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袭者蒙着面：麦家阅读札记

方岩

一

文学可以定义为一种奇特的词语运用，来指向一些人、物或事件，而关于它们，永远无法知道是否在某地有一个隐性存在。这种隐性是一种无言的现实，只有作者知道它。它们等待着被变成言语。a

希利斯·米勒对“文学”的定义，像是关于麦家b写作的一个注脚。我们熟知的文学经验光谱的两端，一端是大历史的高台，另一端则是日常的栅栏。我们关于社会、历史、人文、政治方面的基本认知，决定了我们会把目光聚焦于两端之间的某些特定领域，那些在常识范围内可以随意赋形的经验便成了意义的良田。那些视野未曾光顾或路径有限、思维稳固的意义生产方式无法立足的区域，也就成了意义的贫瘠之地。麦家偏偏是个执意要在贫瘠之地发现深矿的人，那些深埋地下的“隐性存在”便成了熠熠生辉的词语。麦家挖掘的这些“秘密”无迹可寻却又无处不在，他们不参与日常经验的运转，却可以决定日常的有无和存毁;它们有时更像是历史的私生子或替罪羊，明明是大历史运行的重要驱动力量，却又是历史攫取胜利和荣耀之时需要极力掩盖的“丑闻”。关于这些“秘密”，用麦家自己话来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住在一个间谍、阴谋、秘密大道横行的社会”c。

或许我们可以说，此类“秘密”在某些类型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早已屡见不鲜。然而此类经验说到底是廉价的“英雄梦”和佯装高深的“阴谋论”交媾的结果，借助想象力的放纵和情感、暴力的宣泄，造成了真相澄清、正义伸张的意识形态幻觉。所以，此类经验及其呈现方式其实是用历史虚无主义筑起一道高墙以隔绝历史真相的困扰。理论的教条主义告诉我们，应该从大众文化中发现潜在的政治反抗力量，但是现实的状况却显示：在特定的时空领域内，大众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唯一宗旨，就是培养昂扬、乐观、迷醉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以抵消潜在的求索和抵制。

麦家与类型文学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故事”的强调。用麦家自己的话来说：“奔跑中，我们留下速度，却使文学丢失了很多常规的品质，比如故事。”d他对自己“故事”的吸引力也是充满着自信：“我的写作一直执迷于迷宫叙事的幽暗和吊诡，藏头掖尾，真假难辨，时常有种秘中藏密的机关不露。因此，我的小说具备某种悬疑色彩，这对大众的阅读趣味也许是一种亲近。”e所以，麦家的写作与类型文学的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麦家的写作虽然披着类型文学的外衣，但是，正是在处理“历史”与“故事”关系的基本态度上，使得他区别于类型文学并飞扬起绝对的精神高度。类型文学对“历史”的要求是简单直接的工具化思维，“历史”元素在文本内執行某些点缀、辅助的功能，从而让故事在“虚构”的范畴内能够自圆其说，并制造文本之外存在着现实、历史的客观对应物的幻觉。事实上，那些历史元素随时可以被其他类似的历史元素所替代，且不影响故事内部的自洽。换而言之，那些染指历史的类型文学，其实是在利用文本之外的历史常识的片段或现实经验的碎片来装点、伪饰文本源自历史或现实的假象。由此，历史与现实便以某种肤浅的方式被“虚构”征用，并有被抹去边界的可能。这是“虚构”的权力的合理使用，还是“虚构”的暴力及其滥用，取决于不同的读者对类型文学的基本态度。

麦家并不是那种喜欢喋喋不休地进行自我阐释的作家，关于“故事”与“历史”的关系也是只言片语：“也许我不该说，但话到嘴边了，我想说了也就说了，我希望通过《风声》人们能看到我对历史的怀疑。什么叫历史？它就像‘风声一样从远方传来，虚实不定，真假难辨。”f相对于《风声》 （2007）中故事的精密、复杂和时空跨度，麦家关于“历史”的言论显得谨慎而低调。很显然麦家更愿意让“故事”自己发声，更相信出色的“虚构”能够由内而外地辐射出询问历史的能量和光芒。在用历史装扮故事与用故事照亮历史之间，麦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正是麦家的写作在审美趣味和精神品格等层面严格区分于类型文学的重要原因。

