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新答案形成的思想逻辑

◎齐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系，上海200241

70多年前的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与到访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交谈，纵论历史，聊起政权兴衰存亡问题，兴致颇浓，意蕴颇深。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历史上一个个王朝兴起时很盛，但灭亡也很快，这似乎是逃脱不掉的周期率。言下之意是假如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话能不能跳出这样的周期率。毛泽东充满自信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执政后正是用这条新路经受住了历史周期率的考验。在建党百年的重要时刻，习近平又在毛泽东给出的答案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答案。他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2]毛泽东和习近平给出的两个答案有着内在的关系，从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到坚持自我革命，呈现中国共产党人在求解历史周期率问题上的思想发展逻辑。

一、从政府路径到政党视域的拓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的核心和根本问题是国家权力，一切政治活动都是围绕国家政权开展的。基于这样的认识进行审视，探讨历史周期率首先涉及国家政权兴衰存亡的规律问题。为什么有的政权旋生旋灭，有的政权却弥久不衰？为什么有的政党执政短命而终结，有的政党执政却长期而坚固？其中的机理是什么？这是政治家们和理论家们不断研究并力求找到答案的重大课题。

黄炎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提出的历史周期率则切入了政治的核心和根本问题。不管黄炎培提出历史周期率问题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他向中共领袖的发问则很有价值，因此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从1945年的形势看，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成为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力量都在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从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区域跑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去参观的民主人士，黄炎培与中共领袖毛泽东谈起历史周期率问题，显然有话外之音。当他看到延安解放区“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现实情况后受到很大触动，便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假如执政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发问。这是毛泽东与黄炎培“窑洞对”的出场背景，由此可以加深认识历史周期率问题讨论的深刻含义。

毛泽东的回答很有针对性，提出的答案聚焦在政府建设路径的求解上，“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答案在黄炎培听来很有说服力。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国民党实行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压制民主、迫害民主人士，为所有进步力量所深恶痛绝。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争取民主而斗争，在谋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实践中赢得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在江西瑞金苏维埃政权和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建设中，民主人士的参政议政和人民权利的维护保障，形成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统治截然不同的政治局面。黄炎培在参观延安时对此形成明显差异的比较，这是他提出历史周期率问题的缘由。

在与黄炎培讨论历史周期率问题的前后，毛泽东对建立什么样的政府有很多论述。1945年4月，他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从多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了比较，其中就指出“国民党区域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国解放区则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3]1049，提出“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3]1056的中国共产党建国主张。重庆谈判破裂后，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评论时指出：“我们曾经不断地向人们指出，蒋介石政府不是别的，仅仅是一个卖国内战独裁的政府。这个政府欲以内战的手段，削平中共和一切民主力量，达到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和维持自己独裁统治的目的。这个政府因为采取了这些反动政策，它就在政治上变得毫无威信，毫无力量。”[4]1227这些论述从正反两个方面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政府建构的诉求，为求解黄炎培关于周期率的问题提供了思想依据。

1949年9月底，在武装推翻蒋介石国民党专制统治取得全面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通过联合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政治协商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和政权体制。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5]8。在全面执政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坚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实践发展，以长期执政的制度安排为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保证。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形成“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广泛渠道，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政府路径探索不断取得有效成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走出了一条新路。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制定新宪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尊重人权，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5]19。党团结带领人民奋斗在政治建设上取得的成就，为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夯实了基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四个自信”，坚持中国道路，在推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民主政治实践中，“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5]39。这样的重大成就创造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生动局面，党的执政实践得到创新发展。

从政府路径向政党视域拓展，是中国共产党思考求解历史周期率的思想升华。随着实践的深入发展，党中央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6]380，“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6]381。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思想就是从邓小平的这个重大论断中演绎的。从改革开放后管党治党的开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创新，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受到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决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的现实，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保证。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总结：“五年来，我们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7]这份全面从严治党的成绩单，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建设中勇于自我革命的担当和作为。

