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与红色中国形象的社会建构

孔 婧 王 智

20 世纪30 年代， 埃德加•斯诺在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建构的红色中国形象， 吸引了一大批西方人造访中国红区， 继续探寻并书写伟大的红色中国故事。 斯诺跨越了中西文化的藩篱， 开创了讲述红色中国故事的新范式， 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 填补了中西方之间的信任鸿沟[1]。 20世纪80 年代以来， 对斯诺塑造的中国形象的研究阐释纵深、 视野广阔， 或挖掘斯诺个案的跨文化意义与启示， 或阐述斯诺塑造的中国形象对西方视角下中国形象的影响， 或分析斯诺作品中红色中国镜像的主要特征和塑造策略等， 但这些研究仅仅将斯诺及其作品作为静态的社会镜像， 忽略了斯诺红色中国形象建构的动态社会过程。 社会建构论的基础命题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应用于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阐释， 以解释人类活动如何生产出一个物的世界。 斯诺建构的红色中国形象， 内化于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 客体化为语言、 符号及行动， 形成红色中国形象的客体产品不断外化又回掷于他人的社会意识中， 进而影响他者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促成一个由内化、 客体化和外化三个步骤所组成的持续辩证过程[2]161。 从社会建构主义出发， 探究斯诺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实践逻辑， 呈现红色中国形象动态塑造过程， 社会互动中斯诺对社会的影响力，以及形象建构对社会政策制定、 资源分配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有助于更好理解斯诺红色中国形象为何能在世界范围内连贯存在并且持续产生影响。

一、 红色中国道路的认同: 中国社会对斯诺的内化

1928 年， 热爱冒险、 崇尚旅行的美国青年斯诺只身闯入了东方世界， 带着美国的日常生活知识库， 冲撞进一个完全迥异的客观世界。 初次踏上中国土地， 中国社会蕴含的动荡不稳定因素与平稳秩序化的美国社会相去甚远， 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与美国社会的客观现实的差异， 使斯诺在美国社会化中已经建立的内化世界一再接受挑战， 为了继续保持原有内化和新的内化之间的一致性， 斯诺以过去建立的现实为基础重释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 保持与过去认知的一种连续关系， 实现在中国的社会化。 他期望能将美国社会所赋予的平等、 自由、 民主和博爱的胸怀带到中国， “把中国从泥泞中解救出来”[3]297。 然而， 在试图解释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 斯诺的主观现实却出现了无法解释中国客观现实的现象， 外部真实很难与内部真实相对应， 为了弥合这种差距， 斯诺致力于在中国不断找寻符合主观现实的出路。 不断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中求索， 以探求能与其美国社会内化的信念一以贯之的客观现实， 最终促成了斯诺对红色中国道路的认同。 中国社会客观现实对斯诺的内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促成斯诺思想转变的第一重内化源自在中国社会多重社会角色的体验、 贯通和衍生。 在华期间， 斯诺经历了多重社会角色， 旅行者、 记者、 作家、 教师等， 多重角色的交织和衍生， 构成了斯诺在行动过程中对社会客观行为类型的认同[2]93。 首先， 旅行者和记者角色的贯通， 拓展了单一角色社会知识的分配， 使历史性的新旧知识元素得以连贯。 斯诺在华初期进入«密勒氏评论报»得益于密苏里大学的学习经历和在纽约的工作经历， 而斯诺对旅行的热爱， 使其区别于部分驻华记者囿于一地的惯例化行为准则， 成为游历记者， 更为全面客观地认知中国的客观全貌。 在1928 年10 月«新中国»的特刊编纂工作中， 斯诺与鲍威尔持一致观点， 对蒋介石政府治下的中国抱有极大的希望[4]10。 但随着斯诺广泛游历中国大地， 涉足亚洲诸多国家， 斯诺发现“ 中国底层人民仍然不停遭受人间剥削， 水灾、 旱灾、 饥荒， 农民倾家荡产， 妇女受污辱， 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等现实情况”[5]10， 这些客观现实改变了斯诺对中国“新希望”的初始认识， 中国仍是旧的中国， 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民仍旧生活在弱肉强食、 水生火热的环境中， 国民党无法拯救中国。

