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集贤学士“分掌制诰”考述
——兼涉其性质与影响

王冰慧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00）

唐代集贤院主要职能是“刊辑经籍”，并开展教授生徒、议政献猷、酬唱侍从等活动。又集贤院与“分掌制诏”之说主要出现在有关翰林院建置的介绍中，如《翰林志》《新唐书》。而开元时期，唐代集贤院亦短暂地行使过“分掌制诰”的权力。然而，在研究集贤院职能的时候，多数学者将其归结为以下几点：教授生徒、编纂书籍、议政献猷、酬唱侍从等。(1)日本学者池田温《唐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之《盛唐之集贤院》（《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971 年）较早地关注文馆的问题，论文主要涉及到集贤院的沿革、省舍、职能、人物考述等方面的研究。随后，中純子《中唐の集賢院--中唐詩人にとっての宮中蔵書》（《東方学》，1998 年07 期）涉及到相关问题。国内较早关于集贤院的研究是傅士真《唐代集贤院之研究》（明雄出版社，1977 年）。此后，学界又有从书院史角度讨论集贤院，如陆新朔《丽正书院与知院事张说》（《洛阳大学学报》，1995 年01 期）、刘畅《唐代东都集贤殿书院的沿革及特色》（《现代教育科学》，2006 年）。杜海斌《唐代集贤院新探》（《唐史论丛》，2016 年02 期）对集贤院的制度沿革、职能变化、位置变迁等又进行了探索。另外，黄光辉《唐代宗朝集贤院十三待制考》（《唐宋历史评论》2019 年第2 期）还谈及到了集贤院待制的三个系统。近年来,学者对唐代集贤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笔者对此表示赞同。但对于集贤院的“分掌制诰”的基本细节等仍有可研究的余地。实际上，“分掌制诰”活动出现，是学士获得内制草制权的一种尝试；其活动存续情况，是对学士制度整体构建的一种反馈。因此，唐集贤院“分掌制诰”问题研究，有助于研究“亚制度”的存在模式，有助于理解学士制度（甚至其他制度）的自我反馈机制。

本文拟对开元时期集贤学士的临时职能（更确切说是活动）—“分掌制诰”展开研究，具体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翰林志》《新唐书》《全唐文》等中分析“分掌制诰”的存在情况，确定本文的研究对象。此问题考察的另一方面，即厘清学士掌制诰的初置动机。二是考述集贤学士草诏的撰写场所、草诏权的存续时间、草诏内容范畴等细节。这为后之学士撰写制诰情况提供了参考。三是结合前文分析，探究“分掌制诰”活动的性质与特点，进而明了其出现及消失的背后原因。这反映了学士制度的一种自我调整策略。

一、“分掌制诰”的初置与潜在动机

“分掌制诰”之“制诰”内涵主要指王言，“旧制，册书诏敕，总名曰诏。天授元年（690），避讳改诏曰制”[1]9 2 6，制书的功能是“行大赏罚，授大官爵，厘年旧政，敕宥降虏”[2]274。至于“分掌”之说，自然是指集贤学士与该时期的中书省（主要是中书舍人）、他官兼知制诰之间的职能分配关系。目前将唐代集贤院与“分掌制诰”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典籍记录主要为《新唐书·百官志》《新唐书·吴通玄传》《唐会要》《翰林志》等。文书记载未必完全符合历史实况，因此有必要对集贤学士是否参与撰写制诰进行考察。“分掌制诰”的直接语源为《新唐书·百官志》：

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学士分掌制诰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3]274

首先，此处提到“与集贤学士分掌制诰书敕”，与《唐会要》所谓“制诏书敕，犹或分在集贤”[1]1146，李肇《翰林志》说的“至玄宗，置丽正殿学士，名儒大臣，皆在其中。后改为集贤殿，亦草书诏”[4]1 等内容都相契合。又结合《旧唐书》《集贤注记》并无记录集贤草诏一事，但与其他记录也并无龃龉之处。尽管《翰林志》《唐会要》《新唐书》等典籍之间有史源上的联系性，即便不能完全达到互补的绝对证据力，但其论述的一致性至少证明了唐时人对此的情况认知。这是集贤学士参与撰写制诰活动的直接书面证据。

