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蒙德：为儿子将要生活的2050年担忧

冯璐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美国著名学者贾雷德·戴蒙德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以下称《枪炮、病菌与钢铁》）一再被提及。在这本出版于1997年的书中，戴蒙德梳理历史事件，提出“病菌取得的战果，甚至要超过武器”——欧洲殖民者携带的病菌曾造成95%的印第安人死亡。20多年过去了，戴蒙德已经须发灰白，这本书仍在引发热潮，中文版也由中信出版社再版。他致力于探讨人类社会不平等的地理成因，常被称为“地理决定论”者。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他表示，枪炮、病菌与钢铁至今仍有巨大影响力，很多贫穷国家还在与地理劣势作斗争。但制度、合作等将让人类有机会克服这些自然障碍。

1937年9月出生于美国波士顿，本科就读于哈佛大学，1961年获得剑桥大学生理学和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

多年来，戴蒙德以关注人类命运的博学家身份而为人所知。《枪炮、病菌与钢铁》接连获得美国普利策奖、英国科普书奖。但他的本业是科学家。他3岁识字，6岁学钢琴，7岁开始观察鸟类，11岁学拉丁语，16岁学德语，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读书，成为胆囊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同时，他还是鸟类专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生物进化专家和环境历史学家，在工作中积累了大量考古学、基因学、人类流行病研究的知识。

戴蒙德起初的兴趣在研究地理。“我在二战期间长大。父亲在我卧室的墙上贴了两张地图，一张是欧洲地图，另一张是太平洋和东亚地图。父亲在地图上用大头针表示欧洲战线和太平洋战线，随着战线转移，他每天晚上都给大头针换位置。”他的父亲是医学家，出生在俄罗斯，两岁时随家人来到美国。母亲则是钢琴家、语言学家，从波兰移居美国。戴蒙德幼年时爱观鸟，对语言、音乐、医学等领域皆有涉猎。成年后，他到过许多国家生活，在多个学科上都颇有建树。这样的阅历使他从地理环境的作用入手，建立了自己的大众声誉。

不过，早年他并不关注人类命运这样的宏大主题。当人们谈论未来某年地球可能面临的灾祸时，戴蒙德会觉得不真实：“2050年这样遥远的年份其实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我不可能活到那时。”然而，当他在1987年喜得一对双胞胎后，开始在意和担忧未来世界的模样。在他看来，当下人类面临核武器、气候变化、资源衰竭和不平等四大挑战，“我儿子的未来还要取决于2050年的世界，那时他们还处于人生巅峰，我想为他们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就需要把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呈现给大众，这些问题可能会决定我的儿子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所处的世界的状态，于是，我开启了为公众写书之路”。

他研究的主题来自一次偶遇。1972年7月，他正在新几内亚岛研究鸟类演化，遇见了当地政治人物亚力。亚力问他两个问题：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再运来这里？为什么黑人没有造出这些东西？戴蒙德说，亚力实际是在问：为什么不同区域的族群经过漫长的历史，会有截然不同的命运？在戴蒙德看来，这个“亚力之问”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枪炮、病菌与钢铁》至今仍广受关注的原因。

83b2IsRLM6fxpCvpHf0RQg==戴蒙德曾多次前往新几内亚，和当地人同吃同住，学习各种技能。

学界对这个问题给出过多个答案，其中基因决定论曾颇为流行。戴蒙德则认为，并没有可靠证据证明各族群间有智力差异。在他看来，新几内亚人和西方人一样聪明。他对此有切身体会——1964年，他首次踏足新几内亚岛，此后又去了30多次，自称从当地人那学会养育子女、预知危险和领导他人等技能。然而，地理环境使新几内亚人成为最晚改变传统生活方式的群体——当地物产丰富，人们可以靠天吃饭，不需要进行繁重的农业劳动，人口分布也很分散，因而没出现文字，也未形成国家。这使他们落后于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族群。最终，“我这个在丛林中找不到路也不会生火的愚钝美国人，却作为带来金属工具、文字并征服新几内亚岛的欧洲社会之代表来到此地”。

戴蒙德提出以地理环境为起点的解释：“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轨迹展开，那是环境而非生物差异造成的。”他把这些观点写进《枪炮、病菌与钢铁》，希望自己的读者能学会“不去轻视任何贫穷的国家，错误地认为它贫穷是因为其人民愚蠢”。