其次， 斯诺记者角色的建立， 使其人道主义、 专业主义通过记者角色得以表征， 最终超越了其旅行者角色， 并促成了作家、 教师、 工业合作化促进者等其他诸多社会角色的产生。 斯诺远离故乡来到大洋彼岸， 最初只是为了享受生活， 寻求冒险和体验。 “我一直对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和劳神的思想方式感到有些压抑， 就像一部庞大的机器里的一只齿轮， 当我年轻时候， 生命却在悄然消逝。”[4]19在华初期， 斯诺以记者为业只为维持自己的旅行者角色。 斯诺虽曾接受过新闻教育， 但中国是其记者身份认同的真正起点， 在旅行游历中， 斯诺抛弃了仅仅作为旅行者的观察视角， 缩短与中国社会的距离， 记者的角色逐渐居于主要地位， 旅行者角色开始服务于记者角色类型的行为准则之下。 在记者身份认同中， 斯诺显现出了对新闻自由的追求， 对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怀， 对民主、反侵略理念的宣扬， 对推进中美关系改善的责任和使命[6]153， 进而出现了在中国社会的更多社会角色， 例如拯救上海弄堂里遭遇火灾的中国人的救助者， 一•二八事变(即淞沪抗战)提醒上海火车站疏散的吹哨人， 一二•九运动中对游行学生的支持与帮助者， 红色中国形象的撰写者和传播者， 中国工合运动的首倡者以及三次面见罗斯福总统、 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国国庆成为改善中美关系的和平使者等。 个体多重角色的贯通和衍生使斯诺对中国社会客观现实的认识发生了改变， 斯诺不再仅仅是中国社会的观察者， 而成为了改造中国社会的行动者， 积极寻找能拯救中国的社会力量。

第二， 斯诺社会网络中他人的引导转变了斯诺的主观现实认知， 构成对斯诺主观现实转变的第二重内化。 在社会化过程中， 有两类人推动主观现实的维护与转变， 即重要他人和非重要他人， 并构成了个体的社会网络。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人， 或至少绝大部分人， 都会以一种重要的方式来再次确认自己的主观现实[2]185。 斯诺在美国的社会化为其认识中国的客观现实建构了基础。 在美国， 斯诺通过父母、 家人以及学校教育实现了社会化。 斯诺承袭了其母亲及城里的其他爱尔兰亲戚们在提到英帝国主义时的负面情绪， 在成年后也呈现出与他父亲同样的性格特征， “熟识的人给这个经常心不在焉的小个子詹姆斯起了个绰号‘梦想家’”， “他有点儿像一个理想主义者”[4]10。 斯诺在美国社会化的过程构造了斯诺理解他物的主观现实雏形。

斯诺在美国建立的个人首属世界决定了他在中国对重要他人和非重要他人的区分和信任。 一方面， 斯诺所接触的非重要他人所形成的大环境进一步确证了斯诺对中国的态度和认知。 初到上海时，斯诺保留着曾在美国所享受的富裕的、 开放的和新开发的文明社会的认知[5]12， 天然地对中国的贫穷苦难抱有同情。 1930 年斯诺发表了«在上海的美国人»一文， 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自己的信仰基督教的同胞如何置中国饥民的死活于不顾而只想赚钱行乐、 纸醉金迷的丑恶嘴脸[7]， 被当时在上海的帝国主义顽固派当作亲华派所排斥[8]54。 在前往各地的游历中， 通过与途径地区的官员、 外国人和平民交往， 斯诺了解到大量被压迫的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现状， 遇见众多同情中国并帮助中国的外国人，也发现了国民政府赋税沉重、 治理不力的种种迹象。 通过与非重要他人的互动交往， 斯诺进一步确证了“必须为拯救中国做点事情”， “中国要有新生， 而新生只能出自中国历史自身”[5]11等认知。

另一方面， 斯诺在中国交往的重要他人为斯诺找寻拯救中国的新力量指明了方向。 1931 年冬，斯诺应美国«先驱论坛报»之约， 请求宋庆龄面谈有关撰写她传略一事， 开始了与宋庆龄的深厚友谊。宋庆龄是中国社会网络的一个关键节点， 她与各国以及国内各方势力的关系帮助斯诺建立了与更多他人之间的联系。 斯诺感喟: “多亏早结识了宋庆龄， 使我领悟到: 中国人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 并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人口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5]19而1933 年春与鲁迅的结识， 更是给了斯诺“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9]。 与这些“权威”人物的交谈， 使斯诺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有了深刻的理解。 除此之外， 斯诺的第一任妻子海伦•斯诺对斯诺理解中国也帮助良多， 她与斯诺的交往改变了斯诺回国的计划， 同时成为驱动斯诺预备以中国共运为目标写著作的动力。 海伦•斯诺对丈夫工作的认同和支持也促成了斯诺对红色中国探寻的契机。