其次，制度规定的落实仍需文本证据的证明。结合《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全唐文》等相关内容，笔者收集开元时期集贤学士名录，并统计了其文章创作情况。(2)部分借鉴《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唐代文馆学士任职及出身简表”。吴夏平：《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7 年。该群体(3)该群体所涉人物众多，主要包括以下若干人：（1）赵冬曦，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2）孙季良，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3）咸廙业，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4）吕向，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5）李子钊，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6）陆去泰，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7）毋煚，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8）余钦，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9）赵玄默，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10）侯行果，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11）敬会真，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12）冯朝隐，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13）陆坚，开元十三年入，后不详。（14）张说，开元十三年入，十六年致仕，十七年复入，十八年卒。（15）徐坚，开元十三年入，开元十七年卒。（16）徐安贞，开元十三年后入馆，二十三年、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有在馆记录。（17）贺知章，开元十三年入，十四年出。（18）康子元，开元十三年入。（19）韦述，开元十三年左补阕入馆，十八年在馆，二十八年出馆复又入。此后未详。（20）王迥质，开元十六年入，十八年在馆。（21）陈希烈，约开元十八年至二十一年、天宝四载有学士在馆记录。六载、九载、十三载有在馆记录。（22）李锐，开元十九年前入。（23）张九龄，开元十九年有在馆记录，后因丁母丧归乡里。二十一年复入，二十四年在院，后罢。（24）万俟馀，开元二十二年在馆。（25）崔沔，玄宗时期在馆。（26）尹愔，开元二十五年入，后不详。（27）李林甫，至迟开元二十五年入，后为集贤院大学士。（28）萧嵩，开元十九年、二十年有学士在馆记录。二十一年罢。（29）施敬本，开元时期在馆。（30）陆善经，开元末、天宝五载为直学士，后为学士。（31）于休烈，玄宗时期在馆。（32）徐峤，开元中有在馆记录。（33）卢僎，开元时期有在馆记录。（34）包融，开元中有在馆记录。（35）崔藏之，玄宗时期在馆。（36）李融，玄宗时期在馆。（37）韦逌，玄宗时期在馆。（38）王择从，玄宗时期在馆。（39）郗纯，玄宗时期在馆。（40）殷践猷，玄宗时期在馆。（41）韩覃，玄宗时期在馆。（42）杜慤，玄宗时期在馆。（43）史惟则，玄宗时期在馆。（44）严从，开元中在馆。（45）马利徵，开元八年补修书直学士。有文本者，如李林甫现存《全唐文》存其天宝八载（749）敕牒；徐安贞现存《全唐文》存其为中书舍人时所为制诰及为集贤学士时所作的哀册文；徐峤现存《墓志汇编续集》存奉敕志铭；陆去泰，《玉海》有开元十二年（724）奉敕铭文；张说，《全唐文》存其为集贤学士时的奉敕碑文；张九龄，《全唐文》有其为集贤学士时制诰等。

此类群体创作诗文中属于“制诰”占比较少，且可明确归为集贤学士期间所作文章更是少之又少，其代表为张九龄之文。张九龄两次在馆：一次是开元十九年（731）三月入，后因丁母忧出；一次为开元二十二年（734）至二十四年（736）。开元十九年（731）至二十年（732）前，其作品主要是表、状等臣子进奏之文。此中属于制诰类的是开元二十年（732）张九龄（在秘书少监兼集贤学士副知院事任）《慰勉清夷军使虞灵章书》、《敕渤海王大武艺书》（之一）[5]186。此时张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学士，副知院事”（《旧唐书·张九龄传》）[6]3099，其中秘书少监掌管古今图籍、国史实录、天文历数等，与集贤院之职务有切合之处。如此任命倒也是顺理成章。但在此期间所作之敕文，若不是以“分掌制诰”的统治者命令而作，则有越权之嫌。笔者认为将其断为出于集贤学士临时活动而作较为恰当。可见，集贤学士撰写制诰的活动之说并非空穴来风。

