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九十日春都过了”

2019年，台湾苏学专家李常生先生，以70稀龄，在武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返台后出版了两本专著：《苏轼行踪考》《苏澈行踪考》。李先生在汉读博期间，因寻访东坡足迹，特来黄州安国寺讲学，我曾有幸亲聆。亦有幸与李先生相识。近日，接李博士微信传来一张东坡词帖，词帖里问：苏轼两阕《临江仙》（九十春日都过了）意境有何异同。为此，笔者特作探讨，欲请方家指正。

其一，《临江仙（九十日春都过了）》：“九十日春都过了，贪忙何处追游。三分春色一分愁。雨翻榆荚阵，风转柳花球。阆苑先生须自责，蟠桃动是千秋。不知人世苦厌求。东皇不拘束，肯为使君留。”据考，此词写于密州。

其二，《临江仙（九十日春都过了）》：“九十日春都过了，贪忙何处追游。三分春色一分愁。雨翻榆荚阵，风转柳花球。我与使君皆白首，休夸少年风流。佳人斜倚合江楼，水光都眼净，山色总眉愁。”据考，此词写于惠州。

两词虽写于不同年代、不同地点，但季节却是相同的，且每阕上片，内容完全相同。两词皆以“九十日春都过了，贪忙何处追游”而起兴，面对暮春残花，忆及已去的春天而叹息。接下来，化叶道卿《贺胜词》“三分春色两分愁，更一分风雨”句而为：“三分春色一分愁。”这便与他后来在黄州所作《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的“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是相吻合的。这“一分流水”，是否就是那“三分春色”中的“一分愁”呢？昔《论语·子罕》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叹息的都是时光如流水般的逝去。感慨人生世事变化之快，皆有惜时之意。结句“雨翻榆荚阵，风转柳花球”，我们仿佛从诗句里，看见风雨中，榆树上的榆荚，一片一片，被雨点敲打着。还有那无数的柳絮，被风吹得满地乱转，像雪球一样滚动，那场景，那画面，仔细品味，诗人暗示了人生风雨。显然，两词上片，皆有伤春之叹。这是两词共同点。

那么，两词有何不同呢？

苏轼作于密州的《临江仙》词，时值熙宁九年（1076年）四月。时年39岁。适值初夏，苏轼在密州邵家花园，与友人于藏春馆赏花，见花残而作。

据载，苏轼约于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至杭州任通判。历时三年。其时，苏辙任职齐州（今山东济南）。苏轼思念苏辙甚切，希望调职，能与苏辙为邻。三年后，苏轼出知密州（治所即今诸城市区，但管辖范围要比今大），在今山东东南侧，距离中原与江南，都有一定距离。因其地穷困，时有旱灾、蝗灾与匪患。苏轼至密州任太守，虽职升一级，但几年来，亲睹百姓生活状态，无不时时担忧。纵在杭州，他仍能看到因实行新盐法，贩卖私盐者却多了，且还带刀自卫，“吏卒不敢近”，贫而懦弱者，靠采笋充饥，多半是“尔来三月食无盐”;所谓“青苗法”，初衷虽好，终是：“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兒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农家子弟到城里，贷款手续繁杂，一年中有大半年时间，耗在城里，耽误了生产劳动，唯一好处是，让孩子学会了城里人口音。好的政策终究得不到好的执行，利民也就变成扰民，故而对变法感触颇深。至密州后，发现密州环境更恶劣，因身为太守，守土责任重大，故而心情尤为郁闷。其《蝶恋花·密州上元》词可见：“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乍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灯火钱塘”的杭州，向为富庶之地;而“寂寞山城”的密州，堪为穷困之域。为早日平衡从杭州至密州的失落感，苏轼重温《庄子》。庄子那种与自然相合的理想人格，使苏轼从精神上获得超然自适。

苏轼作于惠州的《临江仙》词，时值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暮春。时已61岁。时在惠州贬所合江楼，与惠州詹知州小聚后作。

