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进及其供求关系分析

全 林,周 凯,陈留俊

(1.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240;2.中共扬州市广陵区委党校,江苏扬州225002)

历史的发展是在持续摸索中艰难前行并获得进步的过程,某一群体对一定范围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和应对,是一个反复尝试和不断投入的过程,没有一蹴而就或一劳永逸的成功。对各个国家而言,准确把握不同时代的主要矛盾,并能以积极和长远的态度来应对,就有可能把握甚至改变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应对社会主要矛盾既有赖于民众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敏锐感知和响应力度,也有赖于能否产生顺应历史潮流并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人物。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民众和历史人物的呼应、共鸣与合作能够真正影响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对主要矛盾的讨论在邓小平之后的很长时间相对沉寂,党的十九大做出全新判断,提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梳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演进,并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供求关系进行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进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理性思考与准确认知是应对主要矛盾的前提,也是一个社会能否健康发展的主要标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考察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主要矛盾是认识中国历史的有效方法之一,也是正确应对主要矛盾的根本要求。对主要矛盾的考察限定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近代社会,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矛盾一方面是广大被压迫的农民及无产者与官僚地主阶层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这一矛盾在缓和与冲突中不断循环上演;另一方面还面临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新问题,即严峻的民族存亡问题,其危险性与复杂性与日俱增,许多无法预测的事情很可能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矛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近代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都未能准确地把握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以近代为时间节点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中,萧功秦[1]认为,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的百年现代化经历了清末开明专制化运动、早期议会民主、袁世凯强人政治、国民党权威政治、全能主义计划体制与邓小平的后全能主义型现代化发展模式六次政治选择,这六次选择是不同人群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认知所导致的。本文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采用行动主体的梳理标准,即由什么人来响应、参与、组织、领导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处理与应对。以此标准大致可将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一是1840 —1931年多主体探索时期,二是1931—1945年统一主体争取独立时期,三是1945—1978年统一主体政治革命时期,四是1978至今的统一主体国家建设时期。

第一个时期以两次外敌入侵的战争为始终,分别是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和1931年开始的抗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多主体探索时期。前后相隔90余年的两次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巨大,前一次失败到后一次胜利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转变过程。在胜利到来之前漫长的失败岁月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社会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行动主体并抓住一个明确的社会主要矛盾,当1840年中国第一次面对来自工业革命后西方世界的侵略时,工业水平的差距使战争技术水平差距明显,直接导致了战场上的失败。尽管清王朝还保持着表面的统一和繁荣,但长期的自我封闭与夜郎自大使得国力虚夸、战力落后;加上既有的王朝统治阶层实际上只代表了中国社会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以致于当战争失败时,许多中国老百姓认为这只是满洲蛮夷与另一帮蛮夷的一场与己无关的战争。而同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却激起了更多的参与群体,尤其是团结了农民这一中国社会的主流群体,这种分化证实了清王朝的局限性,更显示出中国多种主体之间的距离和隔阂。“如果某些利益集团不是社会中某类平衡的一个构成部分,他们就代表着危险。”[2]此后近百年的多种行动主体大都未能进行整合,如清王朝内部的君主立宪派、“中体西用”的洋务派、孙中山带领的理想主义革命派、蒋介石的军阀资本专制派等,他们无一例外地失败于多主体的各自为政、一盘散沙和相互掣肘。这样的局限性导致国人无法认清时代的主要矛盾,有人认为要首先解决军事及工业振兴问题;有人要求对两千年的政治框架进行改革,但改革程度又陷入分歧,特别是要不要保持君主体制的争论不断。在上一个争论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辛亥革命已经匆忙将社会推到了军阀割据和中央集权的新一轮争论当中;而正当国人为国家的道路争论不休时,国外的侵略已经虎视眈眈、乘虚而入,其中尤以日本为甚。在此期间,也许有人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之所在,但他们始终未能团结大多数的民众并心无旁骛地解决真正的社会主要矛盾。

