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报刊1934-1936年间红军长征报道研究

2022-03-02 02:24王川智凌燕
关键词:报道影响

王川 智凌燕

摘 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20世纪30年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这一历史壮举受到了英国报刊的关注与跟踪报道。回顾其对于红军长征报道的基本脉络,总结其报道内容与报道特点,可以发现,剔除英国报刊的偏颇立场、新闻消息不准确、用词不当等因素,其对红军长征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对国际社会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

关键词:红军长征;英国报刊;报道;影响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22)01-0097-09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取得的长征伟大胜利,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史、军史、中国近代史上的壮丽篇章,还是20世纪人类历史的伟大传奇。学界关于红军长征的研究成果丰硕。据不完全统计,从1934年至今有关长征的书籍约2万余种。中国知网(CNKI)的数据表明,1953年以来“红军长征”为关键词的文章已达1.3万余篇。相对而言,国外人士对红军长征早期报道的研究成果并不多,目前学术界就外国报刊报道红军长征的研究较薄弱,尤其是研究外国报纸报道长征的文章更少。因此有学者认为“英美等国报刊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与评价问题,目前学术界有关研究还不充分”[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红军长征史》一书指出,许多外国人士眼里的红军长征是伟大的军事创举,他们向国外读者介绍了红军长征,使国外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世界影响,其价值应充分肯定[1](P448);丁晓平《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长征叙述史》一书系统梳理了早期中外人士长征著作的创作、编辑、翻译、出版和传播,解读了长征走向世界的传播历程[2]。姚群民的《紅军长征早期报道述论》一文分析了1934年10月至1940年中外书刊报道长征的内容、特点及其流传情况,认为国外关于红军长征最早的宣传报道是陈云的《英勇的西征》[3];韩洪泉《长征文化海外传播述论》一文提出,长征对外传播大致经历了起步阶段(1934-1949年)、发展阶段(1949-1978年)、繁荣阶段(1978至今)三个阶段,其内容涵盖全方位宣传长征、多维度研究长征、零距离体验长征等方面[4];陈日浓《长征的早期对外传播》一文按时间先后列序了国内外有关长征的早期报道者:陈云、范长江、薄复礼、埃德加·斯诺等,归纳了他们报道长征的时效性、真实性、多样性、深刻性、史料性等特征[5];杨才林《论红军长征的早期国际传播》一文指出报道红军长征时期的早期作品的主题,在于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征“正名”,这一时期的传播有国际人士合作、亲中共人士帮助传播(或由中共党员秘密组织传播)、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报告、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筹划四种途径[6]。赵巳阳主编《献给世界的壮丽史诗:外国人看长征》一书指出:“在长征初期,有关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报道极少见诸海外报刊,外国媒体几乎无法对中共和红军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7](P4)萧军《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红军长征》提到:1928-1936年西方有关中国共产主义的报道都是模糊不清和笼统概括的,西方媒体对红军长征的报道也较少[8]。事实上,当时西方媒体报道红军长征并不少,只是国内学界的研究不多。

那么,长征期间,西方媒体怎样报道红军长征呢?1936年红军尚在征途时,曾与红军一起生活了18个月的英国传教士勃沙特(R.A.Bosshardt,薄复礼)在英国出版了《神灵之手》,记录了他对长征的所见所闻[9];1937年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突破重重困难来到陕北,采访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及红区的军民,最后在英国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介绍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描写了红军强渡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的艰难情景[10];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于1937年来到延安,采访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留下了长征亲历者口述的红军成长发展史、长征历程的众多细节[11]。除了这些突破了国民党新闻封锁,有机会真正了解共产党,与中共建立友好情感的亲共人士对红军的宣传报道外,当时世界范围内新闻媒体对红军长征的报道也日渐增多。

英国作为20世纪的世界强国,在亚洲有着广泛的殖民地,因此也异常地关注远东及中国的局势变化。因此英国报纸报刊作为主要的新闻媒介也频繁地报道了中国红军的情况。英国报纸对红军长征的报道,是研究长征的第一手资料,能清晰地反映出红军长征在当时是如何在欧洲乃至世界传播开来,也能为后来研究红军长征提供重大事件细节上的印证,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价值。如以英国主流媒体泰晤士报为例,在泰晤士报数字档案数据库中,设定“中国”“共产党”为关键词,检索1934年7月至1936年12月时段,共得新闻报道141篇,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内容构成及比重,可见图1,在长征期间《泰晤士报》对中国红军的关注度高,共有35篇新闻报道,占总数量的25%,由此可见当时英国报刊关注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生存与发展。

