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范小青《灭籍记》的荒诞书写

2023-02-20 09:27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2023年5期
关键词:叶兰虚幻文本

李 贤

(蚌埠学院 文学与教育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灭籍记》是范小青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以一张“纸”为主线,讲述了几代人的故事。大学毕业后的吴正好寻找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爷爷,他的寻找不是为了寻根和怀念,而是为了房子,在寻找过程中,他见识了不同的人。小说分为三个部分,每一部分由若干个小故事构成,每一个小故事都可以单独成篇;每一部分也相对完整,都有一个中心人物,由中心人物说出自己的故事。有着血缘关系的三代人,因为一张收养契约而有了关联。通过寻找这一事件,作家表现了人生的虚无与荒诞以及信息时代网络与游戏对人的异化等现象。《灭籍记》的荒诞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荒诞的故事,由一张纸引发的寻找;二是荒诞的情节,在梦境与现实中展开;三是荒诞的艺术,以喜剧的手法表现了日常生活中的悲剧,整体荒诞细节真实。

一、荒诞的人与荒诞的寻找

寻找是小说的一个母题,《灭籍记》中的寻找则具有荒诞的意味,由一张“纸”引发的寻找,打捞出一个家庭的往事。他们的寻找充分体现了人的“非理性”以及作为存在主体的绝望与虚无。所有的寻找,对于寻找者来说都是一个精神上的虚无加重、希望不断破灭、对自我存在产生怀疑的过程。更加讽刺的是,促成吴正好寻找的契机与结果,即那张“纸”,也是假的,浮云街五十五号,就是他的居住地,他身处其中而不知,但与假“纸”相关的人和事物都是真的。以他的寻找为情节发展的主线,呈现了一群同样处于非正常状态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病态的关系,比如吴正好父子之间的关系、郑见桃和父母以及哥嫂之间的关系等。郑见桃、叶兰乡的寻找与吴正好相反,她们寻找的结果,是用一张真的纸证明了一个假的存在。从寻找的结果来看,他们都未能如愿,要么是在以假乱真中迷失,要么是面对真相后更加虚无,寻找者陷入更加矛盾纠结的心境;从寻找的过程来看,他们所有的行为都加深了他们与所处环境的分离,这种人与生活之间的分离,就像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诞感[1]。他们的言行不被周围的人理解,甚至被认为是不正常,生活因寻找而改变,迷失在真实与虚幻之间,进而对自我存在产生怀疑。他们非理性的言行也充分体现了个体的不安全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作家从三个层面书写了这一荒诞的故事。

