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乐与天地同和 公祭与时代俱进
——评己亥年清明公祭黄帝陵典礼用乐

文/王安潮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祭祀用乐一直是中国古代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曾是古代雅乐的代表，自黄帝时期留下来的《云门大卷》等“六代乐舞”，曾是华夏远古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4月5日，风和日丽，清和景明，期盼已久的己亥（2019）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仪式于上午九点九分开始，仪式共有九项仪程，“九”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寓意，从中可见祭典的精思巧设。其音乐自2004年以来，采用的是民间礼俗乐的鼓吹乐、锣鼓乐等，今年的礼仪用乐以提升为基础，进行了大幅度地变换，全新创作的典礼用乐给了祭典以极大的艺术感染力，从而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入到典礼用乐的本身。音乐以统一构思，主题贯穿的手法，有别于以往的拼盘，所以，给人以音乐形象明确之感，音乐的主题主要由两种元素组成，其一是舒缓轻柔的羽调式基础上建构的主题，其二是辉煌大气的宫调式基础建构的主题，两个主题既对比又相互关系，其间有某种亲缘联系。在配器上，用乐的音乐民族韵味浓郁，典雅而庄重，大气而精致。它们既展现了尊古所需的庄严肃穆，又以创新而挖掘了时代审美所需的简洁大气。较之以往，此次仪式最为引人注意的是改版后祭礼乐舞的艺术创意，从外在到内涵，从音乐到乐舞，全新的祭礼仪式给参与者带来极大身心震撼，让华夏子孙充分认识到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创世之功，让今天的人民深刻认识到精神文明标识的引领之力。

一、外在形式上的气度显现

从第一项的击鼓鸣钟开始，此次仪式就配以嘹亮雄美的管弦之乐，大鼓之隆隆，大钟之镗镗，在铜管嘹亮昂扬音响的烘托下更显得铿锵有力，撼人心魄。其钟鼓之声，取法远古，它源自黄帝时期的六代乐舞之首《云门大卷》；其管弦之声，取法新时代，它源自于华夏文明经“丝绸之路”沟通中西之时的《大雅》之乐。新创的《黄帝颂》是作曲家印青以毛泽东那首著名“赫赫始祖”的祭文为词，音乐舒缓清新而又纯真饱满，宫调式旋律以双声部展开，它时而和谐统一，时而相映成趣，三度、四度音程的两条旋律展现了文明历程的进程状态（见例1）。随后的《敬献花篮》仪程则用了《黄帝颂》的音乐主题素材而进行的展开，器乐化的手法将合奏和小提琴领奏形式的音乐以或亲切唯美或沉思悠远，将献花环节营造得温心暖意，情深义重，从而将自汉武帝时期即已开启的公祭黄帝陵典礼发扬光大，铺展开来。

例1、《祭黄帝文》主题

外在形式的大气有其高潮点，其起势的营造在仪程的第六项“乐舞告祭”，它以八音之乐、八佾之舞展现八风之气，中心祭台上的320人所排列的乐舞行进舞队，在128人礼仪舞队的配合下，形成或纵或横的乐舞队列形式，这一章主要注重外在仪式感大大气之美的营造，由《乐祭》《云翘》《天香》《龙驭》等乐舞段落组成，从舞容上来说，由《金幡》《羽翟》《干戚》《云翘》《牡丹》等乐舞样态的逐一演绎显现，它与随后的“龙行”及“龙飞”祭礼环节相连，在将华夏对龙的图腾外化显现的同时，也将舞容华美、声容华丽的祭礼景观以物化的外在形式呈现。而此时的乐舞伴奏音乐来自于《黄帝颂》主题的器乐化发展，随着配器中增加的钟磬管弦之声逐渐加浓，主题音调被逐渐升华，并推动华美光亮的高潮到达沸腾的顶点。

例2、不断衍变的《祭黄帝文》音乐主题

此次外在音容对公祭的仪式感的营造最为简洁有效，以外在多种形式而对视听进行逐层递进，它在层次井然、逻辑谨严的统筹布局下，从而使仪式感由外及内地充分显现，使崇敬感物化而形象地影响参祭者的心灵，从而能以视听的综合艺术魅力而触动炎黄子孙在祭奠时的崇敬之心。此次的清明祭礼以综合声响而聚集了音乐的外在张力，进而以整体性布局而充分呈现乐舞的综合魅力，从外在仪容上达到了祭礼的饱满样态，体现中华祭祀文明的礼制规范，凸显“中华第一祭典”的国家气度。

二、内在蕴涵上的多元凝聚

从“山门景行”开始，公祭黄帝陵仪式就意在内在情感的逐层挖掘，王黎琦作词、刘琦作曲的《雨润清明》以雅乐调式而塑造了清新、雅致、舒展的旋律曲调，童声合唱的纯净、清新之声，混声合唱的饱满、雄健之声，都意在不断变化的情绪而逐层展开音乐空间。音乐表现了“天开云门，雨润清明。炎黄子孙，根系龙庭。慎终追远，四海归宗。

