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身份政治的生成逻辑和发展演进

孙晓鹤

(聊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西方国家出现结构性危机，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了新的类型，进入了以互联网、数字技术和大数据为表征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美国学者丹·席勒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1]资本主义进入数字时代最主要的变化是不同身份群体在经济与社会上矛盾的尖锐化，并导致经济、社会危机向政治危机蔓延。西方国家普遍发生的合法性危机、社会结构性撕裂、治理效能低下等政治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性正在发生量变到质变的转变，资本主义的根本危机正在到来。本文梳理了身份政治的兴起与背景，试图通过分析身份政治在数字资本时代的生成机理与发展演变，为理解与分析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提供一个视角。

一、身份政治的兴起与背景

马克思认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产生于时代需要。身份政治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左翼理论。二战后初期，随着西方福利国家体制的建立及政府开始普遍采用国家干预的经济模式，西方社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趋于缓和。同时西方国家在战后的经济恢复与增长，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冲突得以调和。一部分学者认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斗争观念被逐渐淡化。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经济危机与滞胀问题的重复出现，被经济进步隐藏的资本主义结构性问题开始凸显。这一大背景下西方国家内部的经济危机与随之产生的政治危机，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用新理论新视域重新阐释与分析资本主义出现的新问题。一些学者认为，阶级概念和阶级斗争的观念已不适用于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征和社会关系本质，因此提出身份政治的概念。

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基础。”[2]身份政治兴起的时代背景是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进入数字时代。资本主义进入一个由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基本特征的新的发展阶段。“三者共同标志着人类新时代的三个侧面，共同构成新的社会时代。网络侧重于描述人类社会乃至与物理社会广泛连接的状态，大数据侧重描述新社会状态下的内容形态和数字本位状态，人工智能则描述了新的社会创造物和广泛的机器介入的社会状态。”[3]数字资本时代正在逐渐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传统关系模式，同时冲击着传统的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和交往模式，重新建构人们的共有精神、身份观念与国家制度。

由于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象，目前学界对身份政治概念的解释是多元的。身份政治既表现为全球化过程中多元文化身份的一种反思，同时也是与正义理论结合的一个分析框架。这一概念随着西方国家的结构性矛盾与政治危机兴起，逐渐产生广泛影响，成为学术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福山认为，“规定当今政治的与其说是经济或意识形态问题，不如说是身份问题。”[4]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身份政治成为观察与分析当今西方资本主义新发展新变化的重要视角。

目前，对于身份政治的概念有两种主流观点：一是将身份政治解释为少数群体或社会边缘群体为争取自身政治经济权利的行为或运动。二战后的民族国家大融合既表现为不同文化群体的融合，同时也是不同政治身份共同体的融合。以美国为例，女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活动及当今的民粹主义运动集中体现了以身份为特征的社会群体对权利的抗争。美国立国者设计的国家制度是以当时美国社会同根同源同种族为基础建构的，政党竞争则是不同利益群体推选出政治精英的身份博弈。但随着种族与人口的异质化，由不同族群产生的身份群体开始进入国家政治运行的各个过程。利益可以通过博弈过渡达成妥协与平衡，但不同族群的身份意识却几乎难以改变，政党为了获取政治权力争取不同群体的选票，往往提出满足其中部分群体利益的政策。这些行为不仅强化了不同群体的身份意识，同时也加剧了社会撕裂和利益矛盾的尖锐性。

二是马克思主义左翼思想家对资本主义弊病进行批判的理论。这种批判以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多元政治和正义理论为核心。全球化进程中不同社会群体的融合、冲突及产生的政治斗争，导致自我身份意识的觉醒。数字时代身份意识的觉醒，使人们对社会不同群体间的不平等和由此导致的压迫与剥削更为敏感，不同社会身份的建构促进了身份政治及相关议题的盛行。

二、数字资本时代身份政治的生成逻辑

对于身份政治的两种主流阐释，在数字资本时代有了渐趋融合为复合理论的发展趋向。由种族、肤色、性别等异质性差异衍生的身份认同与分离，本质上还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一种阶级划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推动政治转型，促使西方国家出现新的变化。综合分析，身份政治的生成具有以下三个重要原因。

(一)国家成为显性的掠夺工具

国家从社会的基础上产生，并凌驾于社会之上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但国家的阶级属性也决定了它不可能平等的对待所有的社会成员。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具有经济优势地位的身份共同体借助国家，在政治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获得镇压和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力量与路径，由此国家成为异质身份共同体进行压迫和剥削的工具。马克思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虽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在数字资本时代有了更复杂的变化和存在形式。当今的西方社会依然存在阶级的认同与分化，同时也存在着不同阶级间的结构性矛盾。以技术和资本为逻辑生成的自由资本主义秩序既是一个国家属性的制度结构，也是一个容易产生技术异化和身份异化的阶级秩序。