首先,体现在吴正好这个形象上。吴正好的日常生活,生存状态是不合情理但又真实的。一张假的纸激发了他对生活的希望,认为找到契约上的人就能拥有一座老宅。他是哲学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从事酒店弱电管理工作;因上班期间打游戏而多次被开除,不断换工作;喜欢上夜班,白天睡觉,不愿和人交往,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沉迷于游戏世界。对工作、爱情都是无所谓的态度,是一个自我嫌弃、也不求上进的人。母亲去世了,父亲也懒得管他,没有别的爱好,但他并不觉得生活空虚。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的这种人生态度显然不符合世俗标准。他似乎失去了生活的主动性,被动地接受外在环境的赋予,就连结婚,也是林小琼主动的。收拾旧房子当婚房,却意外发现一份收养契约,得知父亲是收养的。他和林小琼都做了同样的梦,梦见了他的亲生爷爷奶奶很有风度,两人拿着发黄的收养契约,幻想着继承亲爷爷的房产。自此,他开始了寻找,为了继承他想象中的郑宅,他不得不寻找爷爷,寻找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大事。这一阶段,他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先是梦中的胡大妈提供了线索,但胡大妈早已去世,又从父亲口中知道了很多生活琐事,给他提供了很多思路。为了找到从未谋面的爷爷,他按照梦和父亲的建议,先后到过居委会、派出所、殡仪馆、房管局、墓地、养老院等地方。在寻找过程中见识了不同的人以及各种与他固有认知相悖的事,一路奔走,他不仅没有找到想要的那张“纸”,反而更迷惑,甚至产生了幻觉。想到小时候自己是个猴子,又好像从未在世界上生活过。他找到了爷爷的墓地,找到了冒充奶奶的姑奶奶以及存在于纸上的叔叔。当与房契有关联的人都找到了,解决了继承权的问题后,他满怀信心地等着继承房产。却在父亲的抽屉里发现了“梦寐以求的房契”,随后被告知房契是伪造的,就连原本打算结婚的女朋友都不存在了。这一结果是对他行动的否定,他的一切行为都变得没有意义,荒诞而无用[2]。不仅吴正好接受不了这个结果,就连读者的阅读期待也受到重创。他又回到游戏状态:无论我是睡着还是醒来,我都是在玩游戏[3]361。他不愿意接受现实,再一次逃避到游戏的虚拟空间中。他的形象集合了当下一些青年的典型特征,类似但不同于欧美文学中的“局外人”“边际人”,他们是城市中的平民,受过高等教育,思维方式受网络文化的影响,与传统文化有一定的隔阂,带有“躺平”的心态。这一类型的青年形象,体现了人工智能的双刃剑效应,对网络信息产生一定的依赖性,受益也受制于人工智能,沉迷于虚拟的时空,熟悉网络语言却不知如何与人交往,人生价值或者生命的价值更是他们所不屑的。吴正好这一形象蕴含了作家对当下一些现象的反思。

其次,寻找者的多重性及其行为的无力感。表层上看,吴正好是寻找的主体,实际上,文本中的寻找者是多重性的。小说分为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一个主要的寻找者,每一个寻找者都有一个特定的寻找目的,寻找目的又都与“纸”有关。例如,第二部分中的叶兰乡和郑见桥,他们先是寻找那个送给别人的孩子,后来又用一张张“纸”向别人证明他们家有一个孩子叫“郑永梅”,尽管这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人。叶兰乡夫妇的生活状态同样是分裂的,亲生儿子同住一个大院而不能相认,周围人又对他们充满了好奇,他们同原本熟悉的生活环境变得疏离又陌生,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都注定无法如愿,寻而不得。吴正好的父亲就是他们的孩子,因为历史和假的收养契约而不能相认。郑永梅是不存在的,只是一个假想的、做给别人看的心灵寄托。一张纸带来的煎熬用另外一张纸去缓解,以假乱真中,他们的心态及生存状态都是非正常的。郑见桃为寻找未婚夫,偷出自己的档案,又丢失了档案,不得不以别人的身份生活,最终以自己的嫂子叶兰乡的身份安度晚年。她开始寻找的是人,后来寻找的是证明自己身份的纸,同样寻而不得。除了主要的寻找者之外,还有一些帮助寻找者的人,他们也是寻找的主体。也就是说,一群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有着同样的行为,他们寻找的目标、方法不同,但寻找的结果是一样的。每一个寻找都是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激发了人性的恶,比如,吴正好为了房子学会了骗,郑见桃为证明自己的身份学会了偷,叶兰乡学会了做假。三代不同时空的人有着相似的行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4]。当寻找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他们的行为不自觉地受到外在环境的刺激,与人交流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不自觉地偏离固有的认识模式,去个性化和从众。但无论作为寻找主体的人如何努力,都有一种徒劳的无力感。吴正好的父亲也曾寻找过自己的亲生父亲,这条叙述线隐藏在文本中。寻找者殊途同归的结局、寻找过程中表现出的符号化思维及符号化行为,都增加了文本的荒诞感。

