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决策对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分析
——基于人力资本传递机制

刘润芳,车 延

(西安财经大学 统计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未富先老现象已经引起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为应对预期寿命延长和较低生育水平所带来的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延长退休年龄将成为一项重要的政策选择。自1989年以来，国际上陆续有170多个国家或地区颁布了延迟退休政策。2020年11月3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在我国人口红利衰减与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人力资本投资作为缓解社会老龄化负面影响的有力工具，不仅能在宏观上释放市场供给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还能在微观上增加个体就业机会、提升家庭收入水平。[1-3]

有关延迟退休问题，学术界主要从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影响方案设计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为我国延迟退休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4]曾燕等通过模拟比较分析发现在长寿风险暴露下，延迟退休是个人的最优决策，同时也使得社会整体效用最大化。[5]王军等发现现有养老保险制度会抑制劳动力的延迟退休意愿，而良好的健康状况、较高的工资收入和较好的家庭福利水平则会对延迟退休意愿提升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6]邵岑等认为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更有利于稳定劳动力供给，缓解老龄化冲击所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7]

学界对人力资本与延迟退休关系的研究较多，且研究结论近乎一致，即人力资本投资的加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会推动延迟退休的实施，对技能型劳动者和知识型劳动者应当采取渐进性的弹性退休政策和最低工作年限政策。[8]类似于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调整方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灵活增加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并且有力减少人力资本大规模的潜在损失。[9]路征等从理论视角分析个人人力资本水平对其延迟退休决策的影响，发现个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延迟退休。[4]邱牧远等发现当忽视人力资本积累时，延迟退休的作用可能被低估，从长期看延迟退休可以更充分地利用人力资本、促进养老金财政平衡，但延迟退休效果的充分显现需要一定时间。[2]

学者对于人力资本与延迟退休效应问题的研究，证明延迟退休政策可以通过促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驱动经济迅速增长。人力资本作为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却鲜有学者从人力资本传递视角探究延迟退休决策对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有关人力资本对居民收入代际传递的研究最早是由Becker[10]展开的，他认为父代的收入越高，子女从其父代获取的人力资本越充足，对子代以后获得经济收入的影响越显著。国内学者谢勇通过严格的模型假定展开了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得到人力资本投资是决定个人收入的主要因素甚至是唯一因素。[11]近年来，教育在代际传递中的贡献作用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研究证明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主要方式是教育，而且随着子代职业生涯的发展，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12,13]因此从子代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研究延迟退休决策对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具有重大的意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工业革命前的传统农业社会基本上不存在社会保障制度，劳动者往往从事农业生产直到而无力为继而且并不存在“退休”观念。[14]本文在现代退休理论的基础上以养老保险经济学中的“退休”(领取养老金)概念为时间节点，研究行为人在超过法定领取养老金年龄(60岁)后是否选择正常退出劳动力市场。本文分析着力于在多期代际交叠模型中探讨延迟退休决策与家庭人力资本传递间的关系，分析不同延迟退休决策对家庭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产生的影响。

二、理论与模型介绍

(一)最大化自身效用模型

(二)人力资本效应传递模型

其中φ0、φ1以及νt表示为：

φ1=σ+γ(1-σ) (8)

νt=γεt(9)

有关代际收入弹性的测量，常用估计方法是普通最小二乘法，后来发展为修正估计误差的方法，如工具变量法、双样本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使得估计结果更加准确、详细。[19]本文通过工具变量法(IV)估计代际收入弹性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在实证模型中参考Qin等将父代人力资本水平视为工具变量[18]，先对子代人力资本相关指标进行估计，使用得到的估计值作为模型的子变量。Lindeboom等证明不存在人力资本的交叉传递[20]，因此能证明父代人力资本水平作为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此外有研究证明子代人力资本中受教育年限不仅与父母受教育年限有关，还受到父母收入和健康状况的影响。[21,22]因此得到两阶段模型如下：

