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记忆危机与身份困境
——交流记忆与文化记忆张力场中的《美国牧歌》

2023-02-24 09:08赵素素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犹太瑞典神话

赵素素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在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作品《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中,以瑞典佬利沃夫(Swede Levov)为代表的三代犹太人渴望在同化中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然而,他们的同化之旅却因瑞典佬的女儿——杀人犯梅丽利沃夫(Merry Levov)的炸弹被迫中断,一曲牧歌沦为哀歌。犹太人的民族身份和记忆创伤是一个重要母题,亦是理解这一哀歌的重要窗口。本文拟借助扬·阿斯曼(Jan Assmann)的文化记忆理论,通过分析纽瓦克的犹太群体在交流记忆和文化记忆张力场中的代际记忆危机,探寻危机背后的身份困境。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紧密相关。扬·阿斯曼指出,文化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种形式,由一个群体中的成员所共享,并为他们赋予一种集体的、文化意义上的身份[1]。借助文化记忆,一个集体的成员建立并培养共同的身份和归属感。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提出的“集体记忆”强调记忆的社会维度,而扬·阿斯曼的记忆理论则将文化维度纳入考量,并将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进一步区分为“交流记忆”和“文化记忆”。文化记忆在代际间传递,存储于象征性的外在物,如纪念碑、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记忆机构。交流记忆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交往,代际间的传递往往不超过三代(即不超过八十年)。由于神经系统、心理以及文化方面的限制,记忆能力有限,记忆与遗忘如影随形。借助记忆、遗忘等策略,可以对一个群体的记忆进行选择与塑造,实现记忆的政治。主动的记忆与遗忘作为记忆策略,推动交流记忆和文化记忆之间的动态转换,以此达到重构群体记忆的目的。通过交流记忆中的主动记忆与主动遗忘,《美国牧歌》中的前三代犹太人希望压抑犹太性,将美国身份镌刻在集体的文化记忆,让犹太后代在同化潮流中重塑身份认同。然而,犹太后代的代表——梅丽强有力地反叛犹太长辈们在交流记忆中的努力,触发代际记忆危机。由此,犹太家庭对高度同化的美国身份的建构宣告失败,并深陷身份困境。

一、交流记忆中的主动记忆:瑞典佬神话

在《美国牧歌》中,记忆政治的运作离不开前三代犹太群体对高度同化的瑞典佬神话的主动记忆。神话是承载文化记忆的重要回忆形象,是文化记忆中被回忆的历史[2]46。纽瓦克犹太社区的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见证、言说瑞典佬利沃夫的神话。这一神话由他们塑造,并深深扎根于日常的交流记忆。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e Frye)曾指出,神话是对以愿望为限度的行动、或近乎愿望的可想象的限度的行动之模仿[3]。小说中犹太群体将高度同化的瑞典佬奉为神话,反映了他们想要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的愿望。阿隆·康费诺(Alon Confino)认为,记忆的政治是有关谁要谁记住、为什么要记住的命题[4]。瑞典佬的神话凝结的是关于美国身份的记忆符号,犹太群体正是希望以梅丽为代表的犹太青年能记住这一记忆象征物,以便成功地将对美国的身份认同纳入文化记忆。