“历史”之于麦家既非宏阔、沉重而难以描述，也非辽远、缥缈而可以放纵想象，而是一个个具体、完整的故事，是与具体的政治、日常、回忆、传闻、欲望相关的经验、情感和意义。历史的总体性以草蛇灰线的形态埋伏于虚构之中细微、及物的细节里，化为故事本身的有机构成。有时，一句话可以点亮一个时代，一个声调能够扭转叙事走向……当一个个被麦家宣称为道听途说的故事以尽量完美的程度被呈现出来时，读者的兴趣会被同时引向文本之外的那些历史和现实的幽暗之处。更何况，麦家写作的起点，恰恰是从追寻被刻意抹去的历史真实开始，或者说是始于试图靠近历史深处的某个禁忌。于是，在“虚构”与“历史”之间形成了某种戏剧性的张力关系。禁忌/真相与虚构/故事之间明明需要彼此证明，却又不得不彼此打量、相互提防，这是麦家写作的魅力所在。这种情形可以借用麦家的一部中篇小说的标题来形容，即《让蒙面人说话》g（2003），这篇小说的内容后来被改写为长篇小说《暗算》 （2003）的一部分。不妨把“让蒙面人说话”理解为麦家讲述秘密和禁忌的姿态，即如何讲述禁止言说的秘密。

“蒙面”即为叙述的匿名性，在隐藏叙事者身份的前提下提供信息。对于蒙面者来说，在隐匿了身份的确定性和信息来源可靠性的前提下，如何仅仅依凭语言、声音把既无法证实亦无法证伪的故事，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呈现出来，确实是个难题。这其实是历史叙述中的某种悖论，即如何为宣称不存在的历史赋形。对于读者或观众而言，面对没有身份和信息的权威性保障的故事，他们只能报以怀疑的态度，同时还要辨析词语、语调本身就携带的歧义和不确定性。这就涉及到历史叙述另外一个悖论，当宣称被抹去的历史被陈述出来时，它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虚构”的发明。于是，在“蒙面人说话”的场景里，语言与故事、声调与真相、历史与虚构、说服与质疑、发明与伪造等种种因素，交织出紧张、充沛、丰富的叙事关系和意义层次。蒙面人每次开口都是一次小心翼翼地泄密，都是对历史幽暗之处一次猝不及防的偷袭和曝光，语言、智识和意义相互追逐造就了故事偏执却迷人的气质。正如李敬泽评价的那样：“麦家所长期坚持的角度，是出于天性，出于一种智力和趣味上的偏嗜，但同时，在这条逼仄的路上走下去，麦家终于从意想不到的角度，像一个偷袭者，出现在他所处的时代。”h

二

谍战系列让麦家声名鹊起，这是他逐步选择、调整的结果。麦家对此有着比较清醒地认知：“我也许属于比较‘勇敢的人，选择了离，重新找时找到了‘解密系列：我明确地感到，这是我的‘另一半，然后它就像是我的爱人，如影相随，心心相印，对我的影响和改变也不亚于爱人。”i

事实上，重新选择的只是题材，而他对“真相”和“秘密”的偏执地勘察和讲述却是一直未变的。《解密》（2002）写了11年，但是在此期间及其前后，他还写了许多非谍战题材的中短篇。倘若把这些作品视为谍战系列的附庸，或者是为谍战系列而进行的训练和准备，则容易造成对麦家理解的偏颇。“谍战”属于那种溢出历史、现实常态的“奇异”经验，经验本身所具有的故事性、传奇性很容易引发审美阅读层面的“震惊”，以至于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对文本更为深刻全面的细读。所以，处理常态经验的能力也是衡量作家功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麦家有过17年的军旅生涯，除了那些谍战系列，与军队有关的题材在麦家的写作中占有很重要的部分。《第二种败》 （1990）写于麦家服役期间。故事比较简单：在一场战斗中，指挥官阿今血战至孤身一人。他在并不知晓已经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举枪自尽。所以，故事混合着荒诞、怜惜以及轻微的嘲讽。从表面上看，阿今的举枪自尽与未完成使命的屈辱感有关，小说甚至还讨论了信仰和精神在关键时刻能否给予个体勇气和动力之类的问题。但是阿今自杀前的一段心理/风景描写将这个故事引向更深层的意味。

