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研究

阳宁东 杨 燕

（1 西南民族大学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2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科研处，四川 成都 611131）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已成为当前非遗连接现代生活、实现非遗活态化保护与创新性传承的主要方式。一方面，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非遗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作为一种新的大众生活方式，旅游为非遗提供更多的实践和应用场景，激发了非遗的生机和活力，成为非遗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渠道和动力源泉。另一方面，被称为“民族记忆”和“历史活化石”的非遗，具有多元的表现形式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被业界和学界普遍认为具有良好的旅游开发价值，可与旅游融合发展用以提高旅游业的发展质量。因此，非遗与旅游的融合发展，不仅是推进非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加强非遗保护的一种主动选择[1]。

随着科技迅速发展和文旅消费的不断升级，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逐渐被提上日程。2023 年2 月，《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明确提出，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并从加强项目梳理、融入旅游空间、丰富旅游产品、设立体验基地、保护文化生态等八个方面提供了指导，目的在于通过与旅游深度融合，丰富非遗传承实践形式，引导相关群体在旅游服务中充分阐释非遗内涵，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使各主体共同发力，推动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2]。因此，推动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对于扎实做好非遗的系统性保护、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成都以“三城三都”（世界文创名城、旅游名城、赛事名城和国际美食之都、音乐之都、会展之都）为抓手，坚持“以文兴业、以文润城、以文惠民、以文互鉴”，努力打造彰显中华文明魅力、天府文化特色的世界文化名城。其中，建设世界旅游名城成为成都世界文化名城建设的重大支撑，地方政府、投资商、企业和社区等不同主体逐渐推出许多场景空间、主题路线、特色文旅IP 和节庆集会活动等新型文旅产品体系，带动了成都非遗与旅游的融合性发展。

一、成都市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成都市拥有的非遗资源数量众多。据统计，成都市现有市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229 项，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1 项，国家级25项、省级50 项、市级154 项；现有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9 个、传承基地22 个、传习所74 个、传承基地学校50 所[3]。非遗名录保护管理体系不断完善，为非遗保护传承提供了示范引领。

成都市非遗数量众多，种类丰富，保护利用工作卓有成效。2009 年8 月，文化部将成都正式确立为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的永久会址。经过多年发展培育，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已成为世界各国展示非遗保护实践的交流平台、凝聚智慧和发展共识的学术高地、开展文明友好对话的民心纽带，也为成都非遗旅游融合发展提供了国际性营销渠道和传播效应。2011 年，国际非遗博览园落户成都，成为非遗文化节的日常对外展示载体和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永久平台。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成都非遗旅游的常态化开展提供了场所与空间，成为大众游客了解、认识和体验成都非遗的景区化窗口。

近年来，以“弘扬匠心精神，传承非遗技艺”为目标的“成都手作”异军突起，成为彰显成都非遗之美的一个非遗品牌和一种运营模式。“东门市井”非遗特色体验街区，汇聚了川渝地区众多的非遗美食和工艺美术品，营造了实地消费体验场景，促进了成都非遗与旅游市场的快速融入。“成都手作”模式已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推向全国，在淘宝、京东等平台搭起了“四川非遗商城”“成都非遗馆”等销售平台，突破了非遗产品销售的地域限制。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指导引领下，成都市通过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和各类组织机构的非遗保护实践，为非遗走向旅游市场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基础条件。

二、成都市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现状

作为中国非遗重镇，成都历来十分重视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积极探索非遗进景区、进社区、进乡村，推动非遗与文旅商体融合发展，助力产业兴旺与世界文化名城建设。

