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公众史学视野下的村史编纂
——以《史家码村史》《江六村史》为例

王笑航

（宁波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 浙江 宁波 315211）

传统村落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面临着新的抉择，有的村庄通过产业升级、乡村建设转型为新农村，也有不少村庄已经消亡或者面临着消亡的命运。无论是转型或者消亡，旧有的生活模式将不复存在，记录传统乡村的历史尤其是能够反映村民组织形态、生活方式变迁的历史便迫在眉睫。我国的村史志编纂从20 世纪80 年代逐渐展开，当时各级政府编写地方志，村一级单位提供相关材料，部分村以此为契机编修村志。20 世纪90 年代后村志编纂逐渐受到重视，一些史志部门完成市县二级志书后也着眼于村一级志书的编纂，编修村史志的风气渐开。早期官修的村志更像是传统地方志在村一级单位的延伸，有着浓厚的方志体色彩，而动力来自民间、高校的村史志编纂则在体例上有更多的创新之处，引谱入志、引史入志是其特征，部分村史志也突破了“生不立传”的传统，将现当代村民的历史也录入村史志，村史志的体例更多样化，内容更加丰富。一些编纂者直接以村史命名其书，由“村志”而“村史”，反映了村史志的编纂逐渐突破传统方志体，走向更加灵活的公众社区史。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团队负责编纂的《史家码村史》和《江六村史》就是公众社区史的代表之作，这两部村史编纂于同一时期，指导思想相同，体例和谋篇布局非常相似，学术性较强，编纂模式与经验也对新时期村一级社区史的编纂有着积极的启迪意义。

一、村史的学术性

一部好著作的价值在于面向公众进行有意义的知识传播，具体到村史，其价值在于面向公众展示村庄、村民的历史。这就要求村史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两个特征，通俗性容易理解，即行文通畅易读、公众喜闻乐见，而村史的学术性则值得认真探讨。村史的学术性是什么，如何提高村史的学术性？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曾经对地方志的学术性有过论述：“提高学术性就是要由依靠史料写志转变为写志是为保存史料。”[1]笔者认为，一部学术性强的村史，首先要具备史料价值，重点在于知识生产（即写史保存史料）而非知识搬运（即依靠史料写史），这要求编纂者能够运用各种手段规范化存史；其次，要有研究性，编纂者应对史料进行系统研究，解读分析乡村历史演进中的民生嬗变及社会变迁；第三，要有创新性，编纂者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有所突破创新。《史家码村史》和《江六村史》在这些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在存史方面，《史家码村史》与《江六村史》的史料收集与选取较为规范。《史家码村史》所参考的原始资料包括《鄞东史氏家谱》、《史家码桥志》等材料以及村民口述资料，值得一提的是《史家码村史》还收录了《史氏旧学小学成立记》碑的拓文。《江六村史》的原始资料来源主要有四：“1948 年编修的《虹麓辅政堂陆氏宗谱》；各行政、文化部门记录和保存的档案资料；数十名有代表性江六村人亲历、亲为、亲闻、亲见的家事、家人和村事、村人的口述录音资料；以及全村每家每户填写的采访调查表格。”[2]两书专设“文献征存”章节，收录了文件、乡约、传说、诗文等内容。总体上看，这两本村史可依靠的旧史料比较有限，反映了村一级单位修史基础薄弱的现状，故而必须进行大规模村民口述史采访。史家码村的口述史采访历时五个月（2015 年5 月—10 月），采访了村中主要人物。江六村的口述史采访历时半年（2015 年5 月—11 月），采访近百人。通过口述史访谈，编纂团队将大量村民的记忆文本化并出版成书，这样就能够把村民个人的大脑记忆转为公共历史记忆，正如钱茂伟教授所言：“口述史采访是一种公共历史记忆采访机制，它的任务是将私人的历史记忆搜集过来，从而转化成公共的历史记忆。”[3]《史家码村史》和《江六村史》的编纂一方面收集整合了两村原有传统史料，另一方面也将公众大脑记忆文本化形成新的史料，并且把这些新史料转化为公共记忆，实现了规范化存史，确保了史料的丰富性。美中不足的是表达方面尚有缺憾，书中内容主要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呈现，缺乏语音和影像资料的展示，而且未向公众展示工作照。之后的公众村史可以整理剪辑影像资料，通过光盘面向读者展示，或者在相关文字图片旁边增设二维码，读者可通过扫描二维码接触到影像资料。

