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美育视野下的“不隔”说

摘要：王国维指出人生的本质在于生活之欲，人们受困于无法满足的欲望时，就会陷入苦痛。而要摆脱此种永无止境的欲望世界，于苦痛之中得以解脱，则有赖于通过艺术所进入的超脱利害的审美状态。此种状态是物我之间相互敞开的“不隔”之境，它的进入联系着一个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我之关系的“纯粹无欲之我”，而其所指向的是不域于一人一事的“天下万物之真理”。王国维认为唯入此状态，方能帮助人们脱离欲望之痛，给国民精神以慰藉，从而疗救社会。

关键词：王国维美育不隔境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处于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社会时局动荡不安。一批有识之士有感于时局之变化，企图学习西方先进知识以救亡图存，这些知识一方面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能借之以强国；另一方面就是思想与文化，可借之以富民。王国维先生是最早一批有识之士，他深刻认识到思想文化于国民乃至国家之疗救的重要性，创造性地提出“美育”这一拯救国民、施行教育的方案。在其《去毒篇》《人间嗜好之研究》《孔子之美育主义》《论教育之宗旨》等多篇著作中，都针对国内的社会现状与教育问题，从不同角度提出以美育疗救社会的提议。可以说，在近现代史上，作为最早翻译引介西方美学并在此基础上倡导美育的先驱者之一，王国维对当时、对后世的教育理念都影响颇深。

王国维早早便察觉到了社会出现的问题，并认识到人生本质是因欲望而产生的种种苦痛。而要拯救国民的人生苦痛，让国民逃离永无止境的欲望世界，只能通过艺术进入一种超脱利害的审美状态。他认为，只有当人们观赏艺术，进入一种“无欲之境界”时，方能超脱现实利害、忘却物我之关系，从而使欲望彻底销匿。没有欲望，也就不会产生所谓的希望与痛苦，也就“可慰空虚之苦痛而防卑劣之嗜好”a，从而能解救国民的内心苦痛，并以此疗救社会。

而这种疗救的议题，其实也与其“不隔”思想的提出息息相关。1908年，王国维先生在其文学批评著作《人间词话》中构筑了一个以“境界”为中心的相对完整的诗学体系。何为“境界”？《人间词乙稿序》中有如下描述：“原夫文章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b由此可知，“境界”本身的意义是“能观也”，“能观”即是“不隔”。正如王国维所说：“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c 而文學的好坏要看“意境”的有无与深浅，也即是否“不隔”，好的文章总能创造一个无障碍、无阻隔、无距离的“不隔”之境。这种“不隔”之境所指向的是一个审美直观境界，它联系着一个“纯粹无欲之我”的写作主体，并基于此而导向了更具普遍意义的“天下万物之真理”，从而超越一时一地、一人一事之墙隅，揭示出一条人生在世的解脱之道。从这个层面来说，王国维的“不隔”理念正是基于时代的问题意识形成的，是其美育思想的一部分。

一、“不隔”与“纯粹无欲之我”

如上文所言，所谓“不隔”是语语都在目前的“能观”，“观”亦是王国维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王国维看来，“观”是了解事物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所创作。在他的思想里，天才超于常人的一部分正在于“观”，天才可以脱离意志的控制来观察万物。纵观其著作可知，王国维所说的“能观”，绝非是指人人用眼睛都能看到的事物，而是在一种物我敞开的审美静观中通过忘却自我而产生的“观”，是叔本华所认为的“自失”于被观察对象的“观”。

因此，“能观”式的“不隔”，指向的是读者直观、真切、无阻碍的获得，这种获得一方面有赖于艺术境界之于读者毫无保留地敞开。如《人间词话》第36则写道：“美成《青玉案》词'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王国维认为周邦彦咏荷，仅16字就把雨后新荷之清新、飞动、妩媚的神态展现无遗，可谓精妙。这16个字的表述，让读者无须凭借视觉的确知，便直观感受到了雨后荷花的勃勃生机，文本与读者间由此完成了一场毫无滞碍的对话，即荷花在向读者敞开，而读者也毫无阻隔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自由与自得，这便塑造了一种景与人的“不隔”之境。再如第41则：“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整句诗仅凭短短几字，便把对人生苦短的唏嘘传递给了读者，使读者自然而然获得作者的情感。此种获得，是情之于人的敞开，读者不需要经过搜寻思考，便能直接领悟，并共鸣般地产生痛彻深切的情感体验，这便达到了一种情与人的“不隔”之境。