为了保障分析英国报刊红军长征的报道的全面性,就必须保障语料的全面性、代表性。故本文以英国大英图书馆的英国报纸档案数据库(British Newspaper Archive)、英国泰晤士报数据库(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为基础性资料。这两大数据库收集的报刊涵盖了英国各地区、阶层、党派的约1 500种报刊,4 000多万页。其中,1934年10月至1936年12月有关中国的报道近14万篇,本文采用关键词为“China(中国)”“Chiang Kai-Shek(蒋介石)”“Communist(共产党)”“Mao Tse-Tung(毛泽东)”,所提取的信息数据见表1。

本文以1934年7月至1936年12月为时间段,选取长征前后2到3个月的时间区间,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当时英国报刊对于长征整个过程报导的全貌,梳理英国报刊报道红军长征的脉络,系统归纳英国报刊报道红军长征的特点。

二、英国报刊关于1934-1936年间红军长征报道的基本概貌

梳理英国报刊报道红军长征之发展脉络,红军长征这一大事,在长征初期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1934年10月当红军主力踏上长征之路时,当月的英国报刊并没有报道这一事件,直到11月3日《泰晤士报》才用短短数语予以报道:“在过去两周的激烈抵抗后,共产党损失惨重,国民党政府军已占领汀州府或长汀,准备越过福建边境向共产党施压。共产党已经从瑞金撤离,准备向西南撤退,目的是进入粤北和湘南山区,最终到达贵州和四川。”[12](P11)旧说以为美国《纽约时报》11月9日的报道最早,但是《泰晤士报》11月3日的报道比之提前了6天,这应该是迄今所见的西方媒体关于长征的最早报道。但可以说当时的英国媒体乃至国民党政府并未弄清红军的战略意图。6天后,该报继续报道:“共产党约4万人正从福建和江西向西迁移,他们一边走一边抢劫,准备穿过贵州到四川建立苏维埃政权。”[13](P13)

《泰晤士报》外的英国其他报刊也都陆续报道了红军长征。《每日邮报》[14](P16)《诺丁汉晚报》[15](P5)《苏格兰人报》[16](P11)在11月13日都报道称“国民党军队占领江西瑞金,蒋介石终于取得了胜利,在中国中部与中国政府军抗争六年的共产党终于垮台了,只剩极少的一些小队正向湖南和关东两省分散”,反映出这一时期西方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征认知的局限性。半个月后,《贝尔法斯特电讯报》说“蒋介石已经宣布中国内乱的日子已经过去,共产党已经被清洗,只剩一小群流动的共军分裂成小队,向西面和南面逃离,但很快就会被消灭”[17](P3),之后《朴茨茅斯晚报》《英国信使报》《贝尔法斯特新闻报》亦相继进行了类似的报道。可见长征初期因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英国报纸信息来源单一,呈现给民众的只是一团乱象。

1934年11月下旬,红军接连突破三道封锁线,在湘江血战后,红军12月1日渡江西進。《泰晤士报》在12月5日报道称“国民党军队在湘桂边境与共产党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有1万多名红军伤亡,2千多名红军被俘;2万名红军试图渡过湘江,又有1千多名伤亡,红军损失惨重”,“共产党人正从江西撤退,政府军在湘南防御,以阻止他们进入湖南”[18](P13)。

长征期间,由于处在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之下,当时的中国和世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的认识与了解,因国民党的舆论误导而存在着种种怀疑、敌对的看法。1935年初,红军西渡赤水后,2月2日《每日先驱报》报道:“共产党军队约3万人正从贵州北部进入富裕的四川,四川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当地军阀间的矛盾吸引了共军,似乎共产党在有利的条件下,比之前他们所谓的失败更加强大了。”[19](P2)可以看出,英国媒体面对复杂的局势,对国民党的舆论宣传产生了怀疑。3月13日该报进一步提出了质疑:“中国中部到底发生了什么?共产党是真的被推翻了还是只是撤退?整个事情好像谜团”,“政府军经过多年没有结果的努力,虽然去年秋天在江西推翻了共产党,但蒋介石似乎并没捕获共产党的主要军队。”[20](P15)3月底,《每日镜报》面对出现的质疑,也对当时共产党的处境做了报道,提出中国的形势越来越复杂,不应该只听国民党的一面之词,应该派出英国的记者去江西等地实地了解情况[21](P12)。