在研究性方面，编纂团队系统分析了传统史料与口述史料，对史家码村、江六村的历史进行了深度研究。在古代部分，编纂团队主要运用传统的史料对两村的历史与文脉进行了追溯，以两村主要姓氏（明州史氏、虹麓陆氏）为核心勾勒两村宋至清的历史。在清代部分较为详细，除了介绍重要人物外，还涉及社会生活史范畴，通过碑刻、家谱等资料的分析，研究了当时的宗族管理体制、职业、风气等内容。在《史家码村史》中，编纂团队通过分析《鄞东史氏家谱》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史家码村的宗族自治管理制度、史氏家训、宗谱宗祠、职业状况；在《江六村史》中，编纂团队通过分析《虹麓辅政堂陆氏宗谱》研究了陆氏家族的发展状况，此外，还解读分析《奉示公禁碑》《陆庄图会碑》等碑刻资料，研究了相关的时代社会背景。在近现代部分，编纂团队以村民为中心，通过收集村民口述史资料，以专题研究的方法叙述并分析了两村近代以来两村的历史变迁，逻辑顺序是先纪事，然后分析村民的谋生创业与民生嬗变。两书的纪事部分都以建国为界分两章介绍，20 世纪上半叶是第一章最后一节的延伸与发展，通过传统的文献材料分析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20 世纪的下半叶则主要依托老村民口述历史来进行研究。两书“村民的谋生创业”章节相当于传统地方志的农业、工业、商业，村级修史单位不比县市级，由于单个行业太过零碎，故而编纂团队采取合零为整的方法，从村民创业生产角度书写行业发展。民生嬗变则是通过采访村民，从群体角度分析书写村民的生活方式和习俗的变迁，涵盖生活方式、文教卫生、民风民俗，两书收录了大量珍贵的老照片，生活形象地展示了两村的变迁。

在理论与实践创新方面，《史家码村史》和《江六村史》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其一，在理论方面，钱茂伟教授对村民的范畴进行了界定：“新村民史编纂中的村民，是籍贯意义上的村民，而不完全是户籍意义上的村民。”[4]这在当代社会有着重要意义，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吸引着大量村民离开乡村，迁出村民虽然不直接生活在原来的村庄，但同故乡仍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倘若不将他们的历史纳入考察视野，那么村民史的范畴越越来越狭窄，村民的历史是动态的，只有将研究视野扩大到跨区域生活的村民历史，才能更为全面深刻地认知当下中国乡村的变化。其二，在实践操作方面，编纂团队对“人人入史”进行了探索。公众史学关注小历史书写，提倡“人人入史”；但村民数量众多，如何解决篇幅限制与村民数量多的矛盾？这两部村史的办法是以专题视野来观察书写，有详有略：“略者，就是村民生卒年表。……详者，就是专题村民史，即分专题采访，让他们讲述一段特殊的经历，从而建构出一段特殊的村民史。”[5]钱茂伟教授团队通过制作村民生卒年表，囊括所有村民，实现了“人人入史”。在具体介绍和研究方面，还是选取部分村民进行切入，可见“人人入史”并不容易，一方面受制于村史有限的篇幅，另一方面则受制于现实因素的制约，并非所有村民都想入史，不同村民口述水平也不同。两部村史中的村人小传更像个人简介，有些人物仅摘其语句，这些是不足之处。笔者认为，村史编纂可以作为村民写小传的开端，鼓励人人写自传、他传，修家谱，书写家族历史，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可进行村史的补充升级。