（一）建设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场景，为游客提供非遗旅游体验基地

首先，认定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场景名录。2017 年，认定公布成都市第一批非遗特色小镇10 个。2019 年，认定公布第一批非遗项目体验基地40 个，并组织市民、游客和旅行社、媒体代表考察非遗项目体验基地。其次，培育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场景。充分发挥传统工艺产业在乡村振兴中的带动作用，初步建成成都国际非遗博览园、天府锦绣工场、文殊坊、安靖蜀绣园、安德川菜产业园、锦门丝绸文化园、成青路盆景产业带、桂陶产业园、道明竹艺村、怀远藤编街、临邛文博创意产业示范区、明月国际陶艺村等12 个集休闲生活、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非遗传承于一体的传统工艺产业新场景，年总产值与吸纳就业人员不断攀升。近年来，地方政府相继与成都文旅集团等企业合作共建14 个“成都手作”非遗传承体验中心，集传承、体验、教育、培训、旅游等功能于一体，包括安仁古镇、西岭雪山、西来古镇、五凤溪古镇、平乐古镇非遗传承体验中心等。

（二）增强各地旅游景区的非遗内涵，为游客提供展演活化体验活动

成都在全市开展了“畅游成都、体验非遗”活动，重点在古镇等历史文化景区展演传统表演艺术、展示展销非遗产品，展现了非遗的多彩魅力。以非遗为核心的传统节会活动在各旅游景区举办。例如，每年春节期间，武侯祠景区举办“武侯祠大庙会”民俗活动；每年正月初七，杜甫草堂博物馆举办“人日游”民俗活动；每年大端午（农历五月十五日），郫都区望丛祠博物馆举办“望丛赛歌会”活动，三道堰镇举办“三道堰龙舟会”民俗活动。此外，主办方还有意识地将非遗元素融入主题公园，让市民游客体验非遗项目，感受非遗魅力。如市内的人民公园，既有声名远扬的鹤鸣茶社，也有糖画、剪纸等非遗体验项目，让游客在休闲中体验成都本土非遗的魅力。

（三）开发和培育各类非遗旅游产品，不断丰富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

根据旅游者吃、住、行、游、购、娱等需求，积极开发非遗旅游产品与商品，包括非遗美食、非遗主题酒店与民宿、非遗康养与研学旅行、非遗旅游文创产品与商品、非遗旅游线路等。2021 年，成都开展了以公园、园区、街区、酒店、民宿、餐厅等为表现载体的第一批非遗美学生活场景遴选工作，认定公布20 个非遗生活美学场景。同年，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与成都市教育局联合认定公布第一批成都市非遗研学旅行实践基地20 个。这些基地与相关创意设计机构合作，积极研发设计、策划包装蜀锦、蜀绣、漆艺、竹编、棕编、绳编等非遗研学旅游产品。各非遗基地与点位还联合旅行社、新媒体推出锦绣、竹藤、茶香、陶艺、酝酿、蜀味、百戏、丝竹、康养、匠心等多条非遗之旅线路产品，组织实施“巴蜀非遗少年行”“非遗工坊探秘”等体验性活动，为成都旅游市场增加了更多具有非遗内涵的文旅产品。

（四）宣传和推广非遗旅游发展动态，扩大非遗旅游活动的辐射范围

在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组织下，成都在全市遴选有特色和举办基础的民俗活动，提升传统民俗活动的举办规模和影响力，打造成都民俗活动品牌，如 “黄龙溪女巧文化周”、金堂种酒文化系列活动等。传统医药类非遗项目还充分利用端午、重阳等传统节日开展体验活动，不断扩大非遗旅游融合发展的社会影响力。成都非遗不仅在线下与旅游相融合，还在线上举办活动，扩大了影响。例如，邀请网络达人体验非遗工坊、非遗之旅线路，进行多场直播，吸引大量网民观看并参与讨论，让非遗与电商、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媒体相融共生，增强了非遗旅游活动的辐射范围。

三、成都市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面临的挑战

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其目标是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推动非遗与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其路径是要推进非遗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彰显非遗的时代魅力与时代价值。成都在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成效突出 ，同时也面临一些现实挑战与发展困境。