二战后西方国家共同的经济增长缓和了阶级身份的矛盾与冲突，一定程度上使西方国家的阶级形式和特征被逐渐隐藏。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促使整个世界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转变，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化发展，使世界资本、市场和体系逐渐内生出一种空前强大的新型权力。无限制的国家权力可以顺利统治社会中几乎所有的人，隐藏的阶级结构和关系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促使国家成为占优势地位的身份群体进行全面统治的工具。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权力制度性的占有社会资源，经济增长模式的动力变迁使社会分裂为新的不同的身份共同体，西方国家与社会、社会内的矛盾出现不同的特征与发展趋势。数字资本时代的社会矛盾与斗争集中体现为身份政治，身份政治最核心和最本质的特征依然是经济不平等及由此导致的身份对立。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深化，国家成为越加明显的掠夺工具，身份意识和社会抗争愈加固化为习以为常的政治运动。

(二)国家失去对暴力及话语权的垄断

数字文明时代数十年的巨大发展，使社会生活范式和人类交往模式出现颠覆性变革。一个技术高度发展的世界更利于资产阶级的统治，高度技术化的社会可以更好地实现全面支配与控制，并产生身份意识的异化与制度化。但互联网建构的虚拟网络世界，也从结构与功能上促进了现实世界中社会群体自我身份的认同与集合，形成分散且普遍的社会权力。2016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上台被认为是“推特治国”，新的竞选方式、政治互动方式及政治合法性的获取途径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新型政治模式已成为数字文明时代西方政治，尤其是美国政治中的普遍现象。这种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逐渐失去对暴力及话语权的垄断，政治力量分散到不同的身份群体中。

身份来源于认知系统与社会环境，身份塑造话语与舆论，同时又对行为具有建构作用。数字资本时代日益生成的数据秩序，是人类开发和使用互联网与大数据而形成的权力分配秩序。从历史形态上看，数据秩序是个体自主与公共秩序在数字时代的再平衡。通过互联网召集相同观念及相同身份的群体进行社会行动，已成为当今西方国家普遍的社会现象和国家政治现象。但小群体的自我认同容易导致社会共同体内的分离与疏远，产生对政治统治过程中基于身份的政治反抗，也就导致由身份政治演化而成的阶级对抗与社会分裂。这是因为人类无法长期维持一种以绝大多数人的苦难和被奴役为代价，来换取少数人的舒适与自由的社会秩序。

(三)国家权威及合法性危机

西方国家建立的资本主义秩序是二战后一种选择性的国际秩序，而不是世界秩序。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核心动力是资本的扩张性，形式是自由主义帝国体系，本质是不平等的剥削关系和阶级等级制度。现代化的过程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全球化为主线和框架的社会化进程，西方国家通过暴力和资本的现代化掌握世界的主导权后，以资本逻辑和霸权体系为特征的现代化陷入一种进程对冲。第三世界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冲击了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系统利用暴力的能力被限制，国家力量的均质化发展正在结束暴力的随意使用。所以西方国家引以为傲的政治模式和民主制度，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逐渐陷入民主困境和政治危机中，不断涌现的民粹主义运动冲击了西方社会的政治伦理和政治基础。西方国家推行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由外部的体系失衡导致内部的结构功能危机与中产阶级的相对衰落，产生自身的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危机和经济效能的下降，导致国家治理效能衰退，冲击了长久以来西方国家建构的国家身份认同。不同身份群体对国家权威的质疑，使资本主义政治合法性出现危机。“激烈的政治对峙让政治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西方民主政治走向否决为上、治理为下、政争不断而效率低下的恶性循环。”[5]以美国为例，美国政治系统出现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的重要原因，是新产业的出现与发展使其国内逐渐出现去工业化的现象。传统制造业的转移导致工人失业和中产阶级萎缩，中产阶级的萎缩是当今美国民粹主义崛起的社会基础。民粹主义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自我身份建构的重要表现。过去的民粹主义集中体现为追求平等、公正和民主，新一轮的民粹主义运动体现为以认同危机为内核的身份政治，表现为西方国家深层的合法性危机。

三、数字资本时代身份政治的发展演进

经济全球化以前，国家间的关联性和依存度不高，没有形成超越国家利益的共同利益，也就不存在世界性的共同政治和发展问题。全球化创造了世界性的共有生活，市场、文化尤其是技术的全球化使个体的生活不仅属于某个小共同体同时也从属于世界共同体。“当前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数字化，经济模式、社会结构以及对外输出方式都因而受到了巨大影响。”[6]西方国家经济衰落、政治极化、社会分裂等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成和运行本质上是让广大人民无法真正掌握国家权力。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创造更高级、更自由的社会秩序的机会。数字资本时代身份政治的结构性变化与历史性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阶级身份与阶级政治，已成为促进资本主义变化的重要因素，这种变化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社会不同身份群体的聚合

