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可读”到“可见”:后人类时代的身体图像*

—陆 涛—

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贝拉(Béla Balázs)揭示了图像在未来的发展图景，即一种“身体作为人的肉身外观呈现出的复杂多样的视觉文化意义”①。从视觉文化肇始，人的身体就和视觉文化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人们既注视着别人，又被别人注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更是认为身体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不再与其自身的训练相关，而是“以虚荣的道德原则、毅力的异域情调、对冒险的小小崇拜为准绳”②。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甚至围绕着肉体展开了一次相关的知识考古学，人体成了“一种‘政治解剖学’，也是一种‘权力力学’”③。显而易见，从现代社会到后现代社会，身体正经历着一次剧变，从巴拉兹的“可见的人体”到罗兰·巴特、福柯等与社会意识形态息息相关的“可读的人体”。身体作为图像经历了第一次转向，即可见的人体成为可读的景观。在后人类时代，身体哲学又发生了另一次剧变。在后人类时代来临之前，一直是以人类为主体来审视着人体，以普通人为代表的大众在身体娱乐之下狂欢，以哲学家为代表的学者们则审视着身体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但随着互联网和信息科学的发展，主体的注视权力已经让位于机器，身体作为图像传播中可见的一部分，更承担着被随意挪用和入侵的风险，这也是保罗·维利里奥(Paui Valerio)的“知觉自动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在维利里奥看来，视觉化只不过是指对现实的译读变为自动化的这样一种科学。这样，图像传播中的身体从“可读”再一次回到了“可见”，这就是身体哲学的第二次转向。在这次转向的大背景下，一个全新的关于身体建构的叙事就这样随着后人类时代的到来而降临。当代图像传播中“可读”的一部分淡去，“可见”的图像却在逐渐显现。人类从投射视线的主体沦为被观看的客体，机器成为了新的主体，人体自身反而成为被观看与评判的他者。后殖民主义中的“他者”在当代社会已经不再特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成为描述人与机器关系的一种新的指涉。当人体通过互联网的交互成为一种赛博格，主体就失去了对它的掌控，虚拟性和离身性就成为主体在图像传播中表现的主要特质，身体的界限变得消弭，主体本身成为图像的一部分。

一、“可读”与“可见”:身体在图像传播中的两次转向

瓦尔特·本雅明曾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到，“随着照相摄影的诞生，原来在形象复制中最关键的手便首次减轻了所担当的最重要的艺术职能，这些职能便归眼睛所有”④。他的寓言昭示了视觉时代的来临，大众从印刷时代进入了视觉时代，从阅读文字变成了观看图像，大众文化发生了转向。无独有偶，同时代的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贝拉也提出了有关图像的“可见”理论。“现在第一个国际语言正在世界所有银幕上形成，这就是表情和手势的语言。”⑤巴拉兹认为，人体成为文化的一种新形式。他首次阐明了身体在视觉文化中占据的主要位置。在巴拉兹看来，身体从抽象的语言符号中出走，作为可见的人体第一次被看到。而随着后结构主义的出现，以罗兰·巴特、福柯为代表的学者们开始关注身体图像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可见”的人体成为“可读”的景观。然而，在控制论与信息科学盛行的如今，技术的发展使得物质层面上“可读”的身体出走，在人工智能与控制论的催化下变成了不经主体注视就“可见”的形态。“可见的人”作为来自20 世纪的学说，在当下再一次成为现实的图景，图像传播中的身体在21 世纪已经不满足于“可读”的定义了，它们再一次回到了“可见”的形态。

(一)“读图时代”的转向

所谓“读图时代”，事实上是一种以图像作为文化主体的时代，“图像这一文化上的支配性要素在这个时代异常突出地彰显出来了，这类支配性的文化要素就是所谓的文化‘主因’”⑥。在以巴拉兹为代表的电影学家所处的视觉文化时代的初期，视觉文化还处于一种单纯的“看与被看”的关系。人体作为一种不常见的景观被搬上大银幕观赏，“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感情通过面部表情的变化而综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人的复杂心灵”⑦。巴拉兹一直对“微相学”大为赞赏，可见，人体在视觉文化诞生之初就成为了图像的重要组成部分。