（一）从更广范围看，成都非遗旅游融合发展对象主要为传统工艺、戏剧和民俗节庆活动等，对非遗资源的旅游化利用还需深入挖掘

推动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首先应在守正的前提下，按照一定的标准规范来择取可被转化为文旅产品的非遗资源，以便充分发挥非遗在现代生活中的创新转化效用，凸显非遗保护的“活态性”。所谓“守正”，是指保留非遗作为文化资源时最为本质的部分，即它以地方民众为中心所形塑出来的生活实践和传统知识结构，以及由此外显的文化符号与主体形象。在此前提下，将非遗推向大众旅游市场，以旅游消费和体验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我们就会发现，成都目前被应用于旅游市场中的非遗资源多为传统工艺、戏剧和民俗节会等，其他类别资源如民间文学、传统舞蹈、曲艺、传统医药、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等，转化应用较少。然而，这些非遗资源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其旨趣其实也具备潜在的旅游吸引力要素，包括审美、科学、知识、趣味、浪漫、幻想等。因此，我们不仅要对那些久负盛名的非遗资源进行旅游化利用，也应将视野扩大到更广范围的非遗保护名录，去深入挖掘目前还处于静置状态但却有旅游潜力的非遗资源。

如果再继续深入分析目前已在旅游市场上活跃的非遗资源，我们发现，即使如常规性演出的川剧和成都皮影戏等，也并未完整地将余下的“被单戏”、川剧围鼓、成都木偶戏等非遗项目进行旅游融合性开发，而更多是停留于文艺表演阶段，局限于艺术人士与戏迷、本土居民等小群体之间。在宽窄巷子、锦里和一些茶馆、酒楼等大众旅游场所，“变脸”和“吐火”等特技几乎成了川剧的代名词，成了川剧这一非遗项目的简化版展示载体。然而，完整的川剧非遗项目特技还包括变髯口、飞袍变须、藏刀、魔烛等精彩技艺，其大众知晓度较低，在当前的旅游市场上难觅其影。川剧这一颇具地方代表性的非遗项目，在如今的旅游展示中还缺乏舞台美术、表演服饰、脸谱面具和经典剧目等配套文化输出，以致游客获得的非遗旅游体验不够完整与丰富。

对此，我们不仅需要有意识地扩大非遗旅游化利用的资源类别和内容要素，也应该制定评价标准，以确保非遗资源旅游化利用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系统性。

（二）从更深层次看，成都非遗旅游融合发展仍处于“非遗产品+旅游空间+行为展演”搭配阶段，其文化叙事的主体性结构还未有效建立

在文旅融合发展大背景下，非遗走入旅游空间，以物品销售展示与技艺过程再现为主要特征，让游客在参观与体验中了解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在新兴的非遗研学旅行中，主办方常会邀请非遗传承人或者其他表演者在现场为游客进行表演性展示，希望通过参与者的互动去实现对非遗内涵的认知与理解。这是旅游活动展演活化的一种表现，即通过展演场景的布置、展演者的分配和展演活动的组织等环节来实施，更多体现为集中在遗产物象本体上的活化，其目的是为增强遗产的可视性，延续遗产本体的生命力[4]。

从旅游体验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过程中，主办方已经意识到活化的价值，并以此来对非遗的非物质性进行有形展示，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旅游体验质量，加深受众对非遗的认知与理解。但是，这样的体验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体验的过程容易因为时间短和文化预热不够而形成快餐式的旅行经历，容易将游客的兴趣点引向非遗的物质层面，即认知点最终落于视非遗为一种有趣、好玩的技艺活动，而忽略了这些技艺活动背后所隐含的历史底蕴、文化功能、集体意识与思想理念等无形价值。其二，由于文化内涵的传递和领悟需要一定的阐释讲解过程，因此，文化转译的服务与供给就显得尤为重要。何谓“文化转译”？其实就是产品供给方针对游客无法或很难理解的非遗旅游产品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问题，提供相关的讲解阐释，以便主客之间构建起更为畅通的文化共享渠道。目前，无论是川剧、成都皮影戏、武侯祠庙会、人日游草堂等传统产品，还是蜀绣、陶艺、竹编、草编等新兴活动，对非遗项目的文化内涵阐释工作力度还不够，需进一步加强其主体叙事结构的系统构建，从而为非遗保护与传承建立更为广泛的大众支持系统。