综合来看，《史家码村史》和《江六村史》的编纂团队以公众本位为指导，以村民为中心，根据实际情况谋篇布局，通过制表实现了人人入史，通过口述史采访将村民的记忆文本化，起到了存史的作用，做到了由依靠旧史料写史到写史是保存新史料的转型，并且基于文献资料与口述史料对乡村的历史变迁及村民历史有所研究和分析，实现了村史的学术性。

二、 编纂模式与经验

我国方志事业早在清代就有了较为成熟的编纂模式，“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加强对修志的组织和管理，社会各界踊跃参与，逐渐形成了地方官主修，地方士绅和文人学者参修的一种模式和规范”[6]早期村史志编纂是地方志在村一级单位的实践，主要由地方史志部门负责。早期村史志的方志模板痕迹浓厚，而修史动力来自民间的村史志在体例方面更为灵活，但在缺乏官方坚定支持的情况下，修史往往难以为继。较为理想的编纂模式是既能实现体例创新，又能够保证执行力。《史家码村史》和《江六村史》对村史志的编修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两部村史皆由村史编纂委员主持，由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带领的公众史学研究团队主编，村民广泛参与，属于典型的当代公众社区史编纂模式，而且在编纂过程中积淀了村史编纂经验，值得总结推广。

2014 年，下应街道不少旧村面临着拆迁改造的命运，为了留住传统村庄的历史文化，街道领导要求编纂村史，各村纷纷成立村史编纂委员会，开始了村史志的编修工作，《史家码村史》和《江六村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编纂的。在执行上，江六村略早，2014 年 8 月，江六村成立了临时编写组，按照传统的村史志的编纂方式写史，古代史部分主要参考了《虹麓辅政堂陆氏宗谱》（1948 年编修）的复印件，在近现代史的部分则依靠编写组成员的共同回忆及相关材料，到 2015 年 4 月写成草稿。为提高村史的专业性，2015 年 5 月，江六村委托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团队接手江六村史的编写工作，重新成立了工作组，由江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陆明福任委员会主任，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担任主著，村里的村史编写组和钱茂伟教授团队一起合作修史。新的小组采访了大批村民，收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随后“按不同的历史时期，从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对江六村的发展历史按时间顺序进行了详细记述，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图文并茂，进一步丰富了村史内容，使之更具可读性。”[7]

史家码村的村史编纂工作缘起于2015 年4 月，《史家码村史》的村史编纂委员会成员包括村干部、高校师生和村中文化人。其中，由史家码村党支部书记、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史佩林担任村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村委会主任俞米加担任副主任，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担任主编。钱茂伟教授的团队从中老年人聚集的姜村开始口述史采访，但收获有限，随后编纂小组改变了工作方式方法，“有目的地采访相关人员，从村干部入手。除了普遍的上门采访，也用了邀请口述者到到村委会办公室接受采访的模式。记录方式也做了调整，要求他们全数记录，随后听录音补齐。”[8]两书著成后经历了较为严谨的审校工作，2016 年4 月初，《史家码村史》完成初稿，随后3 个月完成了三次校订，8 月基本定稿，之后反复审阅，2017 年10 月出版。《江六村史》也与之相似，2016 年5 月初，《江六村史》完成初稿，随后3 个多月里，编纂小组进行了四次审校，之后编纂人员集体阅读，逐章节校对全书，11 月基本定稿，经反复审阅，《江六村史》于2017 年11 月出版。