第三， 可信的社会结构进一步确证了斯诺对红色中国道路的认同， 构成了斯诺主观现实认同的第三重内化。 主观现实总是会依托特定的可信结构， 即维护现实所需的具体社会基础和社会过程[2]191。 在去西方探访前， 斯诺对中国共产党能否拯救中国是存疑的。 他曾写道: “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 认为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 有些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 这是共产党宣传的捏造。 然而，亲共的人却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5]2但在斯诺西北之行后， 他却笃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最终会获得胜利， 因为“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的基本条件， 就包含着这项运动将赢得胜利的强有力因素”[5]348。

斯诺形成的主观现实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可信结构基础上。 1936 年， 斯诺从西安辗转至洛川、 安塞、 保安(今志丹)、 吴起镇、 预旺堡、 韦州县等地， 历经4 个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考察。 此次考察并非偶然， 5 月8 日， 毛泽东接到了斯诺的问题清单， 为了商量对斯诺所提问题如何答复， 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进行讨论， 会议的中心主题是“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10]。 斯诺达到安塞以后， 周恩来为他拟定了长达92 天的行程安排， 享受了充分的如实报道的自由。 “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 我们都欢迎。 你见到什么， 都可以报道， 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11]42抵达保安后， 斯诺受到了苏区人民的热烈欢迎， 住在“外交部”为他预备好的房间， 苏区对待斯诺的尊重使斯诺能在确认自己是重要人物的环境里维护自我认同。在与毛泽东、 周恩来、 彭德怀、 张闻天、 林彪、 刘志丹、 邓发、 徐海东等重要他人的面对面交谈中，与农民、 红军战士、 苏维埃工业的工人等不同人群的互动交流中， 中共苏区所构成的强烈革命信念和共产主义信仰不断中转给斯诺， 使他对毛泽东等重要他人产生了强烈的情感认同。 斯诺在这个红色中国的新世界中找到了自身的认知和情感焦点， 以外国记者的社会角色身份， 承担起红色中国向外社会化的重要任务， 进而应用语言符号构建了红色中国形象的客体。

二、 红色中国形象的形塑: 斯诺对红色中国形象的客体化

人的表现性可以被客体化[2]45。 斯诺对中国红色道路的认同以人类活动的产品表现出来， 具体而言是斯诺的语言、 行为及作品。 其中作品具备更强的持久性， 可以超越“此时此地”的主观印象表达，具备可分离性， 更能实现与不同地域、 不同时代人类的对话。 斯诺通过语言符号以作品的形式构造的红色中国形象包含着两种现实: 具备社会秩序的红色中国的客观现实和充满斯诺式塑造方式的主观现实。

(一)具备社会秩序的红色中国的客观现实

尽管红色中国形象是斯诺主观现实客体化的产物， 但其中所呈现的中国共产党的西北生活真实反映了红色中国的客观现实， 斯诺作品中中国共产党所构造的苏区生活的独特魅力成为红色中国形象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原因之一。 以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为例， 中共苏区建构的客观世界具备制度化和正当化过程。 制度化带来了苏区经济、 政治、 文化及军事的全面供给， 正当化保证了苏区社会成员的稳定和壮大， 二者营造了红色中国平等有序的社会环境。

1935 年秋， 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后， 成立了西北中央局、 西北军委和西北办事处。1936 年3 月产生了新一届陕北省、 陕甘省、 关中特区及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 对陕甘苏区土地革命中的“左”的偏向进行纠正， 对根据地的文化生活和教育事业都做了长远的规划[12]306-329。 斯诺到达西北时， 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已经具备制度的完整社会。 在斯诺看来， 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简单指导， 但是物质条件局限性到处是显而易见的组织结构”[11]193。 中共制度化的范围在西北地区已经非常普遍， 甚至在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的努力中， 中共制度化的关联结构范围还在不断外溢， 被周边地区的农民、 东北军所共享和接受。 成千上万的东北军士兵“投向了”红军， 红军派驻代表到西安府，穿上东北军的军装， 到张学良的参谋部展开工作， 协助他开展军队政治训练[11]19-20。 在物质条件极端有限的基础上， 苏区经济剩余很少， 政府预算控制必须制订得很细致， 导致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制度化程度更深、 集体化程度更高才能维持收支的平衡。 因此政府必须勤俭节约， “苏维埃人员既是爱国者又是革命者， 不要工资， 只靠一点点粮食生活”[11]29。 高度制度化社会展现的艰苦朴素、 平等尊重契合了斯诺对中国理想社会的向往， 全力支持联合抗日的主张也符合斯诺对于中国抗日形势的判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统治地区管理的合理化和制度化。

