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进入退出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演化

伯 娜，胡长玉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和技术创新的主战场，其发展直接影响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土地、劳动力和政策等优势实现了制造业的跨越式发展。然而，也应看到，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劳动力优势逐步减弱、对外技术依赖度较高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乏力等现实问题。从国内环境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依靠要素驱动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从国际环境看，中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与发展中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转移双重压力，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去全球化和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等问题加剧，使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国内外环境约束增多，亟需培育和激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李猛(2013)认为中国经济减速90%的份额是由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所致，现有文献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变动机制的研究更多是从要素错配(Hsieh et al，2009)、政府干预(焦勇 等，2019)等视角展开。值得注意的是，近期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从企业进入退出方面探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Asturias et al，2017；曲玥，2018；Hosono et al，2019)。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发现，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进入和退出行为十分频繁，岳文(2017)认为该期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退出率处于9%～27%之间，进入率处于15%～68%之间。那么，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进入退出行为究竟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何种影响，作用途径是什么？解答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决定。多国发展实践却表明，单纯增加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模式是粗放且不可持续的，要保持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和连续性，主要途径是推动技术进步，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作为技术进步的主要衡量指标，TFP的变动一直是学术界重要的关注点(蔡昉，2013)。围绕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展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宏观层面，如周晓艳等(2009)测算了中国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发现东部地区最高，西部地区最低；傅晓霞等(2009)作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区域生产率增速差异是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李兰冰等(2015)则把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及能源生产率三部分，以此来探究中国的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微观层面，鲁晓东等(2012)运用多种方法核算中国主要工业企业的TFP，发现半参数方法相对更优；Brandt等(2012)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测度出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率在1998—2007年间达到了年均近8%的水平。此外，学者们进一步研究了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因素，如技术进步与TFP(李小平 等，2018；Feder，2018；Antonelli et al，2021)、要素配置与TFP(龚关 等，2013；Midrigan et al，2014；Restuccia et al，2017)。

相对于宏观数据，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既可以通过地区或行业的加总形成全要素生产率，同时能够分离出技术进步、资源配置和企业进入退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使得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更加贴合实际。此外，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的可获得性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对微观企业生产率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测度生产率变化的方法，第一类有BHC分解法(Baily et al，1992)，以及改进型GR分解法(Griliches et al，1995)、FHK分解法(Foster et al，2001)、BG分解法(Baldwin et al，2006)；第二类为MP分解法(Melitz et al，2015)。这些分析方法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来源分为新进入企业、存续企业(或称在位企业)和退出企业，研究的结果聚焦于存续企业的作用，如Foster等(2001)基于美国制造业的数据研究发现企业的进入退出仅能解释生产率增长的四分之一，剩余部分由存续企业技术进步和要素配置优化提供，Baldwin等(2006)对加拿大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研究结果与此类似；李玉红等(2008)采用BHC分解法发现存活企业的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的优化近乎可以解释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全部，企业的进入退出对生产率的影响较小；毛其淋等(2013)使用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数据对进入企业和存续企业的生产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新进入市场企业的生产率明显低于存续企业，采用FHK、GR和BG分解法分析发现进入企业的生产率与总体生产率的变动呈负向关系，但退出企业着实能促进总量生产率的增长；陈雯等(2013)及吴利学等(2016)的研究进一步强调了存续企业在制造业总体生产率变动中的重要贡献，所不同的是使用MP分解法，较好克服了已有分析框架的不足。另一方面，部分研究更加注重企业进入退出的作用，如熊彼特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创新理论认为新进入的企业会通过创造性破坏来提升行业整体的技术进步水平；而企业的不断进入和退出也能保留高效企业并淘汰低效企业，为经济增长创造动力源泉(张维迎 等，2003)；Syverson(2011)认为竞争使低效率企业退出并且新进入企业的生产率进入门槛不断提高，此外，企业为了防止被淘汰，不断增加高生产率的成本投入，最终导致企业整体效率提升；Asturias等(2017)以韩国和智利为研究对象，发现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制造业企业进入退出对生产率增长份额的贡献为37%～58%，而在低速增长阶段贡献率则下降至25%左右；Hosono等(2019)发现日本制造业的进入不仅可以替代市场低效退出企业，而且通过和在位企业的竞争，最终促进经济整体生产率的提高。事实上，企业进入退出的作用效果依赖于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的生产率与存续企业生产率的相对大小，只有在进入企业生产率高于存续企业且退出企业生产率低于存续企业时才会促进生产率增长(Bartelsman et al，2013)。

