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有别，何以成学
——浅谈区域国别学的若干基础理论资源

翟东升 索朗吉

一个独立学科的基本标志，便是其自身基础理论体系的创建。对于被设立为交叉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而言，其学术共同体必须尽快构建出这一新学科的基本理论体系，方能回答支持其独立学科地位的基本问题：“域外各国之间，何以有别？区域国别，何以成学？”

理论是对现实的简化与抽象，它反映的是现象背后的普遍性与独特性的统一。具体到区域国别学来讲，它的理论既要能指出世界各国各地区整体运行的一般性规律与机理，又可解释一国在治理、发展与文明特质上之所以区别于他国的独特因素。学术史告诉我们：社会科学的理论未必总是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但它至少是一种思维训练，是专业人士对专业问题进行描述（description）、推理（deduction）和预判（prediction）乃至开方子（prescription）的智识基础；它也是一种提示和启发，能让受过专业理论训练的学生或者研究者，比未经训练的非专业人士拥有更加深刻而系统的认知水平。离开了区域国别学的专门理论和方法论训练，一个国别研究专家对目标国的了解可能还比不上侨居当地的华侨或者经常光顾的导游；但正是因为前者武装了基于大量国别经验凝练而成的专业理论和研究方法，国别专家才能在较短时间的田野调查和浩瀚的文献、数据中研判出普通人看不出的趋势。

创造一个新学科的理论是一项巨大的智识挑战，但幸运的是，我们今天能够站在多个古老学科的肩膀上，择其精华、为我所用，并融为一体。笔者认为，世界史、政治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成熟理论资源，可以作为我们建设自主域外知识体系的基础理论原料。

一、近现代世界殖民史与霸权转移史

霸权兴衰历来是世界史的关注重点之一，有关霸权转移以及霸权稳定的理论流派异彩纷呈。由金德尔伯格首创、罗伯特·吉尔平加以完善的霸权稳定理论和奥根斯基提出的权力转移理论，本质上都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不同层面出发，论述了国际关系中霸权的地位[1]。霸权体系，以及可视为其高级形式的帝国体系，是人类史上最为常见和持久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并且遵循着自然界的熵增规律，在取得成功之后难以避免地继之以衰落更替。他们如同沙滩上的城堡那样不断崛起和壮大，又在时光的冲刷下不断地坍塌。我们今天所见的各区域、各国家、各民族的面貌，无非是这个或那个霸权（帝国）体系的残垣断壁与历史遗迹而已。航海技术日渐成熟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海洋从文明绝缘体变成文明超导体，从而出现了两条霸权的接力转移路径：一条是海洋性霸权之间的更替转移，另一条是陆海复合型霸权之间的权势转移。一海一陆两条权势转移的轨迹，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可构成我们对全球各区域国别的历时性解释框架，其中的矛盾运动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

图1 两种霸权转移史

海洋性霸权的政治经济模式最初发轫于中世纪后期的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地中海贸易城邦。到了16 世纪，其理念与制度、经验与知识、人才和资本，都因大航海而转移至葡萄牙，进而在此后的四百年里，先后转移至荷兰、英国、美国东海岸、美国西海岸，在最近半个世纪转移至东亚生产网络。而与之对应的是，欧亚大陆上多个人口体量巨大的古老民族，在学习、反抗并与前者竞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陆海复合型强国：奥斯曼土耳其、西班牙、法国、德国、俄国。这条权力转移的陆上主线不仅塑造了欧亚大陆的基本面貌，也与前者共同引领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现代性变革，并且通过对外殖民或者意识形态输出，将其权势和理念投射到亚非拉广大外围地区。在航海与殖民时代，这两类霸权都通过战争、贸易和金融手段塑造了今天亚非拉绝大部分地区充满耻辱、分裂和动荡的近现代史记忆。

对比两种霸权（帝国）的历史，从政治、法律、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来看，海洋型霸权和陆海复合型霸权都有着基因性差异，并且随着其权势中心的转移和竞争，二者之间虽有相互借鉴，但其差异仍然被顽强地保留了下来。