高度制度化的实现需要社会中的个人协调自己的主观意义与社会所赋予的意义， 才能使整个社会的意义整合起来， 这就需要对全社会行动者的行动进行正当化， 使制度秩序得到证明。

苏区制度正当化的第一层次来源于最初的语言传递的正当化。 从年轻的革命者(少先队员)就以同志来称呼， 所有人都可以称为同志， 同志的称呼就内化了人人平等、 相互尊重的秩序， 削弱了以年龄、 亲属、 职级关系所带来的秩序， 词语所携带的行为模式就被内在的正当化了。

正当化的第二个层次是以歌曲、 故事、 口号、 标语等形式组成的解释图式。 斯诺在前往苏区的路上就深切感受到这些具有实用性的解释图式所带来的正当化的力量。 从与东北军联合的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同我们联合起来打回东北”[11]17， 到前往安塞途经村庄里充斥着的黑字标语“打倒吃我们肉的地主!””“ 打倒喝我们血的军阀”[11]29， 保安传唱的充满革命热情的歌曲«红辣椒»， 还有唤醒农民民主意识的“人民抗日剧社”以丰富军民的文化生活， 也有山间社会教育中心以红色文化为基础的识字教育课程、 拼音词典等， 这些日常生活现实把简单的解释图式与直接的行动相联系， 深刻觉醒了当地人民的民族意识， 也回答了斯诺初始对谁能够觉醒底层人民的意志的问题。

正当化第三个层次是苏区形成的政治、 经济、 文化以及军事理论。 斯诺认为， 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社会生产实践是结合中国实际产生的。 苏区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出现了合作社、 集体劳动等进步理念， 并在农民中建立“三结合”， 把经济、 政治、 文化效用结合起来， 使中国大部分地区普遍存在的某些显著弊病得以清除[11]180。 在全国各地， 共产党的制度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政治、 经济、 文化及军事理论。 如毛泽东将对湖南农民组织和政治方面的视察情况， 整理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于大范围开展土地革命。 借助这类在中国实践上总结出来的理论， 苏区的制度为各区域的行为提供了全面的参照框架， 对红军如何作战， 农民土地如何分配， 文化教育如何实施提供了行为指导，维持了西北苏区制度的正当化。

红色中国的象征世界构成了正当化的第四个层次。 支持苏区在艰苦环境下发展是人们对于中国共产党客体化的主观真实性所有“意义”矩阵的理解。 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斯诺与毛泽东的对谈中， 毛泽东对党发展的历史、 中国抗日胜利的分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国际局势的发展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清晰的判断。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过去包括未来的规划， 表征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行为已经客体化一个充满社会历史的象征世界， 个体也能在此世界中为自己找到“位置”。 红军长征是社会成员相信红色中国象征世界的最好例证。 斯诺称二万五千里长征为英雄史诗， 以纪实性的描写对红军长征中展现出的英勇和坚决、 超乎常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的热忱给予了高度赞扬。 长征的伟大壮举被赋予了深刻意义， 红军战士把长征作为通往红色革命的象征世界的中间环节， 使在长征的日常生活现实中所经历的艰难困苦都有了规范功能及象征意义。 如斯诺描写的“红小鬼”所言: “有同志们和你在一起， 行军是不苦的。 我们革命青年不能想到事情是不是困难或辛苦； 我们只能想到我们面前的任务。 如果要走一万里， 我们就走一万里， 如果要走二万里， 我们就走两万里。”[11]301红色中国的象征世界还对死亡进行了“安置”， 从革命历史的世界观来认识死亡， 使人们得以在自己的重要他人死亡后继续生活在社会中， 并且使人在面对自己死亡时就不会那么恐惧， 消减了对死亡的恐惧[2]126。 1927 年后， 成千上万名共产党员、红军战士被杀害， 在天灾人祸不断的中国社会， 死亡成为了常态， 但在能为革命、 为后代、 为国家的牺牲中， 死亡有了集体意义并被整合进象征世界， 消减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 使革命生活社会客体化的优先地位在主观上让苏区人民信服。

