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舍旧事
——梁实秋的“红颜知己”

王 凯

抗战爆发不久北平沦陷，当时在北大教书的梁实秋只身南下奔赴国难，后应老同事、教育部次长张道藩之邀，担任教育部教科书编委会中小学教科组主任。梁实秋所在的编委会设在重庆北碚，这座安静的小城前临嘉陵江碧波，后依缙云山秀麓，景色秀丽可人，素有“重庆后花园”之说。当时的北碚，国民政府机关、高等学府、科研机构和文艺团体云集，梁实秋、梁漱溟、林语堂、老舍等文化名流荟萃，为这座小城播下了文化的种子。

雅舍是梁实秋抗战时期在北碚的寓所，大名鼎鼎的《雅舍小品》即发轫于此。这座蜀中乡下茅庐和它所在的北碚，曾无数次出现在梁实秋的文字里。抗战结束后，梁实秋举家迁往北平，离开住了七年之久的雅舍。梁实秋从此再没归来，却又似乎从未离开。

“雅舍”之名

雅舍之名，源于梁实秋好友龚业雅女士。

关于龚业雅其人，目前留下的资料不多，只知道她是湖南人，是梁实秋三妹梁亚紫在北平女师的同班同学，经常到梁家玩，所以梁实秋很早就认识她。据梁实秋回忆，龚业雅性格开朗，“全家人都很喜欢她”，后来龚业雅嫁给了梁实秋的好友、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景超，他们之间的关系又近了一层。

20 世纪30 年代中期，吴景超从清华到行政院任职，国民政府西迁后转任经济部秘书，龚业雅随丈夫在重庆居住。1939 年5 月3 日，日机轰炸重庆市区，城里四处起火，死伤平民多人。第二天梁实秋听到这个消息后，担心吴景超夫妇的安全，便从北碚去城区探望。一路上梁实秋看到许多百姓的尸体，还有断壁残垣，心中惊惧不已。到戴家巷2 号吴景超夫妇住处，吴还未下班，只有业雅和孩子在家，两人正在闲谈，突然防空警报大作，大家慌作一团，只好在房东太太的客厅里屏息待变。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击中房子，四处火起，灰尘弥漫，梁实秋带着龚业雅和孩子仓皇出门逃生。这就是抗战史上有名的重庆五四大轰炸，梁实秋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说：

业雅拉着两个孩子，我替她扛着皮箱，房东太太挽着我的胳膊。我们怕走散，不停地互相呼唤着，像叫魂一般。事后房东太太告诉我，我头上有冷汗滴在她的臂上。我们走到江边海棠溪，倒在沙滩上，疲不能兴……仰视重庆山城火光烛天，噼噼啪啪乱响，因为房子都是竹子造的。过了午夜火势渐弱，我们才一步步的走上归程。戴家巷2 号依然存在，我下榻的旅行社招待所则门户洞开，水洒了满室。第二天，景超向资委会借到一部汽车，我同他一家狼狈的去到北碚。

受了这番惊吓的吴氏夫妇不愿再回重庆，打算定居北碚，于是便与梁实秋等人合伙在北碚至青木关公路旁山坡上买了一栋新建房子。房子一共六间，梁实秋占用两间，吴景超夫妇和孩子住两间，其余两间由教育部教科书编委会代主任许心武和秘书尹石公居住。因为是新屋，没有门牌号码，邮递信件也不方便，于是大家便商量给房子起个名字，梁实秋说：“何不就用业雅的‘雅’字?房子名为‘雅舍’可也。”众人一致赞同，梁实秋找来一块木牌，挥笔写下“雅舍”二字，立在山坡下面。但不久木牌就失踪了，大伙都说大概是有人喜欢实秋的墨宝，拿去收藏了，但梁实秋很谦虚，不肯往好处想，自嘲说：“可能是拿去当柴烧了。”这就是“雅舍”这个名字的由来，后来有人说梁实秋以此命名是自命风雅，其实是误会他了。

雅舍地势颇高，北面是有“川东小峨眉”之称的缙云山，对面是鸡公山，院中有两株梨树，坐在院里，北碚风光一览无余。雅舍虽然地处偏僻，但梁实秋生性好客，所以流亡大后方的朋友们皆不嫌路远，或月明之夕，或风雨之日，都来雅舍找梁实秋一聚。客人先爬几十级台阶，进屋后仍需爬坡，因为雅舍依山而建，一面高，正如重庆的地势。来客无不惊叹，但梁实秋却是习惯成自然，“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也没觉得有什么不便之处。

雅舍虽以“雅”为名，却是地地道道的陋室。墙是竹篾和泥糊成的，窗子上糊着纸，地板走上去则吱吱作响。因蓖墙不固门窗不严，所以邻居间彼此均可互通声息，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皆清晰可闻。这些倒也罢了，最令梁实秋头疼的是老鼠和蚊子，他在《雅舍》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才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动，或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或吸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脚上磨牙，使人不得安枕……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雅舍’的蚊风之盛，是我前所未见的。‘聚蚊成雷’真有其事!”