第二个时期是抗日战争的十四年,这是百年来中国人首次以统一主体的形式为同一个社会主要矛盾即争取民族独立而努力的十四年。日本的侵略倒逼中国人空前团结起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亡国灭种的危机前所未有地突显在每一个中国人眼前,这不同于以往任何蛮族入侵或入主中原,也不同于鸦片战争或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这是一个要奴役并同化泱泱中华的入侵者,不是简单地攫取短期利益。此时,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3]强大的外部因素使前者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也使中国社会空前地团结起来,从而形成了有统一认知的社会主体,这为解决主要矛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时,争取民族独立、国家自主成为所有人的共识,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矛盾成为全社会的主要矛盾,其他诸如国共两党的政治及武装斗争、官僚资本主义与工农无产者的阶级冲突、各地方军阀的地方保护主义争斗等都在某种程度上被掩盖或搁置。这样统一的行动主体最终顺利地解决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尽管显得被动无奈,在时间上有些漫长,并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终归找回了社会发展所需的必要前提,那就是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团结。

第三个时期是从抗战结束到“文革”结束的三十多年,这是中国人首次以统一主体的形式主动意识到必须齐心协力寻找国家出路的时期,只是这一时期还是偏重于政治革命。如果说,抗日战争使中国人被动地团结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则巩固了多年来工人、农民等多数社会主体的信任,催生了大多数中国人主动改变命运的愿望,也孕育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激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指出寻找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是毛泽东的创举,也是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的必要前提,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4],任何制度建设都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尽管毛泽东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其特点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其性质和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5]但是从1957年直到“文革”结束,中国一直贯彻的还是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的社会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种统一了全国人民作为行动主体的积极主动的革命激情事实上没能抓住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罔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单方面追求生产关系的改进,是一种相对非理性的革命激情的过度表现。此时的中国尽管团结、主动、充满想象力,但革命的浪漫主义虚耗了国人的热情,误读了社会的矛盾,走向了历史的弯道,这一挫折充分证明国家建设是不能仅靠政治革命的热情来实现的。

第四个时期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012年左右,这个时间段内中国以统一主体的形式首次通过主动摸索找到了正确的社会主要矛盾,并在科学应对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亨廷顿认为:“共产党的成就倒是其在革命后创建的那种立于广泛的大众参政基础上的现代政府……共产主义运动对现代政治的突出贡献,不是革除和摧毁现存制度,而是组建和创造新型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的政治功能不是推翻权威而是填补权威的真空。”[6]这是一个真正统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广泛社会参与的国家建设时期,所有人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修正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那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对这一矛盾的正确认识首先得益于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的思考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让国人真正理性地思考当前国家及个人所遇到的问题,重回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中生产力方面的关注,将经济建设作为所有工作的重心;其次有赖于中国共产党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的务实作风,从沿海地区的先行先试,到西部大开发,再到重振东北重工业基地等,这是对矛盾论最忠实的执行方法,也是最有效的建设办法。“要理解一个时代,就必须深入到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中去;只有真正抓住了时代的问题,才能真切地倾听到时代最实际、最强烈的声音,把握到时代的脉搏,抓住时代的真谛。”[7]这个时代中,国人统一在共同的正确的社会主要矛盾下,真正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很好地解决了时代的问题,也真正赢得了克服社会主要矛盾的胜利。

从社会行为主体的角度来考察不同时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处理和应对,可以提供一定的实践价值,同时直击矛盾所在并落实行动。其中关键就在于社会主体是否统一,以及该主体能否密切关注时代的变化,既不囿于传统,也不浮于表面。如此方能切中肯綮,在准确理解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演变的基础上,分析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所在。

二、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与把握

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辨析和界定是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社会的重要认知方式之一,也是客观唯物主义理解社会发展及其特点的必要前提。新中国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官方表述,源于1956年中共八大,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原来的社会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内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8]。1976年之后,中国共产党重新回到上述思路,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明确的判断,即“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9]。2017年10月,十九大再次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矛盾的几次重大战略判断,对国家建设发挥了无可替代的指导性作用。无论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事物永恒变化发展的理论角度来看,还是从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实践来看,都有必要认真理解分析每一次主要矛盾的论述及其背景,尤其是当下的最新论断。