（三）从更高水平看，成都非遗旅游多呈现出单一式、散点型和偶发性的融合发展模式，对非遗旅游“有形—有感—有效”的全面情境性营造还不足

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场景消费的趋势日益明显。当大众游客面向各种被营造出来的非遗消费场景时，看到的更多是散点型的、单一式的非遗旅游体验业态与商品销售，再加之随机举行的各种非遗节庆活动，很容易让非遗处于一种应景性的旅游体验场景模式。由于非遗本身就是一种与日常生活实践紧密相联的历史性产物，它在与旅游融合发展时应该从传统的“在空间中消费”转向“对空间的消费”，从而让非遗空间自身成为一种生活情境性消费物，并且应该是具有连续感、契合感和真实感的。可以说，当非遗空间成为一种消费品时，它不仅是由物品、设施、活动、服务和人群等组合而成，蕴含了具体的现实功能，而且传递着特定的文化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情感心理和精神气质等无形遗产[5]。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非遗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应是“有形性”与“无形性”的统一，应具备从有形的生活形态层、到有感的获得状态层、再到有效的精神共鸣层这样的递进关系[6]，方能体现出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多层次性与文化深度性，符合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更高水平要求。

从消费空间构建的角度来看，成都已经建设起来的常态化非遗旅游融合发展场景，大多还是集中在以传统手工艺带动旅游消费、地方就业和乡村振兴等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消费空间主要是非遗工坊、非遗项目体验基地、非遗传承体验中心、非遗特色小镇等场所。目前，这些地方营造出来的消费空间层次较为单一，基本上都是侧重于对非遗产品“物”的静态展示和技艺过程“术”的有限体验方面。一方面，对非遗“物”的静态展示，主要表现为相关手工艺成品的摆放与销售，凸显的是非遗的物质性，其形式多转化为旅游纪念品、文创商品和地方特产等。另一方面，对于非遗“术”的有限体验，更多是在旅行社的带领下，基于各种组织活动的需要，在规定的一两个小时体验时间之内，择取非遗项目中容易上手和费时较少的环节进行象征性体验，而非遗自身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精神价值、集体记忆及现实挑战等非物质性内容，传递力度不够，未能有效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和无形精神性。

四、推动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助力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

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是基于成都城市深厚文化基础和比较优势提出的发展目标，也是基于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大势和城市发展规律的前瞻性把握[7]。

在建设世界文化名城过程中，成都如何利用好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传统文化资源？如何让天府文化在城市形象建设中实现有效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传承，以彰显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和当代价值？成都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是其中重要一环。

（一）拓宽非遗旅游化利用的资源类别，确立非遗旅游开发对象的选取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遗包括六大类。《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要求，加强项目梳理，突出门类特点。针对不同类别和特点的非遗项目，成都应根据具体的旅游开发利用标准进行融合视角下非遗项目的选取。一方面，非遗旅游开发对象的选取标准，应基于旅游资源的吸引力要素。吸引力，是旅游资源的本质属性，主要指“具有吸引旅游者的独特的内在品质”[8]，包括具有外显的吸引力和影响旅游行为的能力[9]。在选取可供旅游利用的非遗资源类别时，应重视非遗旅游吸引物的社会属性。另一方面，旅游资源的吸引力还应体现出符号属性，尤其是标志物（符号），它们是旅游吸引物与旅游者之间的重要介质，是能够向旅游者传递核心吸引力的信息和信息载体[10]。当某些非遗资源类别被选入旅游开发对象时，它应该兼具物的自然属性（客观属性）和社会属性，具有不同于一般“物”的突出的符号属性，以此形成非遗旅游吸引物系统，而非仅仅是单一的非遗物品。