此处提到集贤学士掌草诰的直接动因为“书务剧，文书多壅滞”。“文书壅滞”是官方意志基于实际情况作出的判断。尽管此判断很有可能参杂着官方意志改革学士制度的主观想法，但此足已构成集贤学士参与撰写制诰活动的合理动因。考各类唐史记录，开元十三年（725）至二十六年（738）之间，暂无说明“文书壅滞”的直接证据。然而，最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何不用“知制诰”来解决此处的“文书壅滞”之忧？实际上，此时原本可掌制诰的群体主要是中书舍人以及他官兼知制诰，其他个体偶尔参与制诰撰写。中书舍人一般为六人，即“六人分押尚书六司”(4)（唐）李林甫撰：《唐六典》“中书省集贤院史馆匦使卷第九”，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1 月，第276 页。。六人之数，确实不算多。但是“他官兼知制诰”设定本身就是具有弹性的制度，其人数并没有规定上限。故而，笔者以为集贤学士“分掌制诰”是官方意志对学士制度构建的一种尝试。在已存在制诰撰写系统中，增加另一群体作为执笔者，这本身就是一种权利的重新分配。笔者以为或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出于有意分散中书舍人的职权；二是出于任命的便利性。

二、“分掌制诰”的细节及试行情况

不同于中书舍人等已有群体，集贤学士参与草诏活动情况自成一套体系。尽管此体系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已有制诰撰写系统，且借鉴已知的行文流程，但其本身是学士群体参与制诰撰写的一种尝试。其活动场所、存续时间、制诰内容等，皆可反映出此次“分掌制诰”的试行情况。

（一）“分掌制诰”的职能场所

一般情况下，撰写制诰地应在集贤院。根据《集贤注记》记载：开元五年（717），“始有制于东京之乾元殿之东廊排写四库书”。开元十年（722）春，“始移书院于明福门外，中书省之北（后之东京集贤院）”。开元十一年（723），归京，“始于大明宫光顺门外创建书院（后之京师集贤院），依旧称之为丽正书院”。开元十二年（724）冬，“车驾入都，始于明福门外别置院，亦以丽正书院为号”。开元十三年（725），“改集贤殿为集贤殿，丽正书院为集贤院”。开元二十四年（736），“驾在东都（兴庆宫集贤院）”，“张九龄遣魏光禄先入京造此院”“在和风门横街之南”。开元二十八年（740），造华清宫集贤院，“在宫北横街之西”[7]207-223。可见，唐时有若干处集贤院：（1）东京之集贤院，开元十年（722）移书院于明福门外，中书省之北，开元十二年（724）始于明福门外别置院。（2）京师集贤院，位于大明宫光顺门外，本命妇院的其中一部分。（3）兴庆宫集贤院。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遣魏光禄先入京造此院。（4）华清宫集贤院，开元二十八年（740）建，位于宫北横街之西。由此推之，集贤学士有其自身常驻场所，那么撰写制诰的场所亦大概率在此。此为常例。

又开元二十年（732）夏末，张九龄奉拟敕书《慰勉清夷军使虞灵章书》、《敕渤海王大武艺书》（之一）。根据其《天津桥东旬宴得歌字韵》提到“天津桥”（天津桥横跨于穿城而过的洛河上），可见其人身在洛阳，而且同年十月，张九龄随驾发东都北巡。结合唐玄宗在开元二十年（732）的行程，五月玄宗于应天门受信安王李祎所献的奚及契丹之俘，冬十月壬午，玄宗发东都。可见，两者行程一致。作为集贤学士的张九龄随驾帝侧，那么此时撰写制诰地点很有可能是东都集贤院。同理推之，集贤学士的撰写制诰之所随着帝王之驾有所改变。若当地无固定场所，则是随驾而写。此为特殊情况。

可见，集贤学士“分掌制诰”之场所是以君主为中心而发生变化的。一般情况下，集贤学士在集贤院；特殊情况中，集贤学士随驾君主所在地。前者给予集贤学士归属感；后者隐约有翰林学士“职亲地近”的影子。这也是学士群体与皇权密切相关的实践之一。