又是风起。山野的风。风把孤立的旗帜吹得猎猎作响，好像在浅吟低唱，又好像在讲述一个关于战争和战俘的故事。阿今听着，觉得十二分的刺耳，又揪心地疼。阿今说，它在嘲笑我，它在叙述我的失败。j

阿今死于恐惧和羞愧，但绝非面对具体“失败”的恐惧和羞愧，而是对“失败”即将被记录于故事、叙述、历史之中这件事的恐惧、羞耻和绝望。麦家以某种意想不到的角度“偷袭了”历史。这种历史反思指向革命/历史叙述中关于“胜利”的无限迷恋和过度颂扬。这种功利主义的历史叙述，对“失败”缺乏基本的体察和同情，并鼓励把“失败”视为道德范畴内的羞耻之事。最终，肉身毁灭于被某种僵化的意识形态所规训的、并扎根于内心深处的历史观和历史意识。

《两位富阳姑娘》（2003）亦是个士兵死于羞愧的故事，只不过这次是女兵自杀。“文革”期间，军医在一位刚入伍的女兵的身体复检报告上写下了意见：“据本人述，未交男朋友，但检查发现处女膜破裂，属极不正常的情况，建议组织上慎重对待。”k女兵被遣返原籍后，以自杀证明清白。事后发现，体检时她的名字被同批入伍的另一名同籍女兵冒用了。這样的故事有着我们熟知的伤痕文学的味道。但麦家无意在革命与情欲的关系上老调重弹。简单粗暴地在身体的纯洁与信仰的坚定之间建立联系，固然是革命的道德洁癖的荒谬之处，却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问题是，当女兵被遣返原籍后，却同样遭遇了身体、精神双重不洁的指责。在这一刻，革命与乡村共享了某种前现代的伦理道德逻辑，革命的道德光芒瞬间黯淡。

然而麦家并未止步于此。这篇小说最为奇特的地方在于，所有的人物都没有名字，只有亲属关系、职业身份来标示他们在故事中的作用和相互关系。就连受害者也没有自己的名字，唯一一次正面提及，还被处理为“叫XXX”l，在其他几处，则被称之为“破鞋”。承载这种道德评价的具体的肉身面目模糊。小说中的每个人都在执行与身份相关的功能，并没有人因一个鲜活生命的死亡而被问责，更没有人对道德错判进行纠正。人人皆为匿名，具体的个人消失于功能、符号的背后，就连道德对象也成了符号和功能，背后具体的个人已经变得不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麦家已经把故事推进到历史寓言的层面：在一个由先验的秩序和律令来分配身份、功能、符号的社会历史语境中，道德本身也只是空洞的修辞。故事的结尾，妹妹顶替姐姐入伍，无非是一个匿名的肉身填补了另一个匿名的肉身的空缺，然后争端消弭，秩序恢复，一切照旧，仿佛“XXX”的出现只是为了验证秩序能否有效运行的试错手段。就像小说的标题“富阳姑娘”，无非是一群被匿名的、被分配去执行某种角色功能的群体的简称。由此，秩序方能封闭、循环地运转下去。正如小说结尾处的那句话提醒的那样：“当我想到，我马上还要这样地重走一趟时，我心里真的非常非常地累。”m