另一方面，这种“不隔”之境的产生也有赖于一个纯粹无欲的主体。叔本华所说的“自失”，强调的便是观察者在静观之时心中无物的状态，唯当此之时，观者才能毫无阻隔地接收到景物与情感的全部理念，并使之在作品中得到毫无滞碍的实现。这种完全自失的静观，联系着的是一个“纯粹无欲之我”的主体。在王国维看来，只有一个忘却物我之关系、超然于利害之外的“纯粹无欲之我”，才能看到那样一种非特别的、超越时空规定性的、代表其物之全种的物，即“苟吾人而能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则夫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鸟飞花落，固无往而非华胥之国、极乐之土也”d 。在一个“纯粹无欲之我”的写作主体的直观中，景与人、景与情方能互相无阻碍地交流，从而超越了利害，离却了欲念之痛苦，创造出一种“语语都在目前”的“不隔”之境，从而使物能自咏，情能自鸣。而每当此时，这一“纯粹无欲之我”便拥有了一种通观的诗人之眼，不再域于一人一事的得失中，从而超越己身利害，代表人类全体之感情发出疗救的呼声。

二、“不隔”与“天下万物之真理”

王国维云：“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e 在这句话中，王国维指出了一个“纯粹无欲之我”所拥有的一双不为政治利害关系所拘束、能以纯粹直观来观照历史的“诗人之眼”；拥有此种“具眼”的写作主体，方能超越一己利害，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正如《人间词话》第60则所言：“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又如第61则所言：“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由此可知，在王国维看来，诗人一方面应有“重视外物”的创作态度和精神，对外部世界中的大小事物以及人类情感细心地观察、体会，从而能深入把握对象的神理、气韵，达到情感的联系与交流，以此便可与“花鸟共忧乐”，获得“入乎其内”的深刻感受和体验，从而达到景与物的“不隔”；另一方面，诗人还应该具有“轻视外物”的态度和精神，唯有如此，他的创作才能不被外部世界中的情景事物和人类感情所左右，才能不域于一人一事，自如地驾驭和驱遣所有外界素材为我所用，才能超越物我关系的羁绊“出乎其外”，实现对自然外物和人类情感真实状态的审美观照，从而能“以奴仆命花月”，实现情与人的“不隔”。只有兼具这两种态度的文学家，才能做到既“能入”又“能出”，才能创作出“不隔”之境界的文学作品。

而除诗人之眼外，要塑造“不隔”的文学作品，王国维认为还需言辞自然，要是脱口而出的言语，不使隶事之句，不作过多粉饰，使语言的本来自然之态向读者完全敞开，从而呈现出“无娇柔装束之态”。正如叔本华认为的所有的徒事摹仿和所有的矫揉造作，都只是把人家模范作品的本质装到概念里来体会，这种概念是属于别人的僵化的符号，已经远离了情景内在感性的真实，因而并不能给作品赋予内在的生命力。在王国维这里，一个具有“诗人之眼”的人，能超然于利害之外；能忘却物我之关系；能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自然也能毫无藻饰地脱口而出生命本真，让读者毫无阻隔地直观到生命的自由与自得，获得作品的内在生命力，这才能成真正的杰作，真正的境界。的确，有境界的文学往往不是刻意的铺排与藻饰，而只需将“须臾之物”脱口而出，便能让真理自我显露。正如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云：“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在此须臾间，没有了一切的想象、联想和忆念，境界被赋予超越的性质，获得了一种普遍性、终极性。

因此，此种真理，是不局限于一人一时一物的“天下万物之真理”，是真正的具有“诗人之眼”的大诗人，把全人类的感情看作自己的感情，把为全人类写作当作自己的责任，“所以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f 。就比如王国维反复称颂的屈原、陶渊明、杜甫和苏轼等诗人，其人其诗往往超越了个人局限而上升到人类全体之苦痛，其脱口而出之辞，不需要任何的藻饰，便指向了具有“人类全体之性质”的“天下万物之真理”，从而使物能

自咏，情能自鸣，创造出“语语如在目前”的“不隔”之境。这种境界可以保全真理不受干扰，使读者仿佛也能“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获得超越一己之感情的力量，从而逃脱苦痛之域。

