让胡绳和沙千里扮作商人，从香港乘坐公开营业的外国客货轮，先到韩国仁川——当时朝鲜半岛南部已经有李承晚做总统的韩国政府，从香港去仁川不需要任何手续——从那里再找连贯介绍的商人，乘坐他们用于走私的机动帆船转到大连去。当时在仁川的中国商人很多，走私贸易发达，找船过海似乎并不麻烦。于是胡绳、沙千里便乘坐一艘客货兼运且有头等客舱的大船向仁川进发。连贯特意到码头相送，他对此行程的后半段，即由韩国的仁川到大连实际也有些担心，虽然理论上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毕竟没有人这样走过，所以在码头上对胡绳和沙千里又详细地叮嘱了一番。

前半程确实一帆风顺，没有多久，二人便顺利抵达仁川，也很快找到了连贯介绍的接头人，在仁川安顿下来。不过接下来的情形可让二人陷入了困境：北方海面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国民党虽然兵败如山倒，但毕竟还掌握着制海权；战事不利，军队的纪律越发涣散，兵船频频在海上打劫，韩国当地的商人不敢冒人财两空的风险，走私货物到东北各地了。没有船，这可如何是好？退回去呢，也不行。这会儿进入香港的章程改变了，原本不需要任何证件、也不需要办理什么手续便可在香港登岸，现在受战争影响，乘客身份要详加勘查，回去无异于自投罗网。

参加革命这么多年，胡绳对这样的意外并不陌生。皖南事变后，生活书店的负责人邹韬奋愤而辞去国民政府参政员一职，以示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抗议。中国南方局专门派文委委员胡绳护送邹韬奋离渝赴港，抵达桂林后，邹韬奋搭乘飞机直奔香港，而胡绳则继续走陆路东行。行至福建省的三都澳港口时，也遇到了类似境况：港口即将关闭，眼看就要被封闭在福建省内，幸好临行前朋友告诉他当地海关的一个备用关系，找过去，报了自己写文章常用的笔名，对方颇为惊喜，立刻将他送上了最后一趟航船。临开船，胡绳才发现三都澳是一个极为漂亮的港湾。晚年他想起此事，还颇为遗憾未能静下心来细看一下当地景致。再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港的文化人士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由东江纵队护送返回大陆。那是1942年初的某天，胡绳和茅盾、廖沫沙、于伶等混在难民中，悄悄集中到铜锣湾避风塘准备偷渡。凌晨3点左右，海面大雾弥漫，日寇快艇的巡航减少，载着难民的小船终于冲出海峡驶向九龙，拂晓前到达红砌湾。上岸后，胡绳等人由交通员带领穿九龙市区；此后几日，几番与日寇相遇，但由于东江纵队布置周密，最终有惊无险。当时陆续有上千位文化界人士以此方式逃离香港。不过这次行程对胡绳而言另有风险，因为他离港的时候便染上了疟疾，打摆子、发高烧，病情一直持续到桂林才有所好转。在桂林见到叶圣陶先生，叶先生当天的《西行日记》中便记有：“上午胡绳吴全衡夫妇来谈，得知数年间二人境况。胡绳病已愈，面瘦削干黄……”既然此前都能化险为夷，仁川的困局似乎也不必过于担心。只是国内淮海战役正波澜壮阔地展开，而胡绳和沙千里困在仁川，一筹莫展，大有与世隔绝之感，二人焦急万分。不过，这次胡绳接受了三都澳的教训，既来之，则安之。等待机会之际，他和沙千里趁机去汉城参观了韩国的故宫。以至于很多年后，胡绳出访韩国，陪同的人员对他熟悉韩国故宫一事，极为惊讶，从来没有人知道他曾到过此地，直到晚年胡绳亲笔写下了这段经历，人们才恍然大悟。

在仁川大致滞留了一个月，到了1948年11月底，绝处逢生，胡绳、沙千里终于找到一艘走私布匹的机帆船，在海关登记的是驶往天津，但实际是去往大连，愿意捎带他们前往。路上还算是顺利，在海上漂流了几天，接近大连的时候，船主通过望远镜发现左前方有一艘大船，估计是国民党的船只，这下可紧张了。当时解放军虽已在东北、华北取得大胜，但海上的交通和贸易却仍是国民党军所控制，私人的商船往往以走私罪被没收。于是船主便和胡绳等人商量，建议今夜不要向大连靠拢，先把情况搞清楚了再说。胡绳和沙千里当然没有意见，于是机帆船急驶往附近的一个荒岛，躲藏了一夜。北方冬夜，海面浩渺，星空璀璨，静立荒岛，胡绳写下了《海行赴大连》一诗：

