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文学形象学：概念接受、学科定位及理论建构

李圣杰

（武汉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比较文学形象学奠基者让-玛丽·卡雷及其弟子马利尤斯·弗朗索瓦·基亚对影响研究进行反思，并引入异国形象研究，由此奠定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基本原则。之后达尼埃尔-亨利·巴柔、让-马克·莫哈关注形象塑造主体及其背后的文化成因、“社会集体想象物”、“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形成了以促进跨文化交流、理解为旨归的现代形象学。

国际学界历来关注中国形象。在现代形象学诞生之前，美国学者倪维思的《中国与中国人》（1869），美国传教士兼外交官何天爵的《真正的中国佬》（1895），日本学者内山完造的《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1936）等，对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自现代形象学诞生以来，国际学界对中国形象的研究逐渐深入，近三十年陆续有形象学研究成果汉译本在中国出版，如美国著名历史学者史景迁的《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1990），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关于“异”的研究》（1997），约·罗伯茨的《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1999），美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哈罗德·罗伯特·伊罗生的《美国的中国形象》（2006），印度学者纳维·库马尔·巴克什的《东行漫记：一个印度人眼里的中国》（2016），日本学者子安宣邦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观》（2020）等，为中国形象研究提供了不同视角。

中国除了作为形象学的研究对象之外，其对形象学的接受、理论建构也是现代形象学乃至比较文学学科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关注。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受颐（1929）、郑振铎（1929）、钱锺书（1937）、方重（1939）等中国学者便涉足形象学领域，为比较文学形象学在中国的接受、本土化建构奠定了基础。但上述相关研究尚不具备自觉的学科意识，直至九十年代初，中国学界才开始对形象学进行大规模接受和本土化探究，如1993 年起孟华陆续译介了法国学者的相关论文，并在北大讲授形象学相关课程，这标志着“比较文学形象学正式进入中国”[1]；1999 年，乐黛云、张辉在《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中介绍了国内外形象学最新研究动态；2001 年孟华出版《比较文学形象学》，该书主要译介法国学派成果，既有宏观理论探讨，亦有具体个案分析，对形象学在中国的接受产生极大影响。此外，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刊《中国比较文学》较早刊发了孟华所译介的法国学者莫哈、巴柔的论文，后又陆续刊载赵毅衡（1994）、孟华（2000）、周宁和宋炳辉（2005）等学者的形象学文章，并于2014 年独辟形象学研究专栏，成为推动形象学理论在中国接受和本土化建构的重要阵地。

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对形象学的研究日益升温，相关著作、论文陆续问世。据不完全统计，2003 年起，仅中国知网可查的形象学主题相关论文便逾千篇，对之加以梳理，既可探明中国比较文学界对形象学概念的接受，了解其学科定位情况，也可呈现中国形象学发展脉络及其本土化理论建构成就，为探明其未来发展提供可能性。