表1 两种霸权（帝国）的差异性

从法律体系及其背后的哲理来看，海洋霸权国家着眼于人类本性中的逐利本能，信奉自由主义，强调机会平等，继承了格劳修斯法哲学传统，因此，其制度安排更偏向利益的获取和分配，整个体系目的在于获得更多好处与福利。与此相对应，陆海复合型霸权国家奉行康德—黑格尔传统，更加注重国家主义立场，更强调结果平等，基于人性中的恐惧和避险本能而设计其体系的构造和运行。

从政治体制来看，海洋性霸权国家的政治过程是自下而上的，他们强调资本控制权力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主导这些国家内政外交的主要是资本力量，并且经历了从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和数字科技资本的迭代进化过程。而陆海复合型霸权国家则是自上而下进行动员和控制，同时也背负着对国民更多的保护责任。因此，陆海复合型国家更加容易接受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类似的分野在经济金融体系中也有所呈现。基于个体价值本位和自由主义传统，海洋性霸权通常更重视直接融资，比如通过资本市场、股票债券市场融资，由投资者承担投资风险，金融机构仅仅是帮助资金供需双方撮合交易。而陆海复合型霸权国家则更倚重间接融资，由银行体系承担并隔绝风险。从经济循环来看，前者以外循环为主，而后者以内循环为主。

论战争传统，海洋性霸权更偏好于利德尔·哈特式的间接路线，即控制战争成本，降低损失与风险，甚至其核心利益集团将战争视为自己在贸易和投资之外的另一种牟利手段，自葡萄牙、荷兰、英国，一直到今天的美国，这种思维和行为模式都有明显的表现。而陆海复合型国家则相反，它们更倾向于将战争视为捍卫其宗教或政治信仰以及民族生存权的殊死斗争，更强调战略决战，拿破仑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德意志第三帝国”（即纳粹德国）以及苏联的战略核心都有大兵团决战的传统。

借助上述两条权势转移轨迹和二者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层面的系统性差异，我们可以把区域国别学所覆盖的大大小小的国家和区域串联起来，提供相对统一的解释框架。要理解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要解释任何一国的语言、文化、制度、竞争力等各个方面，研究者都可以追溯到过去五百多年这两种霸权之间的竞争和转移中，因为每一个国家和地区要么曾经作为某个霸权的中心而享受其历史遗产、背负其历史包袱，要么曾经受到一个甚至几个霸权的统治与蹂躏而至今仍承担其历史性后果。区域国别学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都可以从这两股力量的竞争和扩张中找到历史学的解释。比如：为什么有些国家会被外力以一种武断而扭曲的方式创造出来，而另一些民族虽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却长久地得不到民族自决和独立主权？为什么有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上长期领先而其他国家在发展序列中处于不同程度的落后状态？为什么相邻区域的国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组织体系和发展策略，而某些相距遥远的国家却有着共同的语言、制度和特惠的贸易投资关系？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之间愿意并能够共享部分主权推进一体化，而有些主权国家却在不断地分崩离析？

二、世界经济与区域经济

大航海催生出一个无远弗届且日益深化的世界市场，由此将世界各个角落的绝大部分经济活动都纳入一只全球性的无形之手的操控中来，无论被操控者是否知觉或同意。海洋性霸权通常主动服务于资本的全球性牟利需求，而陆海复合型霸权则往往试图掌握和管控资本，使之为己所用而又不危及自身的权威和安全。正因如此，世界经济的中心并不稳定，而常常表现为双中心结构，世界市场体系也因此而总在开放与封闭、统一与分裂之间来回摆动。当海洋霸权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世界市场较多地表现为开放性和统一性，当然也表现为中心对外围的掠夺与改造，广义全球化的进程得以推进。而当陆海复合型国家占据优势地位的时候，世界市场较多地表现为分裂性和排他性，经济和军事冲突更加频繁和惨烈，此时全球化通常呈现停滞乃至倒退的趋势，但一部分外围地区可以因此而获得较多的技术溢出，并得以趁机改变自己的分工地位，世界政治经济领导权的转移也因此而发生。