再次,寻找目标的不确定性。文本中的寻找目标有时是人,有时是“纸”,有时需要两者合一。一张收养契约引发了一段故事或者说一场梦。吴正好寻找的是房契,房契和人有关,所以要先找人,目的还是房契。无论是人还是房契都需要一张纸来证明其存在。假收养契约构成了真的收养关系,假房契是真房主的一时无奈之举,被束缚的是人,人被困在一张纸中。在不同的时空中,纸上的具体内容不同,但纸的作用相同,都是为了证明人或物的身份,纸上的真与假都具有合情不合理的特性。那么寻找的到底是人还是一张纸呢?特定时空中,一张假的收养契约骗了真的人,一张真的纸让郑见桃变成了叶兰乡,让不存在的郑永梅成为纸上存在的人。文本中的每一个人都曾是寻找者,他们执着地寻找,但永远无法达到目标,甚至在目标中迷失初衷。从这一点来看,他们的寻找目标既是虚幻的,也是模糊的,寻找的意义仅仅在于过程。而当一个人愿意为一个不存在或不确定的目标奔波,就有了以行动抵抗内心的贫瘠与荒芜的意味,以虚无对抗虚无和绝望,成为热爱生活与生命的人。这一层面的寻找又有了生存哲学的涵义。

二、荒诞的梦与荒诞的情节

小说中的故事时间跨度大,从20世纪50年代讲述到当下;文本时间较为紧凑,要让三个不同时空的人物产生交集,只能以梦境、幻想、回忆等心理活动来组织文本时间和空间,把过去和现在相互穿插。以写梦推动情节的发展,本就有了虚幻的意味;又以现实生活的遭遇选择梦,离奇的情节中有了荒诞。梦与现实或重叠或呼应,真假难辨;寻找过程中,困境之后的梦总能有新的发现,梦中有大量的对话,有日常生活细节。以梦为契机推动情节的发展,打乱了时空的逻辑关系。梦和日常生活有一定的关联,梦的形式是虚幻的、自由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体对客体的思考。梦中的时空和人物不受客观存在的限制,所有的巧合、离奇、神秘与诡异都能以梦的形式呈现。梦串联起凌乱的情节,也让故事变得荒诞。

文本中描写吴正好梦境的篇幅较多,作者尤为注重对梦的细节描写。他的梦具有预示性,是连接家族历史与当下的秘密隧道,每当他的寻找进入死胡同时,就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梦出现,梦中人的语言不同于当下。在讲述吴正好现实生活时,则用了素描的手法,使用一些流行语,从历史又回到当下。这样的叙述节奏让读者的阅读期待不断受挫,需要不断分辨是写梦还是写实。吴正好的现实生活轨迹与梦中的行为有时重叠,有时错位交叉。如梦中看到收养契约,醒来在父亲的抽屉里找到了,父亲却说这个契约一直在;梦中胡大妈告诉了他亲爷爷的事,醒来后,父亲说胡大妈早已病逝,但胡大妈说的内容是真的。这种离奇的巧合,在文本中有很多。一个哲学专业的大学生因为一个偶然的梦去行动,有一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在梦的提示和周围人的帮助下,他不断接近了真相,而真相又是他不愿意接受和面对的。因为他所寻找的郑宅就是他居住的那个大院,郑宅是真的,而相关的房契是他爷爷很多年前手绘的假证。大院中的每一家都有居住在浮云街五十五号的证明。如果说房产是物欲的象征,林小琼则是精神的寄托,她是吴正好寻找的一个契机,并陪他一道层层闯关。文本最后,林小琼不见了,林小琼到底是梦和希望,还是隐藏的拜金主义者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形象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在寻找过程中,所有的行动都是打破幻想、接近生活真相的过程,所有寻找者都被迫突破固有的认知。他们会比以往看到更多的东西并且看得更深刻,却希望看不到[4],宁可生活在幻象之中。接近真相的吴正好自我迷惑,对自我存在以及身处的环境都产生了怀疑,再次失去了行动力,他以游戏逃避绝望。在虚幻的真实与真实的虚幻中循环、辗转,梦燃起他的希望,推他走出自我的世界;梦给他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又把他从美好的希望中拉回到无望的游戏状态。这一叙述线构成了文本的表层,以虚幻的梦写人的希望与失望,整个情节就有了人生是一场梦的意味。