鱼龙浩漫水无穷，一叶扁舟天际空。

荒岛繁星夤夜泊，明朝破浪到辽东。

第二天观察清楚，发现那艘大船已经移动，对他们没有什么危险，这才离开荒岛，加足马力，乘风破浪，径往大连。上得岸来，胡绳和沙千里找到接待单位，安置好了以后，才打听到原来他们躲避的那艘大船，其实就是运送郭沫若、马叙伦等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的挪威货轮；而帮他们想出途经仁川这个“怪招”的连贯，也正在这条船上，比胡绳和沙千里还早到两天！大家相见，感慨万千。

在大连，胡绳和沙千里分手，后者随其他民主人士坐火车前往沈阳，而胡绳则要去河北平山县。此时平津战役刚刚开始，但山东除个别港口城市外已经基本解放，最方便的途径便是乘快艇渡海前往山东的成山头，然后横穿山东全境，前往河北平山。渡海的旅程需要在夜间，以防被国民党海军拦截。大海茫茫，真正遭遇国民党军舰的可能性不大，但小艇渡海，一旦遇到较大的风浪，晕船就会比较严重。胡绳一行恰恰遇到了一个风浪较大的日子。日后他自己回忆，开船前，几个人——胡绳、连贯、历史学家翦伯赞、政论家宦乡，以及一位自称姓张的神秘旅客——还坐在船舱里打扑克，一开船，几个人都倒在船舱里，直到靠岸谁也没有说一句话。那位“老张”虽是武人，但晕船的程度一点儿都不输给四个文人。天色黎明，小艇终于到达成山头的一个荒滩上，五个人经过一夜折腾，全都面无人色。钻出船舱，大口呼吸着海边的新鲜空气，生气渐渐回到他们身上。尤其是胡绳，从香港出发，被困仁川，冒险偷渡大连，又经历一夜小艇颠簸之厄，前前后后，历时两个月，如今终于即将到达目的地了，这可是一趟太过曲折的行程了！胡绳的秘书魏久明回忆说，晚年胡绳重访山东，几次提出要去威海当年登陆的地方看看，但因为身体原因，未能成行。1998年7月，他写的《海滨》一诗颇能看出他对当年情形的记挂和对人生的感喟：

茫茫大海久忘年，半世人间百事迁。

芳草茸茸接天碧，怅然难觅旧时园。

神秘的旅伴

登陆不久，胡绳等五个人便坐上没有篷的卡车，一路经过文登、莱阳，向济南驶去。同行的这位“老张”越发引起了胡绳的兴趣。“老张”中等个儿，皮肤黝黑，陕西口音，这会儿穿着一套解放军的冬装，外披羊皮军大衣，每次汽车到达一个村子，他便兴致勃勃地找村长、村支书聊天，似乎对于当地的情况还蛮熟悉的。胡绳想，他大概是山东解放区派到外面办事的干部。不过，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

一行人到了青州，停留几日，又乘卡车前往济南。路不好走，一路颠簸，午夜才进入济南城区。但到了招待所后，胡绳等人在“老张”的建议下，没有即刻上床睡觉，而是围着火炉聊天，因为“老张”告诉他们，济南的澡堂子是北方最好的，而且天一亮就开张，可以到里面去洗澡睡觉，远比在招待所里舒服。事实证明，这个建议完全正确，胡绳在澡堂里睡了一个几个月以来都不曾有过的好觉，周身疲惫一扫而空。

“知北游”一行离开山东莱阳三里庄（今属青岛）前合影

几人在济南又停留几日，过完元旦，离开济南的前一天，“老张”约胡绳出门溜达，这时的济南城区秩序安定。胡绳对这座城市完全不了解，全凭“老张”带路，二人由大街入小巷，又转入颇为幽深的巷子，来到一家上座空空的小酒铺坐下。他怎么对济南如此熟悉？胡绳开始有点儿疑心。话匣子打开，胡绳心底的谜团彻底解开，原来“老张”的真名叫韩练成，居然是国民党46军的军长。1945年日军投降时，他奉国民政府的命令，率军进入济南城，担任济南的卫戍司令。难怪他对济南的街巷如此熟悉。