作为一种描述世界经济发展状况与利益格局的模式，“中心—外围”这一命题最早是由阿根廷学者普雷维什提出的。他认为世界体系是由“中心”和“外围”两极构成：“中心”是繁荣富足的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外围”是持续贫困的发展中国家。通过“中心”对“外围”的剥削，最终形成了“中心”国家日益发达，而“外围”国家持续落后的恶性循环[2]。经过安德烈·弗兰克和萨米尔·阿明等人的发展，“中心—外围”分析理论到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那里被发展成为系统的世界体系理论，他将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分为了核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过去社会体系的根本不同之处[3]。传统的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中心对外围的剥削以及外围对中心的依附，强调二者之间政治经济旧秩序的不平等、不公平性质。表2列举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一系列差异，其中前半部分是传统结构主义学派对中心外围结构的理解，而更多的则是笔者从区域国别的跨学科视角所作的进一步梳理和拓展。

表2 结构主义与区域国别视角下中心与外围地区的比较

在经济金融领域，中心国家相比外围地区，不仅更为富裕且宏观经济的复杂度和稳定性都更高，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和国际规则与标准的制定者，中心国家GDP增速变化较缓；就债务率而言，中心国家主要以本币记债，其中央政府债务率普遍非常高，并且主要为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输出方，通过承担风险获得高收益率；从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比价来看，中心国家人贵而物贱，可贸易品价格便宜而非贸易品价格昂贵，整体通胀率较低。与此相对应的是，外围地区的政权组织则往往被中心国家的军事、政治力量所摧毁或削弱，经济被改造为产业结构单一、周期波动剧烈、被动地响应中心地带消费需求的殖民地或者依附性经济体。

从社会层面来看，中心国家的人口结构呈现少子老龄化的特征，而且国民普遍受教育水平高，社会身份的等级结构平等。外围地区的国家则呈现生育率高、年轻人居多的人口结构特点，并且国民受教育水平低，社会身份的等级结构不平等。导致这种中心外围人口结构差异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现代化社会中女性受教育水平的上升导致的生育率下降，以及人力资本和人均寿命的上升，从而形成了中心国家少子老龄化的社会人口趋势。

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来看，中心国家的政府相对社会的能力也更强，政治体制比较成熟，能为本国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提供充裕的公共物品，甚至还会承担一部分国际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角色。而外围国家的国家治理能力较弱，治理低效乃至混乱，无法为本国民众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主要作为全球公共物品的消费者的角色而存在。

后冷战时代，世界市场体系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化：在体系中心地区，美国更加专注于金融，而欧洲、日本专注于高端制造；在外围地带，由于东亚生产网络的延伸和升级，韩国、中国、越南等国逐步实现工业化，而大量发展中国家仍然未能实现工业化，某些国家甚至经历了工业化的倒退。如图2所示，通过分析某国在世界体系中出口何种东西以交换它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可以将世界体系内的国家（和地区）分为四类，分别为中心国家、准中心工业国家、外围工业国家以及外围原料国家。其中，中心国家是拥有强大经济技术实力以及压倒性军事和政治优势的美国，美国通过强大的信用体系将美元和无形资产作为其向外出口的主要物品。紧邻美国的是欧陆国家和日本、韩国等国家，这些国家与世界交换的商品主要是高附加值工业品及服务和一小部分本国货币。在欧洲与日韩的外围，是第三个层次的国家，其中包括中国及大多数东亚邻国，以及墨西哥、土耳其等中低端制造业国家。这些外围工业国家主要向全世界提供劳动力，向世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附加值相对较低。在体系的最外围则是众多依赖能源和原料出口的资源型国家，俄罗斯、中东、拉美以及非洲等经济体都包含于最外围层次中。虽然世界体系结构短期存在一定的刚性，但是这种结构也并非无法突破，中国自1979年进入世界分工体系以来，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位置从最初的原料提供国到外围工业国，再到如今正向准中心国挺进。未来随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取得进一步进展，以及美国越来越背离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当下的中心—外围结构正在出现裂痕，不排除再次进入某种形态的平行体系的可能。