（二）“分掌制诰”的存续时间

“分掌制诰”的存续时间，是履行职能情况的一种反映。“集贤学士”之称起于开元十三年（725）。此点与《翰林志》“后改为集贤殿，亦草书诏”[4]1的说法并无二致。那么，此是否意味着集贤学士“分掌制诰”的上限为开元十三年（725）？值得注意的是，前引文章提到“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学士分掌制诰书敕”[3]1183。此处提到“翰林供奉，与集贤学士分掌制诰书敕”，可见部分翰林供奉亦曾参与撰写诏书。翰林供奉的存续时间成为关联性问题，其存续时间上限可能影响集贤“分掌制诰”的情况。据《新唐书·儒学下》开元初提到“翰林供奉吕向”，而吕向开元十年（722）“召入翰林，兼集贤院校理”（《文艺中·吕向传》），换言之，“翰林供奉”之称于开元十年（722）已有(5)翰林供奉可能是开元十年正式建置的。参见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辽宁：辽海出版社，2005 年，第184 页。。但若是翰林供奉成于开元十年（722），与此处集贤学士成于开元十三年（725），又是否矛盾？笔者以为，“集贤”之称可能后来史官以“集贤院”指代丽正院，正如此处提到的开元十年（722）吕向为集贤校理，固不能排除此时丽正书院存在撰写制诰的可能性。此处亦是聊备一说。而翰林供奉、丽正院等人员参与撰写的可能性，暗示了对草诏权的分配情况并不是一直处于稳定状态。

“分掌制诰”存续时间下限，是集贤学士草诏权消失的重要节点。名义上，集贤学士撰写制诰的结束时间是相对明确的。据《翰林志》载：“至翰林置学士，集贤书诏乃罢”[4]1，即开元二十六年（722）翰林院成立之时，集贤学士草诏之举停止。结合集贤学士“分掌制诰”上限时间，其存续时段非常短暂。那么，此后集贤学士是否再无撰写制诰之举？笔者以为集贤学士撰写之举的消失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渐趋于湮没。

首先，杜甫《赠翰林张四学士（垍）》“紫诰仍兼绾，黄麻似六经”之句后，黄鹤注曰：“制诰本集贤学士领之，今翰林学士得分掌，故曰兼绾”。[8]206-207笔者以为此注源于“玄宗即位，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垍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6]1845与“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学士分掌制诰书敕”[3]1183 之说。但张垍在馆时间为天宝四载或五载（745 或746），此处“兼绾”对象应以中书舍人为主，而非集贤学士。又据《翰林志》言：“初，国朝修陈故事，有中书舍人六员专掌诏诰，虽曰禁省，犹非密切，故温大雅、魏征、李百药、岑文本、褚遂良、许敬宗、上官仪时召草制，未有名号。乾封已后始曰北门学士，刘懿之、刘祎之、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为之。则天朝，苏味道、韦承庆，其后上官昭容，独掌其事。睿宗，则薛稷、贾膺福、崔湜。玄宗改为翰林待诏，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相继为之，改为翰林供奉。”[4]2此段虽是写翰林学士院成立之事，但这里盘点此类文官与撰写制诰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见“兼绾”的情况是一直存在的。例如李德裕不是翰林学士，但可撰写“诏意”。这亦可作为开元二十六年（738）之后，集贤学士（或其他文士）偶尔参与撰写制诰的旁证，但此时撰写制诰不属于该类群体的正常职能范围。