一、“形象”概念的接受：彰显主体性与未完成性

“形象”概念的接受，即对“形象”概念内涵的理解与阐释，主要回答“何为形象”“形象从何而来”等问题，这是影响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接受及其本土化建构的根本性问题。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中，形象包括“他者”形象和“自我”形象，作为“他者”的异国、异族的形象，即他者形象，是形象学研究的切入点和焦点。巴柔认为，他者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对异国看法的总和”[2]，之后又进一步指出“一切形象都源于自我与‘他者’”[2]，“‘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2]，强调了形象的互动性潜能。莫哈则综合了前辈学人形象学成果精髓，进一步明确了形象的三层定义：“①是异国的形象，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③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3]（序号为笔者所加）。以上定义对中国形象学研究者产生了重要影响。笔者对部分主要期刊、著作、教材中的18 条“形象”定义进行了语义考察，所考察“形象”定义样本①高校文学专业教材6 部、著作2 部、期刊文章10 篇。截至发稿日期，上述期刊文章的知网下载量为21100 次，引用次数为522次。涉及莫哈定义情况如下：第①层次共5 部／篇，如刘洪涛（1999），叶绪民等（2004），姜智芹（2005），伍依兰（2009），方汉文（2011）（均同时涉及①、③层，其中2 部同时涉及①、②、③层及互动）。第②层次共16 部／篇，如张月（2002），叶绪民等（2004），杜平（2004），姜智芹（2005），杨松芳（2007），吴鸿志、蔡艳明（2008），伍依兰（2009），陈悙、刘象愚（2010），赵小琪（2010），高旭东（2011），方汉文（2011），蔡俊（2011），李勇（2012），陈吉荣、都媛（2014），赵颖（2014），曹顺庆（2014）（其中有5 部／篇同时涉及②层及互动性，2 部同时涉及①、②、③层及互动）。第③层次共12 部／篇，如刘洪涛（1999），张月（2002），叶绪民等（2004），杜平（2004），姜智芹（2005），伍依兰（2009），陈悙、刘象愚（2010），赵小琪（2010），方汉文（2011），蔡俊（2011），李勇（2012），陈吉荣、都媛（2014）（其中，有5 部／篇同时涉及①、③层，有11 部／篇同时涉及②、③层，2 部同时涉及①、②、③层及互动）。涉及巴柔定义互动性共6 部／篇，如叶绪民等（2004），张志彪（2007），吴鸿志、蔡艳明（2008），高旭东（2011），方汉文（2011），赵颖（2014）（其中有5 部／篇同时涉及②层及互动性，2 部同时涉及①、②、③层及互动）。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巴柔和莫哈的影响较大。如前文所述，巴柔强调互动性，而莫哈则认为，“具有学术价值的形象学研究”应“注重研究创造出了形象的文化”[3]，因此尤为看重形象的第②层含义。所考察的18 条定义中，强调第②层含义、互动性的便有15 条，如赵颖认为，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乃是“通过与自身的整体文化与他者的文化比较、交流、诠释所形成的‘他者形象’”[4]，即是说，“他者”形象并非无本之木，而是文化互动、阐释的结果，这一定义关注形象学中“自我”与“他者”互动的潜能；叶绪民等学者认为，“形象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形象，而是指各国文学中所描写、塑造出来的‘异国’形象，这种形象的产生与两个相关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关”[5]，同样强调了不同文化主体交流、互动在形象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可见，类似定义均是对巴柔、莫哈定义的阐发，此情形正如宋虎堂所言，中国学者对形象的界定实质上是对巴柔、莫哈形象概念的“替换或延伸”[6]。这一方面得益于形象学理论体系于较为成熟的阶段进入中国；另一方面也由于前辈学人较重视译介莫哈、巴柔等法国学派学者理论，使得其在国内学界的影响力较大。

第二，强调主体性。18 条定义中，有16 条定义涉及第②层含义，有12 条涉及第③层含义。第②层含义凸显了形象所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从宏观角度凸显了形象创造者所处社会集体的主体性，而第③层含义的本质在于从微观角度强调作为形象创造者作家的主体性。如有的强调形象塑造者的主观能动性，如“形象并非异国现实的复呈，而是形象塑造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欲求创造出来的”[7]，或又如“异国形象创造是对一个文化形象的塑造，它体现了个体与群体对异国的认知特点”[8]，不管是“创造”还是“塑造”，均与异国、异族形象生产中创造者“自我”的主体性密切相关。而有的定义则强调主观情感的重要性，如形象是“存在于作品中的相关的主观情感、思想、意识和客观物象的总和”[9]；再如“异国异族的形象一方面注重对他者的塑造，另一方面更注重隐含在他者形象背后的创造者民族的自我形象，评价标准也不再是逼真性和独创性，而是异国形象背后的文化差异与时代需求”[10]，此定义强调主体性的同时，也指出形象学不仅关注“他者”形象，还考察形象生产主体，极为重视“自我”与“他者”的文化差异乃至冲突，这也是形象学与传统影响研究的重要区别之一。

第三，定义的模糊性。在所考察的18 条定义中，有16 条同时涉及三层含义及互动性中的两种或三种，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学界积极探索形象学理论，使得法国学派成果的接受呈现多元化趋势；另一方面，从中法学者的多重阐释中也不难看出，形象塑造不仅涉及形象创造者的“想象”“虚构”等因素，还关乎不同文化间的相互观照，外加比较文学学科的跨学科发展趋势，使得“形象”概念与“比较文学”一样变得愈加模糊，无法明确定义，正如巴柔所言：“形象一词已被用滥了，它语义模糊，到处通行无阻。”[2]这与中国学界对形象概念的接受特点基本吻合，但这种“语义模糊”背后也暗藏着比较文学学科发展乃至异国异族文学、文化交流过程的“未完成性”，为理论本土化乃至学科建构中主体性的彰显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二、中国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学科定位与理论建构：学科建构自觉