这便是麦家的奇崛之处。军旅文学的内在要求和军人的职业属性从未对他的写作造成任何限制。在他的写作中，军旅题材仅仅是故事的材料，军队无非是人物活动的区域和背景。他并不刻意强调某些因素的“特殊性”，因而与“典型”的军旅文学拉开了距离。这也是何以在麦家的军队故事里可以看到他关于社会、历史更为宽阔、深刻的思考。像《农村兵马三》n（1999）、《王军从军记》o（2002）这样的小说所描述的，其实就是个人试图通过职业选择和努力奋斗而实现阶层流动的故事。虽说这样的故事与其他作家的同类作品相比，并不算出类拔萃，但是从中依然可以看出麦家写作的某种倾向，他对“边界”的突破和对“特殊性”的漠视，使得“虚构”能够超越特定的经验领域和意义生成惯性，从而呈现出更为宽广雄厚的气象和境界。

顺着这样的思路，就能够理解《黑记》p（2001）这样的小说。一场艳遇与一场关于病毒和人类未来的科研讲座，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两个部分。这本是两个毫不相关的故事，却被艳遇中那个女人乳房上的“黑记”连接起来。因为这块“黑记”既能够引发情欲，又是某种原因未明的病毒。这种稍显生硬的结构方式，是麦家刻意设计的结果：科学故事中断了读者关于情欲故事的阅读期待，情欲故事亦让严肃的科学探讨沾染了几分猎奇的味道。这种奇异的混搭和拼贴，使得情欲、伦理、身体、病毒、人类未来之间产生了戏剧性的意义关联。因为，经验本身的体量与辽阔的意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所以麦家才要通过这种戏剧性的张力关系来呈现自己意图。这篇小说的探索性和争议性正在于此。但是麦家的写作风格在这里表现得也很鲜明，相对于经验本身的描摹和刻画，他更愿意以某种偏执、奇崛的方式去挖掘经验背后可能存在得更为普遍、深层的意义，或者说秘密。如同《黑记》中呈现的那样，谁能想到情欲的背后居然隐含着事关人类未来的秘密。尽管荒诞、夸张，但为什么不可以呢？借用谢有顺的评价：“一个作家如何为自己的想象下专业、绵密的注脚，这是不可忽视的一种写作才能。”q

三

因为长篇小说对经验、细节、智识有着体量方面的要求，所以麦家的写作风格在“谍战”系列中得到更为典型的体现。前述已经讨论了麦家与类型写作的关系。在此还要补充一点：21世纪以来各种类型的汉语写作的发展态势表明，当前文学史书写和批评实践中所谓的“严肃文学”“纯文学”等概念所指涉的写作其实就是某种类型文学。这些类型的写作中比较突出的就有谍战文学、网络文学和科幻文学。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严肃文学”“纯文学”的概念、话语已经垄断了“当代文学”领域，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来审视21世纪以来类型写作的态势，并平等地审视他们的优势和可能性。麦家无疑是开启这种思潮的关键性人物。甚至可以稍显武断地说，让“严肃文学”成为类型文学，始于麦家。简单说来，麦家对类型写作某些要素的借鉴，使得自身的严肃写作迈向了更为开阔、精深的境界。同时，正是在这种作品形态映照下，作为类型文学的“严肃文学”的边界和局限比较清晰地暴露出来。

《解密》（2002年）是麦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用麦家自己的话来说：“破解密码，是一位天才努力揣测另一位天才的‘心。这心不是美丽之心，而是阴谋之心，是万丈深渊，是偷天陷阱，是一个天才葬送另一位天才的坟墓。”r很显然，这是个关于天才和阴谋的故事。因为麦家并没有止步于故事本身，这部卓越的小说的诞生便有可能。首先，百年中国的历史发展与故事进程相互支撑。不仅故事的起承转合的部分合理性需要在历史进程中得到求证，更重要的是，以故事主角容金珍为中心铺展出一个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谱系。可以简单梳理一下：第一代，容黎黎是晚清时期就游学海外的读书人，回国后兴办新式学堂;第二代，容小来和容幼英拥有海外大学的正规学位，是民国大学教育的中坚力量;第三代，容因易是抗战时期的大学生，新中国成立后留在大陆;第四代，容金珍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培养的大学生。这个以血缘关系连接而成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形象谱系在与故事融合后，显得意味深长：这四代人在视野胸襟、社会贡献、活动空间、精神境界等层面呈现出逐代降格、收缩的趋势，直至容金珍消失于社会领域，成为国家的“秘密”。虽然，容金珍的崩溃，有着冷战格局下国家利益之争这种政治正确的宏大叙事作为背景，但是在更为深远的意义上，容金珍的崩溃未尝不是“现代知识分子之死”的隐喻。