“微相学”只是视觉文化的开始。在现代社会，以图像为代表的视觉文化正源源不断地冲击着大众的视野。昔日以报刊、图书为代表的印刷物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以照片、影视为代表的图像。然而，以现代社会现有的图景来看，图像与文字却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互文性。知识被蕴藏在图像的内部，需要主体的解读和转译。“视觉感知要超过理智思索，因为它实际上将读者吸引到景象的表面以及视觉经受冲击的抗力上，而不是直接引到其意义上去。”⑧罗兰·巴特曾就此阐述外延与内涵图像的关系，后结构主义也认为符号和符号对象中间含有一个中介因素即解释因素。在“读图时代”，文化的重点不仅在于“图像”，更在于同主体的交互，也就是“读”的动态。

例如，互联网时代生产的图像作为一种消费品与观者实质上形成了一种看与被看的投射，视线成为投射欲望的载体。因而，没有被阅读的图像不能形成完整的消费。以电影为代表的影像满足了大众的窥私欲，观者在观看图像时，既看到了图像，又看到了正在观看图像的自己，他们将自我的欲望投射到屏幕上，又从这种投射所反馈而来的情感获取一种清晰的认知。如果说单一镜头的修辞元彰显了导演作为输出者在影像建构上的权力地位，那么序列的构成则使得这种权力从表达转向了理解，电影影像对观者的灌输不再是单一的输出，影像的输出在观者那里构成的意义，使得二者之间拥有一种互相回馈、互相理解、互相观看的意指性。

如维利里奥所说，“在注视行为当中，始终都有解释活动的主观性在起作用”⑨。这正是身体作为图像在“读图时代”的主要特质。然而，随着控制论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读图”中所包含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注视已经不再是一种人类特有的动作，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取代了这种注视，在当下，图像传播已经从“读图时代”转向了“知觉自动化时代”。

(二)“知觉自动化时代”的到来

保罗·维利里奥在《视觉机器》(1988 年出版)中首次完整使用了“知觉自动化”(automated perception)⑩这个词汇，指一切的“不用目光就能获得一种视觉的可能”⑪。他的知觉自动化理论是对其早期视觉化理论的补充。在维利里奥看来:“所谓视觉化，是指对现实的译读变为自动化的这样一种科学。”⑫事实上，在今日，用“视觉化”来形容这种注视变得自动化的倾向并不准确，学界已经普遍使用其“知觉自动化”这个术语。在传统的感知中，视觉往往特指眼睛的观看，是“一种光线和神经的脉冲”，它的拥有者是以人为代表的动物;而在维利里奥那里，人工视觉的诞生使“注视”这一行为不再是以人类为代表的动物所特有的。机器也拥有了视觉，这种视觉相较于眼睛视觉更辽阔、更深入、更为强大。因为眼睛视觉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人类必须要经过“想看”这个动作，人类既要有“想”的主观意愿，又要有“看”的主动过程，才能获取视野和信息。以战争机器为代表的人工视觉却颠覆了这一流程，它们既不需要“想”的过程:只是存在，就可以注视;也不需要“看”的过程:热感镜头与雷达成像依赖的是对信息的读取，而不是对景象的注视。当红外线和自动化瞄准首次出现在战场，帮助士兵们延展作为人类有限的视野时，维利里奥就预言，“这条瞄准线不仅是图形侦测电脑的数码运算视觉的先兆，而且也预告了感知的自动化”⑬。他的预言被证明是正确的，在后人类时代，知觉自动化已然成了不可抵挡的潮流。

所谓“后人类”，最早可以追溯到福柯在《词与物》中的叙述，“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人是我们的思想考古学能轻易表明其最近日期的一个发明。并且也许该考古学还能轻易表明其迫近的终点”⑭。他将人文科学与人的历史视作被现代社会发明的新兴产物，而这种产物终将消弭。随着信息科学的发展，赛博格、控制论及人的主体性被解构，后人类主义开始登上了人文科学的舞台。自然的人死亡了，而被信息科学、技术和机械所装配的人诞生了。这种消弭与诞生无独有偶地发生在视觉文化的世代，机器取代了人的视线，注视不再是人的行为，而成为一种全然的“自动化”。