(二)充满斯诺式塑造方式的主观现实

红色中国形象的客体化的塑造主体是斯诺， 斯诺的主体性在其作品中得到最大程度的表征， 充满斯诺式塑造方式的主观现实增加了红色中国形象的外化功能。 而斯诺的塑造方式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 解构谬误丑化， 重构事实真相。 在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中， 红色中国的传闻一直令人困惑。1928 年2 月1 日， «中央日报»在第二张第三面刊发文章«江西共党的消长: 毛泽东勾结各地土匪当周已遣兵进剿赣西»， 将共产党丑化为“沿途资助土匪军械、 演成赣省四境皆匪”的罪魁祸首[13]。 南京政府以否定一切与其世界不相容的现实性， 将共产党以及其占领区域以“匪”的形式清扫以维持国民党在中国社会中所建构世界的正当化。 除去国内国民党政府对中共的“匪化”， 西方也在恐惧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反抗的社会心理下再度兴起了中国“黄祸”的野蛮形象。 1930 年， 中国土匪人数的保守估计为2000 万左右， 以当时中国四亿人口折算， 从匪的人口比例为20 ∶1， 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的混战， 导致大量的游民、 兵丁和破产农民都成为了土匪[14]， 匪的数量多是中国的客观现实。 斯诺在作品中就从两个层面解构了对中共的“匪化”。 一个层面是中国“匪”的可变性。 斯诺曾疑惑“革命”到底对新老军阀和匪徒做了多大程度的妥协， 才换得他们承认蒋委员长为国家元首的[5]42， 成功的盗匪摇身一变即变成了新政府的官员。 国民党舆论中反抗者皆可为匪， 包括有反抗精神但手无寸铁的学生、 左翼作家等， 但只要拥护当权者， 匪亦可为官， 如云南的地方长官张凤春， 也曾被其前任指控为“土匪”。 匪作为政权“虚无”的手段， 是维护制度正当化的工具， 所以不能简单以匪来判断一个群体的好恶。 第二个层面是以人性化描写解构对中共的匪化。 以对毛泽东、 周恩来、 贺龙、 林彪、 邓发、 刘志丹等共产党人的群像描写， 解构了匪“堕落、 愚昧、 无知识”的传统印象， 把“赤匪”还原为活生生的人， 成为博学、 战略高明且富有理想的个体， 是“林肯”式卓有远见的伟人， 劫富济贫“罗宾汉”式的侠盗， 具有新式观念敢于反抗的叛逆者等。 赋予共产党“赤匪”符号以人性化， 以对抗和消解对红色中国匪化的传闻假象。

第二， 融合西方视角， 建构红色中国故事。 斯诺在社会化过程中所获得的西方视角， 使其笔下的红色中国故事融入了西方元素， 也迎合了西方读者对于中国故事的直观理解。 首先， 在红色中国镜像中， 斯诺常用西方文化展现中国所见人物、 景观及事件。 斯诺引用西方有名的作家和画家来比拟中国西北的壮美图景“陕西的农田连绵不断像詹姆斯•乔伊斯的长句……， 其效果却常常像毕加索一样触目”[11]55， 把长征比拟为“宛如一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奥德赛»”[11]146来赞美长征卓越的历史地位以及英勇曲折的壮烈过程。 斯诺将西方背景材料植入对红色中国形象的描写， 生动直白地契合了东方文化与西方背景， 引发了中西读者的情感认同及阅读兴趣。 其次， 斯诺以西方人的作品和观点来印证和构建红色中国形象。 斯诺所阅读的西方作品是斯诺理解和构建红色中国形象的基础。彼得•弗莱明先生在其«孤家寡人»一书中传播了毛泽东得过肺炎以及不治之症的谣言[11]63， 这是斯诺力图勘破的对红色中国谣言的基础之一。 斯坦普尔博士对1920—1930 年中国陕西、 甘肃饥荒以及贫困情况的调查， 成为斯诺论证红色中国为西北人民带来希望和自由的佐证[11]191。 西方作品中映照的中国现实成为斯诺构建红色中国形象的对照， 例证了红色中国的客观性和说服力。 最后， 斯诺以西方人的视野引领读者探索红色中国土地。 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是斯诺认知中国的一扇窗户， 斯诺在传记中提到了大量在上海、 北平以及在游历中遇见的外国人群像， 这些人不仅构成了斯诺对中国客观现实的初步印象， 也勾勒出外国人对红色中国的态度。 在华外国人群像是西方不同国家对中国社会态度的缩影， 他们与中国社会的交互保持着距离， 对红色中国的印象是模糊、 疏离甚至对立的，对于中国的新生力量“无为而无不为”， 以观察者的态度超然于外， 逐渐落后于世界与中国的发展大势。 斯诺笔下的外国人群像与西方读者的传统对华印象有着共鸣。 斯诺摒弃了对中国的旁观者视角，深入红区， 对红色中国进行探索， 也引领着西方读者借助作品进入红色中国， 改变和更新对中国客观现实的陈旧观点， 呈现出构建红色中国形象的巨大意义。