“与抗战无关”的《雅舍小品》

梁实秋初来北碚时，妻儿并不在身边，朋友们离去后独守着空落落的屋子倍感寂寞。而此时艰苦的抗战正在进行，正所谓长夜漫漫星光暗淡的时候，家难国恨无时不在咬噬着梁实秋那颗敏感的心，使他无法集中精力进行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于是闲暇时便写一些小品文，每篇两千字左右，以寄情言志议论生活，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说：“长日无俚，写作自遣，随想随写，不拘篇章，冠以‘雅舍小品’四字，以示写作所在，且志因缘。”谁知后来竟一发不可收拾，一口气写了几十篇，有《雅舍》《孩子》《音乐》《女人》《男人》等，以“子佳”的笔名在《星期评论》上发表，总题为“雅舍小品”。后来《星期评论》停刊，又改在《时与潮》副刊发表。这些文字笔调相同，基本上属于学者型的知性散文，题材海阔天空，多取材于生活中的小事，从脚边的狗、自己的病一直谈到天南地北人生处世社会百态，以一种观赏的眼光，一种艺术的情趣，向读者娓娓道来，让人回味无穷。对于文章的主旨，梁实秋也没有去刻意地指点迷津，而是留给读者自己挖掘领会，犹如在壁炉前与人谈心一般，亦庄亦谐深入浅出。

无心插柳柳成荫，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备受读者的青睐，他也就一篇接一篇地写下去。到1947年已经有三四十篇了，业雅劝他出本集子，梁实秋便将散见于报刊的文字辑成一册，命名为《雅舍小品》，又请雅舍主人之一龚业雅作了篇序文。这篇短序虽然只有几百字，两个自然段落，却是后人研究《雅舍小品》珍贵的初始资料：

二十八年（1939 年）实秋入蜀，居住在北碚雅舍的时候最久。他久已不写小品文，许多年来他只是潜心于读书译作。入蜀后，流离贫病，读书译作亦不能像从前那样顺利进行。刘英士在重庆办《星期评论》，邀他写稿，“与抗战有关的”他不会写，也不需要他来写，他用笔名一连写了十篇，即名为“雅舍小品”。刊物停办，他又写了十篇，散见于当时渝昆等处。战事结束后，他归隐故乡，应张纯明之邀，在《世纪评论》又陆续发表了十四篇，一直沿用“雅舍小品”的名义，因为这四个字已为不少的读者所熟知。我和许多朋友怂恿他辑印小册，给没读过的人一个欣赏的机会。

一个人有许多方面可以表现他的才华。画家拉斐尔不是也写过诗吗?诗人但丁不是也想画吗?“雅舍小品”不过是实秋的一面。许多人喜欢他这一面，虽然这不是他的全貌。也许他还有更可贵的一面呢。我期待着。

三十六年六月 业雅

梁实秋的这些小品文，第一读者基本上都是龚业雅，她对实秋的文笔十分欣赏，不断催他多写、快写，可以说《雅舍小品》是在业雅的鼓励下完成的。这本书因时局动荡未能出版，直到梁实秋去台后方由正中书局出版发行，但梁实秋对龚业雅的心意却是一直记在心上，特别是业雅序言中“‘与抗战有关的’他不会写，也不需要他来写”一句话，实秋更是铭记在心。

原来梁实秋在来北碚之前，曾应《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之邀为报社主编“平明”副刊，“平明”发刊之际，梁实秋写了一段文字，说明了自己的编辑方针和态度，其中有这样几句话：“文字的性质并不拘定。不过我也有几点意见。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梁实秋万万没有料到，就是这样一段简单的文字，却在文坛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许多左翼作家纷纷撰文批判，后来亦有人指责梁实秋“企图抵制和取消抗战文艺”，他由此遭到口诛笔伐，这便是现代文坛上有名的“与抗战无关”的论战。

其实，梁实秋的发刊词从字面上看没有任何问题，背后也没有什么问题。几个月后，梁实秋供职的教科书编委会迁往北碚，他便辞去副刊主编一职。后来梁实秋对那场论战虽然没有说过什么，但他内心却是十分委屈的。据知情者讲，雅舍小品其实就是他对那场论战无言的反击，而龚业雅的序无疑给了他极大的慰藉——从这个角度看，说龚业雅是梁实秋的知己确不为过。