在《视觉机器》中，维利里奥更详细地阐述了这种人工智能替代主体对图像进行注视和解析的倾向，他提出了一种假想，“如果没有图形或电视通信的输出，自动知觉的假肢将以一种机器想象形式运转”⑮。时至今日，富含信息的图像已经不需要主体的自我感知和转码了，从人脸识别到二维码付款，主体与主体之间对图像的传播已经变成了借助外延设备的自动化感知。图像传播已经不需要载体，在信息层面上达成了一种自洽的交互，一种“客观现实对机器分析的让权”⑯。无处不在的机器分析覆盖了来自人体的注视，“知觉自动化时代”已经不再是维利里奥关于战争、电子光学和射线的一次小范围的叙事，而是随着数字时代的技术发展，成为一种与大众息息相关的命题。互联网、人工智能、电子光学等无处不在的机器视线使人们已经从后现代的“读图时代”来到了后人类的“知觉自动化时代”。

海勒也提到了主体在控制论下对机器分析的让权，只是她将其称为“连接有机身体和延伸假体的信息通道”，一种“把信息视为某种无形的实体，可以在以碳元素为基础的有机部件和以硅元素为基础的电子部件之间相互流动”⑰的景象。在这种情况下，主体和图像之间存在的“可读”的注视被控制论和信息科学制造下的电子假体所替代，主体无须阅读图像就得到了图像的信息。例如，在现代社会，手机已经成为了人体的外置器官，有许多图像与图像之间的交流借助手机而非人体本身。而这种以计算机为主导的外置器官更无孔不入地渗透进现实中，从地铁的扫码入闸，到公共场所的人脸识别，再到处处密布的摄像头和“天眼”，注视已并非人体特有的行为，而成为编码之下一种可以被控制和自发的现象，这就是知觉的自动化。

(三)从“可读”到“可见”

巴拉兹·贝拉最早提出了视觉文化和“可见理论”，在关于印刷文字替代口述传播方面他表示，“可见的精神变成了可以用文字表达的精神，视觉文化变成了概念文化”⑱。因此，以电影为代表的图像的出现让他欣喜若狂，人的身体作为一种景观出现在银幕，“可见的精神”又重新通过身体复归了。在巴拉兹率先提出视觉文化后，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又认为图像与主体之间的传播又需要主体个人的理解。图像所具备的，可以被分离的修辞元本身就具有离散的“超意指”的含义。因此，视觉文化又从“可见”变为了“可读”，这是视觉文化发展的一条脉络。

然而，在后人类时代，人工智能和计算机技术代替了主体的一部分工作，其中也包括主体与图像传播之间必须具备的“注视”行为。在此之前，主体需要阅读图像，经过自身的转译，才能将图像背后所蕴含的信息分离出来。无论罗兰·巴特所叙述的以广告符号为代表的图像有多么浅显，其感官刺激多么泛滥，它仍然需要主体的理解。但在今日，可读的图像又一次变成可见的图像了。尤其是自生系统论的诞生，“自我组织(self-organization)不仅仅被当做内部组织的生产/再生产，而开始被理解为诞生新事物的跳板……”⑲。控制论不断地进行着自我生产，使信息科学的感知进化和人类的感知进化达成了同步，甚至超验性地先人一步。例如，作为“可见的图像”的一部分，人类的身体在知觉自动化时代也成了客体，成为一种被机器审视和评判的景观。在景观与注视之间，身体只是单纯地处于被凝视的位置，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主体的位置被客观机器所取代了。身体的景观不仅仅被审视与评判，更被加以分析、预测、干涉，注视从信息层面渗透到了物质世界。维利里奥曾在战争中光学机器所带来的预测视野这样阐释道: “观看与预见互相混淆到这种程度，以致现实无法与虚拟分辨开。”⑳时至今日，我们也可以说，注视所带来的预见已使物质世界被信息层面干涉到无法分离的地步。在现实世界，以天眼、摄像头、算法所构成的车流监控系统在信息层面精确地审视、预判着车流在街道的汇聚与离散，再通过现实手段的干预达成车辆的分流。可以说，被注视的不仅是人体，还有人体所自决的动态和走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机器的感知能力已经远远超越了人类。