其实不用玉敏催，杨律师很敬业，对玉敏的事特别上心。在和许沁协商未果后的第二天，杨律师便让玉敏准备了相关手续。玉敏向金店会计调出了进货清单，证书号，销售日报表，销售保单和发票等，交花奴复印了一套。杨律师看销售保单上有许沁的签字，以及身份证号码及联系方式，说这个很重要，有她的签字，这官司就有充足的证据了。杨律师写好了起诉状后，便递交到法院，以罗兰金店的名义，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杨律师告诉玉敏，就等法院开庭了。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说明与变量描述统计

为避免单年数据带来的偏误问题，本文选择2010、2014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近年来延迟退休决策对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变化造成的影响。代际交叠模型中的每期时间通常为20至30年[4]，本文为检验成年时期与老年时期人力资本与延迟退休的关系以及其对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选取配对数据库中父代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为主要研究样本。根据人力资本理论[16]以及本文研究目的，将从以下6个方面对数据进行处理：(1)配对样本：针对大多数家庭均以父亲经济收入为主导的现象，本文仅选取父亲数据与子女收入进行配对，并将样本年龄限制在16至65岁，去掉父代子代年龄差小于20的样本；(2)定义延迟退休：使用虚拟变量work反映父代在达到法定领取养老金年龄(60岁)后是否退出劳动力市场。若取值为1表示父代年龄超过领取养老金年龄后仍选择继续工作并获得劳动收入(后文统称为“延迟退休”)，若取值为0表示父代年龄超过领取养老金年龄后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后文统称为“正常退休”)；(3)调整收入：使用工作总收入，去除仍是在校学生或没有收入的样本，且为使各年份具有可比性，本文基于2010年CPI进行消除通货膨胀处理；[23](4)选择人力资本变量：本文除父代、子代受教育年限与自评健康状况外(具体处理方式见表1)，还包含家庭教育培训、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支出，并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5)工作性质差异：对父代、子代工作性质进行分类，以探究农业工作者与非农业工作者在实证研究中的异质性表现；(6)处理异常值：对父代、子代工作总收入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并剔除数据缺失或者关键信息不匹配的样本。最终配对处理得到2010年、2014年、2018年的有效样本分别为649对、520对和369对。

表1 各变量基本描述统计

表1统计结果显示，父代与子代收入在2010年至2018年间呈上升趋势，且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多家庭选择做出延迟退休决策，延迟退休意愿增长率达到50%。父代和子代的平均年龄基本为53岁和26岁，父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年，而子代受教育年限则呈上升趋势。此外，自评健康状况却表现出逐年下降趋势，父代与子代自评健康状况下降率分别为32%与27%，总体而言父代健康水平要低于子代健康水平。此外，医疗保健支出以及教育培训支出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二)人力资本因素对延迟退休决策的影响

为讨论不同人力资本水平对个体延迟退休决策的影响，本文将父代、子代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家庭人力资本支出引入Logit回归模型，研究发现解释变量中的父代受教育年限、子代受教育年限对被解释变量(work)呈现负相关关系，父代年龄、父代自评健康状况对被解释变量(work)的影响均显著为正。

续表2

表2估计结果表明，从2010年至2018年，父代受教育年限与其延迟退休意愿负相关，随着父代受教育年限的提高，父代的延迟退休意愿越来越低，随之变化的还有父代自评健康状况，其边际效应从2010年的0.028减小至2018年的0.016，这表明父代在进行延迟退休决策时将更多考虑自身身体情况，随着父代年龄的增加，其选择继续工作的可能性也会随之降低。父代、子代工作性质在2018年对延迟退休决策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表明农业工作者比非农业工作者选择延迟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要大。而且可以发现父代工作性质的边际效应要高于子代，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父代农业工作者的延长工作需求较大，需要在超出领取养老金年龄后选择继续工作，进行劳动生产贴补家用。

表2 人力资本因素对延迟退休决策的影响

(三)延迟退休决策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首先通过工具变量法(IV)来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估计子代人力资本水平，并在Level1模型中将父代人力资本视为工具变量，对子代人力资本指标进行估计，再通过Level2模型得到的估计值作为模型的子变量，最后对是否做出延迟退休决策的家庭进行对比分析，从而研究其对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1.阶段一：人力资本传递效应