再者，在“虚构”领域征用“非虚构”手段作为叙事策略，不是什么新奇的技法，然而麦家凭借对其的出色运用，使得《解密》在故事形态和意义表达上呈现出更丰富的审美层次。严格说来，容金珍的主线故事是类型故事的写法，叙事在传奇故事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但是当各种“访谈”“录音”“见闻”不断地插入故事主线时，叙述节奏不仅得到有效调节，而且在庞杂的外部信息地不断介入下，主线故事的形态和意义也渐渐丰满、复杂起来;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故事的“野史”气质逐渐被涤荡，开始逐渐显露出“正史”的伟岸气质。于是，被掩埋的历史重见天日的幻觉被麦家利用“非虚构”技法制造出来。当“容金珍的日记”出现在小说结尾时，诸多类似于“鬼不停地生儿育女是为了吃掉他们”s的句子，不仅让容金珍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同时也让人觉得失落的知识分子精神之魂似乎回归了。

如今重读麦家的谍战三部曲，不管是从写作难度，还是作品形态的完美程度，抑或是意义呈现的深广度，《解密》确实是最好的那部。所以，多年以后麦家在描述《暗算》的各个版本时，还念念不忘《解密》：“《解密》我写了十一年，被退稿十七次……血水消失在墨水里……这过程也深度打造了我，我像一片刀，被时间和墨水（也是血水）几近疯狂地捶打和磨砺后，变得极其惨白，坚硬、锋利是它应有的归宿。”t

虽说到了写《暗算》的时候，麦家有了“削铁如泥的感觉”u，但他的探索依然在深入。《暗算》的争议性在于结构：在最终修订的版本中，由五个能够各自独立的故事构成。麦家的解释是：“《暗算》是一种‘档案柜或‘抽屉柜的结构，即分开看，每一部分都是独立的，完整的，可以单独成立，合在一起又是一个整体。这种结构恰恰是小说中的那个特别单位701的‘结构”v。麦家的解释并不牵强。如果说，在《解密》中，麦家是要发现那些被历史藏匿起来“秘密”;那么，在窥见“秘密”以后，麦家打算在《暗算》中去近距离地观察、描述那些制造“秘密”的人，而这些人在制造“秘密”的过程中各有分工，或者说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秘密”的制造。所以，《暗算》的结构是对应了以隐秘的方式被关联起来的一群人。当麦家再次动用了“非虚构”手段以后，“特权”使得他描述这群人的日常成为可能。于是，“世俗”进入了故事，这也使得《暗算》看上去像是采取了去神秘化的叙述策略。

阿炳、黄依依、陈二湖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他们与“世俗”的纠葛。阿炳作为一个在生理上天赋异禀之人，本來就对世俗就缺乏基本认知。精神的残缺与权力对肉身的工具化要求不谋而合，而权力的奖赏恰恰是世俗的享乐。工具化的身体没有欲望，而权力却把欲望视为丰厚的回报。所以，阿炳死于权力的馈赠。阿炳之死也就充满了反讽的意味。黄依依与阿炳形成了鲜明对照。作为一个精神健全、肉体健康的人，黄依依试图向权力索要世俗的欢愉时，却被视为“一个有问题的天使”w。权力的诡异之处在于，他人格化的一面阴晴不定、难以揣测。他主动塞给残缺之躯的阿炳一份难以承受的世俗欢愉，却把健全之人黄依依的朴素要求视为冒犯和越界。黄依依最终死于权力剥夺所导致的人生的失衡和失控。对于他们的遭遇，麦家曾说：“他们抛妻别子，埋名隐姓。为国家的安全绞尽脑汁‘暗算他人、他国，然而最终自己又被世俗生活‘暗算。”x话只说对了一半。与阿炳、黄依依不同的是，陈二湖对世俗生活表现出主动的拒绝和明显的不适应。当他退休后不得不面对世俗生活时，他精神状态很快萎靡起来，原因恐怕还在于缺乏权力的关怀和滋养。这就是他执意要回到红墙内度完余生的原因，因为被规训后的自觉意识需要权力的不断回应，肉体方能持续运转。小说里描述得很清楚：“父亲重返红墙后不但精神越来越好，连身子骨也越来越硬朗……红墙就像一道巨大的有魔力的屏障……父亲回到红墙里，就像鱼儿回到水里。”y所以，不管麦家写作《暗算》的初衷是什么，他让我们在无意中窥见了“秘密”。