以上文献为本文提供了借鉴。当前学术界对相关主题的研究主要在BHC分解法或MP分解法的基础上展开，前者重点关注存续企业在总量生产率变动中的作用，后者主要突出强调企业进入退出的理论机制。鉴于存续企业、企业进入与退出同时存在的客观实际，本文在总结分析BHC和MP分解法的优势和不足的基础上，将两者进行有效融合，完善存续企业、企业进入、企业退出与TFP动态演化的研究，力争分析结果更加符合实际。此外，考虑到不同地区资源禀赋、经济基础等方面的差异，本文对不同区域的生产率增长模式进行比较，厘清区域间的发展差异所在，针对性地提出因地制宜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发展策略。

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分解方法及改进

根据已有研究，生产率变动的来源主要有新进入企业、存续企业和退出企业的贡献。由于同一时期微观企业个体属性不同，建立一个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动态模型就有其必要性。根据Olley和Pakes(1992)的处理方法(以下简称OP分解法)，当测度出每个企业的生产率后，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可以用行业内所有企业的生产率通过市场份额的加权平均得出，即：

Øt=∑isitφit

(1)

其中，Øt表示全行业企业在t期的全要素生产率；sit是i企业在t期的市场份额，用该企业当年的销售收入和整个行业的销售收入总和的比值表示；φit是i企业在t期的生产率。(1)式说明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由单个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和市场份额共同决定，与直接计算总体生产率相比，加入市场份额可以有效避免由于企业间的生产率差异引致的生产份额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重要影响，因为如果企业或产业间生产率差异较大，市场份额在企业间的配置情况也会影响总体生产率的变动。根据(1)式，生产率的变动则可表示为：

ΔØ=Øt-Øt-1

(2)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BHC分解法和MP分解法进行有效融合，并在后续分析中作一些改进，使得分析结果更加合理。

(一)BHC分解法

在Baily等(1992)的经典文献中，生产率的变动同样分两期来考察，从第t期来看，在t-1期市场上只存在存续企业和退出企业；从第t-1期来看，在t期市场上只存在存续企业和新进入企业，再结合(1)式，有：

Øt-1=∑i∈Ssi,t-1φi,t-1+∑i∈Esi,t-1φi,t-1

(3)

Øt=∑i∈Ssitφit+∑i∈Nsitφit

(4)

其中S、N、E分别表示存续企业、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将(3)式和(4)式代入(2)式，可得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为：

ΔØ=∑i∈Ssitφit-∑i∈Ssi,t-1φi,t-1+∑i∈Nsitφit-∑i∈Esi,t-1φi,t-1

(5)

为了突出存续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中的作用，将存续企业的生产率变动作进一步分解：

∑i∈Ssitφit-∑i∈Ssi,t-1φi,t-1=∑i∈Ssi,t-1Δφit+∑i∈SΔsitφi,t-1+∑i∈SΔsitΔφit

(6)

将(6)式代入(5)式得：

ΔØ=∑i∈Ssi,t-1Δφit+∑i∈SΔsitφi,t-1+∑i∈SΔsitΔφit+∑i∈Nsitφit-∑i∈Esi,t-1φi,t-1

(7)

由(7)式可知，BHC分解法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分为五个部分，前三项为存续企业的贡献，后两项分别为进入企业与退出企业的贡献。参考李玉红等(2008)的研究，从左至右，各项的含义如下：

1.存续企业的市场份额不变，由企业技术变化引起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称为存续企业的自身增长效应，该效应能有效度量企业的技术进步程度。

2.存续企业的技术水平不变，由市场份额的变化引起总体生产率的变动，也称为静态偏离效应。正效应说明市场份额增加，反之则是市场份额减少。

3.存续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市场份额同时变动，也称为动态偏离效应，反映存续企业的资源配置状况。如果为正，则说明企业的技术水平与市场份额同向变动，资源配置优化；反之则是资源配置恶化。

4.进入企业引起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也称为进入效应。进入企业的规模越大，生产率越高，越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反之则相反。

5.退出企业引起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也称为退出效应，退出市场的企业规模越小，生产率越低，将能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反之则相反。

然而此分解方法的不足也很明显，主要表现为：分解框架初始就潜在认定进入企业能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退出企业总是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如前文所述，企业进入退出是否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关键在于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与存续企业生产率的相对大小。

(二)MP分解法

基于OP分解法发展而来的MP分解法(Melitz et al，2015)，有效克服了上述不足，此外，本文又在MP分解法基础上作了一些改进。

OP分解法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表示成如下形式：

(8)