在对瑞典佬的神话建构中,瑞典佬的体育成就是浓彩重墨的一笔。“体育是英雄人物与英雄事迹最强有力的具象化表达,这些人物和事迹‘能定义生活的记忆集锦’,也构成了有助于人们感受到整体性的历史。”[5]6体育并非传统犹太人擅长或专注的领域,在球场上闪耀的瑞典佬本不会受到追捧和圣化,因为他们重视的往往是学业上的进取。但体育作为一种“民族身份建构主要的文化机制”[5]1,在凝聚美国国家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瑞典佬是橄榄球队的边锋,篮球队的中锋,棒球队的一垒手,并屡次帮助球队夺冠[6]1。不论是橄榄球、篮球还是棒球,均具有浓厚的美国特性。在赛场上,个人可以跨越种族和阶级的界限,凭借出色的体育成绩脱颖而出。这让人联想到在美国开疆拓土、靠个人努力创造美好生活的早期拓荒者。这些竞技赛事向人们传达了平等、民主的精神,也体现了美国人的勇气、信心、美国精神、成功。 同时,它们与美国历史发展同频,见证了这个国家的日渐繁盛。对于希望融入美国的纽瓦克犹太社区的居民而言,瑞典佬是球场上的阿波罗(Apollo),是社区的骄傲,更是美国身份的记忆象征:球场上的观众为他呐喊助威,素来暴躁的糖果店老板尊敬地称他“瑞典小伙”,路上的女孩见到他欣喜若狂。他的存在使得犹太社区的居民获得了一种美国各地球迷共有的迷狂,一种跨越宗教的、类似基督徒的迷狂。毫无疑问,瑞典佬在棒球、篮球等比赛中的出色表现,彰显了美国精神;而犹太社区的居民则在为他们的神话式球星喝彩赞颂中,与美国历史融为一体。

以瑞典佬神话代替塞莫尔·欧文·利沃夫(Seymour Irving Levov)的存在,也反映了犹太居民对神话背后承载着的美国身份的主动记忆。语言和文字是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以语言为基础的姓名更是负载了深刻的文化深意和社会伦理关系,是立足现在而重构过去的重要记忆场域。塞莫尔·利沃夫之所以被称为瑞典佬,既是因为他像瑞典移民一样擅长体育活动,也与他的雅利安人特征密切相关。不同于仅有五英尺七英寸的犹太父亲,瑞典佬体型修长,体格健硕;不同于一头蜷曲红发,面有雀斑的犹太母亲,瑞典佬金发碧眼,有着惊人的雅利安人面部特征。可以说,“瑞典佬”一词涵盖了美国白人主流社会所推崇的典型外在特征和能力标准,代表着纽瓦克犹太居民“想要的,同其他美国人相差无几的男孩”[6]7。而在瑞典佬这一外号下,具有极强的犹太特性的姓名——塞莫尔·利沃夫逐渐消隐。“利沃夫”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犹太姓氏,它归属于来自波兰的犹太家庭——经历了波兰大屠杀的犹太家庭。以“瑞典佬”的称号代替“利沃夫”,是纽瓦克犹太群体对犹太大屠杀记忆的主动遗忘,也是间接对犹太身份的刻意压制。在姓名这一记忆场域,犹太群体对“瑞典佬”这一称号的铭记,强化了瑞典佬神话的美国特性,并弱化了神话背后的犹太身份。

瑞典佬神话只是以个人生平经历为框架的历史,而非文化记忆中被回忆的历史。共同的记忆是集体身份认同的基础和出发点。犹太居民正是希望通过在几代人的交流记忆中,对瑞典佬神话的主动言说、塑造与记忆,将该神话纳入文化记忆,让犹太后代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同化道路上走得更远。罗斯在书中提到:“因为我们每个人记忆和忘却的模式像迷宫一样绕来绕去,成为和指纹一样独特的身份印记。”[6]45对瑞典佬神话的铭记,正是纽瓦克犹太社区的人们对美国身份的期待与追求。

二、交流记忆中的主动遗忘:反犹主义

犹太居民不仅主动记忆所建构的瑞典佬神话,亦借助主动遗忘,试图在文化记忆中抹去彼时真实存在的反犹主义,替后代的同化之旅扫清障碍。遗忘具有两种形式——主动遗忘与被动遗忘。主动遗忘作为有意识的遗忘行为,具有强大的破坏性[7]。在世界范围内,反犹主义由来已久,美国亦不例外。无论是反黑人、反犹太和反天主教的三K党的崛起,还是1924年将多数欧洲犹太人关在门外的移民法的颁布,均印刻在美国犹太群体的文化记忆中。充满敌意的反犹主义是纽瓦克犹太居民同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之一。因此,他们选择性遗忘国内外反犹的事实,以交流记忆中建构的瑞典佬神话对主动遗忘留下的空白进行填充、转化和重写。“随着自己生命的构架坍塌在遗忘中,人就会摆脱他不喜欢的东西,从而觉得更为轻松,更为自由。”[8]纽瓦克的犹太群体不仅希望自己在瑞典佬神话中摆脱反犹主义,更希望将其在文化记忆中拭去,让犹太后代在同化之路上走得更为轻松、自由。