从《史家码村史》和《江六村史》的编纂历程可知，相关领导（包括街道办领导、村干部、老干部等领导群体）的支持是克服各种困难、赢得百姓信任支持的重要保障，高校力量的助力保证了村史的专业性，村民的广泛参与确保了村史资料更加丰富，且更接地气。口述史采访支撑起来公众社区史的编纂，这个特征在《史家码村史》《江六村史》的编纂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村史资料最主要源于民众的大脑记忆，亦服务于公。这两部村史的编纂践行了“相关领导支持、高校力量助力、村民广泛参与”的新型公众社区史的编纂模式，成效显著。在编纂流程上，从完成初稿到审稿、修改校订，做得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值得一提的是审稿校订也是由多种类型专家协作进行，起到了查漏补缺的效果。

村史编纂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现实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史家码村史》和《江六村史》的编纂亦能够提供一些经验。第一，观念问题首当其冲，不少村民缺乏留史意识，认为口述史采访似乎在打探隐私，对收录照片心存疑虑，这是观念上的壁垒，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团队的不懈努力，编纂团队不避困难，坚持口述史采访，终获村干部及村民的信任。第二，编修村史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方言的问题，应该找当事人确认文字无误方可发行。第三，在转个人记忆为公共历史记忆时，会发现一些内容不一定合适对外公开，如何处理史德和现实是非之间的矛盾，是公众历史书写面临的重要挑战。传统的历史书写非常注重史德，梁启超曾言 ：“我以为史家之道德，莫过于忠实。如何才算忠实 ？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便是。”[9]实事求是、忠于事实是史德最重要的要求，即要做到“实录”，班固对司马迁的评价为“实录”确立了标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0]要做到“不虚美、不隐恶”确乎不易，一旦牵扯现实是非，一定会影响到后来写史者与群众对公众写史的看法，还将涉及公众历史书写能否永续发展的问题。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史家码村史》和《江六村史》的处理方法能够给人带来启发。关于一些敏感话题与词句，因涉及现实矛盾，更为复杂，编纂团队在出版时删除了这些内容，钱茂伟教授认为：“当代历史的传播有一个时空限制，某些敏感话题必须放在未来时空传播，不能直接在当下时空中传播。”[11]将历史书写与公开传播分开，是一种明智而有效的做法，有利于公众历史书写的永续发展。

综上可知，公众社区史的编纂需要一支强有力的队伍作为后盾，理想状态下，编纂队伍应包括村干部、高校师生、村中文化人等；村干部组织牵头，高校师生担任编纂主力，村中文化人协助，村民广泛参与，如此方能编纂出较为理想的公众社区史。在编纂过程中，编纂团队应注重规范流程与集体协同合作。在面对观念壁垒时，编纂团队应该耐心解说，宣传公众写史的意义和价值，以实际行动来赢得群众的认同。在处理史德与是非的矛盾时，编纂人员应该审慎对待，可以将收集资料与对外传播分开，着眼于公众写史的可持续发展。

三、 公众村史的特征

公众村史是公众社区史村级单位的实践成果，较传统地方志有一些不同之处，通过研究《史家码村史》和《江六村史》，可对公众村史的特征进行总结分析。总体而言，公众村史具有公众本位指导、民众参与度高、模板灵活开放等特征。

首先，公众村史的最大特征在于其公众本位。传统的地方志编纂一般带有浓厚的政治特性，之前地方志一般修到县级，奉行组织本位，侧重于大历史书写；而地方史志修到了村一级单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我国村一级组织长期处于自治状态，早在明清时期，“皇权不下县”，村一级为宗族自治。新中国成立后，乡村以人民公社为单位进行管理，改革开放后，则实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村一级由村委会管理，村委会则为群众性自治组织。村一级史志的编写应该对之前的方志书写进行突破，由组织本位而公众本位、由方志体而社区史。以公众本位为指导编纂村史并非全部抛弃组织本位，在书写过程中，也会把涉及政府、组织的部分囊括在内，兼顾大历史书写与小历史书写，更关注村民历史。《史家码村史》和《江六村史》的编纂贯彻了公众本位的精神，在大历史书写方面，宏观历史分乡村的纪事、村人谋生创业、民生嬗变等部分展开，这些部分参考了官方的数据，更重要的是从村民角度书写宏观史，且主要依托于村民的口述史采访。在民生嬗变部分，编纂团队反思了传统地方志模板化严重的问题，认为生活方式、文教卫、民风民俗“是人类应用、体验风俗的故事，但限于采访的数量，又不可能采集到全体村民的感受。其结果只能通过部分人的讲述来反映群体生活及习俗。”[12]整体而言，编纂团队以公众口述史为依托、从村民角度书写村史，在历史书写中贯彻了公众本位。