梁实秋对业雅也是赞赏有加，他曾说过：“业雅是我见过最男孩子性格的女性，爽快，长得明丽。非常能干的，先后在四川、北平做商务编译馆的人事主任，管两百多人，连家属六七百人。很有能力，当年所有编译馆的事，从重庆回到南京，都是她一人处理的。她不是文才，是干才。”梁实秋还在文中讲了业雅的一件趣事，有一晚他与龚业雅、卢冀野等几位好友打麻将消遣，“两盏油灯，十几根灯草，熊熊燃如火炬，战到酣处，业雅仰天大笑。椅仰人翻，灯倒牌乱”——一位爽朗、豪放的“女汉子”形象，跃然纸上。

对于实秋和业雅的关系，当时就有些传言，对此梁实秋非常坦率，他在文章中说：“雅舍小品也是因业雅的名字来的。雅舍小品第一篇曾先给业雅看，她鼓励我写。雅舍小品三分之二的文章，都是业雅先读过再发表的。后来出书，序也是业雅写的。我与业雅的事，许多朋友不谅解，我也不解释，但是一直保留业雅的序作为纪念。”

1949 年后，龚业雅随丈夫吴景超留在大陆，梁实秋则南渡去台，两人天各一方，再未见面。

冰心与“秋郎”

除龚业雅外，雅舍中还经常出现另一位女性的身影，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冰心。

梁实秋与冰心的交往很有意思，两人是不打不成交。1923 年7 月，当时刚从清华毕业即将赴美留学的梁实秋在《创造周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冰心新诗的文章《“繁星”和“春水”》。梁实秋在文章中说，冰心虽然是一位天才作家，但她的才华在小说而不在诗，她的诗缺乏情感，是说理的“概念诗”。像《繁星》《春水》这样的诗，不过是将一个似是而非的诗意，用几个美丽的词句调度一番而已，在诗国里终归不能登上大雅之堂。

半个月后，梁实秋与冰心同乘“杰克逊总统号”邮轮去美国留学，在船上两人第一次见面。寒暄过后，梁实秋问冰心：“您到美国修习什么?”冰心说是文学，随之也询问梁实秋修习的专业，梁实秋脱口而出：“文学批评。”话一出口又觉不妥，自己刚刚批评过冰心，现在又当面说出什么“文学批评”的话来，自然有些不合时宜。好在冰心没有生气，冰心长实秋几岁，看来有些大姐的气度，后来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到美国后，梁实秋、顾一樵等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剧院公演中国传统名剧《琵琶记》，梁实秋饰蔡中郎，冰心饰宰相女，冰心同学谢文秋饰赵五娘。按剧中情节，是宰相女看上蔡中郎，而蔡中郎却有意于赵五娘。饰演赵五娘的谢文秋活泼可爱，是梁实秋他们这群男生心中的女神，由于梁实秋与谢文秋在戏中做了一回夫妻，他的许多同学和朋友都借此打趣，许地山就曾在给顾一樵的信中说：“实秋真有福，先在舞台上做了娇婿。”后来谢文秋和同学朱世明订婚，冰心专门写诗调侃实秋：“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谁知梁实秋对“秋郎”这个名字一见倾心，非常喜欢，便用它作了笔名。

冰心、吴文藻夫妇

抗战爆发后，冰心也来到大后方，先在昆明，后来到重庆郊外歌乐山居住，距梁实秋所在的北碚有几十里路程。梁实秋常借进城之机去探望冰心，有一次他路过歌乐山没来得及去冰心家，她听说后专门写信“兴师问罪”：“实秋：山上梨花都开过了，想雅舍门口那一大棵一定也是绿肥白瘦，光阴过得何等的快!你近来如何?听说曾进城一次，歌乐山竟不曾停车，似乎有点对不起朋友。”多年以后，梁实秋在台湾去世，冰心伤心地忆起了当年旧事：

七七事变后，我们都到了大后方。四十年代初期，我们又在重庆见面了。他（指梁实秋）到过我们住的歌乐山，坐在山上无墙的土房子廊上看嘉陵江，能够静静地坐到几个小时。我和文藻也常到他住处的北碚。我记得1940 年我们初到重庆，就是他和吴景超（也是文藻的同班同学）的夫人业雅，首先来把我们接到北碚去欢聚的。

正如冰心在文中所言，她也是雅舍的常客。1940 年冬，冰心到北碚参加梁实秋生日聚会，雅舍自然又是一场欢宴，饭后冰心在梁实秋的留言簿上题字留念：

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冰心的留言引起了在场男士的“愤怒”，顾一樵说：“实秋最像一朵花，那我们都不够朋友了?”好在冰心机智，莞尔一笑：“稍安勿躁，我还没有写完呢。”于是笔锋一转，继续写道：

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植尚未成功，梁实秋仍须努力!