根据所属门类，精准对接旅游产业项目，找准非遗项目与旅游的融合点，再根据不同的旅游空间和细分市场进行不同特色的产品开发，从而可以围绕某一类非遗项目形成多元辐射的旅游产品体系。比如，民间文学类别中的“鱼凫传说”国家级非遗项目，本身就是很好的古蜀文明旅游素材，它拥有的传说故事和相关遗址遗迹也很多。因此，在将其与旅游融合发展过程中，可以根据不同面积的旅游空间进行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开发，从而形成“一心多瓣”的花式开发模式。具体地，可在面积范围比较大的旅游景区，打造一台以鱼凫王国传说为主题的旅游演艺节目，或传统凝视，或沉浸共享，或场景营造，或科技加持，将其内涵融入其中。与此同时，在那些空间较小的旅游景点，如宽窄巷子、锦里等人气场所，可以通过民间故事、摆龙门阵以及戏曲表演等传统形式进行这一主题的叙事布局，也可以采取当代年轻人喜欢的“脱口秀”形式加以适当改编，进行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二）注重非遗展演空间中的文化阐释，凸显非遗旅游产品的非物质性

当被选取出来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时，非遗就开始了从生活记忆向着展演文化的转变。展演，并不意味着不真实，而是当前文旅融合产品开发的一种主要手段，即将因时代背景的演变而逐渐消失或衰退的传统文化在旅游空间中加以再现与重构，从而构建出众多的文化展演空间，包括舞台、道具、演员和观众等多维元素。其中，展演空间、产品、服务等供给端和游客观看、参与、体验、反馈等需求端共同推动了非遗记忆的复苏与重塑，将非遗所涉及的地方场所、传承人物、产生过程和重要事件等要素给予活化，以便形成既包括有形物质环境，又包括无形精神文化的共同记忆。

目前，成都旅游市场上的非遗展示，重物质、轻非物质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游客容易被眼花缭乱的非遗物质性产品所吸引，对产品背后的非物质性领略不够，对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共鸣激发不足。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初衷——以旅游活化来促进非遗保护与传承，还没达到。对此，应通过对非遗展演空间中的文化阐释转译服务及相应的特色话语体系来帮助游客真正认知到非遗中所蕴含的生活内涵和文化意旨，进而优化游客的非遗记忆。

文化展演常被视为一种社会化平台下文化的展示和交流行为，通过节日、仪式等动态方式传递文化生活，成为文化保护和记忆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11]。然而，现实中的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更多注重的是文化展示，而对文化交流有所忽视。在非遗研学旅行中，许多主办方会为参与者提供相应的过程讲解与展示，并创新性地设计出主客互动体验环节，以提升非遗旅游体验质量。但是，从整体的非遗旅游融合发展状况来看，这样的过程性服务与文化阐释工作往往流于表演展示，活化手段较为单一，多为“我做你看”“你问我答”的模式。同时，一些年老的非遗传承人受教育程度有限，对非遗项目的文化内涵难以深入浅出地解说。因此，非遗旅游融合项目或活动应提供专业、系统和常态化的文化阐释服务，以便凸显非遗的非物质性。例如，对川剧这一典型的成都非遗旅游项目，无论是川音、唱词，还是脸谱表情变化与动作含义，均需要有成熟的文化阐释配套，包括在表演前为游客提供简短的文化预热，在演出后举办文化沙龙，为主客之间创建可以深度交流的特定空间。这样，不仅能够帮助提升非遗的展演活化水平，也能够凸显项目相关的价值承载、情感赋予和信仰意象等无形文化内容。

对于非遗的文化内涵阐释工作，培育专业的讲解队伍，尤其是针对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偏好需求的游客群体进行个性化讲解服务，同样必不可少。比如，对于目前需求量较大的非遗研学旅行，如果还只是采取一般的导游讲解方式，那么，学生可能就很难真正理解非遗的价值和魅力，而往往将其视为一种可满足好奇心的娱乐性工具。因此，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应以他们各自能接受的文化讲解话语体系来帮助其对非遗无形价值的领悟。当然，这样的文化阐释和传播工作，并不仅仅限于语言的运用，而是在语言阐释的基础上，尽量借用科技、实验、游戏、动漫、影视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文化转译服务，以便激发他们对非遗无形价值的感知与认同，实现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可持续性。