由于地缘上的相邻、禀赋上的相似或者产业链上的相关，世界市场中也存在明显的区域性板块，而在中心国家所发生的技术变革、利率变化乃至地缘政治经济变迁，都会在特定区域内引发地区性的经济动荡或者变革。比如20 世纪80 年代初的拉美债务危机、90 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2012 年前后的南欧债务危机。为联合自强应对经济风险和国际竞争，许多地区也会推动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共享部分经济主权以扩大分工规模，提升其经济竞争力。

从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的角度来考察各国各地区的发展进程，研究者可以评估和描述对象国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位置及其变化轨迹，他们如何主动或者被动地改变自己在全球生产网络和资本循环中的地位，他们以哪些手段从外围挤入中心，以哪些政策举措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冲击。在虚拟经济方面，世界市场体系中的资本流动和利率波动，如何冲击各国的经济稳定，如何为各国各部门带来机遇与风险，也是区域国别研究者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三、世界政治与比较政治

世界政治学研究的是基于世界市场形成的政治思潮所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以及由此塑造的大国关系和大国秩序[4]。如果说前文探讨的世界经济作用于人的利益，那么世界政治思潮则作用于人的思维。由于全球化的冲击，传统主权国家的“细胞壁”已经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透，跨境流动的不仅有商品和服务，还有政治思潮、产业与金融资本，以及数以亿计的人口。在此背景下，一国一地区的思潮、制度、技术，借助要素流动带来的链接，迅速地冲击到周边乃至全世界，演变为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政治浪潮。全球性政治思潮的传播势必会改变许多国家的精英和准精英阶层，从而引发制度突变[5]。比如20 世纪中期的民族解放运动、苏东剧变，2011 年之后的“阿拉伯之春”等，都可以从世界政治思潮的波动中获得解释。

考察区域国别的政治方面，光靠世界政治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比较政治研究来提供坐标轴和对冲手段。世界政治所考察的这些思潮，既有因传播而表现出的全球普遍性和一致性，又往往融合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文化传统而表现出变异性和衍生性，并由各路政治势力用以回答不同民族和时代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比较政治学则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解释不同国家所呈现的政治现象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其核心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内战和革命的动力，不同治理模式及其背后的利益格局等[6]。

如果说世界政治研究为区域国别学提供的是全球宏观动态图景，那么比较政治研究则通过横向与纵向的对照，为研究者提供精准、深入、具体的中微观静态知识。世界政治研究所考察和跟踪的各路意识形态主要是各民族各地区人文、宗教和哲学思想的创造物，其衍生如春夏之百花，争奇斗艳而易让人目眩神迷无所适从，而比较政治则来自冷峻的社会科学的工具箱，其砍斫如秋冬之风霜，去芜存菁，证伪了绝大多数意识形态的主观想象，从而为研究者留下相对客观的事实真相与社会规律。

四、案例分析

在具体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如何融合上述世界史、世界政治与比较政治以及世界经济的三种理论资源？为阐释这个问题，本文在此列举关于非洲与印度的两个案例。

（一）案例一：非洲

回顾非洲历史，自15世纪起，非洲便被逐步卷入欧洲国家殖民扩张的痛苦进程。随着海洋和陆海复合型两种霸权性国家势力的转移，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先后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欧洲列强的一轮轮扩张为非洲大陆带来了致命的蹂躏与破坏。其中，殖民统治时期历史遗留的边界划分问题使得非洲大陆原有国家建构过程被打破，至今依旧阻碍着非洲国家民族国家建立的进程。殖民统治期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将过去非洲大陆以自然界定的传统边界人为破坏并重新通过经纬度划定了新的边界[7]。这种强行的分割使过去本属于同种族或部落的人们分属于不同国家，而不同种族或敌对部落却被迫成为新的国家，传统的族群由此遭遇割裂与拼接。国界线的胡乱划分造成了种族间的矛盾与隔阂，从1960 年到2019 年间非洲国家的国内暴力事件与其他政治暴力事件的分布来看[8]，在各种族交界地带发生的暴力事件与冲突事件比非洲大陆其他地区分布地带更多，频繁的暴力与政治冲突事件导致非洲国家长期处于政局动荡与政治不稳定性中，阻碍其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发展。