对于纽瓦克的犹太居民而言,建构瑞典佬神话,首先是为了遗忘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苦痛与恐惧。欧洲大陆战火纷飞,美国于1941年12月正式加入二战。在纽瓦克的一些犹太移民家庭中,儿子、兄弟、丈夫也陆续被派往欧洲战场。对大西洋彼岸的战况一无所知、只能在家中默默等候亲人归来的犹太居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对瑞典佬的赞颂中。“人们的信念被战争所动摇,而看似代表着更简单美德的英雄人物能为人们提供慰藉。”[5]3瑞典佬在球场上的英勇表现,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也为沉浸在苦痛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怪异的、产生错觉的支撑力,使他们进入一种瑞典式的天真状态,获得爽快的解脱”[6]2。在对瑞典佬的崇拜和歌颂中,纽瓦克的犹太居民忘记了战争的残酷,忘记了战场上生死未卜的亲人,对生活恢复了希望,对战争鼓起了勇气。

对二战记忆的遗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二战不仅关涉战场上和纳粹集中营中犹太同胞的死亡,还激发了美国国内反犹主义浪潮的迭起。在美国的早期历史中,犹太移民与其他殖民者来到美洲拓殖的时间相近,他们共同开拓疆域,即使在这片新大陆上存在反犹思想,也并未发生过分的反犹行为。随着《独立宣言》的发表,犹太人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平等权利。有学者曾言,“至少在以色列建国以前,最幸运的犹太人是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9]。在这片推崇自立自强的土地上,犹太人可以凭借勤劳与智慧,努力改善生存条件,攀登社会阶级的阶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反犹主义在美国已经销声匿迹。当犹太移民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当美国遭遇经济危机,当种族歧视、仇外心理甚上尘嚣时,反犹主义都会卷土重来。比如,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便引发了反犹主义者向犹太人的施压、攻击。二战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反犹主义,表现之一即是,美国军方加强了对申请入伍的犹太人的审查,他们认为,“苏联、纳粹、维希政权趁美国接收难民之机,向其安插情报人员。犹太移民或犹太难民在威逼利诱下,很有可能倒戈,成为间谍”[10]328。美国海军情报局也相信,“只要价钱合适,犹太人以及犹太人群体一定会出卖美国,他们是故意与纳粹政权勾结、残害自己手足的。”[10]331索尔·贝娄 (Saul Bellow)的作品《晃来晃去的人》(Dangling Man)反映了当时在美国部队盛行的反犹主义——想要入伍的犹太主人公约瑟夫(Joseph)屡次被拒,“……这样,我又被打发回来。肯定,这种倒霉事还没完。还会再气三四个月。”[11]。

反犹的历史虽然真实可辨,但记忆并不服务于历史,不是记录过去历史的工具。在希腊神话中,历史女神克丽奥乃是记忆女神的女儿。也就是说,记忆服务于现在和未来,在现在与过去的对话中,重建过去。“回忆是对过去进行的积极的和有选择的建构过程。研究结果表明,人经常很生动地回忆过去的场景,但这个场景事实上与真正发生过的事相去甚远,有时甚至截然相反。”[12]34纽瓦克的犹太居民选择在歌颂瑞典佬神话中,遗忘美国军方对犹太人的歧视,重塑这段历史,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瑞典佬的海军陆战队军官身份的铭记。不同于《晃来晃去的人》中一再被拒绝的约瑟夫,瑞典佬不仅顺利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并且成为了新兵训练营的教练。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毫无障碍。尽管瑞典佬在军营时,大部分时间都在为球赛出力,而非训练新兵,但纽瓦克的犹太居民仍十分骄傲,一再强调:“那是在世界上最残酷的军训基地啊。陆战队员由新兵营造就,而塞莫尔·欧文·利沃夫则帮忙训练过他们。”[6]11尼采曾表示,面对生命的重负,如果没有遗忘,人们将难以为当下做出抉择[13]。显然,纽瓦克的犹太居民试图在遗忘中摆脱反犹主义的重负,并以瑞典佬神话填充、改写遗忘留下的空白,为自己、为后代做出了向同化迈进的选择。