此次祭奠采用的是国家大乐手法的公祭，而非民间社火形式的民祭，较之于既往选用的民间锣鼓乐、鼓吹乐的不同之处，统筹乐舞观念下的公祭大乐讲究“大乐与天地同和”，它除了在于外在形式上注意饱满的气度外，更在从内在而统一音乐素材、手法、思维乃至观念等。在音乐的器乐化段落，加强了色彩的转换与意象的空间感，如《雨润清明》的间奏音乐，以小提琴的抒情唯美音色而展现了优雅清丽的意境，将“山门景行”的祭奠者瞬间淳化心境，静心朝觐之感油然而生。心香雅乐，告祭祖灵。”这一段落的音乐意在“乐由心生，美由心造”的内在蕴涵的氛围营造（见例3）。它的营造是一个逐渐引向心灵深处的动态情感过程，而这一动态过程是由总导演左青、音乐总监印青在统筹规划下所进行的递进衍展。

此次祭奠采用的是国家大乐手法的公祭，而非民间社火形式的民祭，较之于既往选用的民间锣鼓乐、鼓吹乐的不同之处，统筹乐舞观念下的公祭大乐讲究“大乐与天地同和”，它除了在于外在形式上注意饱满的气度外，更在从内在而统一音乐素材、手法、思维乃至观念等。在音乐的器乐化段落，加强了色彩的转换与意象的空间感，如《雨润清明》的间奏音乐，以小提琴的抒情唯美音色而展现了优雅清丽的意境，将“山门景行”的祭奠者瞬间淳化心境，静心朝觐之感油然而生。

例3、《雨润清明》主题

例4、《雨润清明》的器乐化发展

上述所言的舒缓速率的《雨润清明》，它在速度加快、节律紧缩，再经由音乐主题的内在聚拢发展后，音乐变为《黄帝颂》的主题素材。《黄帝颂》有别于《雨润清明》之处，除了选用较为明朗的宫调式外，还在于更为昂扬向上的音调，这也为后面乐舞告祭仪程留下了器乐化展开的空间，从内在音乐素材的线索化统筹布局而凝聚了多元音乐的韵致与庄重。

在“庙祭三献”仪程中，乐用选材了古琴曲《神人畅》，它既是古典文化的遗存，明代在汪芝1549年编撰的《西麓堂琴统》，是古琴曲中较为能代表其美学特征的作品之一，也是祭礼意象所需的情境。关于为何选择《神人畅》，王黎琦做了文献的调研和音乐情境特点的分析，如下是其的调研与分析：

《琴论》载，琴曲有“畅、操、引、弄”四种体裁（刘朝·谢希逸）；《琴操》载，琴曲有“二畅、五曲、九引、十二操”（汉·蔡邕）之说；《琴道》载，《尧畅》，远则兼善天下，天下通畅，故谓之“畅”（汉·桓谭《新论·琴道》）。畅曲“和乐而作”，唐代以前传承至今的古琴畅曲，仅存唐尧的《神人畅》和虞舜的《南风》两首。琴曲《神人畅》表达“尧弹琴，神人现”，奇妙的琴声感动上天，使天神降临，与人们欢乐歌舞共庆盛典的情景。古朴粗犷的音调，热烈奔放的节奏，宛如江河行地；清莹透亮的音节，深邃开阔的气感，尤似日月经天；苍劲雄健、淳朴自然的原始祭神曲风，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哲思和美学观念。（见“典礼流程文案”）

例5、《神人畅》音乐主题

例6、《轩辕柏之歌》音乐主题

例7、领唱与合唱协同扩展的祭典音乐空间

在诠释中融入了现代形式，其演绎形式多样，意在展现今人用这一音乐的新意所在。其现场演奏形式或独奏而迎于入门屏风处，或两两齐奏而展于香炉前，或九台组成雅乐琴阵而列于初祖殿前，沉心静气的演奏样态，恰好表达焚香敬献的澄明心绪，在古雅韵味之中展现公祭中的“神人之畅”情韵。而这一仪程音乐的舒雅之态也在前后两个仪程的张弛之间形成以静心致敬初祖。