其次，公众村史的民众参与度要远高于传统的地方志。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在于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传统方志侧重宏观历史，浙江大学仓修良教授曾总结道 ：“方志是一种记载某一地区历史、地理、社会风俗、物产资源、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著作。”[13]而新型村史则以公众本位为指导，侧重村民历史，主要由村政、民生、村民、名人、诗文选粹五部分构成。[14]新村史的关注侧重点决定较高的公众参与度。其二在于范围的不同，传统的地方志编纂一般以省、市、县为单位展开，最低到县一级，有些地方志也关注到了公众，但是由于县级范围太大，涉及方面太广，篇幅所限，涉及村民的部分相对较少；而公众村史则不同，以村为单位的社区史关注范围相对较小，能够给村民历史更大的篇幅。其三在于参考资料的不同，传统的地方志可供参考的资料相对较多，包括各级相关的志书、档案、统计数据等文献 ；而村史可供参考的资料较少，很多村庄之前缺乏修志传统，资料相对不足，而传统地方志中关于一个村庄的篇幅也比较有限，这就使得社区史的编纂要去民间搜集更多资料，口述史料便成为村史编纂的重要资料来源。

第三，公众村史的模板更加多元化且具有开放性。传统的地方志编纂模板化痕迹浓厚，早期的村史志也如此，之后体例模板逐渐走向多元化。杭州市萧山区委史志编研室莫艳梅曾对村志编纂模式进行过总结：“新时期村志编纂有传统的全志模式（大而全模式）、中国名村志模式（宣传读本模式）、“微村志”模式（村情荟萃模式）、自然村落普查模式（历史人文模式）。”[15]在村史志模板方面，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曾将村史模板分为方志体、纪事体、报告体、编年体四类。[16]笔者认为，公众村史实际上属于综合体，所谓综合体实际上是一种更加灵活开放的多元模式，既包括方志体所关注内容，又含有纪事、村情、村民史、编年等内容，其体例根据书写对象的实际状况还可以再进行扩充。《史家码村史》与《江六村史》在体例方面的最大特点是不用传统方志体模板，采用更灵活开放的综合体村史，从村情、村史出发设计篇目。村史比村志能更好记载乡村历史，钱茂伟教授曾对村志与村史的功能定位进行辨析：“村志是村历史与现状的地情分类简介，重在宣传与资治；而村史重在保存当代历史，留住乡愁，复原村的历史过程，叙述村民的生产与发展故事。”[17]村史的篇目是村情、村史与修史思想在体例方面的反映。《史家码村史》和《江六村史》的篇目包括主要姓氏渊源、纪事、村民谋生与创业、民生嬗变、专题村民史、村人传记、文献征存、大事记等部分。这样的体例和谋篇布局既体现了公众本位，又反映了村情村史，实现了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为公众社区史的书写提供了参考。

总结

《史家码村史》和《江六村史》的编纂是在村一级单位编纂公众社区史的实践，体现了公众村史的特色。在学术上，通过规范化存史、系统性研究以及理论实践创新实现了村史的学术性；在思想上，以公众史学为指导，突出村民，更接地气；在体例上突破了方志体模板，从村情、民情出发谋篇布局，丰富了村史模板；在编纂模式上，实践了“相关领导支持、高校力量助力、村民广泛参与”的模式，积累了公众村史的编纂经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公众村史问世，传承中华文明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