形象学与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等分支均属法国学派。随着比较文学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兴起，形象学与翻译学、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对话，其学科定位愈加模糊。在比较文学形象学本土化建构中，中国学界既接受域外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学科定位传统，也发挥本土化建构的能动性，突破美法学派的学科定位体系，从文学和文化两方面进行本土形象学理论建构，展现学科建构的自觉性。

首先，形象学理论的文学建构，在学科定位方面基本延续了域外形象学的文学研究传统，如将比较文学形象学归为影响研究，主要以杨乃乔为代表，认为其是“在事实联系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11]；陈惇、孙景尧、谢天振在《比较文学》中认为形象学即“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如何构造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是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12]，将之归为平行研究；叶绪民则认为形象学“研究‘形象’的形成原因及主体对他者的塑造过程”[5]，但“缺乏原始材料的实证，形象学研究就无从立论”[5]，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兼而有之。

孟华在译介形象学的同时，也在文学研究疆域内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如在《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中，她对法国学者巴柔强调套话具有无限、反复可使用性的言论提出质疑，认为套话有使用期限和“寿命”，只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有效”，并随着认知错误的纠正而消亡[13]，对“套话”及异国形象嬗变的研究极具启发性；在《言说他者、言说自我》中就欧洲学者过分强调形象的“言说自我”功能，孟华指出“片面强调形象所传达的主体内容，忽视其所传达的属于对象自身的内容，是一种极端化的看法”，不能忽视异国形象“言说他者”的功能[14]，只有以“他者”为“镜”观照“自我”，才能凸显形象研究的总体性，或正基于此，孟华又在《形象学研究要注重总体性和综合性》中创造性地引入“形象场”的概念，认为形象的塑造涉及诸多复杂的关系，形象研究要注重总体性与综合性。[15]

与此同时，在文学方向，也有学者将形象学归入“变异学”研究，或用“涉外文学”研究取而代之，打破法美学派的学科定位传统，体现出极强的本土化理论建构意识和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构魄力。一则将形象学归为变异学，呈现中国学派的形象学理论建构图景。变异学理论首倡者曹顺庆认为，异国形象在流传过程中，“受到诸如历史、审美、心理等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16]，不可避免地发生信息的失落、变异等现象，导致“文本变异”，使得异国形象“与真实的异国大相径庭，于是将形象学纳入影响研究的合理性不可避免地遭到诸多质疑，只有归类为变异学，才能得其所归焉”[16]，“并从文化、文学的深层次模式入手，来分析其规律所在”[17]，为形象学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研究维度和视角。李伟昉甚至认为变异学“重新规范并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是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科理论体系的重要突破”[18]。在曹顺庆变异学理论影响下，不少学者从变异学角度对形象学理论进行反思，如蔡俊认为中国形象学研究应冲破法国学派研究范式的藩篱，着眼辨“异”，探索形象在塑造、传递过程产生的多重变异及其背后蕴含的深层文化原因。[19]宋虎堂的《论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变异”》（2016）、姜智芹的《变异视域下的西方之中国形象》（2018）等也探讨了变异学理论。二者主张用“涉外文学”取代“形象学”，使之作为“比较文学所特有的学科内容和研究对象之一”[20]，反映了中国比较文学在理论建构中拓展研究镜像的尝试。该理论首创者王向远认为，法国学派关注的主要是虚构性作品，将异国形象视为作家的主观“幻象”或是“集体想象物”的产物，是抽象的而非具象的。而“涉外文学”则不同，既包括了具体的异国形象，也将抽象的异国想象囊括其中，其内涵、外延大于形象学，主要考察“文化成见”和“时空视差”两大问题，研究对象包括“以外国为舞台背景，以外国人为描写对象，以外国问题为主题或题材的作品”[21]，也即是说，除了法国形象学派所关注的虚构作品外，涉及外国形象的报道、游记、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纪实性极强的非虚构文学也可纳入形象研究范围，拓展了研究疆域。“涉外文学”既受法国学派形象学的启发，同时又尝试拓展研究范围，为非虚构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形象学视角，是中国比较文学理论建构的有益尝试，对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研究颇有启发。乔春雷（2004）、郭雪妮（2013）、寇淑婷（2017）等人的研究参照了此思路。