MP分解法在OP分解法的基础上融入了企业进入退出因素，将企业的总体生产率细化为如下形式(1)在两期的比较中，退出的企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际上在退出市场的前一期，进入的企业在第二期产生影响，存续企业则在两期均存在，这是分解的基础，同时也说明sS1+sE1=1，sS2+sN2=1。：

Ø1=sS1ØS1+sE1ØE1=ØS1+sE1(ØE1-ØS1)

(9)

Ø2=sS2ØS2+sN2ØN2=ØS2+sN2(ØN2-ØS2)

(10)

ΔØ=ØS2-ØS1+sN2(ØN2-ØS2)+sE1(ØS1-ØE1)

(11)

(12)

(13)

将(13)式代入(11)式，得：

(14)

(14)式中整个存续企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由公式前三项表示，即存续企业的技术进步变动、市场份额变动、技术进步与市场份额同时变动(资源配置)三个方面，后两项则对应的是进入企业与退出企业对生产率变动的贡献。与BHC分解不同的是，这里所强调的是在整个存续企业框架下对不同作用机制的分离，而BHC分解法则是根据经验分析直接对存续企业的作用进行设定。相对而言，本文的分解更具理论上的支撑，突出显示了存续企业引致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结构来源。

三、企业的市场状态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一)中国制造业企业市场状态的存在性特征事实

本文采用的企业数据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该数据库涵盖了全部国有及非国有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数据，目前该数据库的数据已更新到了2013年，但由于2008年及以后的数据与前期的不可比(4)该数据库1998年开始采集，“规模以上”的标准指企业每年的主营业务收入(销售额)在500万元及以上，2011年开始，该标准改为2000万元及以上，前后不具有可比性。此外，2007年以后的数据也存在工业增加值等重要指标的缺失。，故样本数据时间范围选择为1998—2007年。该数据库同时也存在样本匹配错乱和样本值异常的问题，本文借鉴聂辉华等(2012)的做法对异常值作如下处理：剔除销售额、职工人数、总资产或固定资产值缺失的观测值；剔除不符合基本会计法则的数据，如职工人数少于8人、总资产合计值小于流动资产或固定资产合计值、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实收资本小于或等于0。由于企业匹配也有问题，根据Brandt等(2012)的处理方法，先用企业代码匹配面板数据，如果存在两个及以上数目的相同代码则根据企业名称，反之则使用地区或法人姓名等更具体的信息，直到识别结束。在产业匹配方面，因2002年前后统计局使用了不同的产业分类标准，行业标准不可比，本文按照Brandt等(2012)的做法进行了合并调整。

借鉴毛其淋等(2013)的研究，将企业的市场状态分为进入、存续和退出三种，当企业没有在数据库出现时就定为退出，否则就是进入或存续。具体而言，将第t期新进入的企业定义为在第t-1期不存在，第t期存在的企业；第t期退出的企业定义为第t期存在，第t+1期及以后各时期均不存在的企业；剩下的为存续企业。企业进入率RENt=ENt/Tt，退出率REEt=EEt/Tt，其中ENt、EEt、Tt分别为第t期进入的企业、退出的企业、第t期企业总数。根据相关定义，1999—2006年(5)首尾年份需要用来限定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中国制造业企业总体及分区域的进入退出情况如表1、表2和表3所示：

表1 中国制造业的进入退出情况

通过表1可知，中国制造业具有较高的进入率，平均为25%左右(2004年除外(6)2004年出现较高的进入率，主要是因为2004年进行了第一次工业普查，使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了系统。)，高于成熟市场经济体3.2%～8.2%的水平(李平 等，2012)，同时也伴随着较高的退出率(平均为14%左右)，说明企业市场状态变动较大。此外，进入率始终高于退出率，从而使市场上的企业总数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借鉴谢千里等(2008)的思路，本文按照企业所在省份的不同将总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子样本。由表2和表3可知，将不同区域企业的进入率和退出率进行对比，发现东部的进入率和退出率均低于其他地区，说明东部企业市场状态相对较稳定；东北地区企业的进入率和退出率都比较高，说明企业市场状态不稳定，营商环境的恶化不利于企业的持续经营；中部和西部企业的进入退出率相当，均处于东北和东部地区之间的水平。

表2 不同地区的企业进入率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为了厘清企业生产率与进入退出的关系，需要估算企业的生产率。本文采用已有研究的普遍做法，用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代替企业的生产率。首先，假设所有企业均具有类似的生产模式，生产函数均符合Cobb-Douglas生产函数(简称C-D函数)，且具有希克斯中性特征，具体形式如下(Syverson，2011)：