二、“反身性”与“离身性”:赛博空间内的身体

在互联网的图像传播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趋势:以短视频、直播为代表的图像传播中不断地突出一个主体，那就是人。人类或者说其身体一直以来都是图像传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又放大了这种观感。米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认为，“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㉑。以麦克卢汉的观点来看，媒介作为人的延伸，使人类的界限得到了外延。然而，人工智能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外延的定义。在后人类时代，信息科学和控制论带来了信息层面上磅礴的熵增。身体的重要性被消解，信息替代物质成为了人的中心。而身体不过是人的另一假体，和在其之上不断装配、组接、扩展的假体一样，都是人类需要学习和操纵的物质。基于此种观点来看，意识和身体的二元对立被消弭了，因为当主体的界限由信息而并非实体来决定时，主体本身成为一种可以被拆解和装配的系统，身体界限模糊了，媒介所带来的延伸也随之模糊了。

(一)身体界限的外延

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曾说，“我们的身体仿佛一台机器”㉒。身体仿佛容器的学说，他并不是第一个提出的。而这种论调在工业革命之后，则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青睐。在工业革命时代，主体的身体被视作一台经过精密装配的机器，而在信息科学大行其道的当下，身体与意识的二元界限也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进步而消弭了。在后人类视野下，身体并不是与意识对立的，而是一种随着界线的挪移不断变化的定义。“在后人类看来，身体性存在与计算机仿真之间、人机关系结构与生物组织之间、机器人科技与人类目标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或者绝对的界线。”㉓

然而，主体被模糊化的身体界限势必导致一些风险。福柯的全景式监狱理论就将视线单独剥离出来，身体被视作一种凝视，一种权力的具象化，一种自我规训的机制。后人类主义认为这有让身体的物质性和身体编码的结构或符号性对立起来的风险，信息科学的出现使主体产生了裂变与位移，赛博空间内的身体被赋予了更多属性和功能，乃至于产生了超现实的意蕴。

当主体的身体界限成为环境的一部分，势必被纳入凝视的范围之内。身体不再是自己的，而是图像传播时代的一种符码，一个可以被随意地拆解和装配的物件。“不止是真实的身体被遮蔽、被替代，主体的个体特征被磨灭;更重要的是一种机器视觉反向操控了主体。”㉔当今时代，社交网络上的身体与现实中的身体，已经构成了缺席/在场的定义。当主体将自己的信息上传到社交网络，与其所上传的图像、数据、身份信息所对应，一个数据意义上在场、事实意义上却缺席的电子人就在互联网上诞生了。当这个电子人在社交网络上诞生的这一刻，它的去留、交际、未来，都变得与主体本身不再相关。社交网络上在场的电子人就像主体的裂变，无数可以被装配和拆解的电子人被分娩在信息科学所交织的互联网上。主体变成了被传播的一部分，无论他是否在场，他都变成了图像传播的一个符码。

(二)反身性的赛博格空间

如果物质世界并不可靠，主体向虚拟世界投诚，可否找到真正的身体? 主体在进入信息层面的赛博空间前要先在物质层面构建他们的赛博格身体，这一过程要依赖于互联网、计算机和信息编码在显示器前的流动，赛博空间的信息编码在显示屏前具象化，而被驯化的后人类——可以将这些信息编码进行编译、理解的符号动物们，也就是显示屏前的主体，通过对显示屏前的符号的改写，达成了对信息世界的操纵。从物质层面到信息层面，从在场到模式的复制就完成了。这正说明主体与赛博空间的互动并不是无源之水。然而，身体进入赛博空间后就脱离了主体的支配，主体成为赛博空间中一个被建构的符码。“它不再是个体私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是按照虚拟空间的信息模式被重新分配‘使用权’，进而成为观看、挪用、入侵、转换、移植、毁灭的‘公共’对象。”㉕

在主体所居于的赛博空间内，理论绝不是被发明出来的，而是一种现实倾向的摹写。从这个角度出发去看待主体时，我们就发现主体所拥有的自决并不是一种完全的自决，而是一种被归并之后的自决。赛博空间的建立者们规定了空间内的限度，这种限度犹如物质世界的社会法律和物理定律一样，主体在赛博空间内的投射并不能越过这种限度，就像物质世界的人不能超越牛顿定律使得苹果向上坠落一样。而同样的，赛博空间在信息层面的建立也绝不是具有离身性的。主体具有离身性，因为主体可以将意识作为赛博格身体投射在信息空间内，但空间不可以。在后人类时代，反身性在信息层面和物质层面的结合中居于重要的一环，正是因为信息层面绝不能脱离物质层面而存在。尽管主体的界限变得模糊，但身体的信息层面与物质层面的对立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如同凯瑟琳的说法一样，不管研究控制论的科学家如何地宣称后人类已经大行其道，他们研究后人类的躯壳仍然在现实世界的物理层面。