其次，形象学理论的文化建构，这种建构显然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定位，是中国学界反思与借鉴域外文学、文化理论的结果，主要分为文化转向与文化转型。前者以文化为研究视角用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形象，仍属于文学研究；后者则是使用文化理论研究形象，文学形象只是其研究对象之一，力求形象研究的范式转型。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形象学理论的建构及实践均与文化相关，这与形象学乃至比较文学学科的文化特性密切相关。众所周知，异国形象生产、传播、接受的全过程均离不开文化的参与，比如说，形象创造者无法摆脱自身文化立场及其所隶属社会的“集体想象物”，异国形象受众在多大程度上接纳该形象，也受其所处社会的文化语境的制约，莫哈的名言“异国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3]便揭示了这一点，巴柔则将符号学和文化学引入了现代形象学，使得形象学研究具有了跨文化研究的特性，至此“比较文学”这个限定语已经无法将“形象学”完全局限于文学研究的疆域之内。在多学科研究方兴未艾之时，文学研究中断然割裂文学与文化关系已不可能，因此，若无法将形象学的类似学术趋势完全归为文化研究，那么视文化对研究的影响程度，用“文化转向”或“文化转型”来描述这一趋势或更恰当。就实质而言，文化转向或转型并非形象学本身独有，而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中的重要倾向，这也正是历次“比较文学危机”尤为关注的。如二十世纪中期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便指出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有沦为文化研究附属品的危险；近四十年后，苏珊·巴斯奈特、斯皮瓦克等人同样指出，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无限度跨学科、跨文化之后，关注的则是身份认同、性别研究、亚文化等文化研究色彩浓重的领域，导致比较文学越界进入其他学科尤其是文化研究的领地，甚至不再比较。“危机”之声此起彼伏，各国学界纷纷探索比较文学的转向或转型，中国学界亦是如此。

一方面，文化转向。众多学者在研究中也体现出了文化转向的自觉性，从文化误读、互动等不同视角深入探讨异国形象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这可视为文化转向的实践，旨在揭示异国形象产生的文化根源及生成机制。如吴鸿志、蔡艳明在《异国形象的文化误读》中认为，在异国形象塑造过程中，两种文化既有差异，且不同时期二者的发展程度不同，力量对比悬殊，这就导致异国形象与异国现实之间的偏差[22]；邱畅关注了不同时期美国小说对中国形象的误读，认为主因包括“地理距离、文化背景、社会需要等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23]；姜源则从双向文化互视的角度研究清朝中晚期中美形象的彼此构建问题，指出形象建构是主客体文化互动的结果[24]。姜智芹对异国形象误读成因的解读较为深入，如在《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梳理了13 至18 世纪英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流变史，认为英国文学中存在“乌托邦中国”与“丑陋中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形成根源在于英国人对中国形象的正、负面利用。[25]在《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误读》中，姜智芹则将“误读”解释为构建者“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在理解和借鉴异国文化时出现的某些认识上的错位、理解上的偏差、评价上的倾向性，以及视自己需要的文化选择、文化改造和文化接受”[26]。若说，文化误读是表象，文化利用是目的，文化过滤则是误读形成的内在机制。类似由表及里的解读对文化转向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异国形象的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

另一方面，文化转型。以周宁的跨文化形象学为代表。这是中国比较文学形象学在文化转型中的重要成果，该理论代表作《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2011）在中国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周宁曾明确指出，跨文化形象学是“‘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范式转型’”[27]，“‘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知识积累”[28]为此“范式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作为“范式转型”理论根基的则是作为“舶来品”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福柯“话语”理论、霍尔文化理论，将研究对象扩及非文学文本，显然已出离法国形象学派的文学研究传统，甚至比美国学派的跨文化研究迈的步子更大，但在文学文本形象研究方面仍具有很重要的阐释力。跨文化形象学旨在解决三组问题，即“西方的中国形象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问题，以及域外的中国形象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的问题”[28]。就实质而言，此“转型”源起于当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自觉，通过关注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分析其中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以解构西方现代话语的方式建构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这种基于中国／西方、自我／他者二元对立框架内提出问题与思考的方法，亦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和批评，如王晓平指出作为周宁研究理论基础的话语-权力理论，忽视了历史经验的实践性，缺乏对西方中国形象史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存在很大缺陷[29]；周云龙（2012）、陈曦（2014）等学者也从不同维度对跨文化形象学的理论前提、研究对象和方法提出质疑。作为回应，周宁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坦言跨文化形象学所面临的理论建构困境，如在《他乡是一面负向的镜子：跨文化形象学的访谈》中，他指出：“中国思想如果脱离西方镜像，主体性自我建构似乎就无从完成；而在西方作为‘他者’的镜像下，中国思想不论作为思想对象还是思想主体，又都无法获得意义与价值的自主性。”[28]正如周云龙所言，“中国现代思想主体的建构，真正需要解构的是中西方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模式，然而我们又无法摆脱西方这一巨大的他者进行现代性自我确证……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无法拯救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主体，更无法走向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自觉”[30]。因此，既倚重西方理论又尝试解构“西方中心”的跨文化形象学，要彻底凸显中国思想主体性的“研究范式”，还需从中国文学、文化中汲取理论养分。此次“范式转型”尝试在客观上凸显形象学理论本土化建构中的文化转型趋势，为比较文学形象学中国学派的建构提供重要启示。刘洪涛的《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1999）、尹德翔的《比较文学形象学本土化二题》（2009）、宋虎堂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研究在中国》（2013）等均积极评价跨文化形象学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补益作用。

