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陶冶记述及其思想意涵

2022-03-14 07:00路学军
陶瓷研究 2022年6期
关键词:孟子曰赋税礼器

路学军

(平顶山学院,河南平顶山, 4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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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社会激荡变迁,经济长足进步,而与之对应,在陶冶生产、流通领域,与前代相比,变化也至为明显,对此《孟子》一书进行了一定记述,形成了特有的陶冶书写,不仅体现了当时陶冶发展的某些情况,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孟子的思想意涵。

1 《孟子》所见战国陶器交易

西周时期,工商食官为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制度,也就是说,大多数手工业门类都被纳入官府管理的轨道,不仅工匠、生产场地归属官府,由官府统一安置,就是生产产品也统由官府调度。陶冶业为“百工”之一,因此陶冶匠人自然在“食官”之列。《礼记·曲礼下》载:“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1]对此郑玄注云:“土工,陶、旊也。”[2]由此可知,所谓“天子六工”即为当时手工业的主要门类,也是“工商食官”的基本组成部分,而其中的“土工”即为陶冶工匠,作为“六工”之一,无疑也归属“食官”之列。墨子也曾论及“工商食官”制度:“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3]在这里,墨子指出陶冶为古代“圣王”所管理的“百工”之一,意即归属官府管理,因此陶冶匠人“食官”属性也就毋容置疑了。

一般来说,“工商食官”所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满足宫廷和官府之需。不过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食官”所生产的产品,在满足宫廷和官府需求的同时,也会有些剩余,而这些多余产品有时就会拿到市场销售。《周礼·考工记》载:“凡陶瓬之事,髺垦薜暴不入市。”[4]可见,百工所生产的产品除了大部分供国家调遣使用外,尚有部分能够在市场流通。不仅如此,这些允许在市场流通的“食官”产品,一如既往对其质量有严格要求,不允许因为在外流通而降低标准,这也体现出食官体制之下,官府对手工业的管理从各个方面都十分严格。由于陶冶器具需求量浩大,因此西周时期,在陶冶生产方面,除服务于官府的陶冶匠人外,尚有一些私人手工业也有存在,以满足平头百姓的用陶需要。此外,民间用陶除购买途径外,有些家庭还保留家庭自制陶器的传统。事实上,陶冶生产本就以家庭为主,甚至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传统仍然在一些地方顽强保留,尤其在乡村地区更是如此。《墨子》载:“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5]可见,直到战国初期,民间家庭自作陶器现象尚存。

春秋以降,随着工商食官体制的衰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私人工匠数量和生产的手工业品产量显著增加,及至战国时期,陶器制品的交易已经相当频繁,成为当时商品交易的重要内容。在《孟子》中,对陶器交易记载颇为集中。

《孟子卷十二告子章句下》载: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6]

白圭为魏惠王大臣,善于经营,主张降低税收,他曾向孟子询问二十而取一的赋税政策。孟子则以陶冶设喻以为不可行。从孟子的比喻中可以看到,国家或城邑用陶是依赖专业陶工,其交易性质相当明确。“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此处陶显然指的是陶工,其数量多寡甚至成为国家是否稳定的重要因素。

《孟子·滕文公上》载许行与孟子的对话不仅记述了陶冶交易本身,更清楚展现了当时陶冶交易范围的广泛性: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7]

许行是战国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主张人人应参与农业生产,反对不劳而获,提出“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8]许行和他的学生也身体力行,亲事稼穑,躬身农耕。从经济价值趋向上,许行无疑是提倡自给自足,倾向于自然经济的。但即使如此,许行学派也无法脱离商品交换,需要购买陶器等器具。更为重要的是,此段记载也说明当时陶冶交易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广大乡村也普遍存在,生动反映出战国中期,商品生产的长足发展以及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力。

2 孟子赋税观在陶冶文献中的体现与意涵

总体上,孟子主张减轻赋税,孟子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9]可见,孟子是希望通过减轻赋税以达到富民目的,并进而为百姓知礼明德奠定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国中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孟子也重视商业发展,为促进商业流通,孟子甚至提出“关讥而不征”的主张,即虽然设立管理商业的关卡,但却只负责稽查而不征税,孟子曰: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0]

尽管孟子对农业和工商业都提出减低赋税,甚至是取消税收的主张,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孟子的理想。事实上,孟子虽然主张薄税敛,但也主张要维持一定的税率。