信息层面对物质的侵入已经借着技术的东风大行其道，赛博空间所具备的反身性使主体难以在物质层面和信息层面产生对立和割裂，在信息层面被物化的身体犹如物质层面的一种映射，使人感到真假难辨。例如，在网络空间购物时可以被一键识别的尺码，已然成为电子之眼注视和审判主体身体的另一种方式。来自电子之眼的注视自上而下地扫视电子人的身体——而电子人与主体又息息相关。在互联网购物竟也不需要主体的审美、挑选和甄别，而自有信息科学替“你”决定是否合适。本该是视线发出者的主体沦落到了被审判和注视的地步，成为被观看的客体。而这种在赛博空间内的注视又会被移植到物质层面，形成一种客观性的身体焦虑。主体越沉迷于赛博格内的电子之躯，回到现实则越失落而焦虑。虚拟与现实，信息与物质，混乱与有序，后人类时代混淆了主体的身体界限，也使得主体的自我认知变得混乱。

(三)虚拟世界中的主体

时至今日，虚拟世界中的图像传播与主体的绑定已经达成了一种惊人的离身性。关于“缸中之脑”的讨论在这里达成了一种具象化的实践。再重复一遍缸中之脑的疑问:假使有一个疯狂科学家，将你的大脑剥离下来，通过营养液和电子信息的链接将你的脑子和一台计算机结合起来，计算机向你的大脑输入一个完整的世界，让你错觉自己还活着。请问你如何辨别自己是真正地活着，还仅仅是一个“缸中之脑”?

虚拟现实无疑地将这个疑问具象化了，如果自我就是这个被浸泡在营养液中的大脑，那虚拟世界就像发射信号的计算机，向主体源源不断地提供一个瑰丽而新奇的世界。而提供自我活着的养分，或者说维持主体这副躯壳生存的物质世界则成了供大脑生存的营养液。而虚拟现实中的主体之于虚拟世界和缸中之脑之于科学家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虚拟现实中的主体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虚拟世界中，而缸中之脑不能。

然而，让我们再回溯柏拉图那个著名的洞穴隐喻，当一群原始人被捆绑在山洞中，面朝墙壁，他们的眼前只有火把照耀下舞动的影子，他们的全部世界就是这些影像。即使给这些原始人松绑，让他们走出山洞来到现实世界，原始人也会认为现实世界是虚假的，墙壁上的影像是真实的。将这个故事与虚拟现实所连接，就像有一个孩童，从小到大戴着虚拟现实头盔，他所见的一切都是赛博世界，所接受的知识也只与赛博世界有关，他拥有一个赛博身体，而真正的身体反而在赛博空间的外部。这种“离身性”就是主体参与虚拟世界的重要特点——我们给他物质世界的身体提供赖以生存的养料，以使这个在虚拟现实中生活的意识以及这个意识所搭建的赛博身体不会因为外界的干扰死亡，当摘下他的头盔时，他是否能辨认出赛博身体与现实身体之间的界限，以及哪一个世界才是真正的现实? 毫无疑问，当身体成为赛博空间内的主体，他就成了“技术主体性的符码形态”㉖。身体成为信息，在赛博空间内流动、攒聚、裂变，他被限制在这个场域内，察觉不到异常，也无法脱离。

《楚门的世界》就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而楚门之所以对自己所生活的环境产生怀疑，正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中，所接受的知识却与真正的现实人没什么两样。他的主体仍由自我所决断，而不受到任何以假乱真的媒介的干扰。在信息科学时代，数字媒体就充当了这个以假乱真的媒介，营造出了另一个更逼真、更栩栩如生且更合理的世界。主体的身体和周围的环境一样被符码化了。试想楚门生活在一个虚拟现实技术所搭建的数字世界中，他就不会对人的死而复生产生什么惊异，也不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什么怀疑，因为在这个世界，苹果也不一定是向下落地。反馈回路会干扰楚门作为有机整体的判断，信息科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注视”与“被注视”:回到现实之后

