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一线路”：明代卫所制度与贵州地域社会变动

文/吴才茂

“一线路”的形成

明代贵州卫所分布呈“一线路”的特点，为世人所道及，这种观点，明代就颇为盛行，如嘉靖期间兵部尚书杨博就说：“贵州初属四川行都司，永乐间，始建省治。官则流土相参，民则汉夷错处，不当中土一大县。一线之路，外通滇南。官军月粮，仰给川、湖二省……大抵贵州开为云南，无贵州是无云南也。”明代官员普遍认为，经营贵州的目的，只是要借助其地理上的“一线路”优势，维护入滇驿路的畅通。

基于这样的认识，到明代中期，出现了恢复洪武旧制的呼声，即撤销贵州布政司、按察司，只保留贵州都司。如景泰元年吏部左侍郎何文渊上奏：“布、按二司并各府大小官吏及从征官军俱各取回，止照洪武年间设立宣慰司及都司卫所。”夏瑄干脆说：“贵州宜仍洪武旧制，置行都司，罢藩臬郡县”。

在当时出现的“罢省派”认为，只要设置贵州都司及辖下卫所就足够了。因此，贵州卫所分布呈现出“一线路”形态，成为不证自明结论。实际上，从设置时间来看，并非前人所简单以为的元代开辟通往云南路线，然后贵州卫所沿线依次分布，“一线路”的形成经过了非常复杂的变动过程。

首先，土官归附与明王朝的对策。洪武初期，根据贵州的形势，明王朝对贵州中东部的策略是以安抚为主，尤其注重于土司制度的重建，藉此把这些羁縻政权纳入明王朝制度建设的系统之中。因此，直到洪武十四年之前，贵州地区除了洪武四年设置贵州卫、永宁卫和洪武十一年黄平守御千户所之外，并无其他卫所建置，主要的工作，还是招抚土官并对土官进行管理。

其次，控制交通线政策的出台。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指出，云南虽属西南夷，但属中国，既属中国疆域，那么就在“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的范围之内，在“诏谕”未归附的情形下，必须征讨，云南战略由此出台。在征服云南的过程中，贵州地区的建设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一是稳固已降服的土官，进一步招降未归附的羁縻政权；二是面对贵州西部的复杂局势，“留兵筑城”，建立卫所，成为朱元璋此期经营贵州的主要策略；三是控制交通线战略的出台。

洪武十五年七月，朱元璋指示傅友德等人：“往往人来，皆说各处守御卫分好生无粮。以朕远料，云南莫若大将军拨下，止守云南大理、楚雄、临安、曲靖、普安，其身子里守御处所，如东川、芒部、乌蒙，除乌撒见少存，其余且休占住军，都发去厮杀。等杀得蛮子畏服了，然后将东川位于七星关南一日半，乌撒往北一日半，立为一卫，令东川人民供给。其乌撒，令乌撒人民供给，务要岁足军食。七星关立为一卫，或乌蒙、或芒部，合令那处蛮人供给，务要岁足军食。自永宁迤南至七星关，分中札一卫，令六诏、羿子等蛮人供给，务要岁足军食。若如此，道路易行，军士排在路上，有事，会各卫官军剿捕。若分守诸处，深入万山，蛮人生变，顷刻道路不通，好生不便。符到之日，诸将当美饮食，抚军士，将诸蛮尽行平定，方敢旋师，如敕奉行。”朱元璋进一步告诉傅友德：“兵既艰食，固不宜分，止于赤水、毕节、七星关各置一卫，黑张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卫，如此分守，则云南道路往来无碍矣。”由此可见，当时所谓控制交通线策略的出台，只是停留在四川经贵州进云南这一条线上，并不是后世所言之“一线路”。

明代贵州政区、卫所、土司分布图

其三，“一线路”的最终形成。贵州中东部的卫所设置，与少数民族社会变乱有密切关系。从洪武十八年开始，贵州中东部地区社会变乱蜂起，《明史》称：“靖、沅、道、澧之间，十年内亦寻起寻灭。”贵州西部也不平静：“毕节罗罗诸蛮复叛，攻掠屯堡，杀伤屯田军士五百余人，百户宋礼御之，亦为所杀，群蛮遂并力攻堡，复杀阁雅驿丞，劫掠粮马，焚六广河巡检司。于是，威清卫青龙山井堡啰啰相煽而起，掩袭守堡官军……南侵贵州，北蹂毕节，东接沙溪，西通威清之境，往来杀掠。”在这样的情况下，武力平叛与卫所设置并举，“一线路”上的卫所，在洪武十五年至洪武三十年这段时间内，逐渐形成。