第三， 创造亲近性， 跨越日常生活的语义场。 首先， 斯诺以在场性创造亲近性。 不同于一般新闻写作， 记者往往鲜少在场， 以纪实报道文体构造的红色中国形象， 斯诺始终保持着在场， 以面对面的情境近距离深入了解红色中国。 在斯诺与共产党人、 红军战士和农民等人物的交流中， 时常出现连续性的对话情境， 包括斯诺与他人的对话， 或与他者之间的对话， 创造了一种在场的主体亲近。对话过程中， 我和他者的主体性通过语言客体化， 在持续的交谈中， 不断反思、 修正他者的主体性，直到他者的主体性特质得以完全表征为止， 在场的对谈将读者拉入日常生活的对谈中， 使读者仿佛对谈的参与者， 在对话中了解他者的主体性。 其次， 跨越日常以个人历史走向集体叙事。 斯诺在描述红军的成长时曾写道: “我一再发现， 共产党人能够说出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但是一旦他参加红军， 他就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了； 如果你不是一再地问他， 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11]103斯诺对共产党人群像的描写试图从集体叙事中找寻个体的存在， 个体历史往往带有日常性， 是个人经验的表达， 是主观的独特经验， 更具有亲近性， 能够搭建起作品内人物与读者的桥梁， 使人物和读者之间整合为一个意义整体。 当斯诺把个人历史转向集体叙事时， 个人表达总会在无形中升华到一场伟大运动， 将个体的独特经验归于一种普遍意义， 超越了日常现实个人领域的语义场， 不再是个人人生经验的主观感受， 而是旁观者的客观记载——这个旁观者所关心的， 是作为史料的人类集体命运的兴衰起伏。 读者也从原先与个体日常生活现实的联结， 进入共产党人、 红军战士的集体叙事所客体化的宏大历史现实中。

三、 红色中国形象的影响: 斯诺及其作品的外化

斯诺所客体化的红色中国形象通过新闻、 书籍等作品接触到各国受众， 由于此前并没有人直接获取红色中国的一手资料、 准确描述中国共产党情况， 因而斯诺所传递的红色中国形象具有预先定义的答案， 在主观上是压倒性的， 为未接触过中国共产党、 不了解中国新力量的受众提供了不可抗拒的整体性。 红色中国形象西式的叙事方式和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信心成功地使英、 美、 苏、 中等国的个体或群体部分接受并认同， 使个体的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当然也包括认同)之间建立一种高水平对称[2]202， 以积极的态度理解诠释客观现实， 并将自己认同的主观现实再次外化到客观世界。斯诺红色中国形象的外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吸引了大量国际友人探索红色中国， 完善和发展了红色中国形象。 斯诺到西北苏区的采访经历， 影响了一大批外国作家、 记者、 医生、 军人等对延安、 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采访、 帮助和支援。 1937—1939 年间，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维克多•基恩， 美国著名摄影师厄尔•利夫， 美国记者、 作家海伦•斯诺， 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 美国学者托马斯•皮森， 德国学者安娜利泽， 左翼月刊«美亚»的编辑菲利普•贾菲参与的美国4 人代表团，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埃文斯•卡尔逊， 德国共产党人汉斯•希伯以及斯诺本人等都在此期间到访过延安等抗日根据地。 到访过延安等红区的外国友人大多数继承了斯诺构建红色中国形象的沉积， 以在延安、 根据地或前线的共同生活经验融合成更为完善的共同知识库， 不断丰富这一时期红色中国形象的不同面向。 1940—1944年间， 国民党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封锁， 红色中国的信息往往只能通过中共党员、 进入根据地的知识分子、 来华的国际记者等辗转传递， 直到1944 年5 月， 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 蒋介石政府才准许美、 英、 苏、 中21 名人员组成的西北参观团再次访问延安及其他革命抗日根据地， 其中包括冈瑟•斯坦因、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哈里森•福尔曼和莫里斯•武道等著名外国记者。 他们不断挖掘红色中国的真相， 把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和新发展传播给世界人民， 用连续性的解释图式不断完善红色中国形象。 而1946—1947 年安娜•斯特朗对延安、 陕甘宁边区、 晋察冀边区以及东北解放区进行访问， 更是首次刊发了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的纸老虎”的著名谈话， 向全世界预报:“黑暗即将结束， 曙光就在前头”， 中国革命的胜利即将到来[15]。 新中国成立后， 面对冷战局势下严峻的国际形势， 斯诺、 斯特朗和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仍然关注着新的红色中国的发展时局。 从1936年开始， 这支不断壮大的热衷于向世界传播红色中国形象的国际友人队伍， 专注于深入红色中国腹地不断充实和挖掘红色中国形象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呈现的魅力， 成为抗争西方政治力量对他者的排斥的力量， 塑造了西方人对现代中国认同的极具意义的成功范式。