从世界政治的视角来看，受世界政治思潮的影响，非洲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分别经历了两次民主转型浪潮，尤其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90 年代后大部分非洲国家都实行了多党制。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民主化的政治体制并非是非洲国家的自主选择，而是西方帝国在殖民期间以及殖民后的意识形态冲击给非洲大陆带来的政治遗产。原有的非洲大陆酋长部落的政治制度被扭曲，强行的民主政体并不适合非洲大陆的国情，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非洲国家更是遭遇了数次民主崩溃，其中尼日尔、尼日利亚、苏丹等国民主崩溃的次数最多[9]。

从比较政治视角来看，法国和英国作为曾经殖民非洲的两个主要霸权国，法语非洲和英语非洲是其在非洲留下的一个重要政治遗产①这里的法语非洲国家指经历过法国的殖民统治，独立后使用法语作为唯一或者主要官方语言的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贝宁、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中非、乍得、科摩罗、塞舌尔、刚果（布）、刚果（金）、几内亚、科特迪瓦、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多哥、中非共和国、尼日尔、喀麦隆20 个国家；英语非洲国家则是经过英国统治，独立后将英语作为唯一或主要官方语言的国家，包括博茨瓦纳、尼日利亚、南非等18个国家。。作为历史上控制非洲大陆最大的两个殖民宗主国，英国与法国基于海洋霸权国家和陆海霸权国家不同发展模式的驱使，在非洲大陆采取了或直接或间接的统治模式[10]。英国基于经验主义的传统，主要采取“签约”的手段在当地谋求利益，并且将权力下放至殖民地的原有统治阶级，较好地保留了其原有的前殖民政体。由于已经培养出较为独立的政治体系，在结束对非洲大陆的殖民统治之后，英属非洲国家的发展相对法属殖民地也较为稳定。与此相反，法国则是受到理性主义权力至上的影响，在殖民地治理过程中以直接统治为主，主要通过直接构建统治机构以替代过去的地方治理机制，因此，直接殖民统治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法语非洲国家的行政效率[11]。近年来WGI指标体系②WGI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取值在-2.5到2.5之间，数值越大，国家的治理能力越强。下政府效能指标（图3）以及政治稳定与暴力指标（图4）也显示了这一点：英语非洲的政府效能以及政治稳定与非暴力指数基本上高于法语非洲地区，且其数值也更为稳定。

图4 非洲国家政治稳定与非暴力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从个别数据来看，英属非洲国家中也有如同尼日利亚、赞比亚、乌干达以及塞拉利昂等政府效能与和政治稳定性极低的国家，而法属殖民地中也有塞内加尔和加蓬等政府效能高且政治稳定性强的国家③尼日利亚、赞比亚以及塞拉利昂的政府效能指标以及政治稳定性指标常年低于-1.0；塞内加尔和加蓬的政府效能指标常年高于-0.3。数据来源于WGI数据库：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显然，英、法殖民统治手法的差异并不是影响非洲国家发展状况差异的唯一因素，一国的国家能力及其发展水平也与不同国家的生产方式、地理环境、文化习俗、国内制度以及教育政策等多种因素有密切联系。因此，不同的统治手法并不能完全证明其与政治稳定性之间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运用比较政治的分析方法也确实可以为区域国别研究中分析相邻国家的不同发展状况提供具体分析的研究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WGI数据库整理