在《风声》里，麦家依然执着于“秘密”的发现和描述。如果说，《解密》让被历史抹去的秘密重见天日，《暗算》让藏在秘密里的人现身人间;那么，在《风声》中，麦家开始对历史本身感兴趣，或者说历史从何而来成为了有待“解密”的问题。《风声》无疑是谍战三部曲中最具戏剧性和设计感的故事。核心故事是一场发生在封闭空间的生死智斗。密室逃脱，罗生门，戏中戏，酷刑与暗杀……诸多类型故事的主题和手法都被麦家调动了起来。然而当故事里的幸存者和知情者在事后纷纷发声时，读者才意识到这个精彩的故事仅仅只是个供拆解的目标。回忆、录音、访谈、正史记载，甚至是重要证物（遗物），不仅仅在消解故事的可信度，而且彼此之间相互证伪，甚至在细节回忆和证物真伪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分歧。

不同的力量都在争夺往事的解释权。尽管这场胜利是各方被迫合作的结果，但依然会因为立场的不同而导致记忆重塑的差异。于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英雄赞歌，在另一方的眼里就成了不折不扣的阴谋和背叛的故事。有趣的是，证物的真偽并不在于真相的澄清，反而暴露了历史叙述偏爱戏剧化的情节设计和道具使用的倾向。政治化的历史叙述经不起物是人非的检验，于是，个人记忆就变成了虚构变数的源泉。比如，在顾小梦那里，信仰与感情碰撞的结果是两者皆可疑;而在潘教授那里，“父辈的旗帜”愈发显得神圣、崇高。可见，“虚构”衍生出更多的“虚构”，而那些衍生的片段式的“虚构”却反过来让一场精心设计的、完整的“虚构”破碎、崩塌。正如历史叙述的瓦解始于那些被忽略的细节的生长。正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本身变得面目可疑、迷雾重重。用麦家自己的话来说：“正如历史本身，它像‘风声一样从远处传来，时左时右，是是非非，令人虚实不定，真假难辨。”z当麦家把历史视为虚无的时候，也就意味他那把那些历史中的秘密和人都一起抛入了虚空。

四年后，麦家写了一部稍显粗糙的长篇小说叫《刀尖》@7（2011），上下两部的副标题分别为“阳面”“阴面”。可以借用这种说法来进一步理解麦家看待经验及其意义的方式。倒不是说麦家习惯从正反两面来描述经验及其意义，而是说，“阴面”和“阳面”都未必是抵达真相的途径，经验的多种面相相互对峙、逼供、角力时所撕开的那道狭缝或窄门，可能才是抵达秘密深处的入口。