在与白圭的对话中,孟子话语不仅反映出当时陶瓷流通的频繁,也通过陶冶交易,阐述了他的赋税观,而更为重要的是,从中还可一窥孟子仁政思想的更深层意涵。

作为以善经营而著称的人物,白圭主张通过压低赋税刺激商业流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但当他向孟子询问采取“吾欲二十而取一”的赋税之举是否可行时,孟子指出此举未能考虑地域差别,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在这里,孟子指出:“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也就是说,貉地社会经济落后,人口稀少,用度有限,故采用“二十而取一”的低税赋可以满足当地需求。而中原地区,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复杂,情况则完全不同,因此孟子才会说“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11]

事实上,在一些传统研究中,白圭与孟子的这段对话,其蕴含的经济思想以及更深层的意义未被充分重视。必须看到的是,孟子作为一代儒家代表人物,其既有倡导轻徭薄赋,主张降低乃至取消赋税的一面,但同时孟子思想中也包含因地制宜,维护赋税平衡的思想,这对完整理解孟子经济思想,乃至于孟子仁政观显然是很有裨益的。在这里,孟子通过借用陶冶说明其赋税观,体现陶冶作为当时在市场上充分交易的商品,人们普遍较为熟悉,故孟子随手拈来,而听者亦可容易理解,这也再一次印证了当时陶冶发展的水平之高。

3 《孟子》所见陶礼器与实用器的分野

众所周知,陶器自诞生以来,不仅是生活用具,也很早就被作为礼器使用。从种类、器型等方面看,在原始社会末期,陶礼器就已经相当完备,而在青铜器广泛出现后,二者之间又互取所长,相互承袭。

夏商周三代以降,尤其是到商代和西周,由于以王族为代表的高级贵族在祭祀、随葬等礼制活动中使用青铜礼器较多,故使得陶礼器的影响有所下降。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地位较低贵族中和一些庶民中,陶礼器的使用开始更为频繁。

值得注意的是,到战国时期,随着陶器流通的更加广泛,陶器交易更为频繁,不仅民间生活陶制器具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陶礼器在使用范围上也有了相当显著的变化。

无论是出土文物还是文献都表明,在日常生活中,以往更多被用作礼器的一些陶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具,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以“豆”为例,“豆”的数量较多,多用陶器制成,既为礼器,也可作为日常用具。《周礼·考工记》载:“瓬人为簋,实一觳,崇尺,厚半寸,唇寸,豆实三而成觳,崇尺。凡陶瓬之事,髺垦薜暴不入市。器中膊,豆中县。膊崇四尺,方四寸。”[12]

在《论语》中,凡二处涉及“豆”,均与礼制相关: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13]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14]

而在《孟子》中,涉及“豆”共三处,均与日常用具相关。

其一: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15]

其二:

孟子曰:“仲子不义与之齐国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箪食豆羹之义也。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16]

其三: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17]

可以看到,与《论语》所记载明显不同的是,《孟子》所载“豆”与礼器均无关,而皆与实际生活有关,可见战国中期,原多为礼器的陶冶制品,在保持其礼器功用的同时,更多进入生活领域,应该说这也是陶冶生产与流通发展的具体显现。

再以“壶”为例,实际上,在出土文物中“壶”的数量较多,在《孟子》亦有关于壶的相关记述: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18]

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19]

战国时期的“壶”兼有铜壶和陶壶,在出土文物中,陶壶数量多,器型、纹饰种类繁多,尤其是在民间,陶壶数量更是占据明显优势,《孟子》所云“箪食壶浆”中的“壶”为百姓所用之“壶”,故此多数应当为陶器制成,其用途也为日常使用。

从《孟子》之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陶器不仅多有与青铜器相互参照的现象,而且与生活用具也有较多交融。事实上,不仅“豆”“壶”如此,从大量同一时期出土文物来看,仿青铜的陶器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应用,业已蔚为风气。

总之,随着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变迁发展,在陶冶生产流通领域也出现了显著变化。通过《孟子》的记述,可以看到战国时期陶冶流通交易已经相当普遍,以往多用于礼器的一些陶器,随着陶冶生产和流通的发展,在民间日益普及,而从《孟子》一书的陶冶记述中,也能看到孟子流通观、赋税观的多重内涵,这对于完整理解孟子经济思想,乃至于仁政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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