让虚幻的人物说话,对虚幻人物细描,也是构成荒诞情节的一个重要因素。小说的第三部分,以郑永梅的视角叙事,他是一个虚构的形象,或者说是叶兰乡幻想出来的一个孩子。叶兰乡精心安排永梅的所有生活,喜欢在晚饭时间大声地喊“永梅回来吃饭”。然而,所有的邻居都没见过永梅,但他成长的每一个细节都有“纸”为证,一张缺席的合影,一张张证明他存在的纸。这一形象可以视为叶兰乡的梦,也有可能是她在不正常的精神状态下产生的幻觉。她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奇诡的行为呢?亲生的孩子近在眼前不能相认,虚构的存在填补她内心的荒芜。一个本不存在的人为什么又真实地存在于每一张纸上呢?比如老师写的评语、门门是优的成绩报告单,就是这虚幻的影像满足了她作为母亲的梦和感觉,这是异化的母爱。更荒诞的是,在吴正好寻找郑永梅的过程中,有人假冒这个不存在的人;为了房产,这个虚幻的人被申请死亡,于是一张“纸”又证明了他的死亡。吴正好寻找郑永梅是受实际利益的驱使,是被物欲异化的亲情。

作者把梦境与真实的场景相交织叙述,形成了现实和虚构两重空间的组合、重叠。除了写梦,还有诡异玄幻的片段。如,一段凭空消失的路。吴正好听从父亲的建议,去殡仪馆寻找时,遇见了值班的小学女同学,第二天他再去找那个小学同学,被告知:昨天下午是闭馆休息时间,办公区是全封闭的,没有人进得去[3]77。这个哲学专业的大学生再一次迷惑了。在房产局,遇到了自称骗子的人;在墓园,遇见了前来搭讪聊天、自称神经病的人;他和林小琼看到爷爷的墓碑很惊喜时,见一只蝙蝠从坟头中飞出来,他怀疑这只蝙蝠是从酒店电梯里跟踪来的。这些诡异的描写为寻找增加了神秘的气息。故事的结尾,吴正好在放着收养契约的抽屉里发现了郑宅房契,也就是浮云街五十五号的仁德堂,父亲说房契和收养契约一直都在抽屉里。而他此前翻遍了抽屉,也没发现。父亲知道房契是假的,也就是说父亲知道他寻找的结果,却从未阻止他寻找的行为。诡异、玄幻的细节描写为故事增添了神秘气息,在亦真亦幻中,书写了更多人的存在状态。每一个个体所面对的世界都是个人体验到的世界,无论是现实还是梦想,是希望还是困境,都只能自己去面对。表达了人是孤独的个体这一人生哲理。

文本中的父亲是人物关系的核心,也是一个神秘的力量,仿佛能够操纵梦境,预知事情的发展。他的“躺平”有着历经沧桑、看透生活真相的从容。是他叫醒了做梦的吴正好,并说他是懒鬼,睡着了就不肯醒。这里有多重涵义:一是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梦,房子、林小琼、浮云街五十五号等都是梦中的场景;二是吴正好执迷于寻找,不肯面对现实;三是认清现实、接受真相,感觉一切都像一场梦。文本最后一句,“游戏就是这样”,故事发生的空间再次转移。文本以梦和游戏开始,又以梦和游戏结束。文本中所发生的事件,因为这一句话,存在着三种可能性:真实的、梦中的、游戏中的,后两者都是虚幻的空间。他是被现实抛入虚幻的空间,还是主动进入虚幻空间以逃避现实呢?在游戏和梦中他实现了自我,在现实生活中他失去理性和理想。吴正好需要面对三种时空中的问题:真实的生活环境、家族的历史故事、虚幻的梦和游戏。他逃避到虚拟的游戏中,幻想着用游戏规则去弥合生活的各种裂痕。