图3 非洲国家政府效能

在经济层面，英语非洲国家和法语非洲国家在未来几十年内的发展状况也不尽相同（表3）。从GDP 增 速 来 看，1970 年 至1980 年 以 及2010 至2015年间法语非洲国家每五年平均GDP 增速高于英语非洲国家，其余几十年一直低于英语非洲国家。从制造业占GDP 比重来看，从1960 年到2020年，英语非洲国家每五年平均制造业占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高于法语非洲国家②从1995至2000年以及2000年至2005年的数据中，法语非洲国家制造业占比略高于英语非洲国家。。殖民统治结束后，虽然非洲国家制造业的绝对产值保持增长，但增速缓慢，非洲国家的工业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的差距依旧存在。从人类发展指数来看，虽然与世界数据相比较，非洲国家整体福利发展水平较弱，但英语非洲国家人类发展指数从1990 年起一直高于法语非洲国家。整体而言，英语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几十年来相对于法语非洲国家也更好一些。

表3 英语非洲和法语非洲国家发展状况对比①其中GDP增速、制造业占GDP比重以及人类发展指数分别取每个5年期的平均值。

其次，无论是在殖民统治时期还是后殖民主义时期，殖民宗主国对非洲殖民地的影响一直存在，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在殖民时期，非洲大陆被西方宗主国以超经济手段纳入世界市场生产体系，奴隶贸易迫使非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环。在进口环节，非洲成为殖民国家工业制成品的倾销地。在出口环节，非洲形成了单一产品出口结构[12]。尤其是在上世纪20 年代，殖民宗主国为了满足其国内的经济发展需要，大肆开展殖民地农业活动，在每个非洲殖民地按照其地理和气候条件种植适宜生长的单一经济作物，导致非洲国家农业种植结构单一，许多国家粮食自给能力不断下降，非洲经济从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单一经济作物生产。非洲国家经济发展仍严重依赖于外援，这进一步瓦解了非洲国家自力更生的可能性，导致了非洲大陆贫困的延续。长此以往，非洲大陆成为“中心—外围”中的最外围依附性国家，非洲大陆的依附特征正是这种畸形的殖民经济模式带来的严重后果。

在后殖民主义时期，前殖民宗主国对非洲殖民地的影响依旧存在。从对非洲的经济援助来看，法国对其前殖民地的长期援助确实为这些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帮助，但这种经济援助往往与法国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相结合[13]，实际效果也难以令人满意。在密特朗时期，法国就将经济援助与非洲国家的民主和人权结合起来，通过经济援助干涉受援国的政治事务，加强对非洲国家的政治控制。从货币领域来看，从20 世纪30 年代金本位体系崩溃后，为了维护法郎的国际地位，法国在其前非洲殖民地创立了非洲殖民地法郎，到目前为止，非洲大陆仍有14 个国家沿用当时设立的非洲法郎①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区，包括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几内亚比绍、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多哥、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刚果、加蓬、赤道几内亚、乍得等14个国家以及科摩罗。。这些西非法郎成员国通过将本国货币与法国金融政策、货币政策挂钩，一方面有助于成员国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但另一方面，法国和欧洲从非洲国家获得巨量的铸币税利益和其他相关权利。事实上，法国通过非洲法郎影响着这一区域的金融与货币政策，保障了其对非洲的贸易与投资，为法国企业获取非洲资源和占取市场份额提供了有力的保障[14]，与之相匹配的是法国军事力量在非洲法语国家的长期存在。综合而言，虽然原殖民宗主国在非洲地区的各项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非洲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其底层逻辑主要是为了本国经济与政治发展的需要而不是为当年的殖民行为赎罪，殖民宗主国对非洲大陆多年来造成的负面经济遗产依旧不可忽视。

（二）案例二：印度

多年来，印度社会一直表现出一种复杂又矛盾的状态。饱受帝国主义的殖民却在南亚次大陆以帝国遗产自得，繁华的都市与落后的贫困窟并存，实行现代民主制度又沿袭传统的种姓制度，宗教冲突与族群冲突并存。印度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特性，同样可以从世界史、世界政治、世界经济三种维度进行解释分析。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自1757 年普拉西战役后，印度大陆遭受了英国长达200 年的殖民统治。就像马克思所说的：“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5]一方面，英国殖民者通过战争、贸易、金融手段将英属印度纳入英国殖民网络，使其成为英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从根本上改变印度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式，也一定程度上帮助其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英国殖民当局在英属印度构建起一整套行政、司法、教育体系，培养出一批受深受西方政治和经济思想影响的印度精英，这些帝国遗产直接影响了印度独立后的国家建构。自1950年印度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届政府的重要任务便是在英国殖民遗产之上建立起“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尼赫鲁语）。从殖民史的角度出发，当下印度政府通过一套殖民“受害者”的历史叙事建构印度民族的身份认同，并断言只有这样一个统一身份才能带领印度实现“现代化”发展。在此，它既否认了殖民统治各项主张的合法性，又接受了殖民统治在某些领域客观上带来的进步性[16]。实际上，这种思想在曾饱受殖民蹂躏的亚非拉国家普遍存在。