“自我”是相较于“他者”而言的，自我具有一种驱动性，必须意识到他人的存在，自己才能存在。在技术主体论出现之前，技术工具论常常认为，技术之所以是工具，正因为它们没有意识和思想。后人类主义的自生系统论以及强人工智能打破了这一认知。事实上，当身体成为赛博格，物质世界变成了信息世界，身体的主体性就已经丢失了。此时此刻，一些身体渴望回到现实中去:有关于互联网中的身体传播和身体被物化的批评，在学界已经甚嚣尘上。人们对身体的归并和摹写，事实上是一种焦虑和不安的外化，一种表达自我的诉求。越同一化的表征之下，越是身体渴望冲破牢笼、寻求共鸣的欲望。海德格尔针对技术从工具化转向主体化的倾向，早已发出了警告，“技术愈是有脱离人类的统治的危险，对于技术的控制意愿就愈加迫切”㉗。然而，互联网和新媒体给予了身体错误的表征，在流动的、泛化的互联网中，同一化的图像给予了身体雷同的审美，以寻求认同和肯定。为了缓解焦虑，身体从物质层面出走，但出走之后反而自我献祭式地陷入另一个物化的囚笼之中，沦落到被电子之眼注视和审判的地步。因此，当焦虑没有被泯灭，身体无论是在赛博空间内部还是外部，出走还是复归，都无法从根源上消弭这种成为第二性的倾向。

(一)被归并的风险

从无孔不入的监控、天眼到短视频与直播，身体每时每刻都处在一种被观看的景观之中。这种景观从被迫纳入到主动选择，主体已经达成了一种主动的归并/铭写。在福柯有关于全景敞视主义的学说中，监视者的身体被遮蔽了，被概念化、抽象化地凝练成了目光，权力因此摆脱了肉体的限制，规训和监视得以笼罩在人群上方。“权力以符号学为工具，把“精神”(头脑)当作可供铭写的物体表面;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把表象分析确定为肉体政治学的一个原则。”㉘这里，福柯关注了身体的话语与权力，后人类主义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因为身体是抽象的，但具形是具象的，具形是一种处于特定时间、地点、文化和状态中的单独的身体。后人类主义将身体从抽象的概念中剥离出来，赋予具象化的存在。关注情景化的身体而非抽象的，关注个体的身体而非普遍的，关注节点状的身体而非趋势化的。“相对于身体，具形/体塑是他者或者别处，是处于无限的变化、特性和异常之中的过度与不足。”㉙然而，在当代互联网的发展下，主体又有通过归并，将自己的具形重新铭写为身体的趋势。

首先，让我们回到福柯的身体语境中，监视是泛滥的，是一种无形的权力。而后人类时代的信息科学带来的大众传媒风险就在于此: 如果说监控、面孔识别代表了福柯所指的视线的权力，那么短视频、直播则体现出了主体在被注视的情境之下已经彻底地服从和驯化于这种凝视，甚至开始乐在其中。当我们任意打开一个直播软件，不同个体的具形，相似地笼罩在相同的滤镜、特效、贴纸和种种信息科学所衍化的虚拟假体之下，一个人和一万个人没有任何不同。此时此刻，身体被符码化了，作为当代互联网图像传播的一部分，身体失去了自身的情境和应有之义。在短视频中，以标签形成的潮流使一万个人都趋之若鹜地做同一件事，配之以相似的音效。短视频的受众批评它的同质化，而同质化之下，实则是主体已经失去了自我意识。信息科学在互联网为视线所评判的标准塑造了一个模具，人人都想将自己的身体塞进去，成为互联网工厂无数标准化的流水线产品之一。身体不再是被视觉机器注视的客体，而早已成为视觉机器的一部分。

后人类主义者认为，新的技术会给具形带来新的实践活动，特定情境下的身体在拥有充分的经验后，经验会被并入抽象化的身体中，形成一种铭写。“正如具形与身体处于不断的互动之中，铭写实践也不断地与归并进行互动，将实践抽象成符号。当焦点落在身体上时，具形的特点往往从视野中淡出。”㉚然而在当代的互联网，我们所看到的是，不断前进的技术并没有给情境性的、流动化的具形带来可靠的经验积累，与影像相关的技术越进步，主体则越沉迷于身体的自我献祭与献媚。被归并不再是一种经验形式，反而是囚禁主体的牢笼。如果想摆脱这种经验形式，主体反而要打破归并，从经验化的身体中出走，回到具形中去。