元祐九年（1094年）四月，哲宗改年号绍圣。章惇、安焘出宰执大臣。但他们尽弃王安石当年变法初衷，将打击“元祐党人”作为主要目的，一两月之间，将在朝任主要职务30多名高级官员，全贬至岭南等边远地区。苏轼兄弟自然首当其冲。闰四月三日，苏轼初由定州知府以左朝散郎（文职），贬知英州军州。途经5次改诏，一贬再贬。期间，他在苏辙帮助下，将儿子苏迈、苏迨等大半家人，留于宜兴安顿。自己则带朝云及苏过夫妻，历尽千难万险前行。这期间，他在经韶州南华寺时，伫立在藏有六祖慧能禅师肉身佛塔前，泪如雨下，决定要精进修禅，其诗曰：“……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一日乘舟过浈阳峡，遇见已出家修道老友吴复古。吴问：“当年卢生邯郸一梦，便已窥破认知虚妄，归于真道，今你亲睹，自身经历这一切，也该稍有所悟吧。”这使他内心一直所坚持于世出入兼容的人生理念，发生了彻底改变。无论佛与道，他都有所领悟。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苏轼抵达惠州。此时，在苏轼精神世界里，出世思想已占主导地位。

苏轼在密州《临江仙》下片写到：“阆苑先生须自责，蟠桃动是千秋。”句中“先生”，诗面指仙家，实则暗指王安石。当时王安石主政熙宁变法，朝廷有部分人反对，苏轼亦持反对意见，然自知无济于事，且不愿纠缠于朝廷党派之争，遂向皇上请求外放。故“阆苑”“蟠桃”，当喻皇城当权者及所实施决策。变法后的朝廷，看似摘到蟠桃，道似利国利民举措，是有功于千秋万代之事。但苏轼从杭州到密州，一路走来，所看到变法后黎民生计的不堪，遂写出：“不知人世苦厌求。”这些决策者，整天高高在上，哪知黎民百姓的苦楚和所求呢。所以，这首词下片的“先生”，的确是具有双重含义。

最终，诗人多么希望皇帝能留意一下这位太守从民间传来的声音啊。甚至是想回到朝廷，去改善这些不利国利民的变法举措，故而写：“东皇不拘束，肯为使君留。”这其实是个诘问句。皇帝肯不肯留用我这个使君呢？其词采用屈原《楚辞》中的浪漫主义手法，用“阆苑先生”“蟠桃”“东皇”等仙家用语，意在批评朝廷新法扰民。而当时，苏轼文章，天下闻名。士子皆以能读苏文为荣。即便朝中皇帝，亦喜读苏文。所以说这首词，当然也是写给皇帝看的。

再看苏轼惠州《临江仙》词下片：“我与使君皆白首，休夸少年风流。佳人斜倚合江楼，水光都眼净，山色总眉愁。”

苏轼在惠州有《与徐得之书》：“詹使君，仁厚君子也，极蒙他照管，仍不缀携具来相就。极与君猷相善也……”苏轼将这位使君相比昔时黄州徐君猷。两人时常载酒同游。作此词时，是他在此搬到合江楼居住时，合江楼相当于黄州临皋亭，是官方招待所，位于东西两江汇合处。十几天后搬到嘉祐寺，其心颇安，伴随晨钟暮鼓，与黄州时期相比，虽有情绪波动，但对于心态的调整，已然能够有自主性了。后来，其表兄程正辅巡按至惠州，与苏轼尽释前嫌后，又搬回合江楼居住。该词应是第二次住进合江楼期间所作。此词大意：我们都已老了，头发也白了，不需再夸耀昔日风采。看着朝云，斜倚合江楼的栏杆上，看着她那清澈的眸子，如碧水一样纯净。她还是这么年轻，但她的身体，却已明显不行了。她总是皱着眉头，像白鹤峰的山色一样，苍白的脸上带着病容，让人担忧。全词写春天已经逝去了。这也包括自己的年岁和人生事业的春天，都已是一去不复返了。此词下片，明显已不再对朝廷抱有幻想，更多的是，对家人（朝云）身体的担心。除此以外，便是对自己晚年生活所持的一种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

概之，苏轼在密、惠二州所写两阕临江仙，上片虽无一字更改，但从下片看，密州时的苏轼，有着儒家的积极治世情怀，词中有的放矢，渴望能为民请命。而至惠州，虽与巡按程正辅化解了40年恩怨，惠州知州对苏轼亦非常敬重，但他却怀一颗平常心，心境淡泊，是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高度契合。词作在恬淡闲适中，略带萧瑟、凄凉之意。显然，这是前词所没有的。

（王琼，女，系中华诗词学会理事、湖北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湖北作家协会会员、东坡赤壁诗社副社长、本刊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