1935年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后,为顺利进军云南,佯攻息烽,主力进至狗场(今久长)、扎佐地域,前锋逼近贵阳。4月5日《约克郡晚邮报》以“红军击退政府军”为题报道了当时的情况,称“政府军在贵州与‘红军’作战,政府军约3 000人在战斗中丧生,政府军撤退到距贵阳30英里外”,“南京政府一再宣布即将消灭红色威胁,但迄今为止都没能真正消灭,共产党在一个地区撤退,却总是在另一个地区又爆发”,“多年来政府军一直致力于打击共产党,但结果似乎不是像南京政府所宣称的那样他们在‘逃亡’,他们只是进一步撤退到内陆,并扩大他们的活动。几个月前,政府军声称取得了胜利,但事实证明,这种说法至少为时过早”[22](P9)。与此同时英国地方性报刊,如《兰开夏晚报》《诺丁汉晚报》《莱斯特晚报》《考文垂电讯晚报》等19家报社均予以报道,足见国民党军队的贵州撤退引起了英国媒体的普遍关注,加深了他们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质疑。

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国内抗日运动更加高涨,英国报刊报道中国的篇数大增,但多集中于何梅协定、中日关系、汪精卫遭枪袭等事件。故英国报刊自4月广泛报道了国民党军队贵阳撤退消息后,对红军的报道数量逐渐下降,《泰晤士报》在腊子口之战后提到“政府军对付红军正在缓慢地取得进展。蒋介石已经清除了湘南、贵州、四川的红军。目前共产主义军队分布在湖南西北、湖北西南、甘肃东南、陕北”,但并没有提到红军进入甘肃,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防守。

1936年中央红军已到达陕北,同时抗日救亡运动高涨,英国政府更加关心其远东利益,尤其是12月底西安事变的发生,英国有关中国的报道猛增,但是报道红军长征则相对减少。1936年2月5日《泰晤士报》报道了传教士海曼(Mr.A.Hayman)的消息:“海曼在贵州被共产党控制,并与1935年11月18日获释后一直在上海休养……身体和记忆力逐渐恢复,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23](P13)4月18日《每日先驱报》报道了英国传教士薄复礼被中国共产党俘虏18个月后获释,说“薄复礼参加了为他举办的告别宴会,共产党领导人肖克对薄复礼说,他们已经改变了对外国人的态度,将来他们应区别对待外国人”[24](P3)。之后薄复礼写了回忆录《神灵之手》在英国出版,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1936年12月《每日先驱报》特约记者艾德加·斯诺以“红色中国的‘真相’”为题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后来这些文章原稿收录进了他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英国报刊长征报道的新闻来源,不是仅限于国民党的官方报道,而是新增了在华传教士、记者等报道,如《泰晤士报》2月5日登载了传教士海曼自述的长征经历,4月3日登载了甘肃传教士撤离的自述,传教士告诉英国记者当红军到达甘肃时受到了当地百姓和军阀的热烈欢迎。1936年7月《东伦敦观察家》则报道了红军各主力渡过黄河并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堵截[25](P6)。随着不断有亲历长征的传教士和外国记者到中国采访,关于红军的报道逐渐具有客观性,这些文章和新闻报道的发表,有关中国红军长征的“谜团”才逐渐被揭开。

据笔者查阅的英国全国性报刊《泰晤士报》《每日邮报》《每日镜报》《每日先驱报》等,另有地方报刊《诺丁汉晚报》《贝尔法斯特报》《伯明翰晚报》等,虽然对红军长征报道评论达百余篇(次),但也可以看出长征初期很多新闻内容不准确,用词不当,甚至有的观点立场存在明显偏见等问题。到了长征中期,随着革命态势的发展,有些报刊开始对国民党官方宣传产生怀疑,直到后期,如《泰晤士报》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红军力量发展社会原因的分析、国民党“追剿”红军长征过程中地方军阀与蒋介石政府之间的矛盾与争斗情况的报道,《每日先驱报》对西方传教士薄复礼误遭红六军团扣留及其被释经过情形的报道等,均相对客观地勾勒了红军长征的大致面貌,这使得英国报刊上出现了一些较为及时客观的报道与评论。