就像麦家新近的那部长篇小说《人生海海》 （2019）里的主人公，他有时被叫作“上校”，有时被嘲笑为“太监”，而他的真名叫“蒋正南”，于是如何讲述他的真实经历及其背后“秘密”便成了一个问题。每个称呼都代表着他所经历的某段历史和别人对其具体经历的猜想和评价。它们的相互补充和修正，便构成了一段历史不同面相之间的叙述张力。简单说来，“上校”与“太监”分别代表“蒋正南”所经历过的历史的荣光与屈辱。麦家就是在对荣光、屈辱及其背后的“秘密”的一一求证、还原和“解密”过程中，将童年的记忆编织成了雄浑的历史故事。更为重要的是，麦家这次再次展示了他奇崛的想象力和精妙的赋形能力：不管是形式上还是意义上，无论是实体层面还是隐喻层面，他都极其恰当地把复杂的历史面相、层次、意义都铭刻在一个具体的身体之上。简而言之，历史的肉身，或肉身的历史以一种直观、鲜活的意义和形态穿行于《人生海海》的字里行间。诸多细节以极端、惨烈、感性的方式直抵历史深处：在某些时刻，高昂的生殖器可以作为历史进攻的武器，是历史荣耀的表征。欲望、身体、色情都失去了具体的内容和道德伦理相对性，成为历史正义本身。而在另外一些时刻，历史的“耻辱和罪恶”@8真的被刻在肉身的隐秘之处，需要以禁欲和沉默来拼死守护。身体和伦理的道德羞耻感一旦被历史征用并过度强化，往往是历史溃败、唯余肉身可以支配之时。在两端之间，信仰、革命、世俗所构成的基本历史态貌无一不在试图重新塑造这个脆弱的肉身……用麦家自己的话来说：“这个小说其实和革命、 暴力、 创伤是纠缠不清的。”@9

这本是个无休无止的过程，但是当蒋正南成为一个“鹤发童颜害羞胆怯”#0的老人时，便意味着故事将走到尽头。蒋正南精神崩溃后，智力回到了童年状态。所谓童年是指“完全幼稚、天真、透明”#1的精神状态，对过去没有记忆，对未来没有恐惧。这种刻意设计的情节与其说是麦家试图与历史和解，毋宁说是过于沉重、难以承受而不得不谨慎地终止询问和探索。因为所谓“童年”既阻止不了创伤记忆的偶尔闪回，更抹除不了刻在肉身上的历史污迹。这样的设计其实就是麦家试图带着他所珍视的人物一起从历史中逃逸。这种意图在故事的结尾表现得更清晰，那块历史的污迹已经被简陋的纹身替代：“一棵树，褐色的树干粗壮，伞形的树冠墨绿得发黑，垂挂着四盏红灯笼。”#2树冠遮住了一行字，那行字事关历史的色情和暴力，四个灯笼则掩盖了四个汉字，那是一个日本女人的名字。把污迹和创伤涂抹、美化为一幅美丽的风景，麦家故意制造了与历史和解的幻觉，他要借此掩护自己暂时的退场。因为关于“秘密”的每次探寻，都是与历史身心俱惫的缠斗，他需要稍事喘息，以为下一次猝不及防的“偷袭”养精蓄锐。

【注释】

a [美]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b说明：因为麦家会在自己的各类出版物中都坚持标注确切的完成时间。所以，本文提及的作品在首次出现时，也会标注出具体时间。对于中短篇小说，本人会按照麦家的文末信息，直接标注定稿时间;因为麦家的长篇小说版本太多，所以笔者会标注首次出版时间。另，倘若引用了作品原文，注释则依据笔者所正在使用的版本的出版信息。

c麦家：《暗算·前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dfi麦家：《与姜广平对话》，《捕风者说》，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181页、184页。

e麦家：《形式也是内容——再版跋》，《暗算》，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272页。

g参见麦家：《让蒙面人说话》，《密码》，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h李敬泽：《偏执、正果、写作》，见麦家：《密码》，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30页。

j麦家：《第二种败》，《两位富阳姑娘》，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9页。

klm麦家：《两位富阳姑娘》，《两位富阳姑娘》，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30页、131页、132页。

n参见麦家：《农村兵马三》，《从军记》，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o参见麦家：《王军从军记》，《从军记》，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p参加麦家：《黑记》，《四面楚歌》，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q谢有顺：《〈风声〉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可能性》，《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

r麦家：《谈〈解密〉》，《捕风者说》，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

s麦家：《解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88页。

tuwy麦家：《暗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96页、296页、61页、248页。

v麦家：《形式也是内容——再版跋》，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页。

x麦家：《谈〈暗算〉》，《捕风者说》，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页。

z麦家：《〈风声〉是〈暗算〉的敌人》，《捕风者说》，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

@7麦家：《刀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8#0#1#2麦家：《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98页、264页、265页、342页。

@9季进、麦家：《聊聊〈人生海海〉》，《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