(15)

对(15)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得：

lnYit=lnAit+αlnKit+βlnLit

(16)

进一步变形得：

lnAit=lnYit-αlnKit-βlnLit

(17)

lnAit即为对数形式的全要素生产率(下文简称生产率)，Yit、Kit、Lit依次表示i企业在t时期的净产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分别用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来表示。同时，企业工业总产值使用企业所在省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用企业所在省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上述指数平减均以1998年为基期，各类指数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鉴于西藏相关指数缺失，本文予以剔除。

关于具体测度方法，目前比较常见的有普通OLS回归法、OP法和LP法。OP法和LP法都是半参数法，其中OP法较普通OLS回归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克服联立方程引起的内生性和样本选择的偏差性，但假定投资和产出之间是严格的单调关系，容易遗漏大量投资为0的样本观测值(7)《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存在大量投资为0的企业，这与实际严重不符，且不论投资数据为0的原因，至少我们可以认为不考虑这些企业将对研究结果产生误差。；LP法则规避了OP法的缺陷，但是不能处理好样本选择的偏差性，对于研究企业市场状态仍存在一定缺陷。Ackerberg等(2015)放宽了OP法和LP法的假设，将劳动投入引入中间投入函数，对两类方法进行了完善(简称ACF法)。ACF法在目前估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中属于比较准确的方法，在国内研究中偏向前沿(岳文 等，2015)。鉴于研究实际和需要，本文亦采用该法估计全要素生产率。

四、生产率变动的分解结果

(一)总样本的分析

按照ACF法测算的微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上一年为基期，结合(14)式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变动进行分解，表4汇报了不同时间段的动态分解结果。根据结果可以看出，除2005年以外，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不断上升的。具体来看，从2001年开始，增长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这可能与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国外企业的大量进入导致竞争更加激烈，进而推动了企业技术和生产效率的提升；2007年增速有所下降，本文认为与2007年开始爆发的金融危机有一定关联。

表4 TFP变动分解结果

1.存续企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分解结果显示，存续企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2005年除外)，其贡献度占生产率增长量的一半以上，其中2000年、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均超过100%，这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在存续企业的贡献中，资源配置优化起主导作用，其次是技术进步的贡献。自20世纪末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以来，尽管仍存在资源的误置(聂辉华 等，2011)，但持续经营的制造业不断优化发展的趋势没变，技术进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市场份额的变动在存续企业的贡献中多数年份为负，尤其在2001年以后比较明显，可能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更多外商进入国内市场，挤压了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

2.进入企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表4的结果显示进入企业效应为负，即新进入的企业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根据(14)式可判断进入的企业生产率要低于存续企业。将进入企业效应和生产率的变动量比较，发现前者的绝对值在部分年份显著大于后者，说明这段时期进入企业的生产率与存续企业有较大差距，但从整体趋势来看，进入企业效应的绝对值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减小，与存续企业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为了更好地在竞争中生存，进入企业逐渐意识到要努力提高生产率，以期在与存续企业的竞争中获得优势。

3.退出企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从表4可以看出，退出企业效应明显提高了总体生产率水平，除2006年和2007年外，其贡献度平均超过50%，表明退出企业的生产率低于存续企业，而且两者差距有扩大之势。这可能有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原因：外部的原因是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发展不断融入世界体系，国外企业的进入加剧了市场竞争；内部的原因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不断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选择机制的作用逐渐占主导。因此，退出市场的企业都是低效企业。

总体而言，除2004年外，其余年份我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均呈增长趋势，主要是存续企业和退出企业的贡献，而存续企业的贡献中又以资源配置优化和技术进步为主；进入企业则显著降低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进入企业效应和退出企业效应的绝对值均较大，显示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的生产率均明显低于存续企业，同时也暗含了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入退出市场比较频繁，与前述表1中企业进入退出特征形成对应。

(二)分区域分析

由于地区资源禀赋、经济基础等差异，我国不同区域间生产率可能存在异质性。那么，存续企业、企业进入与退出对区域生产率发挥何种作用？本文借鉴谢千里等(2008)区域划分的方法，将总体样本分解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四个子样本，辅以各种效应的具体贡献度来进一步说明(表5)。

表5 TFP变动按区域分解结果(t1=1998，t2=2007)

由表5可知，存续企业依然是各区域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进入企业降低了总体生产率水平，退出企业提高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具体结果分析如下：