三、1934-1936年间英国报刊关于红军长征报道内容的分析

英国报刊对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与长征的新闻报道,向读者解读了中共是什么样的党、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红军长征的真相是什么、中共的抗日主张是什么等问题。剔除其不客观的成分,可以说,这些报道间接地粉碎了国民党以及亲国民党媒体对中共和红军的污名化宣传,间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一)对于中国共产党性质的认识

1934年9月《环球报》报道:“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本质上具有土地革命的性质,共产党带领农民获得土地,使他们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26](P22)1935年2月《每日先驱报》发表《比起日本侵略,蒋介石更害怕共产党》一文,文章指出:“共产党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利益,而蒋介石是大企业家、金融家利益的喉舌。”[27](P6)该报3月13日称:“共产党没收土豪地主的土地,将契约和租约烧毁,不论性别,将土地重新分配”,“共产党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是农民革命的产物,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农民获得了土地,组织了自己的政府和军队,他们为保卫土地,进行了激烈的战斗”[20](P15)。《泰晤士报》1935年3月22日在一篇报道中将共产党比作太平天国,虽然这种比喻不恰当,但它提到“共产党帮助穷苦的农民摆脱军人、腐败官员和贪婪地主的压迫。他们把从地主那里获得的财产分给穷人”[28](P13)。4月12日该报报道“共产党有自己的旗帜、军队、印币机、宣传局等,他们是社会主义体制的政党”[29](P17)。

从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对外实行反帝、对内实行土地革命、争取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的主张。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口号调整为:“拥护中央政府,在南京领导下加速和平统一,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组织全国人民抗日。”[6]《每日先驱报》1936年6月20日登出以“中国共产党向蒋介石提议加入抗日战争”为题的新闻,呼吁立即停止内战,召开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代表之间的和平会议,组成抗日统一战线[30](P9)。同年9月26日《苏格兰人报》指出“面对日本不断进攻,共产党人一再提出与蒋介石共同抗日,但蒋介石始终态度不明”[31](P13)。这些报道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真相。

(二)对红军队伍组成的观察

红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正如1936年12月30艾德加·斯诺在《每日先驱报》上发表的《红色中国的“真相”》一文中所问:“如果是在1935年宣布的那样,南京‘消灭了共匪的威胁’,那么今天‘红军’在中国最具战略意义的西北地区占据了一个更大的统一领土,这一事实说明什么?”[32](P8)英国多家报刊在1935年的红军新闻中纷纷质疑,如果红军真的是“无知的农民”,为何南京政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围剿”,却并不能完全消灭他们。

1934年7月《每日先驱报》就指出:“红军非常高效,可能有100 000人。他们没有大炮、坦克、飞机,只有步枪和机枪,但他们的纪律和精神都很好。他们的指挥官很有智慧,尤其是贺龙和朱德,他们制定了一种以机动性和奇袭为基础的非常规作战战略,让蒋介石派来对付他们的每一个正规军都感到困惑。”[33](P15)1935年3月,该报面对复杂的局势与国民党官方片面的宣传,试图为民众解释到底红军是一支什么队伍,在报道中,它以“不只是土匪”为题解释道:“如果你认为‘红军’只是从事烧毁村庄和偶尔抓捕传教士的掠夺团伙,你就不会了解红军。江西省和邻近地区的‘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有组织的政府,人口超过50,000,000。红军队伍和南京军队一样纪律严明,但缺乏飞机和重炮。在人们可以称之为传统老式的战斗中,他们证明了自己是足以和蒋介石军队抗衡的。”文章还讲道:“在美国和意大利空军的帮助下,国民政府建立了一支空军。这些飞机大多是用中国的爱国人士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出钱赞助蒋介石购买的。蒋介石却用这些武器来打击红军,可效果并不好。”[20](P15)4月6日《约克郡报》这样报道共产党和红军:“与其他大多数政党不同,共产党是有效率的,人民在他们的政权下得到了比以前更好的治理。他们的军队也是有效率的,而且指挥得很好。”[34](P7)