(二)作为“他者”的身体

后殖民主义认为，他者是相对于自我而言的，主体通过将意识中的非主体视作“他者”而完成了自我的建构。自我意识到他者的存在，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他者成了一种工具、一种建构的材料。“‘他人’的意义也不能来自经验或来自因经验而起作用的类比推理。正好相反，恰恰是借助他人这概念，经验才被说明。”㉜

然而，倘若给今天的知觉自动化时代寻找一个“看与被看”“建构与被建构”的关系，身体毫无疑问成为被凝视的他者，视觉机器则成了观看的主体。有关于人的主体性在技术所主导的场域下的丧失早在海德格尔的技术主体论就有所彰显。保罗·维利里奥在阐述视觉机器与人的关系时，开篇就引用了画家保罗·克利(Paul Klee)的一句话:“如今是物体在看我。”㉜身体在后人类时代已经成为被凝视的客体，而以电子光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为代表的“物体”构建了一个技术化的场域，将人体包裹起来。人体无法脱离这个技术性的场域而独立地存在，人体被观察、审视、规划、判断，人体成为技术所构筑的场域的“他者”，而视觉机器所带来的“预见”才是核心。

在当代社会，由摄像头和算法所交织的车流监控系统控制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这个信息系统具有福柯所言的话语构建的权力功能，人消失了，构建他们的是信息、语言和监控他的图像。人体无法逃离这个技术所构建的系统，一旦逃离，他就失去了最基本的被话语构建的权力。假如这个人相信他有独立自决的权力，因而逃离了交通监控系统。他没有听信广播、监控、车载导航这些技术所交织的场域对他的警告，坚信前方堵塞的马路有一条路可供他穿行，最终横冲直撞造就了车祸。车祸是他脱离技术场域的后果，因为每个人都被技术框定在自己应该处于的位置。

如果他相信自己的出逃是对技术场域的一次叛逆，他不甘心自己成为被构建的他者而非主体存在，那他在医疗上也会接受着相似的难题——如果他接受了X 光、骨骼植入、义肢、造血干细胞等类似的治疗手段，他的身体被技术所侵入，他仍然成为赛博格，而不是原初的独立、自决的人，他的主体性仍然丧失了。即使他拒绝了这一切，他仍然得受到现代医疗的审查。福柯将现代医疗体制视作全景敞视主义的一种变种，“‘纪律严明’的医院变成医疗‘规训’的物质样本”㉝。科技在现代医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不可见的权力无言地审查着人体，“规训权力是通过自己的不可见性来施展的。同时，它却把一种被迫可见的原则强加给它的对象。在规训中，这些对象必须是可见的”㉞。可见的人体受到不可见的技术的审查，审查是一种注视的权力，人仍然丧失了主体性，成了“他者”。

(三)“注视”与“被注视”

无论是在赛博空间的内部还是外部，身体都无法逃脱被审视的命运。在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里，视线是一种无孔不入的权力，一种具象化的监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监视使得权力在视线的互相审判中得到了最大化的升华。“人的身体是被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和限制的体系中”㉟，而这体系仍然被人类所制定。然而，在后人类时代，本应成为注视投射者的主体沦为了客体，“建立体系”的主体成为以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为代表的计算机技术，信息科学拥有了审判的空间和注视的权力。

视觉文化发展至此，已然不是人与人的文化，而是人与机器的文化。身体变成了视觉文化的一部分，接受信息流对自己随意的拆分、装配、分解……当人们将自己的信息上传到终端，无论他对自己终端内的信息抱有怎样的看法，无论他是否使用，他都已经变成了接受信息科学审判的电子人。在虚拟性出现之前，人们崇尚对现实主义的摹写，也就是在场/缺席的例证。但随着数字文化的发展，在场通过复制指向了模式，缺席则因为破坏走向了随机。这对于主体在图像传播中所担当的位置的破坏是显著性的，主体不再具有唯一性，天生的本我变成了一种被复制的景观。如同维利里奥所说:“由于图像最终已经远离直接或间接的观察，即为了机器的机器对综合图像进行的观察，这些工具性虚拟图像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再现的等同物，即某个外来对话者精神表象所再现的等同物……”㊱由在场/缺席到模式/随机的变化不仅是信息随机导致的异变，更是一种反向性的，信息在无载体情况下对物质世界形成的干涉。