二是推动了广大爱国人士向西北的迁移， 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 1936 年11 月， 斯诺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刊登了毛泽东的长篇谈话。 由于该报在中国的工商界、 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中有广泛的读者， 它激起了越来越强烈的主张民族团结的呼声[16]183-184。 斯诺还将已写好的部分手稿交给了燕京大学的部分学生， 并以“新闻学会”的名义展示了在西北拍摄的照片和影像， 激励了一批学生组成“燕大学生西北旅行团”沿着斯诺出访的路线访问延安， 并受到毛泽东、 朱德、 董必武等中共领导的接见[17]109。 1937 年初， 斯诺夫妇将发往«每日先驱报»«太阳报»等报刊的电讯报道原文， 提供给爱国大学生王福时。 3 月， 由王福时主持， 郭达、 李放、 李华春共同编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北平秘密出版[18]， 当时这本书只印了5000 册， 随后又在陕西、 上海等地翻印并在地下流传。 1938年上海进步文化工作者胡愈之等又全文翻译«红星照耀中国»， 公开发行出版«西行漫记»[19]。 抗日战争爆发后， 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迁， 除去周边移民、 难民以外， 有数万青年知识分子、 工农群众和抗日志士奔赴延安。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和«西行漫记»的出版和流传为爱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转移提供了一个可信结构， 书中描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让广大知识分子了解到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带来的新希望， 共产党对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符合中国青年对爱国抗日的强烈要求， 而斯诺笔下平等、 民主和自由的革命氛围都成为成千上万的中国年轻人从大城市来到陕北红色新首都延安的原因[11]389。 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进步青年的革命活动中， «西行漫记»是最普遍的学习材料[17]110，大批青年学生奔赴延安后接受党的思想政治教育， 成为了共产党的骨干力量， 深入到工农群众中为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做贡献。

三是依靠社会网络建立了工合组织， 构建了国际对华援助桥梁。 1938 年， 斯诺夫妇开创了工业合作运动以帮助战时中国的物资供应。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以后， 也极大地激发了在华国际友人对中国的同情， 他们在斯诺夫妇的动员下在中国形成了工合的网络以组织中国失业劳工强化工业力量支持抗日战场。 在说服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对工合事业的支持时， 斯诺特别提到了红区整个经济的成功例子以论证在中国建立工业合作社的可行性。 克拉克•卡尔来华前已对«红星照耀中国»有了解， 因而他相信了工合计划的价值和意义， 并将该计划推荐给澳大利亚顾问端纳，最终推荐给了国民政府蒋介石及其夫人。 为了保证工合组织的成功， 斯诺夫妇动员了两人在华所建立的一切社会网络， 路易•艾黎是斯诺在游历中认识的多年好友， 成为了领导工合运转的最佳人选，斯诺的前上司鲍威尔通过«密勒氏评论报»为工合进行宣传， 斯诺主办杂志«民主»时结识的蒲爱德成为了中国工合国际业务的执行秘书。 中国工合在1940 年达到了发展的高峰， 它拥有1876 家正在运营的合作社， 社员将近3 万人[16]245。 斯诺希望工合组织帮助中国在“左”和“ 右”之间走出适应中国的第三条路， 所以以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作为工合的政治经济基础， 以共产党的方针执行工合实际工作，以期达成统一战线的目标， 但却在后期遭遇了财源缩减、 贪污腐败等种种危机。 为了借助工合来帮助中国的人民运动， 积极为工合争取尽可能多的外国资金， 蒲爱德组织在美国宣传和筹款， 在纽约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 其中有罗斯福夫人、 赛珍珠及理查德•沃尔什等很多名人参加，1945 年筹集了500 万美元资助。 1940 年以后， 斯诺夫妇在菲律宾华人筹集了一定的资金支持新四军活动地区的工合项目。 斯诺夫妇通过工合组织将在华、 在美以及在菲等地同情中国的外国人结合起来， 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争取了国际支援。