从世界政治视角来看，在世界被殖民地区纷纷独立时期，“非暴力不合作”的政治思潮席卷印度。印度通过一种非暴力、和平的方式实现民族独立，意味着其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思想并未被动摇，也没有经过痛苦的社会革命与改造，这使印度原有的社会秩序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因此，在政治制度建构上，独立后的印度在继承英帝国殖民政治遗产的基础上，实行了带有明显种姓主义色彩的西方式议会制民主。有别于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印度独特的民主模式使得种姓作为一种政治集团参与政治生活。也即，印度民主的外衣之下是各种姓利益集团的权力博弈。印度社会结构中地主等有产者和高种姓势力深度合作，并通过其权力网络动员印度广大底层民众。这使得政府各项推动社会经济改革的举措往往无法贯彻落实或者直接遭到社会面的强烈抵制。聚焦当下，印度无法将在对外关系和宗教议题上凝聚的民意充分转化为对全方位现代化的支持，反而是在经济社会议题惹恼选民，被迫示弱后重启宗教、安全等可以强势执行的“共识议题”[17]。这种基于种姓、社群的“强社会—弱国家”社会结构，使得西式民主制度下产生的印度政府并不能推动社会进行根本性变革。

从世界经济视角来看，印度是典型的外围工业国家，主要向全世界提供劳动力供给。1991 年，印度正式加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分工，议会民主制度下的“弱政府”无法保证经济改革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许多有关经济改革的共识难以达成[18]；在土地问题上，由于印度建国初期未能实现全面的土地改革，近一半的农民没有土地或土地占有面积极小，土地控制者则进入政治集团的强势种姓集团，土地分配的不平衡直接导致了印度贫富分化加剧；在就业问题上，印度未能在90年代实现全面的教育普及，劳动力数量的不足以及劳动力素质的低下使印度无法像同时期东亚各国一样将出口导向型发展作为重点，而是通过发展第三产业实现经济的迅速腾飞。与其他外围工业国家不同的是，印度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侧重于资本密集型而非劳动力密集型，这种模式自20世纪90年代起创造出了一大批中产阶级群体，他们享受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后的大部分红利。然而，与此同时，底层群众继续为基本生存问题而挣扎。孟买高楼大厦和贫民窟共存便形象地体现出印度的贫富差距。印度并未遵循外围工业国家走的劳动密集型发展路线，这导致印度就业增长乏力，在制造业发展竞赛中甚至落后于越南和孟加拉国[19]。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强大的国家力量，中央政府集中资源将制造业以及出口导向作为发展重点，中国由此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取得了经济上的跨越式发展。

结 语

以上，笔者从世界霸权更替和殖民史、世界经济、世界政治等三个角度来为区域国别学的基础理论建设提供了几点粗浅想法。通过两个不同地区的案例分析，笔者意在表明，区域国别研究者在分析世界上任意地区或者国家时都可以通过上述三种维度的分析，深刻地回答区域国别研究所关注的众多核心问题，实现对某一特定地区或国家的深度理解和知识创造。上述三个学科的理论资源也可以为区域国别学的理论建构提供基础原料。实际上，还有其他许多学科，比如语言学、社会学、宗教学、人类文化学、地理学等学科也有相当成熟而重要的理论资源可以为区域国别学的理论建构添砖加瓦，但本文限于篇幅和作者的知识结构，在此不作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