从以上的报道可知,虽然当时能真正了解共产党和红军的外国人士不多,但是在报道中也屡次谈到红军是一支高效的,纪律严明的队伍,是一支灵活应变的队伍;虽然武器装备都不够现代化,但却是一支能与国民军队抗衡,能打硬仗的队伍;同时也是一支拥有出色军事人才的队伍。

(三)对于红军长征的多种猜测

“1934年,各个根据地的红军离开根据地进行长征,是‘左’倾,冒险主义导致的一个后果,也是在强大的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面前被迫采取的军事行动。”[1](前言P3)长征之初,对于这一军事壮举的原因众说纷纭,红军长征是逃跑,还是战略转移?是失败,还是胜利?对于当时人们的疑问,从长征期间英国报刊的报道中也可寻找到答案。

1934年《每日邮报》报道:“蒋介石的军队将红军赶出了他们长期占领的山区,红军被迫分成小队向湖南扩散。”[14](P16)可以看出红军的长征是被迫的。1935年2月《每日先驱报》提到红军长征时说:“由于粮食,特别是盐的缺乏,使得共产党没办法在苏区继续生活,希望逃到富裕的四川。”这里提到了红军长征跟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有关[19](P2)。3月该报继续报道说:“如像1934年南京政府宣称那样‘包围土匪,一击歼灭’的话,那他们的行动是失败的。因为灵活的‘红军’从他们的包围中溜走了。一支队伍在贺龙将军的领导下向西移动,另一支队伍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向南移动,他们正在长途跋涉,似乎向西行走了五六百里,可是战争似乎还没有结束。”[20](P15)在这篇英文报道中,用到了“Long March”这个词,虽然此时“Long March”并不是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出现,但却是第一次在英国报刊中用“Long March”即长途跋涉来描述长征,而不是往常惯用的“flee(逃亡)”“retreat(撤退)”等词汇。《诺丁汉晚报》4月5日新闻报道:“共产党红军并没有如国民党宣称的那样被消灭,也并非国民党宣称的逃跑,红军只是在撤退,并且撤退中实力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35](P7)说明长征并不是失败的溃逃。正如艾德加·斯诺所解释的那样:“红军长征是无疑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一如往昔。”[10](P202)之后海倫·斯诺在《续西行漫记》中也写道:“1934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第五次‘围剿’使红军失利,于是,中国革命的苏维埃阶段也失败了。与此同时,苏区外的劳工运动也同样遭到摧毁。共产党决定放弃他们的苏区,尽力保全红军。于是,这个军队跋涉二万五千里,到达西北,目的是开始中国革命新阶段,即反对日本的反帝统一战线阶段。”[36](P39-40)

四、英国报刊关于1934-1936年间红军长征报道的特点

(一)长征初期报道的失真性

1933年9年,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此时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导致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还错失了打破敌人“围剿”的良机,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中央苏区和革命根据地日渐缩小,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为保存实力,红军被迫长征,长征伊始,国民党对外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对内进行种种污名化报道,不断恶毒攻击共产党和红军为“赤匪”“共匪”,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在新闻传播方面基本处于失声状态,长征的真实状况得不到客观报道。国民党《中央日报》每天均登载红军消息,内容多是“朱毛匪部西窜”“国军乘胜追击”之类,以诬蔑红军为题[37]。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没有外国人士与共产党领导人有过直接接触,或向外部世界报道过他们,外界很难了解到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梳理长征期间的英文报刊,笔者发现几乎没有就有关毛泽东和他领导的运动进行过专题报道,当时的人们似乎并不知晓毛泽东。因此在无法对中国苏维埃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的情况下,英国报刊缺乏获取有关红军苏区确切资料的渠道,不得不更多地依靠传闻,而不是凭借实据。因此围绕这一问题所作的报道,都只能是猜测,失真也就成了必然。例如1935年5月14日《每日先驱报》报道了“朱德阵亡”的新闻:“朱德在战斗中阵亡的消息得到了充分证实。许多天来,蒋介石的军队追击正在崎岖的庆州山脉中进行撤退的朱德和他的战友们。据说战友们把朱德的尸体放在一个临时担架上,担架上挂着红旗。”[38](P9)接着该电讯又宣称红军,仓皇逃窜,溃不成军。

