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嵬之变前后唐中枢政治权力中心的交替
——兼论马嵬之变的主谋

梁建宙

(忻州师范学院 历史系，山西 忻州 034000)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起兵叛乱，攻占洛阳、潼关，玄宗弃长安，亡奔蜀地。马嵬之变后，玄宗入蜀，太子李亨于灵武登基，唐中枢政治变化之快，令人眼花缭乱。也就是说，马嵬之变是“安史之乱”后，唐中枢政治演进之关键节点。

本文试图梳理“安史之乱”爆发后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从李唐王室所面临的政治危局及其为维护正统合法性所采取的对策这一角度入手，分析马嵬之变前后唐中枢政治演变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兼论马嵬之变的真正主谋。

一、“安史之乱”爆发后李唐王室面临的政治危局及其对策

(一)范阳起兵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初九，安禄山以奉旨讨杨国忠为名，于范阳起兵。“于是引兵而南。禄山乘铁舆，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起兵，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1](P6935)

起初，北都太原失守后，“具言其状”，“上(玄宗)犹以为恶安禄山者诈为之，未之信也”，直至十一月十五日，“闻安禄山定反，乃召宰相谋之”，与安禄山素有怨隙的杨国忠洋洋得意，说：“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行在”，“上以为然，大臣相顾失色”[1](P6935)。

玄宗随即作出相应部署，遣特进毕思琛去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去河东募兵拒敌，又召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封常清以为：“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贼。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即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1](P6935-6936)。随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赴洛阳募兵拒敌。

“又以荣王琬为元帅，右金武大将军高仙芝副之，统诸军东征”，“于京师募兵十一万”，“皆市井子弟也”[1](P6937)。后下诏欲带朔方、河西、陇右兵亲征。这是玄宗第一次表示要亲征。

可以看出，大唐中枢决策层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出现了严重的误判，终尝恶果。

(二)洛阳失守

但形势很快便急转直下，由于封常清所募之兵缺乏训练，连战连败，东都洛阳失守。

封常清与高仙芝共议：“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1](P6939)“是时，朝廷征兵诸道，皆未至，关中忷惧。会禄山方谋称帝，留东京不进，故朝廷得为之备，兵亦稍集。”[1](P6940)也就是说，安禄山急于谋划称帝，才给了唐廷以喘息之机。

紧接着，玄宗又作出重大人事调整，“以永王璘为山南节度使”，“以颖王璬为剑南节度使”[1](P6940)。中枢政治也欲为实现权力交替做准备，“上议亲征，辛丑，制太子监国，谓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载，倦于忧勤，去秋已欲传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余灾遗子孙，淹留俟稍事。不意逆胡横发，朕当亲征，且使之监国。事平之日，朕将高枕无为矣。’”[1](P6940-6941)

备受玄宗信任恩宠的安禄山自起兵后，河北诸郡望风而降，北都太原、东都洛阳接连失守，正面战场唐军连战连败，形势一片黯淡。作为一国之君的玄宗，负有不可推卸的首要责任。有德为一国之君执政的根本，失德则根本动摇。此时，玄宗不得不考虑李唐王室的整体利益，再加之他年事已高，承受了来自政局和情感的双重打击，遂萌生退意。

为实现中枢政治权力的顺利过渡，他做出了一系列的人事安排：欲让太子监国，以荣王琬为征东元帅，永王璘为山南节度使，颖王璬为剑南节度使，二王虽不“出阁”，但意图十分明显，痛定思痛，要把军政权力尽量集中于李唐王室。同时，第二次表示要亲征，这说明他愿意为糟糕的政局负责，自信能较快地解决问题。

但杨国忠素与太子李亨有隙，“大惧，退谓韩、虢、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相与聚哭。使三夫人说贵妃，衔土请命于上；事遂寝。”[1](P6941)这说明，玄宗虽已计划传位于太子，但仍然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

高仙芝和封常青退守潼关后，玄宗受监军边令诚的挑唆，盛怒之下斩二人于军中，遂起用在家养病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

临阵斩将为大忌，况封常清、高仙芝兵败实事出有因，玄宗不该听信他人挑唆，斩杀大将，将士心寒，士气低落。可见，此时有丰富政治经验的玄宗心烦意乱，决策失误连连。

玄宗起用哥舒翰的原因有二：一是“藉其威名”，哥舒翰是一代名将；二是“素与禄山不协”[1](P6943)，在政治上十分可靠。“拜兵马副元帅，将兵八万以讨禄山，仍敕天下四面进兵，会攻洛阳”，“翰以病固辞，上不许”[1](P6943)。