从思想升华的发展逻辑看，勇于自我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新要求，是基于确保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安全的新考量。公权力必须由人民来监督，政府路径的建设必须遵循“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的制度安排下，把执政党建设好是加强政府建设的前提。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8]“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关键还得靠我们党自己”[9]。这些注重党的自身建设的思想，把从严治党与有序治国相结合，把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统一，促使党中央在思考和求解历史周期率问题上实现了从政府路径拓展到政党视域的思想升华，为提出自我革命这个新答案奠定了基础。

二、从优良作风到显著标志的明确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话语意境中，批评和自我批评与自我革命在意思上是一致的，既相同又有区别。相同之处是两个概念都表示刀刃向内，与自身内部的问题、缺点和错误作斗争；区别之处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界定为党内政治生活的一种方式，而自我革命则是更广泛意义上同自己作斗争的一种战略。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在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传统，延安时期被确定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党的领导人有很多论述。毛泽东指出，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3]1096。刘少奇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推动我们党进步的原动力。如果没有它是不行的”[10]208。陈云指出：“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员学习的宝贵的武器，虚心地接受党的批评是一个党员进步的必要条件。”[11]这些论述，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加以强调，为健康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创设了作风保证。

在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执政实践中，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得到坚持和发扬，党中央每一次部署开展整党整风活动，尽管有不同的主题，但党的作风建设是从严治党的永恒课题。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正本清源，恢复党的优良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加强党的建设锐利武器得到运用。陈云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重大论断，受到邓小平等党中央领导人的充分重视。党的十八大作出全面从严治党部署，以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为重点，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也是保持党的肌体健康的有力武器”，必须“敢于同形形色色违反党内政治生活原则和制度的现象作斗争”[12]，“要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13]。党的作风永远在路上，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由路径。

研究采用热裂解法进行DNA模板的提取。取过夜培养的菌悬液1.5 mL于灭菌离心管中，以转速11 000 r/min离心1 min，弃去上清液。加入300 μL无菌蒸馏水洗涤菌体沉淀，重复2次，然后加入100 μL无菌蒸馏水，使菌体充分振荡悬浮；在沸水浴中将菌悬液煮沸10 min，然后以转速11 000 r/min离心1 min，将上清液转移至另一新的灭菌离心管中，于-20℃条件下保存备用。

在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优良作风的基础上，把自我革命作为党的显著标志加以强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思考求解历史周期率问题上实现思想升华的又一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充分运用于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过程中鲜明地提出“自我革命”的重大概念，这是党的理论创新重大成果。如前所述，自我革命与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语境上有相通之处，因此，坚持自我革命贯穿于党的全部奋斗实践，然而，把自我革命的概念明确揭示出来，则具有深刻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对坚持自我革命作出了丰富的重要论述，思想十分深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历史决议把坚持自我革命作为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指出“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5]70。这是精辟概括习近平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的结论，深刻认识自我革命的含义必须深入学习把握习近平论述的重要思想。

第一，揭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4]19。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提炼党的优良作风时就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新时代从党的显著标志强调自我革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15]589-590。“最鲜明的品格”“最大的优势”构成显著标志的刻铸，坚持自我革命是诠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密码。

第二，论述“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15]591。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回答的是图什么、谋什么的利益取向，坚持自我革命体现排除一切自身利益的勇气。政治学原理一般把政党视为特殊的利益集团，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显示集团组织的本质，形成它是什么、要干什么的规定性。不是任何政党都有自我革命的觉悟，因为自我革命说到底要动自己的“奶酪”，会痛自己的“神经”。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勇气来自服务于人民的公心，来自造福于人民的公利，“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15]590。坚持自我革命为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特殊的利益集团”作出了注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既是它体现“特殊”的政党符号，也是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革命鲜明品格的缘由。

