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育恩

董晓英

对于父亲，母亲经常对我们说，养恩大于生恩，你们一定不能忘记了。

母亲说的养恩，是指养父对于我们的养育之恩，而生恩，指的是生父对于我们的生育之恩。

母亲1976年离婚后，带着不到四岁的哥哥和两岁的我，千里迢迢从甘肃陇南一个边远的山区，坐汽车，转火车，再坐手扶拖拉机嫁给在南疆某水库工作、比母亲大17岁的养父。生父彻底割断了与我们的联系，对我们从来不曾有过只言片语的问候，更不要谈经济上的资助，他去世了，我们还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消息。所以生父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影子，一个虚无缥缈的称号。

我们从生父那里没有得到的父爱，养父全部给予了我们。

为了迎接我们，父亲将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笔巨款——200元钱，交给一个关系很铁的老乡，请他帮忙到夏克（当时阿瓦提的一个集市）买点米面粮油回来，结果，老乡拿上钱就跑没影了。手上没有一分余钱的父亲抓狂了，他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即将到来的我们和接下来的日子。

“既来之，则安之。”父亲接到我们后，首先将我们带到了连队食堂。一路长途跋涉的我饿极了，抱起案板上的一条生鱼就开始啃，眼疾手快的父亲一把抢下鱼，他将我紧紧搂在怀里，把一个馒头迅速塞到我手里，又打了一缸子肉菜，尽着我和哥哥吃个够。父亲看着狼吞虎咽的我们，心疼地说：“看把我娃给饥得！”

从父亲工作的食堂出来，母亲走进了父亲所谓的“家”，发现真的是家徒四壁，除了用两张小床拼凑在一起睡觉的大床，一方小桌，再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什。米桶里也看不到几粒粮食，母亲那个愁呀！

好在父亲人缘不错，街坊邻居到了饭点，就把我们叫过去吃饭，或者送一些做好的馒头、饼子、咸菜过来。挨到父亲发工资，母亲拿着贰拾捌元捌角肆分钱，还还人情，剩下的全部買成苞谷面（白面和大米价格太高吃不起）。母亲做搅团、打糊糊，连续吃了好几年，这个家才勉强缓过来，后来也偶尔买点大米白面润润我们的肠胃。很多连队的职工看了我家的境况，都一个劲地摇头说：“老董家迟早过不下去！”

平时，父亲宁可自己不吃、不穿、不用，也要让我们吃好、穿好、用好。他甚至打消了要自己亲生孩子的想法，原因是母亲曾经小产了一对双胞胎，身体一直很虚弱。他看着我们对母亲说： “只要你的身体好了，我们共同把他们两个拉扯成人，难道不是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吗？”直到现在母亲都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你真是个老好人，又不是亲生的，何必呢？差不多行了！” 面对闲言碎语，父亲总是一笑置之，待我们依然如故。“老好人”的名头却越叫越响。

记忆中，我和哥哥整天不是喝苞谷面糊糊，就是吃苞谷面搅团、苞谷面饼子，偶尔用苞谷和捡来的麦粒做成醪糟煮着吃，一家人高兴得就像过年。每顿饭我们总是把碗舔得比洗的还干净。看着其他小朋友拿着白面馍，端着白米饭，甚至咔嚓咔嚓啃着充满冰碴子的胡萝卜，我们都是满眼的羡慕。

母亲总是说父亲，饭都吃不饱，不要给孩子满足一些其他愿望。父亲总是笑笑不说话，照样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五六岁的时候，我迷上了看小人书。可是，那真的是一种奢侈。看见几个小朋友手里拿着小人书，聚在山墙下看，我就靠着墙根，眼睛往他们的书页上瞟，只看到零星的画页和未被完全遮挡住的线条，就已经很满足了。也许是脖子伸得太长，被他们发现，感觉不舒服，他们就往远的地方挪，我也跟着挪到离他们稍远的地方，眼睛却还在往书页上瞄。拿小人书的小朋友气急了，拔起屁股向远处跑去，身后跟了一群他的同伴，只留下我失神地怔在原地。

也不知道父亲是怎么知道的，有一次，居然带回了几册小人书，递给正在烧火做饭的我。我看得入了迷，等到煳味飘出，从小人书的故事情境里回过神来，才意识到灶里的火太大，菜已经变成了炭色，惹得母亲劈头盖脸地对着我和父亲一通骂。父亲只是笑了笑，用筷子搛起惨不忍睹的菜，一边吃一边赞道：“莫啥的（没什么），好吃，我们家闺女做啥都好吃！”气得母亲直跺脚。

我们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照着我们的身形，往大两三岁的趋势做的，一件衣服真的是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合身？不可能！有得穿都不错了，哪有条件挑三拣四？