东北地区生产率增长量最高，主要源于存续企业和退出企业的贡献。同时发现，进入企业对生产率增长的负向作用也比较强。东北地区内部缺乏新动能使企业的发展动力下降，技术进步缓慢：一方面导致进入企业的进入门槛降低，另一方面可能加速企业的衰退甚至死亡。此外，外部新动能增加则会吸引企业的区际转移：一是加剧了本地区企业的退出效应；二是企业的退出提高了存续企业的市场份额，使存续企业可以更好地发挥规模效应，优化资源配置，即使技术水平比较低，市场份额的扩大仍然有利于生产率的上升。东部地区生产率的增长主要由存续企业提供，企业的进入退出作用比较有限，市场结构较稳定；中、西部地区生产率的增长主要由存续企业和退出企业共同贡献，进入企业效应和退出企业效应则均高于东部，市场结构稳定性比东部差但好于东北。

存续企业在四大区域生产率增长中具有突出地位，在存续企业效应的结构中，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优化贡献了存续企业效应的绝大部分，但在不同区域存在一定异质性。东北地区存续企业的技术进步比较低，市场份额和资源配置是存续企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东部技术进步占比最高，说明东部依然是创新资源的集聚地；中西部的技术进步贡献也较明显，这可能与1999年和2003年分别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有关；除东部市场份额有微弱扩大外，中西部的市场份额都在缩小，说明国内市场主要在东部地区；资源配置对四个区域存续企业生产率增长均表现出显著的推动作用，表明企业的持续经营有利于生产率和市场份额的同时提高，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年的数据，融合BHC分解法和MP分解法的优势，本文研究了企业的市场状态与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系统分析了新进入企业、存续企业和退出企业对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入退出率比较高；除个别年份外，全要素生产率基本呈上升趋势且增速加快；生产率的变动主要来源于存续企业和退出企业的共同贡献。新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的生产率均显著低于存续企业的生产率；进入企业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负向影响较强，退出企业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正向作用较强。存续企业效应则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优化。(2)不同区域的存续企业效应、进入企业效应和退出企业效应与总体样本具有相似的作用方向，但在具体贡献度上则表现出区域异质性特征。东北地区企业进入率和退出率最高，同时总体生产率的变动量最大，这不仅有存续企业的作用，也有较强的企业进入退出效应的影响；东部的企业进入退出率比较低，生产率的变动量仅次于东北且主要源于存续企业的贡献；中西部企业的进入退出率、进入退出效应、生产率的变动量大体相当，其中前两项介于东部和东北之间，最后一项生产率变动量则处于最低的水平。(3)存续企业是各个区域总体生产率变动的主要来源，但来源结构有差异，东部地区技术进步的作用最高，东北地区最低，中西部地区介于两者之间；市场份额的变动在东北和东部有正向作用，对中西部则是负向效应；资源配置在四个地区则均表现出正向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提高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一是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通过科研补助、政府采购等措施，鼓励企业使用外界技术、整合和收购等方式推动创新，促进存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充分发挥创新载体的协同作用，持之以恒加大基础研究力度，推进建立由政府、企业、高校、其他非营利机构等创新载体共同承担基础科研投资的联动机制，通过国家实验室、创新中心和协同创新服务联盟等平台实现资源共享，解决创新成果局限分化以及创新投入重复浪费等问题。三是充分发挥人才对于创新的建设性作用，出台形式多样的人才政策，吸引国外优秀企业家和科技人员来中国工作。通过在高校建立“二级孵化器”提升专业人才科技成果的经济效益和实用价值，将高校优势和社会优势结合起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2)提升资源优化配置效率。首先，降低创新资源的分散程度，在破除户籍限制、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与本地市民同等社会福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显著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形成具有一定地域规模的公共创新资源平台和支持创新活动顺利进行的公共创新服务机构，确保满足创新所需的科研条件和科研人才。其次，现阶段一些资源利用率较低的国有企业可以优先获得金融资本，而大量中小民营企业却只能向成本较高的民间资本进行融资，制约了产业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需要降低金融资本对国有企业的倾斜趋势，增加对效率更高的非国有企业的资源支持。(3)完善市场主体进入退出机制。一方面，降低区域进入壁垒以及行政进入壁垒，吸引新企业进入，特别要注重破除行政审批流程以外的各类隐性准入壁垒，优化营商环境；同时，避免盲目降低准入门槛造成低效率企业涌入和行业拥挤。另一方面，规范僵尸企业的审查识别政策、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优惠政策，特别要加强企业僵尸化识别指标体系构建和完善企业破产法，减少僵尸企业市场存续时间并加速淘汰低效僵尸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