第三，强调“坚持自我革命精神，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15]591。习近平作出一个重要论断，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没有什么外力可以打倒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强调不要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要兴党强党，保证党永葆生机活力，就必须实事求是认识和把握自己，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15]591。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刀刃向内”“治病疗伤”“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闻毒”“壮士断腕”等成为高频率词语被使用，彰显了前所未有的自我革命勇气和魄力。

第四，告诫“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16]529。坚持自我革命是防止自我迷失的法宝利器，一个政党在获取胜利后最容易滋生骄傲自满甚至得意忘形的情绪，历史周期率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而发生的。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历经百年、成就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2]苏联共产党在执政74年时丢掉政权就是迷失自我的结果。这个历史教训告诫我们，必须以发扬自我革命精神避免重蹈共产党执政失败的覆辙。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必须始终发扬自我革命精神。

第五，提出“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2]。把两个革命相统一的思想，深刻揭示了自我革命的价值，明确了自我革命在党奋斗实践中的定位。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社会革命指称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覆盖社会各领域的广泛革命，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就是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社会革命的伟大性寓于这样的深刻性，而要赢得社会革命的胜利，必须以领导社会革命的政党自身强壮有力为前提。这就是习近平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所在。管不好自己就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管好社会，勇于自我革命才能引领社会革命。凝聚起伟大社会革命的力量，首先要以伟大自我革命为前提，只有通过自我革命的锤炼，才能为赢得社会革命的胜利提供保证。

第六，号召“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16]531。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了党的作风建设和党内政治生活的改观，这是坚持自我革命的成果。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不断提出要求，强调不能有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巩固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果必须打好自我革命的攻坚战、持久战。他指出：“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决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严到底的情绪！”“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2]，“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16]541。在打好自我革命的攻坚战、持久战的征途上永远吹冲锋号，永远擂奋斗鼓，是新时代交出一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大时代课题优异答卷的内在要求。

三、从外向他律到内向自律的深入

在百年奋斗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建构起严密的组织体系。“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和发起，就是以‘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为目标的”[17]49-50，“严明的组织规矩加上严密的组织体系，使得党像一台结构复杂的精密机器，紧密、协调、高效运转，产生强大力量”[17]51。坚持自我革命建立在严格的组织约束基础上，在加强外向他律的同时加强内向自律，是坚持自我革命的两条有机相联系的路径。

历史周期率现象的发生告诉我们，历代王朝从兴起到终结有一个过程，周期长短只是过程快慢而已，对“兴也勃”和“亡也忽”没有实质性意义。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与毛泽东聊谈时作出的解释很有道理，他说，新建立的王朝总会有一段自我警觉期，“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18]。这在一定意义上道破了历史周期率发生的原因。如果说任何王朝都不是天然地“自生”的话，那么，许多统治集团必然地“自灭”则是精神懈怠的结果。历史周期率话题的价值就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把延安“窑洞对”的佳话始终牢记在心、萦绕于脑，道理也在这里。

在与黄炎培聊谈历史周期率话题的前一年，毛泽东曾对党取得胜利后必须防止精神懈怠问题作出预先的警示。从1944年3月19日起，重庆《新华日报》连续4天刊载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长文，引起毛泽东的重视。这篇文章分析了明末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城后从胜利到失败仅仅43天的历史经过。毛泽东读后感触很深，马上向全党推荐，并指示将郭沫若的这篇文章列为整风学习文献。同年11月，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19]他建议郭沫若研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意图，也是出于汲取骄傲必败历史经验的考虑，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历史周期率话题延续了毛泽东的思绪，防止精神懈怠构成他回答黄炎培发问的思想逻辑。