其次，据《旧唐书·陈希烈传》记载：“累迁至秘书少监，代张九龄专判集贤院事。玄宗凡有撰述，必经希烈之手。”[6]3059此处提到“玄宗凡有撰述，必经希烈之手”。以情理推之，其“撰述”包括对大型文化典籍的编纂，亦包括对王言的撰写。那么，其是否包括“制诰”类文本呢？结合典籍可知，陈希烈作为集贤学士，其在馆记录约开元十八年（730）至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天宝四载（745）、六载（747）、九载（750）、十三载（754）有作为大学士的在馆记录。可见，其在馆时间较长。陈希烈具有“分掌制诰”的可能性。陈希烈存文不多。目前《全唐文》有陈希烈文两篇，即《道士萧从一见元元皇帝奏》《修造紫阳观敕牒》。前文为奏议一类，属于臣子向帝王上书陈述事情、议论是非之文，非属于“撰述”的范畴。后文为“敕牒”，是《新唐书·百官志》所言的王言之制之一—“七曰敕牒，随事承制，不易於旧则用之”[3]1210。此时陈希烈为具有多重身份，“左相兼兵部尚书崇玄馆大学士集贤院弘文馆大学士”。在天宝时期，左相指门下侍中。敕牒是诏书的一种。而此文作于天宝八载（749），已超出开元时期“分掌制诰”时间段。由此可知，“玄宗凡有撰述，必经希烈之手”，非仅是虚言。陈希烈在担任侍中兼集贤学士等职时，曾参与王言的撰写工作。集贤学士作为使职，影响其他官职职能活动的开展。

综上，“分掌制诰”时间上限可至开元初期，下限为开元二十六年（738）。然而，各类群体因出于职务之便或偶参与制诰撰写活动。个别文书的草诏权，并未被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群体完全瓜分，如敕牒、册书等。换言之，撰述活动的群体并不是完全局限于法律规定的若干类群体。

（三）“分掌制诰”的制诰内容

“分掌制诰”的制诰内容，是职能具体分配的一种反映。典籍中“分掌制诰”之“制诰”范围包括“行大赏罚，授大官爵，厘年旧政，敕宥降虏”[2]274。但集贤院的“分掌制诰”范围比较限制，主要集中在敕文，如张九龄《慰勉清夷军使虞灵章书》、《敕渤海王大武艺书》（之一）。此敕文内容和形式与中书舍人敕文并无二致。

就《敕渤海（郡）王大武艺》[9]579而言，本篇比较朴素并无甚典故，但在措辞上非常注意恰当与否、公正与否。这是对已有制诰撰写体系的直接借鉴。其一，对已有形式体制的直接引用。唐初形式体制尚未完全固定，但存在大致规范。文章以“敕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艺”起，最后以“秋冷，卿及衙官首领百姓平安好，并遣崔寻挹同往，书指不多及”为结。中间是具体事件的呈现、态度的表明、措施的落实等。敕文中间主体内容因事而异、因时而异，所占篇幅长短不一，但“发语辞”、“结语辞”、文章结构大抵是相似的。总的来看，它与该时段的中书舍人之敕文并无根本上的区别。

其二，对已有内容结构与行文基调的参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一是内容表达基于事实。该敕文基于史实，即大武艺与其弟大门艺（亲唐派）内战之后，大门艺败而入唐，大武艺穷追不舍誓要诛杀其弟，而玄宗遣大门艺到岭南以避风头之事。文中的“昆弟之”“门艺穷而归我”“处之西陲”之语是此事实的反映。二是思想主题符合官方立场。敕文是王言的一种，其文要公之于天下。在敕文实际撰写过程中，自身想法与官方意志可能存在偏差。如若行文不能正确处理此偏差，很容易影响到政治集团对撰写者水平的评价。而此文强调了儒家的“孝悌”之风，同时体现出敕文接受对象与发敕人之间地位的尊卑、品德的高低。这实为可取的作法。三是行文需有明确的行为措置。敕文要明赏罚、寓褒贬，不能行之无文。四是行文情感基调需结合国情。由于受敕对象是外交个体，整体语气基调还是比较缓和。此篇中有较多的散句、反问句，这使得情感的表达更为自然与强烈，既显得“谆谆善诱”，又显得言之有物。例如第一部分引入阐述的对象，第二部分以体恤对方的态度婉转地表明自己态度，紧接着言自己的处分。

可见，集贤学士所涉敕文与“中书制诰”存在一定的类似性。这是对已有制诰撰写体系的直接借鉴。然而，集贤学士所写制诰较少涉及“除XXX 官制”。张九龄有开元二十年（732）《授卢绚裴宽御史中丞制》，开元二十一年（734）《除韩休黄门侍郎平章事制》《诸王实封制》，但此时他亦兼知制诰，不应将其归于集贤学士职能。可见，中书舍人撰写权限更高，所涉文书更为多样。