过往,离散中的犹太人被誉为记忆的民族,对犹太正典《托拉》(the Torah)的文本阐释和周期性的节日仪式曾是他们维系犹太身份的主要记忆术。如今,选择同化的纽瓦克犹太群体仍在记忆中塑造身份认同——记忆高度同化的瑞典佬神话,以期获得美国身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此时,交流记忆中的主动记忆与主动遗忘成了主要的记忆术。

三、文化记忆中的代际记忆危机与犹太身份困境

历经三代人的记忆与遗忘后,交流记忆中的部分要素会在代际传递的过程中沉积,转换为文化记忆。文化记忆并非对人们日常生活和过往历史的简单复述,而是立足当下,参与对过去的重构,并为人们在当下和未来达成共识创造条件。这种共识对个人和集体的身份认同均至关重要。然而,在《美国牧歌》中,纽瓦克犹太居民在交流记忆中的努力,并未成功转化为文化记忆。他们诉诸主动记忆与主动遗忘,以期将同化镌刻在后代的文化记忆中,实现犹太群体与美国主流社会的深度融合。但以梅丽为代表的犹太后代极力摆脱长辈们对记忆的操纵,拒绝同化的言说,代际记忆的传递出现不可弥合的裂痕,进而造成身份困境。

瑞典佬利沃夫之所以被奉为纽瓦克犹太社区的神话,是因为他成为了犹太群体中同化的典范,是新教徒的同类。这也是纽瓦克的犹太居民们主动记忆的内核——“作为一个美国人靠的不全是拼命工作……而是作为新教徒世界的同类,他以普通的方式、自然的方式、美国人常有的方式做到了。”[6]75文化记忆由外在象征物承载,比如神像、纪念日、仪式等。正是在这些外部符号中,文化记忆得以存储。瑞典佬既不信奉犹太教,亦不追随新教,他对约翰尼·阿普瑟德(Johnny Appleseed)的崇拜和效仿使他成为新教徒的同类。约翰尼·阿普瑟德既是美国田园牧歌中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象征,也承载着普通美国人实现快乐人生的记忆与愿景。这个故事内化于瑞典佬的人生,亦内化于犹太居民们塑造的瑞典佬神话。当瑞典佬像苹果佬约翰尼一样,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到处播撒苹果种子时,他“如同约翰尼·阿普瑟德本人,身上好像发生了某种奇迹”[6]274。“只要一种仪式促使一个群体记住强化他们身份的知识,重复这个仪式实际上就是传承相关知识的过程。”[2]88在播撒的仪式中,瑞典佬以及他身后的纽瓦克犹太群体,与约翰尼·阿普瑟德合二为一,与美国身份融为一体。

然而,犹太后代的代表梅丽利沃夫,以异教徒的身份,摒弃父辈的信仰与仪式以及信仰和仪式背后对美国田园牧歌和美国民族身份认同的记忆。梅丽成为了一个印度宗教的小派别——耆那教的教徒。她崇拜的是“完美的灵魂”。为了到达“自我永恒不朽的福地”,她进行着“头戴面罩,不洗澡,不清洗”的仪式,以尊重一切物体的灵魂[6]197。仪式在重复中将以往的秩序加以重现,并在重现中操演记忆。仪式、神像等媒介承载了一个群体的文化记忆,以及文化记忆背后的身份认同。梅丽无视约翰尼·阿普瑟德的故事,亦无视瑞典佬神话。她在耆那教仪式中宣告着与过往父辈记忆的决裂,并背离犹太长辈对同化的追求。对于瑞典佬而言,他生活在美国就如同生活在自己体内一样;而对于梅丽而言,做一个美国人则意味着憎恨美国[6]181。

