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党内民主生活

2020-06-09 12:20谭乐沁王建柱
旗帜文摘 2020年5期
关键词:张闻天延安时期

谭乐沁 王建柱

红军到达陕北后,开始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就党内民主生活而言,刘少奇曾反思:“由于中国是一个没有民主生活的国家,我党在过去大部分是处在极端秘密环境中,同时还由于某些同志有不正确的思想和对于党内民主的不正确了解,所以在党内民主生活上还没有养成一种习惯,以至在客观条件可能时,亦不能很好地很正确地实现民主生活。”

1937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谈到党内民主问题时指出:“要達到这种目的,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同月,刘少奇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也谈到这一问题:“我们不只是要在形式上执行一些民主手续,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提倡一种民主的工作精神。领导机关应当尊重每一个同志的意见和应有的权利。”

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1941年7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听取党员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增强党性等。

同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由此揭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序幕。会上,党的高层领导人尖锐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一些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会上进行了深刻检讨,不少同志两次发言,甚至三次发言,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会议的第一天,在毛泽东作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后,张闻天第一个发言作了自我批评。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损失,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我应当承认错误。共产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拔到中央机关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和损失。

在9月29日的会议上,张闻天再次作自我批评,“这次会议精神极好,对自己很有助”;“我个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严重,理论与实践脱离,这在过去是没有深刻了解到的”。张闻天的自我批评不是说空话,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就去了农村接触实际,以自己的行动补“课”。

博古也两次发言作了自我批评。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人。这次学习会检查过去的错误,自己感到十分痛心。现在我有勇气正视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逐渐克服。”王稼祥批评自己实际工作经验很少;林伯渠批评自己是老经验的教条,因袭陈旧的知识,缺乏创造性;任弼时批评自己“毫无军事知识”……

在南方局整风学习期间,周恩来曾多次主持会议讨论如何“自我反省,各人检讨自己的缺点”。他认为,领导干部应在自我批评方面起示范作用。1943年,他在45岁生日这天还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以明心志。

延安时期曾担任中央党校秘书长的黄火青后来评价认为,党内民主生活在延安时期是很好的,大家有啥说啥,敢说真话,从不拐弯抹角。他曾举例说,有个名叫窦商初的老团长,打仗的时候身上负过七次伤,从解放区来到延安,对有些事情看不惯,什么也不怕,什么话都敢讲。开小组会他讲,开大会他还上去讲,一讲就是半天。他讲完了,大家讨论他讲的话,哪些对、哪些不对,慢慢地跟他讲道理。他有气的时候,你说啥他也听不进;他缓过来了,你再给他提意见,他知道自己讲错了,就虚心接受了。

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又先后作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决定,进一步强化了党内政治生活。毛泽东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论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要求党委书记要当好“班长”,号召大家“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开诚布公地解决问题;要求党委工作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对党外人士也要做到礼贤下士,一视同仁。解放战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有序健康开展,是我们党能够顺利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政治保障。

(殷欣奎荐自七一网七一客户端/《文史博览》)

(本文选自:党员文摘 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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