庚辰腊八书于雅舍为实秋寿冰心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冰心对梁实秋的为人和才情是非常欣赏的，只是碍于众人的起哄才在结尾处开了一个玩笑。近日读到学者韩石山的一篇小文《梁实秋与冰心》，文中这样写道：

1931 年11 月下旬，也就是徐志摩遇难没有几天，冰心给梁实秋的信中，把徐志摩贬低了一通之后，接下来说，“我近来常常恨我自己，我真应当常写作，假如你喜欢《我劝你》那种诗，我还能写他一二十首。”谁都知道，三十年代初，冰心已很少写诗了，偶尔写了一首，只要秋郎喜欢，她就可以接连写上一二十首。这是多大的动力。

“九姑”方令孺

冰心在雅舍题字不久，梁实秋的邻居兼好友方令孺来串门，看见了留言，不明就里，也援笔写了几句话：

余与实秋同容北碚将近二载，借其诙谐每获笑乐，因此深知实秋“虽外似倜傥而宅心忠厚”者也。实秋住雅舍，余住俗舍，二舍遥遥相望。雅舍门前有梨花数株，开时行人称美。冰心女士比实秋为鸡冠花，余则拟其为梨花，以其淡泊风流有类孟东野。唯梨花命薄，而实秋实福人耳。

庚辰冬夜令孺记

方令孺是安徽桐城方家后人，与梁实秋在青岛初识。1930 年夏国立青岛大学成立，杨振声出任校长，其好友邓仲存随之来青大当了校医，邓仲存和方令孺是姻亲，便推荐她到学校教授国文。当时国文系主任是闻一多，他有个学生方玮德是方令孺侄儿，方令孺在家族里排行第九，方玮德呼其“九姑”，于是大家便都跟着方玮德喊她“九姑”，连“方”字也省了。对于此事，梁实秋后来解释说：“这是官称，无关辈数。”

方令孺早年嫁与江宁陈氏，育有一女。陈世家出身，风流倜傥，服务于金融界，饶有资财，但两人志趣不合，终于仳离。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方令孺极少与人往来，经常穿一身黑色旗袍，不施脂粉，独行在校园里，脸上带着一股淡淡的忧愁。当时青大教授们闲来无事，每到周末便相约聚饮，这群酒徒有杨振声、赵太侔、梁实秋、闻一多、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七人，后来闻一多邀请方令孺加入，恰好凑满八人之数，人称“酒中八仙”。方令孺虽名列“八仙”，但并不善饮，据梁实秋回忆：“微醺辄面红耳赤，知不胜酒，我们亦不强她。”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请愿风潮波及青大，杨振声、闻一多等人相继离去，不久方令孺也离开了青岛。

梁实秋与方令孺再次相遇已是在战时重庆，当时她在国立编译馆做事，与梁实秋毗邻而居，朝夕相见。有一次梁实秋到方令孺房间聊天，见她书架上放着许多中英文图书，大为惊奇。梁后来在文章中说：“这在抗战时期是稀有的现象。逃难流离之中，谁有心思携带图书?她就有这样的雅兴，迢迢千里间关入蜀，随身带着若干册她特别喜爱的书。”

梁实秋是个爱书之人，随手抽出一本《呼啸山庄》翻阅，方令孺介绍说：“这是好动人的一部小说啊!”梁实秋说要把它翻译出来，方令孺非常高兴，马上把书借给了他。后来梁实秋果然没有辜负她的美意，将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译了出来。

这时方令孺女儿已经长大，也在重庆，每逢周末都与男友来探望母亲。平日方令孺独自一人住在编译馆的宿舍里，非常寂寞，有次她炖了一锅东坡肉，邀请梁实秋和朋友们来家分享。抗战时期人们生活非常清苦，梁实秋等人欣然前往，一进门就闻到满屋肉香，只见一瓦罐五花肉不加一滴水，只放料酒和酱油，在炭火上已煨了五六个小时，酥烂可口。在这个湿冷的冬夜里，方令孺和梁实秋他们围炉夜话，吃得十分尽兴，但大家告辞时方令孺很失落，她对梁实秋说：“人间最快乐的事莫如朋友相聚，最痛苦的事是夜阑人去独自收拾杯盘打扫地下，那时的空虚寥落之感真是难以消受啊!”听了方令孺这番话，梁实秋等人不禁愀然，无言以对。

1949 年后，留在大陆的方令孺担任了浙江省文联主席。海峡对岸的梁实秋一直关注她的消息，从一些零星报道中知道她在上海、杭州一带活动。台湾学人秦贤次搜集方氏散文十篇辑成《方令孺散文集》，听说梁实秋与方有旧，邀其作序，实秋写了一篇《方令孺其人》，记述了两人之间多年的交往。朋友的心是相通的，当梁实秋听说方令孺晚年以收集砚石作为消遣时，又忆起了当年在北碚的时光，禁不住在文中写到：“‘石不能言最可人。’她把玩那些石砚的时候，大概是想着从前的日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