年輕时的戴蒙德。

在他写作之初，他的双胞胎儿子对他的研究知之甚少。“有次学校邀请我开讲座，儿子一度为此感到非常尴尬，他们怕同学觉得我无聊。”戴蒙德向记者回忆。当戴蒙德到达教室时，儿子把头转向一边，脸色因尴尬而发红。结果，他的演讲非常精彩，同学们非但没有感到无聊，反而听得全神贯注，并热火朝天地提问。“从此，每当我的儿子听到有人批评我的书时，他们都会愤怒地说那个人是白痴。”戴蒙德笑说。

出版20多年来，《枪炮、病菌与钢铁》始终被认为写的是当下的问题。戴蒙德认为，原因之一是过去起作用的那些因素，现在依旧起作用。比如地理因素，“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仍在与地理劣势作斗争。玻利维亚是南美洲最穷的国家，布隆迪和中非共和国是非洲最穷的国家，这三个国家都位于热带，都是内陆国家，无法直接进入海洋。这些都是巨大的经济劣势”。

历史上，“ 不同大陆的民族能否或何时变成农民和牧民，这方面的地理差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以后的命运”。比如，上万年前野生水牛、水稻、猪和大豆的驯化，就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发展。戴蒙德说：“中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的原因是什么？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最近几十年的政策，但背景是古代中国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它有水稻、水牛、野猪、小米等野生动植物。它们上万年前就存在于中国，使中国成为最古老、最富有的农业中心之一，很早就有发达的技术、文化和中央政府。”

他举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国为例，称其胜利来自四大优势。一是军事技术优势，即“枪炮”。二是病菌，入侵民族带来病菌，导致被侵部落内部分裂。三是中央政治组织。四是西班牙人有文字，而印加帝国信息传播能力落后。然而，这些并非决定胜败的终极原因，“食物生产及社会间的竞争与兼并是终极原因。病菌、文字、技术、组织是从终极原因发展出来的，其间的因果链涉及人口与定居的生活形态”。换言之，地理环境差异最终导致各民族巨大的发展差异——地理导致食物生产的不同，产生技术等差异，从而决定各民族不同的发展路径。

不过，文明的命运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国家的繁荣或衰败也不断变化。如果穷国制定良好的政策，就可能变得繁荣，富国采取糟糕的政策，也会走向毁灭。“试想过去60年，葡萄牙、芬兰、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如何采取良好政策而变得富有的。”戴蒙德说。

至于当下的美国，在他眼里与过去400年一样拥有巨大地理优势——肥沃的农田、温和的气候、漫长的海岸线和丰沛的水资源。然而，如今美国社会保守派和自由派间的冲突加剧了，而人们习惯于通过电子手段交流，也使人际关系更加疏离，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社会割裂。

“比科技更奇妙的是新几内亚的丛林，我的家人和朋友，屋外的小鳥，还有美妙的音乐。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希望能生活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已经可以乘飞机迅速抵达新几内亚，但互联网的魔咒尚未开始。”戴蒙德说。

2019年，戴蒙德（右）因宣扬环保理念而获得蓝色星球奖。

戴蒙德告诉记者，自己仍在研究“枪炮、细菌和钢铁”。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人们自然对他关于细菌的看法更感兴趣。据戴蒙德观察，病菌在塑造地理版图和政治格局中扮演过独特角色。“整个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它们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而为了应对危机，人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确实担心我的儿子将在2050年的世界生活。一些人天真地希望，只要消除疫情，世界就将变得幸福。事实上，世界面临许多危机，这些危机必须全部得到解决。例如，如果我们解决了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和不平等问题，但不解决资源枯竭问题，我们仍将被毁灭。”

戴蒙德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启示，在于它可以作为未来应对世界性危机的模板——这是人类第一次面临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只要有一个国家没解决，病毒就将继续扩散。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所有国家通力合作。

“希望各国认识到这一现实。像病毒一样，气候变化、资源枯竭和不平等也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也需要一起采取行动来解决。疫情可以倒逼全球合作模型的形成，为世界公民共同应对其他问题提供借鉴。”

在采访中，戴蒙德特别提到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中国能保护自己免受气候变化影响吗？要知道，国外的二氧化碳只需几小时就可被吹进中国。”“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星球上，要通过中美合作应对全球挑战。进一步说，世界五大经济体——美中日印和欧盟都必须在解决全球挑战方面通力合作。否则，所有人都将走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