毛泽东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答案，聚焦点是加强外在的约束，监督的直接意思就是靠他人来管住自己。这对跳出历史周期率很有针对性。胜利容易滋生骄傲自满是因为容易淡化胜利来之不易的记忆，一个政权陷进“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境地，重要原因是获得胜利后惰性蔓延而精神麻木。毛泽东首先想到把掌握和行使公权力的政府管制起来，靠人民的外部力量监督执政党，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案。政治学家普遍把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当作一条铁律，防止公权力滥用必须加强政府规制。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后，精神懈怠的危险表现在很多方面，脱离群众是党执政的最大危险。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党是执政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最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20]270“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谨慎总是好一些。”[20]271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执政的实践中，在加强党内监督的同时注重构建人民群众监督机制，在注重自我约束的同时始终加强外在约束，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探索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外在约束的他律是必需的，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自律更为重要。他律的主要特点是被动性，但有不自觉的现象，才需要通过外在力量加以约束。自律的主要特点是主动性，因为只有具有自觉的意识，才能通过自在的力量进行约束。自律之所以更为重要，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由具备高度思想觉悟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所有党员的自我约束体现思想的觉悟水平。党中央提出全体党员必须提高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就是对加强自律提出的要求。从辩证关系看，他律与自律相统一，他律以自律为前提。只有具备自我约束的思想觉悟，才能自觉接受外在约束；只有依靠外在约束的监督，才能促进自我约束的动力转化。以自律为主，以他律为辅，把自律与他律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加强党性修养的必要功课。

自我革命是自律的要求，革自己的命依赖自觉，不提高自觉性就不能进行自我革命。自我革命的矛头对准的是自己，通过外在约束进行的监督可以发现我们党存在的问题，但在自己身上开刀割瘤只能靠自我觉悟来痛下决心。总结百年历史实践，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靠的就是不断进行自我革命。习近平揭示坚持自我革命是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指出自我革命是固本培元的强身之举，“就像人一样，身子弱了就要补，免疫力下降就要加强。如果不管不顾，身体会每况愈下，到问题严重的时候就追悔莫及，正所谓‘蚁穴不填，终将溃堤’”[16]534。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突出把自我革命提出来不是偶然的，此前一段时间里出现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现象，在党领导人民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潜伏着严重的隐患，不加以重视贻害无穷。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的症结就是缺乏自我革命精神，对党内存在的严重问题视而不见，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麻木不仁，说到底是不敢在自己身上动手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坚决斗争，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5]33-34。坚持自我革命的实践积累了管党治党严紧硬的鲜活经验。

把中国共产党人思考和求解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前后提出的两个答案相联系，自我革命的新答案实现了从外向他律到内向自律的深入。第二个答案继承第一个答案的思想，强调自我革命不是以自律否定他律，二者构成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习近平指出：“对党内的一些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往往看得很清楚。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16]533这就表明，坚持自我革命离不开外在监督，外向他律助力内向自律的提升，内向自律保证外向他律的实现。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以外向他律到内向自律的进一步深入，使“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得到思想深度的提升。

四、从“两个务必”到“三个不变”的归结

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窑洞对”谈话，引出了“两个务必”的告诫。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毛泽东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自居的情绪，停顿下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4]1438-1439“两个务必”的思想，敲响了防止历史周期率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发生的警钟。

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党中央领导人对夺取全国政权后继续保持革命精神有着清醒的认识。1948年12月14日，刘少奇在对延安的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指出，“以前在山头上，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就复杂了”，“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10]413。1949年4月12日，任弼时在报告中指出：“要认识在全国获得胜利之后，还必须以同过去一样的努力，保持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作风。”[21]同年5月7日，周恩来作《学习毛泽东》的报告，指出“我们不能因胜利而骄傲起来，觉得不可一世，而忘掉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排除急躁、骄傲、气馁、灰心、丧气”[22]。这些与跳出历史周期率密切相关的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作出充分的心理准备，警惕骄傲自满、停滞革命危险的思想深深印入党中央领导人的头脑。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闭幕10天后的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军。从西柏坡出发当天，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说：“我们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接着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做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他们的这段对话，使毛泽东与黄炎培“窑洞对”的谈话转化为“进京赶考”的命题，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成为伴随中国共产党赶考之路上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情况复杂甚至环境恶劣的条件下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治国理政实践中经受住各种风险挑战的考验，在赶考之路上交出了一份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优异答卷。