三、“不隔”与“无用之用”的美育观

由上可知，當一个“纯粹无欲之我”自失于静观状态的须臾之间，他便脱离了与外物的利害关系，从而保证“天下万物之真理”从感于心到发于文，并能毫无阻隔地为读者所接收。而这一境界，于写作主体来说，可以寂灭无时无刻不在萌动的生活之欲；于读者来说，则可以抵达作者的伟大心灵，获得精神超越的路径；于社会来说，可达“华胥之国”。

王国维认为，欲望是生活的本质和人生痛苦的根源：“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g 这与叔本华的唯意志哲学有莫大联系。叔本华将意志看作世界的本体，各个种类的物质和生物均是这作为本体的同一意志在不同层级的客体化，意志在本质上是没有一切目的、一切止境的，是一个无尽的追求 ， 它唯一的目的即维持和延续自身的生存，而这种盲目的、永不停歇的生命欲求构成了痛苦的根源。所以在叔本华看来“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除的口渴相比拟。但是一切欲求的基地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h 。从这一点来看，王国维与叔本华的观点是一致的，王国维也认识到了生命本质之欲望给人生带来的苦痛，但不同的是，叔本华只谈及了欲望之于个人的苦痛，没有更远的思考其弊害。而具有“忧生忧世”之心的王国维已看到欲望给社会所造成的罪恶，认为欲望“内之发于人也，则为苦痛；外之见于社会也，则为罪恶”。因此，王国维致力于寻找解脱之道，希望能解脱国民于欲望之海，并以此达到疗救社会的目的。这个解脱之道，便是艺术。王国维说：“有，所谓'美'者是也。”而所谓“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痛苦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跻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i。这就是艺术的巨大价值，能使人“脱此嗜欲之网”，获得暂时的平和。然而个体人生的暂时解脱，也远达不到王国维的目的，他对审美去欲功能的求诸指向的是“美”更为广泛的社会道德意义，他谋求的是社会大生命的健全与安顿。基于此，王国维提出了一种“无用之用”的美育观。

“无用之用”包含两个相对的概念，一个是代表世俗功利目的的“有用”，一个是代表精神审美境界的“无用”。在王国维看来，当人进入审美领域，便会在美的作用下达到无欲的境界，进入一种审美直观的“不隔”之境中，人现实的苦痛能够得到慰藉，这一审美活动的留驻时间越长，失落的精神越能得以满足，这种价值也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有用”了。王国维的“无用之用”的美育观，其实指向了为人生和为社会两个方向。从为人生而言，苦痛的精神得以解脱；从为社会而言，道德的建构使社会得以健全。可见，在当时的内忧外患下，王国维一方面抱着救人之心，另一方面抱着救世之心。因此国民性的改造与社会的完善成为他美育之思的现实目的之所在。他认为，当国民接受足够的审美教育，就能在艺术与美的欣赏中进入无欲的境界，从而净化心灵，在精神上获得满足。这种无欲的境界，其实便是“不隔”之境，唯有在此种境界之中，写作主体才可以超然于利害之外，脱掉嗜欲之苦。读者可以领略作者目光所及的境界，忘却个人狭隘的功利之心，“自失于”伟大的作品之中。这便是艺术的“无用之用”，亦是“不隔”之境最终指向的意义之所在，于一人而言，可以解脱苦痛，于国家而言，亦能创造一个健全之社会。

综上，王国维所塑造的“语语都在目前”的“不隔”之境，其实是在美育的理念下形成的，并最终服务于其美育理想。在这种“不隔”之境中，一个“纯粹无欲之我”的写作主体，往往能进入一种物我两忘的无欲之境，从而超越个体认识的局限，以一种诗人之眼确证到美的普遍性与终极性，从而能代言天下，担荷人间罪恶，发表人类全体之感情。当此时，他所认识到的便是远超个人利益的“天下万物之真理”，这种纯粹的无欲境界会传递于读者，正如荷花生命的自得，人生短暂的唏嘘，都引起读者的共鸣与沉浸。这份沉浸，能使读者也进入无欲之境。于是，在当时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那些空虚的、吸食鸦片的、饱受欲望之苦的人们，便能自行在“不隔”之境中，寻到一条解脱之道，这条解脱之道也是全人类全社会的共同出路。可以说，王国维将“不隔”理念融入了其“无用而用”的美育思想中，使“不隔”从根本上指向了人生的自由与自得、社会的健全与安顿，这正是王国维的诗人之心。

作者：孙佳帆，山西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理论、古典诗学

编辑：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