2012年以前,中国社会对主要矛盾的思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的,并认为基本上“没有发生质变”[10],其本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区别是两者间的紧张度与差异度,基本思路是如何细化“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或探讨提升“落后的社会生产”的方法等,这也在事实上响应了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任务。大部分研究还是从矛盾的对立双方,即“需要”和“生产”两个层面进行深度挖掘,以寻找时代变迁的印迹。如在“需要”层面,刘嗣明[11]认为“相对需求不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需求不足就使得生产疲弱,经济增长乏力,矛盾固化;谢地等[12]认为“公平”或“协调”是老百姓的主要需求,因而解决贫富差距、实现统筹发展是解决矛盾的关键所在。在“生产”层面,吴宣恭[13]认为应该从“所有制”的角度解决问题,发现优化所有制结构可以提升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要素的贡献率;张纪等[14]认为“市场经济的完善”是关键,即如何落实市场的决定性地位是解决矛盾的关键;杨鹏[15]指出在生产层面最主要的问题是“公共产品的匮乏”。改革开放40年来,是大踏步解决中国上述社会主要矛盾的时期,既得益于学术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广泛深入探讨,也得益于中国政府对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和精确指导,更有赖于全国人民的同心戮力,这40年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解决国家主要矛盾的重要时期,也基本使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

2012年以来,主要是对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把握和判断,十八大报告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16]但是,国家对“新常态”的界定及“三个特点四个机遇”[17]的论断使许多人意识到社会的巨大变化和面临的新挑战。从经济基础对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来看,新常态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经济上的新常态,GDP增长速度放缓,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持续,人口红利或将消耗殆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出现结构性问题等;二是政治上的新常态,强力反腐成果斐然的同时映射出政府公信力下降,审批事项改革逐步深入的同时暴露出政府权责界定不清,公共产品的迫切需求与公共行政能力欠缺的矛盾渴望政治体制的深层改革;三是社会上的新常态,信息时代伴随着文化低俗化,整体性焦虑弥漫于各种公众事件,职业化精神和价值观教育亟待加强等。对于这些现象,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一些矛盾和问题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老百姓收入少造成的,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生活好起来了,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会减少。现在看来,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18]。所以,现阶段更多的是发展后出现的问题,需要借助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精确把握,从理论上进行深入思考。

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发展提供了一个同时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成功经验[19],关于社会的主要矛盾,学界也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探讨。谭劲松等[20]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快速推进,虽然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但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却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变化。常春等[21]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应该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应再有“物质文化”这样的限定性词语。王莉[22]提出要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动态分析与结构考察”,不能抱着一成不变的论断不放。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指出:“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中,有些是老问题,或者是我们长期努力解决但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或者是有新的表现形式的老问题,但大量是新出现的问题。”[23]这为十九大修改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提供了理论基础。

21世纪以来,并不乏以新的视角关注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毕竟“当今社会矛盾的状况可以说是无奇不有,有些矛盾是历史上罕见的,或者说是史无前例的”[24]。然而,对此问题进行认真辨析的并不多,尤其是2012年国家进入新常态后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以前,在理论上澄清和解释新的社会问题和主要矛盾时,还是以1979年邓小平同志的论断为主要依据,但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供给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这一论断的范畴,只是对主要矛盾的官方论述还没有得到修正和澄清。“四个全面”是这一届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是针对当前党和国家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大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要求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战略要求执政党能够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全面深化改革”战略要求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则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每一重大战略都要求时刻关注社会主要矛盾的任何细微变化,但其中关于“落后的社会生产”一类的表述已不多见,或者说已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了,对环境生态、执政能力、文化建设、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强调都远远重于单纯的经济建设本身。由此看来,党和政府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从2012年起就已经有了一些悄然却重要的变化,只待从理论上重新加以厘清和界定。

事实上,原先对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中的两个方面在新时代已值得商榷:一是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方面,人民的需要依然在增长,但已经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当前人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已不是30年前的吃饱穿暖,而是吃好穿美或是吃得健康穿得品味,这些要求已不是单纯的“扩大”生产所能解决,更勿论其他文化层面的要求了;二是在“落后的社会生产”方面,中国生产能力的突飞猛进已是不争的事实,只有产能过剩才会有“去产能”的说法,可见中国的社会生产不是所谓的落后问题,而更可能是简单、粗糙、能耗高、科技含量低、竞争力弱等问题。所以,虽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依然主导了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其间的供需结构和特征已出现了根本的变化,这也使得“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论述应运而生。

三、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供求关系分析

解读新时代“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新的论断并不容易,角度众多,见仁见智,其中关于“美好”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理解尤其复杂。分析其中要旨必须从科学且通俗的视角出发,方能使普通民众在短时间内了解、接受并践行。本文以供求关系为视角,以人为切入点,将人分为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即社会),强调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其实都以人为主体,需求是人发展的动力,供给是对人的发展需求的回应,从人的需求与社会对其满足的程度来考察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实就是个体的人与群体的人(社会)之间的矛盾,即人与社会之间相互满足需求的矛盾。这一视角下的矛盾分析既可以反映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供求双方相互纠缠的复杂情况,也可以将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清晰地落实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上来。