四是改变西方的中国形象， 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1937 年10 月， 英国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在最初几周销量就达到了10 多万册， 在美国的销量则达到23500 册， 再版发行了27000 册， 苏联虽然删减了部分内容但出版了该书的俄文版， 3 天就出售了25000 册[16]209。哈罗德•伊萨克斯对美国的181 个人进行访谈， 试图构建出20 世纪50 年代美国的中国形象， 在分析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观点时谈到，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时日本对中国开始了全面战争， 12 月他们炮击了长江中的美国炮舰“班乃”号， 杀死了3 名美国人， 这些事件唤起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普遍关注。斯诺这本书的出版给日益焦虑、 有世界意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它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头脑中开始产生出与蒋介石的国民党的笨手笨脚、 腐败、 靠不住的领导人截然不同的， 作为朴素的、 全心全意的爱国者的中国共产党形象[20]224-225。 «红星照耀中国»不仅仅只改变了美国知识界， 罗斯福的内务部长哈罗德•伊克斯也推荐罗斯福注意此书， 罗斯福认真阅读了此书， 成为了“斯诺迷”。 斯诺曾三次访谈罗斯福， 访谈中罗斯福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也促成了1944 年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和抗日前线。 1949 年后， 斯诺曾多次去信表示期望前往中国访问， 但冷战气氛下中美冰冷的敌对关系使斯诺访问中国的时机一直不成熟。 1960 年后， 斯诺进行了三次访华， 特别是1970 年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国国庆活动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向世界传递了中美关系破冰的信号， 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恢复与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

客体化的红色中国形象在外化的过程中面对的是异质化社会中存在的不同知识分配体系， 是拥有不同知识库的个体和群体。 其中每个人都是有着特殊人生的个人， 都在与社会交互时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 因而斯诺建构的红色中国形象的外化也存在着另一种结果: 即个体或群体在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间建立的是不对称关系。 在«红星照耀中国»初登美国时， 在美国右翼的自由主义者中颇受欢迎， 却饱受美国左翼的批判， 认为斯诺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16]217， 不理解中国革命的不同发展阶段， 书中对共产国际早期政策的批评意见应该予以删除。 意识形态的分歧导致红色中国形象在外化时时常面临质疑。 主观现实面对其他现实定义的挑战时更加脆弱， 因为这种形象在意识中扎根不够深， 于是更易被取代[2]183。 斯诺在1960 年重访中国后撰写的作品«大河彼岸»虽延续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叙事范式， 力图建构今日红色中国， 却无法获得20 世纪60 年代美国读者对红色中国形象的认同， 林•迈可曾评论写道， “看来仍然停留在30 年代， 当时， 人们貌似有理地把政治上左翼与右翼的冲突等同于善与恶的斗争”[16]380。 多数美国评论家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原有认知， 将新的中国政府丑化为“专制独裁”的政府。

红色中国形象是斯诺建构的现代中国通往世界的桥梁， 斯诺将西方价值与东方现实有机融合缔造了现代中国形象叙事的新范式。 斯诺一生都在社会交往中不断完善和总结红色中国的道路和经验，并试图外化影响更多人理解并认同全球化视野下中国的重要意义。 世界格局的变化和社会交往的转移持续性地冲击斯诺的内在世界， 使晚年的斯诺仍然执着于去中国找寻红色中国形象正当化的例证，以驳斥西方世界因冷战而迅速建立的敌对仇视， 以打破意识形态差异所再次建立的中国与世界的割裂和分离。 一方面斯诺在内化、 客体化和外化的持续性辩证过程中， 推动了中国人在西方镜像中的自我确证， 并将红色中国形象传递给了世界， 不仅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 也由此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 另一方面， 在斯诺的影响下， 众多外国记者推动了红色中国形象的进一步发展和调整，持续了红色中国形象的生命力。 但在世界格局急剧变化下， 西方同情中国的群体逐渐减少， 攻击和敌视共产主义的力量增加， 他们虚无了红色中国形象的正当化， 弱化了西方自由、 民主和平等价值解释红色中国的有效性， 使红色中国形象所产生的正面阐释效应逐渐降低， 因而未能持久地改变“西方的中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