综上可知，集贤学士“分掌制诰”之场所是以君主为中心而发生变化的。一般情况下，集贤学士在集贤院；特殊情况中，集贤学士随驾君主所在地。“分掌制诰”时间上限可至开元初期，下限为开元二十六年（738）。集贤院“分掌制诰”之“制诰”所涉范围主要集中在敕文。诸多试行情况皆暗示了集贤学士对草诏权的重新分配，又反映了“分掌制诰”的有限性。那么这种有限性还体现在哪里呢？

三、“分掌制诰”的特性及实际影响

从上文集贤学士“分掌制诰”设置与潜在动机、细节与试行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措施实施的背后政治逻辑。但是，实然与应然之间存在距离，“分掌制诰”亦是如此。这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反馈机制。

（一）学士认知与撰写活动的疏离

集贤学士与草诏权行使处于疏离状态。疏离指两者之间的距离，此中包含客观成分和主观成分。客观成分即其制度规范与实际行动，主观成分指集贤学士的自我认知。

就制度规范与实际行动而言，集贤学士“制”草诏权并不全面，即以敕文为主，“诏”的文本较少。这从“除xxx 官制”仍多由中书舍人撰写即可看出。而相较制诰文本，集贤学士其他文本占据了较大比例。这说明集贤学士文本撰写并不是以制诰为主，而存在其他自由发挥的空间。集贤学士其他创作，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与一般臣子相同性质的文章，如章、表、奏、议、疏等。例如目前《全唐文》有陈希烈文两篇《道士萧从一见元元皇帝奏》。这是臣子向帝王上书陈述事情、议论是非之文，非属于“制诰”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此可归类于集贤学士的其他职能，如议政咨询等。第二类是侍从宴游的诗文。这主要是涉及各类应制诗、奉和诗等，如《奉和圣制送张说赴集贤学士赐宴》。结合《集贤注记》可知，开元时期，此类文会参与主体为集贤学士。这属于集贤学士职能的附带活动。第三类是奉敕创作的文章。此类文章属于奉皇命而创作的撰述，其类型可涉及挽歌、神道碑、墓志铭、颂、铭等，如张九龄《集贤殿书院奉敕送学士张说上赐燕序》、张说《皇帝在潞州祥瑞颂十九首奉敕撰》、张说《赠凉州都督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郭君碑奉敕》、张说《道家四首奉敕撰》、陆去泰《唐游仪铭》。第三类与第二类有一定的相似处，亦属于集贤学士职能的附带活动。可见，集贤学士“分掌制诰”的条例规定内容，并没有成为集贤学士的主要活动。部分奉敕应命诗文虽与集贤学士职能相涉，但并不等同于职能性文本。在条例规定与实际活动中，我们可以发现集贤学士与“分掌制诰”并不是彼此紧密相关的事物。

就集贤学士的自我认知而言，制诰之外文本内容，反映出集贤学士并非是“分掌制诰”为主的角色。开元十三年（725），以“送张说上集贤学士”为主题诗歌反映的就是这个现象。其中张九龄《集贤殿书院奉敕送学士张说上赐燕序》“是以集贤之庭，更为论思之室矣”[7]234与李隆基《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字》“广学开书院，崇儒引席珍。集贤招衮职，论道命台臣”[10]35 奠定了此次创作基调，而奉和之作中的集贤院多被比拟成“东壁”“西园”“东堂”“文殿”“石渠”“金殿”“策府”等，或为图书之秘府，或为文会之佳所。这些都是集贤院本身主要职能。另外，诗歌中还提到“西学垂玄览，东堂发圣谟”（贺知章《奉和圣制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赋得谟字》）[10]1146，“忝同文史地，愿草登封书”（徐坚《奉和圣制送张说赴集贤学士赐宴赋得虚字》）[10]1111。此处“圣谟”，可指代集贤院可负责撰写的王言，亦可指代皇帝要求写的其他文书；“登封书”指登山封禅的文章，可指代集贤学士可以奉敕撰写的文书。而“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张说《恩制赐食于丽正殿书院宴（赋得）林字》）[11]188 亦表达了相似内容。综合来看，此时的集贤院以图书整理、文会侍从等为主要活动，亦有代笔行文之职能，如开元十三年（725）诏说改定乐章，“令太常乐工就集贤院教习”[1]696。由此可知，集贤院一直履行着“掌书籍”（《集贤注记》）[7]221，“续俭志以藏秘府”（《新唐书·马怀素传》）[3]5681，“分库检校”（《唐会要》）[1]1118 等活动。而诗文对集贤院的定位亦以“石渠”等图书藏馆为主，其集贤学士形象特征也主要是“儒”“礼”“学”等特质为主。至于“分掌制诰”，行文中少有提及。我们虽不能否认集贤学士“分掌制诰”之举，但相较于后之翰林学士，其对自己学士活动之定位不在于撰写制诰。