社会个体在社会集体中的交往互动，往往基于其对主体间身份关系及生存状态的感受形成认知，在国家发展中这些认知会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社会的发展形态。“身份不仅是个人的自我认知，还意味着与社会的互动。”[7]国家体系内不同身份群体由于生存方式和经济结构位置的差异，在对国家认同、自我身份认知及对未来的政治想象上必然存在差异。不同身份主体间缺少意识形态共识和利益交汇点，意味着政治系统很容易走向毁灭。同时这一现实矛盾又会集中映射在数字虚拟世界中。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往往使区域性和不同身份群体的社会事件导致全球性的影响。

数字虚拟世界中不同身份群体的发展趋向，集中体现为分离与整合两种基本模式。在新身份的作用下，只要出现群体所关注的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几乎所有本国内甚至是国外的互联网群体，都可以参与到事件的进程与解决中。这既体现为不同身份群体在虚拟世界中大规模大范围的聚集活动，同时又会映射在现实世界的集体行动中。这种大范围大规模的聚集相应产生两种甚至多种对某个公共事件的认知与情感，并在社会行动中呈现出明显分裂的态度与行为。所以整合性的身份认知可以促进关系聚合，产生正向积极的效应；分离性的身份界定会导致认知差异与冲突加剧，导致新身份共同体的形成和社会运动的出现。

(二)新身份政治的建构

身份政治本质上是世界共同体化、社会化进程中的一种认同政治。“认同政治是一种有别于现代政治的差异政治、话语政治和运动政治。”[8]而影响认同形成的因素是多样的，同时也存在巨大差异，所以不同社会身份群体的聚合往往形成新的政治身份群体。所有的政治都是关于身份的，同样所有的身份也都是政治的。身份政治内涵着围绕某种社会认同所建构起来的政治倾向。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扩大到人口的70%，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效率虽然提高，但中产阶级比例却下降到50%。世界体系内“剪息票”模式的低效与失效，逐渐反噬到西方国家自身，并导致其内部一系列社会和身份政治危机。此外身份政治运动中的聚集作用和聚集中的分离效应，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时代特征。

原先不同身份群体基于各类身份议题进行的社会抗争具有短暂性、分散性和偶然性。而数字世界中不同身份群体表现为不同的政治意见与话语，舆论导向的同一性又使不同政治意见的群体，集聚为以身份认同为特征的普遍政治结构中的政治共同体。这种身份共同体的交往形式和价值交换具有持续性、稳定性和爆发性，更容易产生集体行为和政治行动。新一轮西方民粹主义运动在形式上建构了以不同身份群体的集体身份认同和新的身份政治，实质上则体现了新身份政治中他者与自我的身份划分。现实世界中不断分离的社会阶级，在虚拟世界中又各自不断地聚合成新的身份共同体与阶级身份，并在虚拟世界和现实生活中都形成新的身份认同与政治共同体。

(三)新阶级身份的形成

阶级对立的社会里国家的职能除了进行剥削与统治，最根本的功能是领导生产及组织经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是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这是因为虽然经济发展首先满足于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国家的整体发展客观上有利于社会整体的跃迁。“在阶级的碎片和裂缝中，出现的是差异性的身份和身份认同，不同的身份群体都有其特殊的利益需求和斗争形式，从而形成了一种多样化、多元化的斗争。”[9]随着西方从工业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级概念在西方社会的影响逐渐回升，原先被淡化的阶级政治和阶级身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再次成为重要议题。一些西方学者观察和分析当前资本主义的病理时提出，只有再次回归阶级身份和阶级议题，打破当前各类围绕身份政治议题的破碎无力的社会抗议和政治运动，在阶级同一性基础上才能实现不同身份的阶级的联合。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等新型交往方式的出现，现实世界中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不断加剧，西方社会逐渐分化为矛盾、冲突不断尖锐的不同身份共同体。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重新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数字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本身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的结果，同时伴随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构性矛盾，阶级身份的自我认知，成为新的社会运动的核心动力因素，最终导致新的阶级身份和阶级政治的出现。

四、结语

在一些西方学者的话语中，身份政治是为了替代阶级政治或阶级概念等话语提出的，身份政治和阶级政治有着迥然不同的适用领域与规范路径。甚至在一些西方话语中，身份政治已经取代阶级政治在分析与评判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地位，并认为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二元对立的概念和话语体系。但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数字时代，身份政治在数字资本时代的发展与异化，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种逆向效应。随着数字化和数据化的发展，数字世界中不同身份群体自我建构组成新的政治群体和阶级群体，同时这种融合照进现实，促成新阶级身份、新阶级政治和新阶级社会的出现与发展。身份政治的发展与新阶级身份在世界范围内的逐渐形成，预示着资本主义根本危机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