（三）推动非遗旅游融合中的情境营造，形成多层叙事的系统性体验结构

情境营造被用于商业空间设计中，具备辐射性与互动性的特点，主要指在受众情感记忆范畴内，运用设计手段，通过物理空间的布置和场景的营造，以记忆勾连引发共鸣，让受众深度认同并参与其中[12]。情境营造的目的是通过在空间环境设计中有意识地构建环境系统来满足人的多种需求。其环境系统不仅包括形态、材质、色彩、功能等有形要素，也包括情绪、记忆、体验与空间关系等无形要素。有形要素与无形要素共同组合，体现设计环境的物质需求和情感需求。

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过程中，进行情境营造是为游客打造系统体验结构的重要方式之一。具体而言，可从物理情境、文化情境与社会情境等多重叙事结构体系给予构建。物理情境，主要是以非遗的有形部分为主要内容的展示与体现，包括场景复原、记忆再现和产品展示等。文化情境则是围绕物理情境而延伸出来的非遗故事、过程体验、文化讲解等，对展示对象的表达和塑造从直白呈现到文化承托，将情境概念从物理空间延伸到文化语境。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目的是助力非遗保护与传承能形成更加深厚的社会受众基础，因此，社会情境营造是整个体验系统结构中的最顶层，以此调动非遗保护单位、旅游市场主体、行业组织、金融机构、高校等社会力量，运用市场机制，引导各方参与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实践。

以成都“四川扬琴”国家级非遗项目为例，该项目的保护单位为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四川扬琴主要流行于成都、重庆、泸州、自贡等城市，表演形式有说有唱，由五个演员演唱，即行话“五方人”，分为生、旦、净、末、丑五行当。当曲目中人物众多时，可一人兼唱多角，且每人兼操一样乐器，另有鼓板、怀鼓、三弦、京胡、二胡等，以唱为主，以说为辅。从文化价值来看，它是巴蜀历史文化的传承载体，以特有的方式记载和传承了巴蜀历史文化。从旅游开发角度来看，四川扬琴具有先天的表演艺术性，可以成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重要资源之一。

对四川扬琴的情境营造，可以考虑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物理情境的营造。一是非遗项目本身的情境营造，二是非遗项目与旅游线路、不同旅游空间相融合的情境营造。除了常规的旅游演艺之外，还应注重对项目在表演消费前的情境营造，包括围绕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进行相关非遗元素的融入与介绍。同时，还应选址适合四川扬琴表演的旅游空间和休闲地带，如人气高涨的旅游景点、城市知名公共空间、成都典型茶馆及度假地域等，为游客提供良好的体验空间。其次，文化情境的营造。四川扬琴的演奏，离不开传统曲目与现代创新曲目。曲目反映的故事人物、历史背景、行为风格、思维情感等内涵应有效地传递给游客，让游客通过非遗传承人、展演者、主持人等各类文化载体进行叙事式旅游。同时，充分利用数字科技发展成果，加大对非遗文化解说的系统建设，营造更具有代入感和氛围感的非遗旅游叙事情境。最后，社会情境的营造。非遗旅游的开展，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娱乐休闲，而且还应是民俗和社会生活的“进行时”。作为文化消费的社会大众，除了通过非遗旅游获得新的认知外，还能通过这样的公众活动参与，获得社交契机与交流空间。在娱乐放松的同时，提供能够激发出某些情绪和共鸣感的场景与体验，可以促进情感能量的迅速提升和认同范围的扩大，实现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的集体效应与社会意义。比如，围绕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而形成的多主体价值共创这一图景，就是社会情境的真实写照。它推动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吸引公众参与到非遗保护传承中来，进而助力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