三、多种表现手法构成的荒诞艺术

作家运用了写梦和游戏、变换叙述视角等艺术手法,以反讽与戏仿的语言营造了虚与实两个空间,以喜剧的方式反思了一些社会现象。人物与故事都是碎片化的呈现,形成了整体荒诞而细节真实的效果。在梦和游戏的虚拟空间中,作者营造了一个自我安慰、自我沉醉的虚幻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是吴正好现实生活的镜像,这个具有荒诞意味的镜像表现并消解了他的日常状态。文本中没有晦涩的隐喻和象征,但读起来并不轻松,作者快节奏变换故事的时间与空间,时序颠倒,写虚、写实交错,梦境、历史以回忆的形式出现。梦中的时空和人物不受客观存在的限制,所有的巧合、离奇、神秘与诡异都能以梦的形式呈现。梦串联起凌乱的情节,也让故事变得荒诞。

与传统小说相比,这部作品摒弃了结构、语言、情节上的逻辑性。作者写梦,梦能打破现实的束缚,打乱与拆分不同的时空,能根据个人意愿自由拼接,人在梦中能够穿越时空,让不合理变得合理。有时还是白天的梦,梦是现实生活的镜像。把梦中场景写得很真实,而把吴正好的现实生活写得像一场梦。文本中的白日梦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一是真的梦境,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写白天的梦与吴正好颠倒的作息时间相符合;二是写吴正好的想象,因生活的空虚与精神的荒芜而产生的幻觉,这一幻觉促使他一系列荒诞行为的产生;三是吴正好现实生活的际遇让他觉得不真实,作为哲学专业的大学生,他很难找到一份对口的工作,也没有朋友,以游戏麻醉自己,他的生活就是一个半梦半醒的状态。对懒得社交的吴正好来说,梦是他和外界交往的一种方式,具有神秘感,为他躺平的生活增加了一丝挑战,化被动为主动;梦像一面镜子,他在梦中见到自己的真实形象,敢于面对真实的自己。以吴正好的梦写实,以他的实际行动写离奇的事;他工作时想到的是打游戏并因此失去工作,沉迷游戏之中,被游戏异化,以至于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境。勾勒吴正好的生活状态,表现的是一种存在感,它既无法调查又无法解决行为或道德的问题[5]。他的日常是当下一些年轻人的缩影,带有网络时代的痕迹。

文本中的梦还有另一层涵义,即吴正好寻找房契、继承郑宅、一夜暴富的梦。因此,父亲不断提醒他“不要做梦”,他的想法只能是个美好的梦,不会变成现实。当他得知房契的真相后,他觉得像一场梦。梦醒了,他又迷恋上了一款新游戏,在游戏的世界里,他是主导者。玄幻的梦是故事的重要部分,这一虚幻的细描消除了时空的深度;开放式的结尾,不仅仅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还增加了故事的荒诞感。文本中的他们是在荒诞中醒悟与妥协的人。

小说不断变换叙述视角,有第一人称叙述、第二人称叙述、第三人称叙述和视角变换叙述。有多个人物出现,作者让每一个出现在故事中的人说出他们自己的故事,这些叙述者的共性是“寻找”。每一个寻找都是一个人生缩影,由若干生活片段、大量的对话和人物的内心独白构成。每一个人的语言都口语化,有鲜明的时代性。每个人都遵守与自己身份相符的生活逻辑,进而呈现出生活状态的悖论情境。变幻叙述视角也是形成文本荒诞感的重要因素。