简言之，制度规定的不完整性、学士自我认知的主观性等，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分掌制诰”的不可行性。尽管君主有意地分部分草诏权给集贤学士，但因缺少强契机与政策的有力支撑，故而集贤院草诏权颇显得“名不正而言不顺”，这最终导致集贤学士与撰写活动之间疏离感的产生。而这种现象反馈到学士制度整体中，使得实际制度及相关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

（二）“分掌制诰”状态的不稳定性

集贤学士“分掌制诰”的正当性，不仅仅源于官方意志，也源于与所带其他官职间的联系性。而后者职能间联系与混同，影响了“分掌制诰”的正当性认证，进而导致状态的不稳定性。这是“分掌制诰”之举失败的原因之一。

就张九龄而言，开元二十年（732）八月张九龄在工部侍郎、集贤学士副知院事兼知制诰任；开元二十二年（734），丁母忧，起复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史；开元二十三（735）年至二十四年（736），任中书令。实际上，知制诰、中书侍郎、中书令本身亦牵涉到“制敕、册命”之事，因此张九龄撰写制诰之举，很难将“分掌制诰”的权力正当性全部归于集贤学士的职能范畴。以系列制诰文本《敕渤海王大武艺书》为例，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张九龄亦敕拟《敕渤海王大武艺书》（之二）；开元二十四年（736），有《敕渤海王大武艺书》（之三）、《敕渤海王大武艺书》（之四）。此时，张九龄任中书令之职务。据《通典》载：“（中书令）掌侍从，献替，制敕，敷奏文表，授册，监起居注，总判省事。”[12]562此时若言其出于集贤学士“分掌制诰”之权，终究缺少点名义上的正当性。因此，集贤院的草诏权，或多或少借着中书省内草诏权的“光辉”。集贤院与中书省的草诏权之共存现象，于徐安贞身上亦有出现。例如徐安贞在《册信成公主文》（737）、《册永王侯莫陈妃文》（738）等自言官职，即为“副使中大夫守中书侍郎（正四品）集贤学士上柱国徐安贞”。

可见，本官与使职的兼职与共存状态，给集贤学士撰写制诰以正当性。实际上，中书令虽有曾参谋诏令，但实际上较少参与起草，而中书侍郎自开元时候开始亦需要“知制诰”之称。[13]54这看似两属职权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给予集贤学士的撰写制诰行为以方便，亦是给集贤学士撰写制诰以正当性。换言之，可撰写制诰的集贤院群体除了集贤学士这个头衔外，往往还有中书侍郎、中书令等官职或兼知制诰的任命。与其说集贤院“分掌制诰”是对“文书壅滞”境况的补救，不如说本官与使职的兼职与共存状态是一种新的尝试。

同时，正是因为这些人物本身具有撰写文书的便利，如徐安贞、张九龄等，使得集贤学士“拥有”了草诏权。集贤院主要职能终究是“撰集文章、校理经籍”[6]1852，因此为保证制诰撰写的有效性，对学士身份与学士文书能力多有考虑。不少集贤学士曾任中书舍人，如萧嵩（约开元四年至约十年）、张九龄（开元十年至十四年）、陆坚（开元十一年至约十三年）、赵冬曦（开元十二年至二十三年）、徐安贞（开元二十年至二十二年）、吕向（开元二十一年至天宝三载）、韦斌（天宝元年至三载）、徐峤（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13]282-321。换言之，并非是集贤学士的头衔使得其可以撰写制诰，而是这些人物使得集贤院人物看似“拥有”了草诏权。只不过这两者间不管孰先孰后，呈现结果都是集贤学士撰写制诰，所以我们对此难以进行明确区分。