因为在长征的初期,英国报刊报道红军长征常常是在对事实真相近乎全然无知的情况下,依据传闻、国民党的不实宣传等为新闻素材进行报道的,英国民众也无法分辨真伪,在这样的情况下,广大英国民众也因英国报刊的不实新闻报道而对共产党产生敌意。

(二)长征中期质疑新闻报道的真实性

国民党在国统区乃至世界上,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制度,不允许任何有关共产党的正面报道出现,并到处散播他们所捏造的有关共产党和红军的谎言。虽然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打击和抑制共产党的作用,但由于国民党所对外宣布的有关共产党的消息自相矛盾,且国民党只手遮天、自说自话,因而无法让世人信服,特别是国内外有识之士对于国民党单方面的宣传,更是疑惑重重。英国不少报刊例如《每日先驱报》《每日镜报》《泰晤士报》等都对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产生了疑问,例如共产党损失惨重,每天死伤无数,红军兵力所剩无几,但按照国民党的说法红军应该早就被消灭了,可是为什么红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还有不断壮大的趋势?英国报刊对国民党的质疑不断加深,但苦于国民党对共产党根据地实行了严密的封锁,外国观察家们没有机会深入红色中国了解情况,因而这些问题和疑惑也就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

随着中国共产党传播自觉性的确立,让世人了解红军、让世界知道长征的自发意识逐渐萌芽,中国共产党通过派陈云到共产国际介绍红军长征事迹、创办海外报刊、组织新闻力量宣传报道长征等形式,逐步扩大长征的宣传。通过亲中共人士的帮助,出现了一些能如实反映红军政治、经济、组织结构等情况的新闻,甚至有的报刊赞扬了红军组织纪律严明,行动高效。

(三)长征后期报道的客观性

由于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再加之长征开始,限于客观条件与环境的制约,中共无法开展长征的对外宣传工作,因此大部分的新闻报道都只是听凭国民党的一面之词,并不客观,但随着国民党自相矛盾的新闻报道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英国报刊对国民党的宣传产生了怀疑,正是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反而激发了一切正义人士为寻求真理的反抗,而共产党人也想方设法地想打破新闻封锁,因此,出现了一批仁人志士创造机会和条件,冲破封锁,以解答自己及世人心中的疑惑。如传教士薄复礼被红六军团扣留亲历长征,写下来《神灵之手》,最早向西方披露红军长征的真相;随后艾德·加斯诺、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在长征结束后相继为寻求真相,不畏艰险前往苏区采访红军领导人。

正是在这种坚持真理的信念下,他们向世界人民传递出了有关共产党和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打破了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也使得英国报刊对红军长征报的信息渠道多样化,他们向报社提供了有关红军长征的行记、采访、评论等不同体裁的新闻素材,从而使得英国报刊能够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观察视角,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运用丰富多样的报道形式逐渐增进人们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正确认识,逐步让红军长征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这个时期,英国报刊有关红军长征的新闻报道逐渐趋于准确、客观。

五、1934-1936年间英国报刊关于红军长征报道的影响

长征本是红军在反围剿失利后被迫采取的战略转移行动,蒋介石调集了各路军队企图消灭红军,红军在数万里转战中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是,与军事实力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政治影响力在国统区乃至世界范围内,却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一局面的形成,与长征期间国外的新闻报道有很大关系。

(一)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帮助世界认识当时中国的政治现状

长征之前,由于环境与条件的各种制约和信息渠道的单一,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政治形势的认识片面,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有限,兼之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和查禁政策,因此有关共产党和红军的报道都是在国民党的操控下形成的,西方世界也没能真正了解红军长征,随着世界局势和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这样的新闻报道引起了英国报刊媒体的怀疑和指责,一批有识之士也想尽办法去了解共产党和红军的真相,并向世人介绍他们所看到的、認识的共产党和红军,如1936年艾德加·斯诺赴陕北采访后回到北平,他在专著出版前便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将“红色中国的‘真相’”一文(相当于该书各章节的原稿)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4月连续数月发表在《每日先驱报》上,他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受到了英国人民的好评。