综上所述，中国比较文学界在文学和文化上都进行了本土理论建构的有益尝试，这一方面折射了形象学理论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比如说，在形象学传入中国之时，法国学派的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硕果累累，美国比较文学界的跨学科研究也蓬勃发展，这也引起了张隆溪、钱锺书、乐黛云、陈惇、刘象愚等中国学者的高度关注，也即是说，这时传入的是西方比较文学的“交响声浪”，而非法国学派一家之音；再者，随着文化研究的高速发展，比较文学的“危机”声浪从未断绝，各国学界都在为比较文学乃至人文学科的发展探索新出路，形象学成体系引介恰逢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自觉建构、上升发展期[18]，曹顺庆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1995）、钱林森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与跨文化研究》（1996）等，均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构的代表性成果，对形象学的学科定位亦产生影响。简言之，中国比较文学界在接受美、法学派成果之时，也积极思考中国学派的建构，展现了形象学乃至比较文学学科建构的自觉性。

三、中国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未来：多元并包夯实中国学派

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对比较文学形象学进行了批判性接受和有益探讨，在理论建构及本土化实践层面上都取得了一定成效，未来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关注其他形象学流派的理论成果。中国学界目前的理论接受均以孟华所编、译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为框架，卡雷、基亚、巴柔和莫哈为代表的法国学派形象学观点对中国影响较大，对其他国家的形象学发展最新状况关注度不高。如在形象学备受质疑的时期，被誉为“欧洲形象学之父”的胡戈·迪塞林克发表了《有关“形象”和“幻象”的问题以及比较文学范畴内的研究》（1966）一文，让形象学重获生机，并将imagologie（形象学）这一术语引入比较文学，其所领导的德国亚琛学派对形象学的关注度也颇高，但目前对该流派的形象学成果译介和研究尚少。而“以莱斯恩与贝勒为代表的荷兰学派是近年来形象学发展的一支新生力量”[31]，其尤为重视拓展形象学的跨文学研究疆界，将形象学置于更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之中进行研究，莱斯恩主编的“形象学研究丛书”（Studia Imagologica）及《欧洲研究》（European Studies）期刊，是西方形象学研究的最新阵地。形象学荷兰学派在国际学术合作中也崭露头角，如《翻译研究与形象学》（Interconnecting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Imagology，2015）一书便由荷兰学派的莱斯恩联合比利时鲁汶大学的翻译研究学者共同编纂。可见，在法国学派之外，形象学已在跨学科发展上取得了新进展，理论阵地得以拓宽，为形象学多元化提供了可能性，这一点值得中国形象学学界关注，以期为当代中西文学、文化交流探索更多途径。