犹太社区试图遗忘、忽视反犹主义的存在,梅丽则主动承担了记忆反犹暴行——犹太大屠杀的责任。虽然在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在美国已经被陆续披露。然而自二战结束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犹太大屠杀几乎没有出现在美国的公共话语之中[14]104。彼时的纽瓦克犹太居民和美国主流社会一样,对大屠杀事件保持沉默,以沉默抵制记忆的洪流。无独有偶,越南战争期间,沉默再次出现。无论是对越战中饱受战争折磨的无辜越南人民,还是对二战期间惨遭迫害的犹太群体,美国社会和纽瓦克的犹太民众表现出同样的冷漠。对于大多数反战的普通美国人而言,战争意味着对国库和人力的无效消耗。但对于反战的美国犹太青年来说,越南土地上正在发生的暴行,国内社会令人发指的冷漠态度,让他们联想到集中营中的犹太同胞。大屠杀作为集体创伤事件,使得犹太人的安全感被极大削弱,它的主要教训是提醒人们要对压迫和暴行保持警惕[14]14。因此,面对越南战争中的压迫,和千千万万犹太青年一样,梅丽走上了激进的暴力之路。她对父母及周围人漠不关心的态度歇斯底里,“你不会关心……不会为这事睡不着觉。不管以哪一种方式,你都不会真正关心的,爸爸”[6]90。她用炸弹将战争带回家乡,带回“到处都有炸弹爆炸”的美国[6]123。六百万犹太生命的消逝已化作历史阴影,无论人们出于何种目的,又如何压制,“它都已经成为犹太民族认知人类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棱镜。”[15]犹太大屠杀如同代际间幽灵,将梅丽拖入暴力反战的漩涡。暴力反抗已然成为梅丽和其他美国犹太青年对抗美国社会和犹太社区对大屠杀记忆的压制,承担记忆犹太大屠杀的显性手段。犹太大屠杀的记忆本身,为美国犹太人,特别是为美国犹太青年提供了集体认同的象征符号[14]7。这份认同显然与纽瓦克犹太居民的期望相左,是对同化的挑战。

无论是选择成为耆那教教徒,还是记忆犹太大屠杀,均是梅丽对犹太长辈们的主动记忆与主动遗忘的反叛。纽瓦克犹太居民在交流记忆中对美国身份的建构,未能成功转化为文化记忆,并引发了代际记忆危机。而只有当交流记忆转换为文化记忆时,它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群体中的成员们获得归属感的根基。面对代际记忆的撕裂,对同化和美国身份的记忆建构无法支撑犹太后代的身份认同,因此才会有成为了“混乱本身”的女儿——梅丽。

四、结语

借助文化记忆,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建立并巩固集体的身份认同,他们对“应该记住什么”与“应该遗忘什么”达成共识。然而,在《美国牧歌》中,人们对于记忆与遗忘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在交流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张力场中,代际记忆的裂痕横亘在梅丽与犹太长辈们之间。而由代际记忆危机引发的身份困境则使他们走向毁灭。“在美国到处都兴高采烈的三代人,逐渐融入一个民族的三代人。现在到了第四代,一切却化为泡影。他们的世界被彻底毁灭。”[6]201这种毁灭是对美国同化潮流的否定,是对犹太群体渴望的美国身份的否定。美国牧歌沦为哀歌,不仅让人反思记忆对过去选择、重塑的能力的有限性,也让人看到一味追求同化,为美国少数族裔带来的身份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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