至于他和中共的结识，那可更为传奇了。韩练成早年是冯玉祥的部下，还参加过共青团。1940年时，他在白崇禧手下当旅长。夏衍为桂林的《救亡日报》义演话剧筹款，韩练成买了20张戏票以示赞助。两人很快结交成朋友。夏衍离开桂林去香港前和他约定：你不打共产党，共产党也不打你。夏衍将韩练成的情况报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李立刻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此后，韩练成在重庆见到周恩来，他赞成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但周恩来建议他，现在国共合作抗战，他留在国民党军队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韩练成此后便与周恩来保持着单线联系。

抗战胜利不久，内战爆发，1947年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韩练成的46军便是进攻鲁南解放区的主力部队之一，敌强我弱，形势危急。韩练成反对国民党打内战的做法，他记得和中共之间的“君子协定”，于是在莱芜战役开始之前，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秘密来到他军中，商定战斗一打响，他便放弃对46军的指挥，为我军创造胜利的条件。最终，山东解放军在陈毅的领导下，一举消灭国民党整整两个军，其中就包括韩练成的46军，军团司令官李仙洲也被俘获，国民党在山东的重点进攻被彻底瓦解。

此时韩练成的身份尚未暴露，陈毅为他的安全着想劝他留下，但他还是坚持冒险回到南京，希望借助曾经担任过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参谋这样的亲信身份，为尽早结束内战继续发挥作用。不过，南京政府的作战部对莱芜战役过程的审查中，逐渐发生怀疑，而疑点很快集中于韩练成的身上。危险迫在眉睫，韩练成只得舍弃妻儿，让他们留在南京，只身经上海来到香港。通过女婿于伶，很快找到了老友夏衍。潘汉年等人考虑到，韩的身份已经暴露，香港并不安全，便安排他随民主人士北上进入解放区，直接找周恩来汇报。

此前在货轮上，与第二批民主人士同行，韩讲国共打仗秘闻，国民党如何进攻，解放军如何反击，讲得有声有色，极其生动，大家都对他印象深刻。胡绳因为仁川之行，与大部队汇合较晚，加上多年政治工作养成的保密习惯，反倒对韩的情况一无所知。如今听他娓娓道来，才知道其中有这么多的故事。韩练成给胡绳讲完，便陷入沉默。胡绳知道，他肯定在挂念滞留南京的妻儿，在此革命斗争的时代激浪中，他担心韩的家庭恐怕会是一个悲剧。这次酒馆小聚，胡绳回去便写下了《即事》一诗：

南北纷纷树捷旗，

乘风万里到天涯。

灯前蓦对娟娟影，

酒畔难禁莫莫思。

辛苦十年忍泪说，

宽容两字胜鞭挞。

不须回首长堤柳，

郑重明朝又别时。

不久，胡绳一行人离开济南，辗转来到平山县，他和韩练成各有不同部门接待，从此便没有再见过面。几天后，胡绳和另外几位同志一起向周恩来汇报工作，谈话完毕，周恩来向他提到韩练成，说韩已经向他做了检讨，说自己给胡绳说了谎，声称自己已是中共党员。胡绳说，韩倒没有说得如此直白，只是讲话的口气让人误以为他是党员。周恩来听后爽朗一笑，并未再说什么。胡绳倒觉得，韩的检讨，其实更像是借此说出自己的入党意愿。两年后，韩练成真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又被授予中将军衔，担任过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要职；但他的家人命运则如胡绳所预料的，尽数死在了南京解放前夕。韩一直单身一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又重组家庭，但两年后就去世了。

1949年，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代表合影，第一排左起：邓初民、翦伯赞、谢觉哉、李木庵、范文澜、王学文；第二排左起：张志让、胡绳、阎宝航、侯外庐、樊弘；第三排左起：陈伯达、吴觉农、钱端升、艾思奇

历时两个多月的北上之旅终于结束，胡绳在西柏坡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和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委会副主任。1949年9月，他作为社会科学界的代表成员，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创建新中国的筹备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后，胡绳在宣传领域和党史研究领域历任要职，成绩斐然。他参与起草了一系列重要历史文件，主编有《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样具有权威性的中共党史简明读本，撰写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样影响巨大的近代史著作，为党内当之无愧的一支“笔杆子”。

胡绳去世前最后一份手迹，是2000年参观中共一大会址所写下的——“曲折有时难免，前途定是光明”，这是他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历史的感喟，也是他对自己一生，对1948年北上历程最为形象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