(一)个人需求多元化与社会供给单一化

“由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多层次性和多元性,使得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可能在单一的生产关系内来解构和表现自己,而只能在极为复杂的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中寻找自己的落脚点。”[25]个人需求多元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任何时期的个人需求都是多元的,只是发展阶段的不同决定了个人需求的主流取向是集中的还是多元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新型的社会矛盾,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公民关注生活质量的斗争。”[26]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约为60%降到2003年约为40%,再到2016年的30.1%,充分表明食物在民众生活中的绝对分量在不断下降,随之而来的是对其他领域的关注度升高,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日益丰富,包括食物、环境、卫生、教育、住房、文化等各个方面,其中大部分的供求矛盾一直持续至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如食物虽然足够丰富,但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却突显;房屋虽然有了,但学区房依然紧缺;文化产品固然很多,但能提升公民素质的很少,也就是说,社会的全面生产仍不能满足民众的多元化需要。毛泽东曾指出:“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27]如今对物质供给和公共产品的需求多元而有层次,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呈现分化甚至对立的需求结构,这种需求结构本身就可能滋生各种矛盾,而社会在供给结构上则显得单一且被动。利益导向原则使得市场行为体往往只会在经济要素上加以考虑,忽视了生产力增长同时的品质提升和公共产品供给的针对性与及时性,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非常明显。这导致了表面上的供需两旺,实际上的供需错位,尤其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分化的烈度、速度、深度和广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刻,导致了新的社会矛盾大量聚集。”[28]这就要求社会供给必须紧跟个人需求,以市场的敏感性加上政府的协调性才能完善解决需求多元与供给单一的矛盾。

(二)个人需求虚拟化与社会供给现实化

“1995—2004年间,美国的非农业生产率出现大幅上升,年均增速骤然提高到3.05%,甚至略高于社会改良时期的2.9%,流行的解释是互联网技术革命促进了生产率增速加快。”[29]进入信息时代,人们的许多需求都会诉诸虚拟空间,网络世界的各种需求是现实生活中需求的反射、变形或夸张,这些需求也许在现实中会被嘲讽、掩盖、打压,但却是人们真实需求的一部分。社会矛盾往往起源于人们的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日常的网络舆情通常代表了现实中被忽视掩盖的一部分沉默的期望和需求,重要的是这些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被表达或释放,只能活跃在虚拟空间中,但在关键时刻却可以表现出惊人的能量。如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各种民调显示希拉里·克林顿占据优势,甚至在选后依然如此,但选票的结果却是相反的,原因就在于多数人的真实需求被忽视和遗忘了,不能认真了解和考察虚拟世界所反映的真实需求恰恰是希拉里·克林顿败选的真正原因。这启示我们,个人、企业、社会组织等的需求可能不完全等同于政府的理解,他们的一些需求也可能根本没有在现实中直接表达过,如果不能将双方的理解和做法加以协调,就可能会使现实社会的做法脱离了隐藏在虚拟之中的人民的真实需求。《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中国网民数量为8.0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7.7%,信息社会中使用网络的人群急剧增加,使得在虚拟空间所表达出来的个人需求反映了越来越多的现实需求,如果社会供给还是停留在现实层面,不能及时感知并回应网络舆情和虚拟民意,势必不能真正满足社会需求,还有可能加剧真实的社会矛盾。

(三)个人需求全球化与社会供给本土化

商务部部长钟山在2018年3月的记者会上指出,中国居民2017年境外消费大约2 000亿美元;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游客占全球出境游客总消费额的比例超过1/5,而排名第二的美国游客境外消费额仅相当于中国游客的一半。中国人成为全球最大的旅游和购物团体,且在国外大量采购奢侈品、日用品,这些实际上是本国供给不足的客观反映。面对需求的全球化,本土化的社会供给首先体现在产品的低科技含量、低品质保障等方面,民用产品的技术水平远不如一些非民用领域在世界上的表现,民众对汽车、手机、环保食品、护肤品等产品的需求得不到高质量的满足都反映出本国供给的低端化和粗放式。其次表现为服务水平和服务意识的落后,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没有转化成技术质量观念而是沦落为极端的成本控制观念,利益驱动社会供给不断降低成本而无视服务理念的更新,在恶性竞争中牺牲对个人需求的尊重,最终将需求推向国外服务水平更高的供应商。这种恶性竞争的态势不能满足国人日益高品质的生活需求,反而会加重内部供给的螺旋式下滑压力。再次,在金融和文化领域的供给本土化更为严重地制约了个人需求的全球化发展,且这种制约具有深远的影响。如国人投资全球化的需求遭到阻遏后只能流向国内少数资本市场,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中国房市与股市的畸形发展。长远看来,改革开放不能仅仅是对贸易自由化的膜拜,还需要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国际融合、提升国际竞争力、满足本土需求的国际化水平,否则就会不断加剧本土化供给与个人全球化需求之间的矛盾。