因此，应该指出的是，从明初进入贵州开始，其初衷并非仅出于经营云南这么简单，内在的动因还是朱元璋一统天下的战略思想，在朱元璋的“疆域”观中，本身就包含了对各少数民族一视同仁的意味，即所有的“夷”，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换言之，从洪武四年开始置贵州卫、永宁卫开始，明王朝即试图努力开拓贵州地区，而后来所设都匀卫、五开卫、铜鼓卫等卫，都是以开拓少数民族地区为主的。只不过贵州地区的复杂程度，特别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将带来的冲突，超出了朱元璋的估计，在大规模的社会变乱面前，其对策只能是以武力开拓为先，屯兵戍守为后。加上经营云南的道路，当时虽可由四川经乌撒而入云南，但由统治中心南京出发，最为便捷的仍是辰沅普安大道。因此，才呈现出来了“一线路”上的分布特点。而都匀卫、铜鼓卫不在“一线路”上。

作为“文化孤岛”的隆里所

贵州省锦屏县隆里乡隆里所村，是明代五开卫辖下的千户所，现在居住的人群，也以汉族为主，并宣称是卫所军户后裔，另外，由于古城建筑完整，被外界称为“汉文化孤岛”。那么，这些人是如何坚守汉族身份的呢？讲者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解释：

一是通过身份记忆和歌谣传唱来坚守这种身份认同。隆里人会说“我们祖先是朱元璋和永乐帝派来镇守边疆的”，他们也会以对联的形式表达这种情感，如江氏宗祠门联“祖籍肇江南溯前代芳声子尽孝臣尽忠斓陵世序传香远，孙支繁黎北忆先人勋业武封候文封相济水根源启运长”，又如胡氏宗祠门联“派衍自凤阳忆我先人当日奉命行军曾垂伟绩丰功荣增史册，族聚于隆里斯尔后辈及时追踪步武共播令名寄誉光耀祖宗”。另外，还有 一 些 歌 谣， 如“ 城 内三千七，城外七千三，七十二姓氏，七十二眼井”唱的是隆里所人口问题，又如“好女不出江，好牛不过江。南面不翻岩坎桥，西门不翻平水桥，北门不翻三拱桥，东门不翻董家凹”唱的是婚姻圈，再如“陶姚王、鲍尹张、七百户、加所王，三千户、江李杨，镇抚胡、都司庄、指挥一、是东王”唱的是姓氏和官衔，这些历史记忆与歌谣传唱，在正史系统和民间文献中，皆有所本。举例而言，《清军册》就载：“正军千户三员：江腾蛟，田二十四亩，粮六石三斗；李占先，田二十四亩，粮六石零七升，杨肿秀，田二十五亩，粮六石八斗。正副百户七员：陶舜臣，田二十亩，粮六石；姚世臣，田二十亩，粮六石；王老清，田二十亩，粮六石；王廷聘，田二十亩，粮六石；尹仲义，田二十亩，粮六石；鲍承勋，田十九亩，粮五石九斗；张起龙，田二十亩，粮六石。镇抚一：胡起凤，田二十亩，粮三石三斗。”这和姓氏官衔三字歌谣暗合。

二是隆里所人引入王昌龄作为社会文化符号。从明代中后期开始，隆里所与王昌龄有关的遗迹开始得到塑造，举凡龙标寨、龙溪、龙标山、龙标冲、状元祠、状元墓、状元桥、状元阁、状元碑、状元亭、龙标书院等皆是。当然，这其中对隆里所影响最大的是龙标书院，隆里所人王师泰《重修龙标书院碑记》称：“仰惟少伯王公……盛唐才子，指秦郡而远赴黔中，射鸭名堂，尉因郊重，翔鸾栖枳以香传。盖获屈惟一时，而龙标遂名千古。随风明月，寄予到达夜郎之西。前明时之封墓建祠，实造端于万历、天启之际。地开文运，桥号‘状元’，邱垅岿然，碑碣炳若。幸育才之有地，岂遗韵之无存？此龙标书院之所由……此龙标书院，根于唐少伯先生，重修于前明梓里先辈。当年鸿胪少卿业为重建，而今日诸君子雅意更新者也。”在碑文中，王师泰细致地追溯了王昌龄的才子风流及其对龙标的影响，并尤其强调了龙标书院与“状元”王昌龄之间的关联，其意自然很明确，“从此春干秋羽，盛集衣冠”，继续在科举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功。而龙标书院，亦籍王昌龄之名头，成为黎平府八大书院之首，学生多时可达110 人，隆里所之所以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其功甚伟。

诚然，科举的成功，并非王昌龄阴荫的结果，然作为隆里人追寻的先贤，王昌龄确实起到了鼓励士子、振奋人心以及在促进文运方面的重要作用。因为民众相信，“望状元遗冢，矩步先型”，才使隆里所“科甲蝉联，南魁北榜，历历堪稽，是隆里实为开邑之光，尤为合所之冠”，同时还希冀其能进一步“程指后学”。这种“曾开隆里之科甲，遂起龙标之景运”的信念坚持，既是隆里所人能保持在科举成绩上不断进步的动力，也是他们得以在历史变迁中坚守身份不变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