“乐舞告祭”仪程是公祭乐舞凝聚内在音乐素材而进行主题表达的主要篇章，它运用黄钟大吕之音、金石管弦之声而展现金声玉振之乐，协同呈现与天地同和的“大乐”，意在表达民族自强、国家自信、人民自豪的华夏正声，而它以现代乐响手法表达，“亦古亦今”，凝心铸魂，从而展现了此次全新改版典礼之乐的新样貌。它的体裁是全新创作的交响音乐，恢弘大气，熔铸多元，以《黄帝颂》音乐主题的纵向贯穿而综合多种素材，从而产生艺术现代美的内在蕴涵表达，提升祭祀乐舞在国家典礼用乐中的主流文化蕴含和当代审美情趣的表达。综合之美的祭礼用乐，其主旨意在展现华美之声，并内在元素的凝聚而成的饱满情绪而给人以全身心的震撼之感。它所烘托的乐舞，有文武之变，如文舞《羽舞》、武舞《干·戚舞》与《戟舞》；有色彩之变，如《金幡舞》、《云翘》及亮彩舞段《牡丹》等，变换多样的形式或明亮、或柔美、或铿锵、或华贵的场境，对不同舞段而进行了内在蕴涵的表达。

在“瞻仰轩辕殿·拜谒黄帝陵”及“种植桥山柏”仪程中，音乐选用了施光南作曲、廖昌永演唱的《轩辕柏之歌》。关于这首作品的发现，王黎琦特意提到了黄陵县的白陆平教授。作品舒展起伏的旋律用男中音廖昌永雄浑的歌声来表达，既是对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颂扬，也是对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的寄语。这首歌曲的旋律舒展、大气，展现了后人敬仰初祖的深厚情感，而这首歌由30年前创作并传颂至今，其本身就是对人文精神发自内心的传扬。

此外，从音乐的编配和音乐的器乐化发展来看，它有整体构思和结构逻辑的发展之法。一是以整体戏剧性场景音乐的构建为法，从而将主题以不同的形态放置于交响化的器乐音乐之中，如《雨润清明》作为主题之一而用于“敬献花篮”的环节，不同乐器演奏的主题展现出不同的色彩；二是器乐化思维的发展，从而将主题的发展更为宽幅，这也将音乐主题不再局限于声乐的旋律框架之中，从而获得了更大的表现空间；三是合唱的大量运用，三个新创音乐中，都融入了新编配发展的合唱，《雨润清明》有童声、混声两个版本，而《祭黄帝文》更是进行了二声部、四声部等多种不同的发展，《轩辕柏之歌》采用了领唱合唱的形式，从而将施光南《轩辕柏之歌》进行了场境的扩展，扩大了祭奠用乐对音色音响的情境营造之需，从而展现黄帝陵祭典用乐的特定效果。

三、黄帝陵祭典的当下文化价值

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研究可谓成果丰硕，而对其祭祀也是由来已久，绵延至今。文献学、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也作用在本次祭典考量之中，这是新时代语境中学术性之体现。如对记载的资料搜集有：“其臣左彻取衣冠几杖而庙祀之”（《竹书记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kù），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gǔn），祖颛顼而宗禹。”（《礼记·祭法》）历史学家认为，从尧舜禹时代到春秋时期公祭黄帝的祭典从未间断过，公元前442年（周威烈王四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zhì），祭黄帝”（《史记·封禅书》）下令全民改祭“炎黄二帝”，是史料中关于黄帝祭祀的最早记载。这些都是神话传说中的记载，但并非完全不可相信，考古发现中有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凤翔雍山血池秦汉遗址“上畤”陶片的发现，成为佐证这一史料记载的文物史据。(见下图)

最为可信的记载要数司马迁对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的那次祭奠的记述：“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史记 封禅书》）汉武帝北征朔方回来途径桥山，叫十万军士每人取土堆“黄帝冢”，现在仍留有当时堆土及其所植柏树，十万人的祭祀，恐怕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黄帝祭祀吧！其后的唐宋皇帝都有祭祀的记载，而民国以来的孙中生、蒋介石等，而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对其撰文祭祀，也都留为佳话。

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为今天的黄帝陵公祭定位为“国事”，为其人文始祖的精神发扬光大指明了方向。习总书记的“中华文明标识”的立意将祭祀变定位为文明求索、敬仰之旅，筹委会也确立了“溯源、寻根、凝心、铸魂”的文化定位，以“观古鉴今、传统为根，以文化人、当代表达”为理念，从而将黄帝陵祭典的当下文化价值予以了空前的提升，为全新改版奠定了基础，从而使祭典由民祭转变为公祭，将其变为新时代国家祭典的现代范本之一。

此次公祭黄帝陵采用了全新的提升理念，首先从用乐的新创开始，进而带来了乐舞的变化，尤其是用乐的统一规划，为“国事级”的祭典确立了高标准。其乐既遵从古典又发扬现代，以全新创作的大乐而意在烘托与天地同和的国家气度，与世界同辉的民族乐象。这是站在新时代的语境，以内外兼顾的艺术形式而颂扬人文始祖，是以“当代祭祀人文始祖”的现代理念进行与时俱进的美学表达。而这种理念下产生的“走心”音乐，是策划者的人文情怀之体现，也是意在推动黄帝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轨的开放式表达。它展现了古国文明既有的人文样貌，并以乐舞这一世界通用艺术符号而推动了华夏文明辉耀世界的人文样态。

◎ 秦汉上畤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