正是上述疏离感、不稳定性导致制诰系统又另生出翰林学士一职。集贤学士存续时间短，但并非毫无意义的。正是有了北门学士、集贤殿学士“分掌制诰”的经验，翰林供奉存在被逐渐认可，加上统治者的制度构建与态度的支持，开元二十六年（738）才可以形成集贤书诏罢、而翰林学士“专掌内制”(6)內制与外制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据《翰林志》《唐会要》《册府元龟》可知，元和时期，涉及朝臣除命的白麻内制，其行用范围包括三公、将相等的除免及皇后、皇储的授命等方面，而在其他政事处理场合，包含赦文、德音、批答等的起草，招讨不庭、抚恤灾祸、宣慰军旅等诏令的草拟，皆归翰林学士承担。这一惯例在整个中晚唐时期基本得到贯彻，尽管其中也有例外者。《册府元龟》卷六一《帝王部·立制度第二》载，中晚唐以后，两制在官员除命范围上的分化并未就此停止。至五代，朝廷曾以诏令形式划定宋代对内外制的草诏权的分割，采取吸收为主，微修以适应时局为辅的策略。参见毛蕾著：《唐代翰林学士》，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11 月，第97-98 页。张祎著：《制诏敕札与北宋的政令颁行》，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年；杨芹著：《宋代制诰文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06 月；吴晓丰：《中晚唐两制草诏格局的形成及演变》，《史学月刊》2020 年01 期：第29-42 页。的局面。

结语

《翰林志》《新唐书》《唐会要》等记录是集贤学士存在“分掌制诰”的直接书面证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全唐文》等相关内容，则提供“分掌制诰”的实例，如张九龄。在进一步考察集贤学士“分掌制诰”制度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一是集贤院存在多处藏书之所，但草诏之所却未必确定。学士或于集贤院撰写制诰，或随驾写制诰。二是集贤学士“分掌制诰”存续时间上下限是模糊的。一般情况上，集贤院因“文书壅滞”而“分掌制诰”，因翰林院的出现而罢撰写制诰之权。实际上，集贤学士草诏权理论上的存续上限，可至翰林供奉存在之时；情理上的存续下限可至翰林学士成立之后。这是因为制诰撰写者除主要群体之外，仍存在其他人员。三是集贤学士草诏范围相对有限，主要以敕文为主，较少涉及到除官制以及其他重大事件的制敕等。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集贤学士草诏权具备以下特点：集贤学士与撰写制诰活动之间存在疏离感、“分掌制诰”状态具有不稳定性。就前者而言，这种疏离感可从其诗文以及实际行动反映出来。例如诗文对集贤院的定位多是“石渠”等图书藏馆为主，而其创作文本亦是以制诰之外的文本为主。就后者而言，集贤学士与本身其他官职之间联系与混同导致了“分掌制诰”状态的不稳定性。正是这不稳定性导致制诰系统又另外生出翰林学士一职。可见，集贤院参与撰写制诰是形势所决定的，其消亡也与所处的环境有关。

“分掌制诰”是集贤院研究中一个小问题。通过对集贤院草诏权的研究，一方面，可以窥探唐代三馆之一的集贤院职能演变过程的一部分。尽管集贤学士分掌制诰的情况只是制诰撰写史上的支线，但是存续时间并非毫无意义。“分掌制诰”活动出现是学士获得草制权的一种尝试，其活动存续情况是对学士制度整体构建的一种反馈。这为我们研究“亚制度”提供了一个启示。另外，我们可将集贤学士将其放在整个唐代制诰制作系统中，探寻集贤学士制诰的所处位置，补充学士制诰文本生成机制的相关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