稍微大一些，在父亲的提议下，母亲也觉得应该给我们置些像样的行头了，就到夹河子（集市）给我们买了身新衣服让我们换上。而父亲却秉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传统”，很少有新衣服上身。用他的话说，自己是大人，每天都要干活，穿新衣服糟蹋了。

父亲把我们刚接过来的那几年，一头乌发都愁白了。为了多挣钱，他不得已辞去了人人羡慕、能吃饱肚子的食堂班长职务，下到连队，一年到头在外打梢捆、防洪、护堤、修涵洞、修渡槽等，经常不在家，肉眼可见地消瘦、憔悴了许多。

每天不见油星的饭菜，寡淡得我们胃里仿佛住着一群饿狼，稍微有点荤腥，就馋得直流口水。记忆里，我们总是吃不饱，每天饥得就像“饿鬼投胎”，一到家就开始翻箱倒柜找吃的。

哥哥上了初中后，喜欢跟着连队里的小伙伴模仿电影《少林寺》里的动作练“武术”，活动量增加，饭量陡然增大。有一回放学回家，刚吃完一小盆面条，到了晚上12点，又吃了一个跟平底锅一样大、10多厘米厚的甘肃大饼，还觉得没吃饱。父亲吓坏了：“不害怕你吃，就害怕把胃给撑坏了，这可怎么得了？”最后还是下了小半盆面条，让哥哥吃下才放心。

随着我们日渐长大，父亲的工资涨到一百多块钱。本想着可以松一口气，但随着我考上中专，要到一百公里外的阿克苏上学，家里银根又一次骤然吃紧。除去柴米油盐正常支出外，家里还要承担我每个学期500元的学费，每个月最少50元的生活费，压得父母喘不过气来。

为了给我筹措各项费用，每年年初，父母都会买几头小猪，抓些鸡苗，再养一头牛，起早贪黑地为这些牲畜割草、煮食等。每个学期要交学费的时候，就卖掉一些鸡，甚至将养得半大、正在长膘的小猪处理掉，换取很少的钱款，才勉强不欠账。

那几年，父亲一直有胃病，可为了我上学，一直瞒着。1993年，我还没毕业，实在扛不过去的父亲住院了，化验单出来的那一刻，全家都蒙了——胃癌晚期？——怎么可能？妈妈这才后悔不迭地回忆起，父亲这两年胃病加重了，却从来不肯到医院就诊，疼得厉害了，就用被子或者硬物死死地顶住疼的部位，痛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到门诊找两片止痛片吃上。

母亲一直后悔自己大意，有时发现父亲疼得脸色发白，让父亲到阿克苏医院好好诊治一下，父亲却总说没事，母亲也就没有深究。可怎么会是胃癌晚期呢？我们谁都想不通！细细想来，一定是父亲心疼医药费，不愿意在一百多公里的路途上来回折腾，病情才一步步恶化的。

父亲患病半年多，其间一直嚷著要出院，他对母亲说：“你们把远亲近友的钱都借遍了，谁看见你们不是躲着走？住不起啊，一万多块钱的债，我要走了，你没有工资，两个娃娃都没有工作，拿什么还喔！”我们都鼎力坚持给父亲治病，直到医院下了回家静养的通知，才回到团场。到了第七天晚上，父亲的口、耳、鼻突然大量喷血，母亲、哥哥和我吓坏了，借了辆拉车，拉着父亲就往营部的门诊跑，只为留住父亲……

到了门诊，也许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父亲黯淡的眼神突然亮了一下，呼吸急促，胸口剧烈起伏，嘴唇嚅动着想说什么，却已经发不出声。哥哥赶紧将耳朵凑在父亲嘴边，却依旧什么也听不清。

父亲的脸色逐渐灰暗，眼中的星光渐渐变弱，他一瞬不瞬地盯着我们娘仨，星子一点点减弱，直至散尽，他眼中所有的担忧、难舍、眷恋……在流下一行热泪，脑袋向右一侧后，骤然消失不见……

黑暗中仿佛有什么轰然倒塌……

顿时天愁地惨、星月无光……

无尽的绝望、撕心裂肺的痛楚如山呼海啸般席卷而来……

“老董……”

“爸……”

我们娘仨匍匐在父亲的病床上撕心裂肺地恸哭！如一串串惊雷，炸裂了死寂、可怕的暗夜！

三十年过去了，父亲的养育之恩我们时刻铭记。我们每年都要回水库祭奠父亲：清除杂草、培土、烧纸钱，燃一路鞭炮，告诉父亲——我们回来了。我们虔诚地跪下，告诉他，我们现在也像他当年庇护我们一样，长出了枝繁叶茂的华盖，接过他老人家的接力棒，尽心尽力地孝顺母亲、福荫儿女，在这一片他曾经热爱并付出青春与热血的地方，替他活着，努力工作，不让他老人家失望。

责任编辑 王子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