首先讨论不同延迟退休决策情况下，父代人力资本水平作为工具变量对子代人力资本水平得到的估计结果分析。表3和表4分别给出了父代选择正常退休(work=0)以及父代选择延迟退休(work=1)情况下的子代人力资本估计情况，并对2010年、2014年、2018年的人力资本传递效应进行对比分析。

表3 第一阶段：子代人力资本水平估计(work=0)

表4 第一阶段：子代人力资本水平估计(work=1)

由表3可以看出父代收入对子代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的影响程度。父代收入的回归系数至少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对子代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呈现上升趋势，并于2018年达到最高(0.353)；同时父代收入与子代健康水平呈正向相关，其相关系数为亦呈现上升趋势，并于2014年达到最高(0.077)。此外父代受教育年限与子代教育水平、父代自评健康状况与子代健康水平均呈现较高的相关性，表明从资本传递效应可以从健康和教育角度得到体现。

表4反映父代选择延迟退休(work=1)情况下的子代人力资本传递效应。可以看出从2010年至2018年父代收入对子代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的影响程度基本呈现上升趋势并于2018年达到最高，影响程度分别为0.223和0.105。结合表3和表4可以发现选择延迟退休的家庭父代收入对子代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的影响程度要低于选择正常退休的家庭。这表明不同家庭做出是否选择延迟退休决策除了与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相关外，还与自身收入存在较高相关关系。选择正常退休的家庭父代受教育年限与子代教育水平的相关程度要高于选择延迟退休的家庭，这表明父代对子代的教育投入不会影响父代自身的工作时间，因而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个体，其对子代的教育投入就会越大。而受教育水平高的父代个体会因为其较高的固定收入，而在老年期选择正常退休。也说明选择延迟退休决策既是个人最优决策又是家庭效用最大化选择，子代人力资本的形成不仅会受到父代对其的人力资本投资与父代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也会受到父代延迟退休决策影响。

2.阶段二：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变化

从表5可以看出当父代选择正常退休(work=0)时，2010年至2018年我国居民家庭代际收入弹性的变化范围在[0.112,0.346]之间，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父代收入和子代年龄均对子代收入产生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其中代际收入弹性为0.139逐渐增长为0.346。父代受教育年限以及子代教育水平对子代收入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呈下降趋势。子代健康水平对子代自身收入产生正向影响，其影响程度由2010年的0.345逐渐下降为2018年的0.072，这表明人力资本因素对子代收入的影响程度在不断下降。

当父代选择延迟退休(work=1)时，可以发现我国居民家庭代际流动性呈减弱趋势，其代际收入弹性由2010年的0.258上升至2018年的0.409，父代收入、父代受教育年限以及子代教育水平均对子代收入产生正向影响，其父代的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的影响程度在不断降低。父代需要选择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选择继续工作，而结合2010年至2018年逐渐上升的代际收入弹性可以说明代际流动性较低的家庭越容易产生延迟退休决策。

综上，研究发现正常退休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要小于延迟退休家庭，说明选择延迟退休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无论是正常退休家庭，还是延迟退休家庭，其父代的受教育年限对子代收入的影响程度均表现出下降趋势，具体表现为延迟退休家庭的降低程度大于正常退休家庭。

(四)农业工作者与非农业工作者对延迟退休决策的异质性分析

以上讨论未考虑父代工作性质差异对其产生的异质性作用，为进一步探究父代分别作为农业工作者与非农业工作者在延迟退休决策中的异质性表现，本文借助两阶段模型对2018年数据进行分析。表6通过Level1模型得到不同延迟退休决策以及父代工作性质差异下的子代人力资本相关指标估计结果，表7通过Level2模型得到不同延迟退休决策家庭父代工作性质差异对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异质性。

由表6可以看出当父代选择正常退休(work=0)时，除子代自评健康状况对子代教育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之外，还可以发现父代收入、父代受教育年限均对子代健康水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当父代是农业工作者时其收入对子代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1.381)要大于父代是非农业工作者的情况(0.418)，而当父代是非农业工作者时其受教育年限对子代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更大(0.571)。当父代选择延迟退休(work=1)时，可以发现不论父代属于何种工作性质其收入以及受教育年限均对子代教育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父代为非农业工作者时的影响程度更大。