此时此刻，“注视”与“被注视”的关系毫无疑问地颠倒了。如果说在信息科学出现之前，主体向社会环境投以凝视的视线，尚处于物质世界中“在场/缺席”的范畴，当主体脱离了被视线投以关注的时间与空间，那么注视也随之消失。信息科学让主体成为电子人，电子人在互联网上永远在场，主体的缺席并不会干扰到它被投以注视的处境，即使真正的主体并不在场，向它投以注视的可能是被控制论所规范的社会视觉机器和其他并不在场的电子人。这是一个信息进行不断熵增的时代，主体已经无法维护自己动荡不安的身体界限。

四、结语

从身体在信息层面的离身性，到空间在物质层面的反身性;从投射视线的主体，到沦为“观看对象”的客体。当技术的主体性开始凸显，身体的主体性却开始消亡。这是一个图像当道的时代，自上而下的电子之眼审视着人类，人类又借助电子之眼审判着自身。对自我的注视本是身体哲学的重要一环，却在媒介的推波助澜下陷入了焦虑与不安。一场对身体献祭式的自毁正席卷在网络空间，人类的身体看似在赛博空间内变得更完满无缺，实质上却表露出一种对信息层面的盲目追逐，和对物质层面的摒弃。当人类抛下现实的身体，真的能在信息层面寻找到自己的主体性吗? 焦虑、怀疑、自恋、憧憬……伴随着对具形/身体的归并/铭写，各式各样的情绪充斥在后人类时代。“表现的身体以血肉之躯出现在电脑屏幕的一侧，再现的身体则通过语言和符号学的标记在电子环境中产生。”㊲如果说“可读”是一次知识性的图像批判与变革，“可见”则是一次技术式的科技跃迁与生产。时至今日，人类已经站在了“可见”的前端，信息科学让人类的身体在信息层面凸显了，而在人文科学的分岔路口，找回在人机关系、控制论、技术主体论中被丢失的身体，还是一个悬而未决、亟待被解决的命题。技术让物质层面“可读”的身体跃迁到信息层面变得“可见”，后人类学的探讨则让我们期待，在某一天，“可见”的身体将重新回到“可读”中去。

注释:

①⑥ 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10、183 页。

② ［法］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屠友祥、温晋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75 页。

③⑧㉘㉝㉞㉟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年版，第156、117、113、209、210、11 页。

④ ［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年版，第6 页。

⑤⑱ ［匈］巴拉兹·贝拉:《可见的人——电影文化、电影精神》，安利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年版，第16、11 页。

⑦ ［匈］巴拉兹·贝拉:《电影美学》，何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年版，第55 页。

⑨⑫⑬⑳ ［法］保罗·维利里奥:《战争与电影:知觉的后勤学》，孟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6、7、6、7-8 页。

⑩ 在《战争与电影:知觉的后勤学》(1991 年出版)这本书中，维利里奥也提到了知觉自动化理论，但在该中文译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中，把这个词译为感知的自动化。本文采用《视觉机器》中的翻译，采用知觉自动化这个翻译。

⑪⑮⑯㉜㊱ ［法］保罗·维利里奥:《视觉机器》，张新木、魏舒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17、118、117、117、118 页。

⑭ ［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年版，第392 页。

⑰⑲㉓㉙㉚㊲ ［美］N.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3、14、4、264、267、6 页。

㉑ ［加拿大］米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 年版，第17 页。

㉒ ［法］大卫·勒布雷东:《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王圆圆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年版，第56 页。

㉔㉕ 刘丹凌:《形象的焦虑:数字美颜、自我物化与后人类剧目》，《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4 期，第52、51 页。

㉖ 林秀琴:《后人类主义、主体性重构与技术政治——人与技术关系的再叙事》，《文艺理论研究》，2020 年第4 期，第163 页。

㉗ ［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版，第5 页。

㉜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修订译本)，陈宜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版，第29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