哥舒翰久习战阵，军事经验十分丰富，他固辞原因有四：一是确实有病，精力不济；二是所统之兵不堪重用；三是玄宗会攻洛阳的战略确不可行；四是高仙芝、封长清被杀，内心忧惧。

国难当头，上命不可违，不得已赴任，但“翰病，不能治事，悉以军政委田良丘；良丘复不敢专决，使王思礼主骑，李承光主步，二人争长，无所统一。翰用法严而不恤，士卒皆懈驰，无斗志。”[1](P6944)将领内部不协调，士卒无斗志，这为潼关之败埋下了伏笔。

至德元年(756)，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公然与李唐分庭抗礼。

荣王琬任征讨元帅，数日后薨，拜哥舒翰为太子先锋兵马元帅，也就是说，此时哥舒翰及所统大军至少在名义上归太子节制，军事权力进一步向太子和王室集中，唐中枢政治权力交替迹象明显。至德元年，“加哥舒翰左仆射、平章事，余如故”[1](P6953)，恩宠备至。

哥舒翰与叛军在潼关相持数月，同时，李光弼、郭子仪先后出井陉，于常山大败史思明，又有河北颜真卿等响应，叛军后方不稳，形势向好。史载：“禄山大惧”，“今守潼关，数月不能进，北路已绝，诸军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郑数州而已”[1](P6965)。

此时的哥舒翰恩宠备至，构陷与他素有隙的户部尚书安思顺，诈为安禄山写给安思顺的书信，于潼关门擒获以献，安思顺及其弟弟太仆卿元贞皆被草木皆兵的玄宗处死。“杨国忠不能救，由是始畏翰。”[1](P6957)

杨国忠畏惧哥舒翰的原因有三：一是他在中枢政治核心的话语权被削弱了。二是此时的哥舒翰至少在名义上归太子节制，而杨国忠与太子李亨积怨颇深，李林甫为相时数度构陷太子，他为一己之私，积极参与其事。“时李林甫将不利于皇太子，掎遮阴事以倾之，……以国忠怙宠敢言，援之为党，……自是连岁大狱，追捕挤陷，诛夷者数百家，皆国忠发之。林甫方深阻保位，国忠凡所奏劾，涉疑似太子者，林甫虽不明言以指导之，皆林甫所使，国忠乘而为邪，得以肆意。”[2](P4342)三是此时的玄宗疑心颇重，凡疑与安禄山勾结者即处死，与安禄山有族亲关系的安思顺被诛即是明证，颇有宁可错杀也不放过的意味。也就是说，玄宗要扫除一切对皇权的威胁。

于是，有人向杨国忠进言：“‘今朝廷重兵皆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岂不危哉！’国忠大惧，乃奏：‘潼关大军虽盛，而后无继，万一失利，京师可忧，请选牧监小儿三千于苑中训练’”，“又募万人屯灞上，令所亲杜乾运将之，名为御贼，实备翰也。”[1](P 6966)在这非常时刻，已感觉到危险的杨国忠欲掌握一支军事力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以求安身立命。但“翰闻之，亦恐为国忠所图，乃表请灞上军隶潼关；”“召杜乾运诣关，因事斩之；国忠益惧。”[1](P6966)

哥舒翰吞并杨国忠的部队，并诛杀其亲信将领，不管是出于自保还是受太子指使，但尚能驾驭大局的玄宗肯定是同意的。这说明在这关键时刻，玄宗是不愿把部分军事权交给杨国忠的，他更信任太子。这也意味着杨国忠在与太子的政治较量中开始失势。

(三)潼关陷落

局势好转后，玄宗即命哥舒翰出关进兵，但哥舒翰以为宜在固守，不宜冒进。郭子仪、李光弼也持相同意见。包藏祸心、已深感危机来临的杨国忠“疑翰谋己，言于上，以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上以为然，续遣中使趣之，项背相望。翰不得已，抚膺恸哭；丙戌，引兵出关。”[1](P 6967)不出杨国忠所料，果然大败。