作者用轻松的喜剧形式表达了悲剧的主题。首先,因“假”开始寻找,以梦作为结束。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6]。作者全景式地书写了他寻找的全过程,其实是将无价值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表层上看吴正好的遭遇是个悲剧,他的寻找未能如愿,最后又是一场梦。也就意味着,吴正好的寻找本就没有价值,他也就不该为结果悲伤。他的寻找动机、寻找目的以及贯穿始终的行为都如提线木偶般,只有机械地完成的事情才是根本可笑的[7]。其次,小说以人物的对话、嬉笑怒骂的语言写成。如郑见桃在一开头便说:“我没法不骗人,我的人生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习惯,就是信口开河……我成了一个惯骗。”郑见桃的人生悲剧源于丢失证明自己的那张纸,她的生存状态就是逃跑,在逃跑中寻找一张纸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不断被别人揭穿,如此反复。“我爸无赖说,我抵什么赖,我本来就没有脸,不用你说,你见过我的脸吗,它在哪里呢?”父子之间的对话以调侃为主,传统的父子关系、伦理价值观遭到颠覆,通过幽默的语言对世俗化的社会伦理道德予以批判。再次,运用了戏仿与反讽的手法。如“出口成骗”“理想曾经来过,徒留一地悲伤”“现在有了林小琼这个二货,很好,二货祛邪气祛阴气”,这些或是对网络流行语的戏仿写,或是传达了与文字表面意思相反的意思。此外,还以重复的、否定的句子构成语言的迷宫,形成现实与虚幻的悖论。如:“往事就这样清清楚楚地摆在面前了,往事就这样不清不楚地摆在面前了,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也不知道我信不信。”[3]53语言的迷宫不仅打乱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还表现了人的自我怀疑、矛盾纠结的情绪状态,增加了故事的荒诞。

以谐音的方式为文本中主要人物命名,形成寓意,他们的姓名预示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也是形成这部作品荒诞艺术的手法之一。主要人物如吴正好谐音无正好,郑见桃谐音逃,郑永梅谐音永没,等。小说中有意味的表述还有很多,有各种恰到好处的巧合,但无论如何巧合最终都是不凑巧。作者以口语化的叙述、欢快的叙述节奏,讲述了一个个让人啼笑皆非、发人深思的故事。

四、结语

自2010年以来,范小青的创作题材不断变化,但始终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关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荒诞是她这一阶段作品的主要美学风格。从乡村到都市,从《我的名字叫王村》(2014)到《灭籍记》(2018),都是以喜剧的手法表现人生的悲剧以及人性的幽深,在对日常生活场景的细描中表达人内在的荒谬性,文本中无论是寻找幸福还是寻找救赎,最终都成为西西弗斯式的荒诞。《灭籍记》中的荒诞书写具有多重意义。首先,这是一场宏大时空背景下的寻找,一场与亲情无关但又无法回避血缘关系的寻找,功利性的行为牵引出一个家族的往事,考证了一个家族的历史。其次,作家思考了人工智能对一代人的影响,把吴正好等人对虚拟空间的依赖以及在虚拟空间的自如与现实生活中的“社恐”形成对比,他们荒诞的行为恰好反映了智能时代青少年的成长问题。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一定程度上淡化了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最后,《灭籍记》是作家对荒诞艺术的实践与探索,以喜剧写悲剧,融多种艺术手法为一体,在欢乐的氛围中书写痛苦,在和谐的表象中书写不和谐。文本语言直白、轻松、幽默,但又以时空的变换、梦境与现实的交织构成语言的迷宫,形成文本的多重空间。探讨了哲学层面的人生价值与存在,为读者的多视角解读提供了可能性。描绘大量的梦和诡异的片段,以梦打破时空界限,串联起历史与当下,梦与现实生活的巧合以及种种离奇的场景让情节具有喜剧性,也让故事变得荒诞。嬉笑怒骂的对话、网络流行语的戏仿等诙谐的语言消解了吴正好的人生悲剧,多重叙述视角形成补充,构成了文本内在的一致性与荒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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