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赶考永远在路上，实践发展和历史前进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求给出新答案新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一而再地重提“窑洞对”的往事旧话，告诫全党头脑中始终要有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意识。2012年12月底，习近平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并同他们分别座谈，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率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2013年7月中旬，习近平在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每次来西柏坡，我想得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主要基于哪些考虑？”“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确实是高瞻远瞩啊！”“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23]25-26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24]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毛泽东提出“进京赶考”到现在，“六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同时，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今天，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这场考试的继续”，全党同志一定要牢记“两个务必”“继续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15]3592018年1月5日，习近平在论述政权兴衰存亡规律时指出：“导致悲剧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集团贪图享乐、穷奢极欲，昏庸无道、荒淫无耻，吏治腐败、权以贿成，又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搞得民不聊生、祸乱并生，终致改朝换代。”[8]2019年9月12日，习近平在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23]259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强调,“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16]529，“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16]547。这些重要论述，体现了习近平对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的关注，发出了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的警示。

历史周期率显示兴衰存亡的规律性表现是，历代王朝初建的兴盛与终结的衰败两种格局，个中原因在于统治集团改变了原貌，背离了初衷。这是历史上剥削阶级难以逃脱的宿命，周而复始的王朝更替总是在重复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怪圈。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本质赋予其红色基因，具有摆脱历史周期率困扰的觉悟、能力和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要求全党维护党的红色基因，赓续革命血脉，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人是从哪里出发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23]184。初心使命的揭示和不忘本色的要求，切中了求解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核心问题，为给出自我革命新答案作了思想铺垫。

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告诫，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赶考之路上的思想武器，必须始终铭记在心、落实在行。习近平给出赶考之路上坚持自我革命的新答案，在继承“两个务必”告诫的基础上，以确保中国共产党本色不变的重要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给出第一个答案的思想内涵。习近平指出，坚持初心、继续前进，必须发扬勇于自我革命精神，“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15]355。习近平告诫全党：“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党成立以来，我们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内部变质、变色、变味，丧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背离党的宗旨而失去最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25]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必须“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14]19-20。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历史决议在总结“坚持自我革命”这条历史经验时，写上了习近平这个重要论述，必须长期坚持。“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2]。“三个不变”重要思想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思想指南。

从“两个务必”到“三个不变”的归结，中国共产党思考和求解历史周期率给出两个答案的逻辑贯通，思想一致。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就是表现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也是党的红色基因的要素构成。始终牢记“两个务必”，是“三个不变”的内在要求。提出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重要观点，既是对“两个务必”告诫的记忆强化，也是走好新征程新的赶考之路的时代强音。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是确保“三个不变”的强大思想武器。做好自我革命这张新答卷，作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新回答，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完成的功课。

五、结语

毛泽东与黄炎培“窑洞对”谈话迄今已经70多年了，虽然他们讨论历史周期率的话题以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存亡的现象为由头，但当代世界政党丢失政权的事实依然在不断发生。警示中国共产党最深刻的教训是20世纪末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上演的历史悲剧，这些国家沿着改旗易帜的轨迹葬送了共产党的事业。尤其是苏联共产党，从1917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执掌政权，到1991年苏联解体，74年的时间宣告了苏联共产党执政周期的结束。这个悲剧发人深省，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党中央领导人对此都有深刻分析和思考总结。从一定意义上说，东欧剧变和苏共垮台的事件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周期率问题的警惕，加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在持续的赶考之路上，从毛泽东给出的第一个答案到习近平给出的第二个答案，中国共产党人对跳出历史周期率充满自信和底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课题作出创造性的回答，成为新的赶考之路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遵循的思想和实践准则。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坚持自我革命与坚持敢于斗争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必定能够取得打破历史周期率的完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