“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惧”，六月十日，“召宰相谋之。杨国忠自以身领剑南，闻安禄山反，即令副使崔圆阴具储侍，以备有急投之，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1](P6970)可见，杨国忠经营多年的蜀地是他的势力范围，他认为，只要控制了玄宗便可保他不失势。此时，玄宗除了亡奔，已束手无策。

六月十一日，杨国忠召集百官问策，百官无言以对，他唯有痛哭流涕，推卸责任。长安市民奔走，市井萧条。

六月十二日，“百官朝者什无一二。上御勤政楼，下制，云欲亲征，闻者皆莫之信。”[1](P6970)这是玄宗第三次表示要亲征，但屡屡失信于臣民已无人相信。可见，此时玄宗的政治威望已降至冰点。

随后，玄宗布置了两项工作：一是京城的善后工作；二是“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比六军，厚赐钱帛，选闲厩马九百余匹，外人莫之知。”[1](P6971)为出逃做了最后的准备。

六月十三日，“黎明，上独与贵妃姊妹、皇子、妃、主、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1](P6971)

大唐帝国及玄宗本人迎来了至暗时刻，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谁要为此负责；二是如何才能保住李唐基业。

二、马嵬之变及其发生的必然性及主谋

(一)马嵬之变

亡奔第一站是咸阳望贤宫，但玄宗派出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的王洛卿及县令已逃走。“中使征召吏民，莫有应者。晌午，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于是民争献粝饭，杂以麦豆；皇孙辈争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犹未能饱。上皆酬其值，慰劳之。众皆哭，上亦掩泣。”[1](P6972)如此狼狈不堪，可见仓促亡奔，只携带了财货，而未准备充足的食物。本来安排沿途地方官供给饮食，但官吏逃散必陷入缺粮的窘境，军士只能到附近村落求食。

“有老父郭从谨进言曰：‘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亦有诣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逞其奸逆，……自顷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惟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1](P6972-6973)

郭从谨不知何人，史籍中并无记载，但其人必定是一有见识之人，一语中的。他的话代表了民间社会对玄宗偏听偏信、信用奸小而导致政局昏昧、臣民流离失所的失德行为的指责。玄宗颇有触动，自责曰：“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1](P6973)

半夜行至金城，与咸阳的情况相差无几，“县令亦逃，县民皆脱身走，饮食器皿具在，士卒得以自给。时从者多逃，内侍监袁思艺亦亡去。驿中无灯，人相枕藉而寝，贵贱无以复辨。”[1](P6973)前途未明，“从者多逃”，连内侍监也逃亡了，说明大唐政治中枢的核心向心力在减弱，玄宗对政治中枢核心的驾驭力也在弱化。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肃宗至德元年载：六月十四日中午，“至马嵬驿，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会吐蕃使者二十余人遮国忠马，诉以无食，国忠未及对，军士呼曰：‘国忠与胡虏谋反！’或射之，中鞍。国忠走至西门内，军士追杀之，屠割肢体，以枪揭其首于驿门外，并杀其子户部侍郎暄及韩国、秦国夫人。御史大夫魏方进曰：‘汝曹何敢害丞相！’众又杀之。韦见素闻乱而出，为乱兵所挝，脑血流地。众曰：‘勿伤韦相公。’救之，得免。军士围驿，上闻喧哗，问外何事，左右以国忠反对。上杖履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当自处之。’入门，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置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玄礼等免胄释甲，顿首请罪，上慰劳之，今晓谕军士。玄礼等皆呼万岁，再拜而出，于是始整部伍为行计。”

这就是马嵬之变的全过程。首先，整个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军士饥疲”产生的愤怒。玄宗一行自长安亡奔，后勤保障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虽然缺粮是引起士兵愤怒的直接原因，但六月十三日玄宗一行出长安，十四日中午便在马嵬驿发生兵变，仅仅一天半的时间，即使后勤保障不力，也不至于酿成兵变。其实，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是前途未卜，人心惶惶。陈玄礼只不过是振臂一呼，便将这股怒火引向了杨国忠一族及其党羽。其次，打击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杨氏一族及其党羽。杨国忠谋反一说，纯是借口。

(二)马嵬之变发生的必然性及主谋

前文讲过，玄宗自长安亡奔，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谁要为酿成如此政治危局负责；二是如何保住李唐基业。