第二，应拓宽形象学实践本土化的边界。中国比较文学形象学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应拓宽研究边界，打通文学内外部研究，整合文学、文化研究资源，进而推动中国形象学理论的建构。首先，要关注国内各民族间的文学交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间文化互动频繁，国内各民族文化交流中的“他者”“自我”形象的形态及嬗变线索应成为中国形象学本土化的研究对象，如尹德翔所言：“地域文学（包括影视作品）中的他者形象与自塑形象都是存在的，适当引入形象学的研究方法也就值得考虑。”[32]如沈从文是湘西文化的代表，但刘洪涛（1996）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方法去研究则发现，其在前期标榜苗族身份，后期则消解民族性；简德彬（2019）对湘西现象的考察亦是形象学本土化实践的有益尝试。但上述实践仍有拓宽余地，因为诸如《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等汉族民间故事也被少数民族所接受，如后二者被壮族、苗族所接受，《梁山伯与祝英台》易名为《唱英台》，用于批判地方土司制度，而《牛郎织女》不仅在情节上改头换面，还引入了铜鼓、清水江、牛头山等民族地方特色要素；《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杨家将》等则在西北地区广为流传，也被赋予新的文化活力。当下民族融合进程加速，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角度探究，“自我”与“他者”在各民族身份认同中的不同作用，有利于促进各民族间的相互理解、融合，增进中华文化认同。其次，从接受角度考察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论及国家形象及文学传播的关系时，德国学者胡戈·迪塞林克指出，“一个国家在他国所具有的形象，直接决定其文学在他国的传播程度”[33]。实际上，反言之亦然，文学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相辅相成。比如，被埃德加·斯诺誉为“中国大仲马”的沈从文、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林语堂、被西方人誉为“东方舞台奇迹”的老舍、获得“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美名的鲁迅，均是受海外读者青睐的文学大家，他们的作品成为西方读者了解近现代中国的主要媒介，也影响着中国形象的生成，相关套话久而久之便成为西方读者接受其他作品的背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后来者的海外传播。因此，在当下的形象学本土化实践中，形象与文学传播、接受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调配文学、文化精品“引进来”策略。再次，着重探究中国文学中的西方形象。二十一世纪以降，中国学者在“中国的西方形象”研究方面确实取得了较大进展，出版了孟华等人的《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2006）、钟叔河的《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2010）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十余部，刊发了陈建华的《拿破仑与晚清“小说界革命”：从〈泰西新史揽要〉到〈泰西历史演义〉》（2007）、尹德翔的《郭嵩焘使西日记中的西方形象及其意义》（2009）等重要论文四十余篇，但相较于中国现存的文献贮量及比较文学学者群体规模而言，这一领域研究产出则偏少，且现存成果多关注中国近现代文学，古代文学涉及相对少，而反映时下文化生态的当代文学的研究则更少，且成果数量规模上更是逊色于“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要知道，中国存有丰富的西方相关文献和史料，是研究中国的西方或西方人形象的宝库，仅晚清时代便有容闳的《西学东渐记》（1847-1912）、曾纪泽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1878-1886）、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1902-1903）、康有为的《法兰西游记》（1904）等，还有洗红盦的《泰西历史演义》（1903）、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3）等，更有黄遵宪、宋玉仁的诗歌。此外，鲁迅、徐志摩、冰心、朱自清等现代作家亦留下了大量关于异国形象的文化资源，西方形象也散见于其他各类文献中，如谭嗣同、梁启超的政论文，以林则徐的《四州志》（1841）、徐继畬的《瀛寰志略》（1849）为代表的域外相关百科资料更数不胜数，为中国文学西方形象研究提供了必要参照。

第三，中国比较文学形象学应在“中国学派”的建构中起到更积极的作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朱立元、颜元叔、叶维廉、胡辉恒、李达三、古添洪、陈慧桦等学者提倡创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19]，虽然经过多年发展，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获得不少进展，但仍亟待理论创新，以形成体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尤其是头十年后半期，中国学界在形象学理论接受方面的本土化意识增强，将形象学归为变异学研究，而随着中国文化本体意识的增强，又产生了跨文化形象学。以后者为代表的成果反思了时代背景下中国形象的形成机理和建构策略，对中西互动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我国形象建构、传播存在的问题，既有着清醒的认知，又充满了被“西方中心”反噬的焦虑。要克服这种“焦虑”，一方面需要客观评估“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等理论话语的作用，积极挖掘各学派理论在文化交流中的互证、互识、互补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从中国对外文学、文化交往实践中汲取有益经验，毕竟汉唐以来的印中文化交流、古代佛经翻译及当下的对外文学、文化交流实践均为形象学理论创新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中国古典文论中的形象学理论潜能也有待挖掘。中国学者在域外形象学理论译介、本土化的过程中，应该借助中国古典文论成果，反思当下成果，推动中西理论的互动、互补，避免重走法美学派为求同而忽视异质性甚至以此中心批判彼中心的“老路”，让既“研同”又“观异”的形象学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构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东西方文学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世界文学。当代的社会文化、文学语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歌德所言的“世界文学”发展仍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应有助于东西方文学、文化交流，促进世界文学的发展及世界文化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