(四)个人需求情绪化与社会供给策略化

所谓个人需求的情绪化是指个人需求极易受到时尚、科技、营销手段、人生阅历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机性,这也是需求层面固有的特征之一。而社会供给的策略化是指需求供给方被动应对情绪化的需求趋势,以短期逐利或压制矛盾为目标,以肤浅的营销模式或虚伪的公关技巧为手段,导致社会供给的极大浪费、短视和低效。“社会心理与社会生活直接相关,社会客观现状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到社会心理层面,引起个体情绪、群体心理、社会心态的重大变化,社会心理也能够反映社会的变化,并直接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30]当社会需求以极端的情绪化形式展现出来时,供给端的反映是社会整体治理水平的体现,特别是当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处于“从私人物品生产难以满足人民对私人物品需求这一主要矛盾方面向公共物品供给难以满足人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这一新的矛盾主要方面转变”[12]时尤为明显。如在一些重大环境污染项目的规划实施过程中,周边民众的个人需求极易情绪化并在网络背景下形成群体性事件,此时的社会供给方包括企业、政府、社会组织甚至司法机构,如何不是简单草率地封堵打压,而以理性且长远的方式应对,极大程度地考验着社会供给的水平和能力。辩证冲突理论认为,社会冲突表示相互抵触的力量之间的争夺、竞争、紧张状态[31],社会供给层面能否着眼长远、着眼未来、着眼世界是考验社会供给能力的重要尺度,总是被动适应暂时的情形只能永远落后于需求的变化,必须使社会供给赶超甚至引领社会需求,防患未然、未雨绸缪,实现社会供给由策略化向制度化、战略化的转变。

(五)需求与供给的时间差

需求与供给对接的时间差反映了社会的灵敏度,衔接流畅、供给及时可以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相反则会引发脆弱性危机。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是必然的,不同的国家、群体、机构的供求时间差不尽相同,解决矛盾的成效也不会一样。有学者在2007年就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经济快速增长与广大劳动群众生活(收入)水平严重落后之间的矛盾”[32],即个体经济增长的速度赶不上社会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产生的矛盾。当个人对社会提出需求时,作为整体的社会对个人同样有自己的需求,社会是个人的组合体,社会的需求由不同层次的个人需求组成,社会上所谓的高端需求必然超前于普通大众,且往往引领了社会发展的方向,相应地,多数民众无法及时跟上这样的步伐是常见现象,这就产生了时间差。时间差的出现需要强大的社会中间阶层来弥合,正如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凡是中产阶级在社会分层中比重较大的“橄榄型社会”,往往是一个既具有进取潜力又较少激进色彩的社会,因为这种社会可以尽可能地缩短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时间差,并能很好地解决其中的差异。相反,中产阶级较少而上层和下层居多且相互对立的“工字型社会”则会成为激进或革命的温床。同时,社会组织或社会事业的繁荣兴盛也可以有效地缩短需求与供给的时间差,因为他们提供了不同类型的沟通渠道和输出机制,会使得供求矛盾的出现与解决之间建立及时而良性的互动。

“满足人民群众的具有匹配度、广泛度和体验性的美好生活需要,要求我们的生产和供给体系不仅要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形成更多的可供支配的财富,更重要的是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经营模式的创新、产品形态的革新和科学技术的提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支撑,从平衡和充分两个关键点着手,形成发展的新路径,从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33]快节奏的现实社会生活本就极大地挤压了个人空间,网络时代又为个人提供了更多难以辨析、参差不齐的消费产品,从而使原本就亟需提升判断能力的个人更易于迷失在需求的汪洋大海中;由无数个人组成的社会对自我和他者需求的感知和回应则考验着社会的供给能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巨大张力就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