马嵬之变前，杨国忠已成众矢之的。“是时，天下以杨国忠骄纵招乱，莫不切齿，又禄山起兵，以诛国忠为名”[1](P6965)，所以才有王思礼劝哥舒翰诛杨国忠一事。

“次马嵬驿，诸卫顿军不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奏曰：‘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今国步艰阻，乘舆震荡，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国忠之徒，可置之于法。’”[2](P232)

玄宗的态度在史籍中并无记载，太子的态度也是“未决”。玄宗父子似乎在整个事件中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无所作为，任由情势发展，而是陈玄礼策划操纵了一切，实则不然。

此乃史家的曲笔，原因有三：首先，玄宗此时的政治威望虽降至冰点，但对于中枢政治基本的掌控力尚在，陈玄礼不至有犯上之举。其次，陈玄礼素“以淳笃自检”[3](P4337)深得玄宗信任。况且，他也并未有操控中枢政治的实力和权势。在未得到玄宗首肯的前提下，他断不敢有谋杀宰相的犯上之举。这也是王思礼劝哥舒翰诛杨国忠，而“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1](P6966)的原因。第三，如陈玄礼与太子合谋，为何马嵬之变后他一直跟随玄宗，而个人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况且，玄宗已有传位于太子的想法与安排，太子登上皇位只是时间问题，不至于在此时进行政治赌博。

也就是说，只有玄宗本人才具有最后的决断权，而且他派陈玄礼联络了太子，父子二人合谋，并由统率禁军的龙武大将军负责具体实施而已。这才有了陈玄礼振臂一呼，杨氏一族及其党羽人头落地的一幕。

另外，《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肃宗至德元年载：“国忠妻裴柔与其幼子晞及虢国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陈仓，县令薛景仙帅吏士追捕，诛之。”试想，如果没有诏令，一个区区县令怎敢诛杀宰相家属。这也佐证了上述论断。

玄宗失德是酿成安史之乱的重要原因，而潼关失守后，自长安亡奔，玄宗个人的政治威望已降至冰点，李唐基业的正统地位动摇。为挽救这一政治危局，诛杀已成众矢之的杨国忠，至少部分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暂时安定了人心，维护了正统。正如高力士所说，“将士安，则陛下安”，玄宗安则李唐基业安。

所以，马嵬之变的真正主谋是玄宗和太子，父子二人为挽救大唐危局、李唐基业联手策划操控了整个事件。史籍中没有记载玄宗本人对整个事件的态度，太子的态度也是“未决”。毕竟，委过于他人并非光明正大之举，实属无奈。

杨国忠自安史之乱爆发后，已觉察到在中枢政治地位的日益失势，虽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无奈在正统皇权面前，他还是不堪一击，终沦为了真正的替罪羊。

当然，关于马嵬之变的真正主谋到底是谁，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有陈玄礼说[4]；李亨说[5][6][7]；李亨与李辅国合谋说[8]；李亨与陈玄礼合谋说[9]；高力士说[10]等。本文在此不作评论。

(三)影响

诛杀杨氏一族及其党羽，虽然暂时安定了人心，稳住了已经动摇的李唐皇室的正统地位。但要想彻底解决，已失德的玄宗只有传位于太子一途，实现中枢政治权力中心的交替。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后来灵武内禅之举恐怕亦非得已也。”[11](P293)

马嵬之变后，玄宗对后事作了进一步安排。本人幸蜀，太子留下指挥平叛战争。如父子二人同入川，则意味着整个中枢政治入川，而蜀地偏僻且交通不便，于指挥平叛十分不利。至于父老遮道请留太子，乃是史家之曲笔，以成全他的忠孝之名。父子临别时，玄宗“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且谕将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庙，汝曹善辅佐之。’又谕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1](P6976)殷殷期望之情，溢于言表。“太子南向号泣而已。又使送东宫内人于太子，且宣旨欲传位，太子不受。”[1](P6976)

太子李亨终于灵武称帝，大唐的中枢政治权力中心完成了交替。

综上所述，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及李唐王室的正统地位受到了挑战，玄宗迫于情势将中枢政治权力一步一步收拢并移交给太子李亨。为挽救政治危局，父子二人联手在马嵬驿诛杀杨氏一族及其党羽，暂时安定了人心，稳住了局面，为李唐基业赢得了人心和时间。太子在灵武称帝，大唐的政治中枢权力中心完成了交替。以后局势的发展也证明，玄宗作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一系列的政治安排是明智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