由表7可以看出父代是农业工作者且选择延迟退休的家庭其代际收入弹性最大(0.385)，总体而言父代是农业工作者的家庭其代际收入弹性要大于非农业工作者，而且选择延迟退休的家庭其代际收入弹性要大于正常退休家庭。当父代选择正常退休(work=0)时，父代自评健康状况对子代收入产生了显著影响，当父代是农业工作者时是负向影响，当父代是非农业工作者时是正向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情况下非农业工作者因自身工作性质、劳动方式等原因对体力需求较少、健康损伤概率较低，因此当其达到退休

年龄后仍然可以凭借相对优越的健康条件选择继续工作并对子代收入产生积极影响。当父代选择延迟退休(work=1)时，子代健康水平对自身收入产生了正向影响，这种影响程度表现为父代是非农业工作者时更大。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家庭选择何种退休决策，父代是非农业工作者时子代健康水平都对子代收入的影响程度更大。而当父代是农业工作者时，则是子代自身教育水平对其收入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具体表现为选择延迟退休的家庭的影响程度更大。

综上可以看出，除了子代人力资本水平会极大地影响自身收入外，父代的工作性质差异在家庭延迟退休决策过程中也会通过父代自评健康状况以及受教育年限影响子代收入水平。当父代是非农业工作者时主要通过自身受教育水平对子代收入产生正向影响，而当父代是农业工作者时其自身受教育水平对子代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取而代之起到重要影响作用的则是子代自身教育水平与父代自评健康状况。这也印证了本文得到的个体人力资本水平与其对子代教育投入之间正向相关这一结论，而结合现实情况可以发现人力资本水平较高个体也多为从事专业技术岗位的非农业工作者，尤其个体可能会因自身工作经验、技能优势等原因而对子代收入水平的形成带来更多积极的正向影响。反观父代为农业工作者时除去父代自身收入影响作用外，子代自身教育水平才是影响收入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业工作者自身受教育程度较低，主要通过对子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对子代收入水平产生影响作用。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三周期代际交叠模型(OLG)的基础上，利用2010年、2014年、2018年CFP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父代受教育水平越低、自评健康状况越好的情况下选择延迟退休的意愿越高，农业工作者比非农业工作者选择延迟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要大。第二，子代人力资本的形成受到父代人力资本水平、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能力以及父代延迟退休决策的影响。我国居民家庭代际收入弹性呈现上升趋势，而且正常退休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要小于延迟退休家庭，人力资本因素对子代收入的影响程度在不断下降。第三，农业工作者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要大于非农业工作者，这种差异主要通过父代自评健康状况以及受教育年限对子代收入水平产生异质性影响。非农业工作者主要通过自身受教育水平以及自评健康状况对子代收入产生正向影响，而农业工作者主要通过自身收入以及子代自身教育水平对子代收入产生正向影响，具体表现为选择延迟退休的家庭的影响程度更大。综上，针对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减弱、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降低以及延迟退休决策异质性表现等相关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根据个体差异实行弹性的延迟退休制度。延迟退休年龄可以通过提高老年人的劳动供给时间进而增加人力资本回收期内的存量转化率。但在制定延迟退休政策时要充分考虑个人退休意愿、职业类型差异等重要因素，同时鉴于不同的学历与职务的人群的退休意愿复杂多变，因此通过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可以给予个人更大的选择权从而减轻政府的养老财政支出、缓和医疗卫生资源的紧张状况。

第二，制定延迟退休政策时应更多关注特殊群体。研究发现农业工作者与非农业工作者的健康状况差距较大并且其对子代收入水平形成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事实上大多数农业工作者因劳动方式的原因对体力需求较高从而可能会对自身健康带来不可逆的消极影响，因此在制定延迟退休政策时应考虑部分福利倾斜与政策扶持。

第三，客观看待青年就业“挤出现象”，提升未来就业预期。短期来看延迟退休政策可能会因为挤出年轻人的劳动供给时间而造成的人力资本的闲置和浪费现象，但是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等，社会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加大，长期视角下延迟退休政策可能对青年就业产生正向影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