随着英国报刊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征的连续报道,有效瓦解了国民党所散布的有关共产党和红军的谣言,重塑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形象,赢得了国内外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使得英国民众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队伍是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不畏牺牲的队伍,是一支为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而奋斗的队伍,使得英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日益客观、真实,有助于国际社会认识中国政治现状。

(二)传播和宣传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红军长征期间,英国报刊的报道在前期主要集中于报道红军长征的路线、与国民党的斗争等,但随着日本的進一步侵华,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英国新闻媒体的报道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从经历长征到投身于民族抗战的历程。例如《苏格兰人报》在1935年6月21日报道:“在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日本在中国就拥有了一个比英格兰和威尔士大一倍的省份,并且在更大的内蒙古察哈尔省获得了控制权。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明显的亲日政策遭到了人们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队伍开展了大量的反日宣传。”[39](P13)此时正值“一二九”运动前,抗日浪潮高涨,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主张,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与国民党的政策主张形成鲜明对比。1936年英国报刊逐渐开始频繁报道中国共产党抗日,《每日先驱报》在4月18日报道:“面对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日本不断敦促国民政府成立中日反共战线,如果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提议,那么他们将使中国的每一个爱国人士都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40](P13)

随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进入关键时期,1936年6月《每日邮报》《泰晤士报》刊登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透过英国报纸报道中共的抗日主张,可以看出党为了统一战线的形成的艰辛努力,也反映出党不断适应变化的局势,调整战略目标,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的艰苦奋斗。这在国际社会树立了积极的形象,从而使英国乃至世界看到中国共产党及红军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

(三)突破了民族地域的界限,鼓舞了人类共同的解放事业。

英国报刊对红军长征的报道,虽然存在立场不同、用词不当、说法不确等问题,但仍对红军长征的国际传播做出了贡献,鼓舞了为解放事业而不断努力的全世界各国人民。红军长征的报道是一份难能可贵的教育素材,使国外民众从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红军长征,从中吸取经验。在反法西斯斗争进行到最艰难的时刻,西班牙的年轻战士读到长征相关事迹后说:“中国红军奋斗的故事,激起了我们国民的巨大热情”,“我们从长征中学习到了坚定的信念、英勇的精神。今天,我们也要以中国人民为榜样,甘愿播洒热血,为保卫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国家独立、捍卫自由和国际和平而努力奋斗”[37]。

六、结语

在红军长征时代,报纸是时效性最强的新闻媒介,是世人了解信息最重要的渠道,直接、间接地影响着读者的观察与判断。当时英国报刊报道红军长征,不仅有来自国民党的宣传,也有来自像薄复礼等亲历过长征的西方传教士的自述,或者有西方记者对红军长征的观察,还有像艾德加·斯诺、海伦·斯诺等深入陕北苏区,以自己亲眼所见、亲身所感而写下的对红军长征的认识,他们的文章、专著或者采访内容都是他们以第三视角对红军的记录,有利于国外社会认知长征。可见,从国共两党的角度之外的外国新闻媒体视角去研究红军长征,不仅可以大大扩展对长征史料的收集,也将丰富和拓宽长征研究的视野和领域,推动长征研究的深化。

综上所述,英国报刊对中国红军长征的报道,不仅推动了英国民众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还影响他们对中国形象的形成与构建,更重要的是,报刊的报道还反映出英国政府如何解读长征和对中国局势的看法以及政策倾向,这或许是英国后来成为西方国家之中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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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ports of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in British Newspapers from 1934 to 1936

WANG Chuan1,2,ZHI Ling-yan1,3

(1.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207,China;

2.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610066,China;

3.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Chengdu 610041,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Red Army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won a great victory in the long march in the 30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This historical feat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and follow-up reports of British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Reviewing the basic context of its report on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and summarizing its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it can be found that if the biased position of British newspapers,inaccurate news and improper words are excluded,its report on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has broken the news blockade of the Kuomintang to a certain extent.It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Red Army.

Key words:

Long march of the Red Army;British press;report;influence

(责任编辑 周子翼

收稿日期:2021-09-07

基金项目:

四川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近代以来四川涉藏革命文献整理与集成”(SC20ZD008);四川师范大学“双重”培养项目。

作者简介:

王川(1969-),男,四川乐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历史文化研究;

智凌燕(1981-),女,山西灵丘人,西南民族大学讲师,四川大学2019级专门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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