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文化政策演化的实践逻辑及启示

汤俪瑾 王成才

摘 要：中央一号文件是对我国“三农”问题顶层设计的政策性文件，代表着国家治理“三农”问题的权威。近年来，关于应对“三农”问题以及如何做好脱贫攻坚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等话题的论文层出不穷，但从国家政策文件的视角专门研究和梳理我国乡村文化演化发展逻辑的文章却并不多见。因此，本文从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发，梳理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文化政策的演化特征，即服务于保障农村改革的意识形态方向、致力于建设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和服务方向以及着力于树立民族文化自信方向。并对我国乡村文化政策演化的实践逻辑分别从建设主体、建设内容和建设方式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即建设主体从单极化走向多元化、建设内容从单一化迈向丰富化、建设方式从单调化趋于多样化。最终得到关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几点有益启示，即坚持党和国家的政策性引导、坚持多元主体共同发展以及坚持创新多样的乡村文化发展方式。

关键词：乡村文化振兴；文化政策；演化逻辑；中央一号文件

中图分类号：G120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23）12 — ００71 — ０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乡村要振兴，文化必先行，乡村文化的发展深刻影响着我国乡村整体发展的内在价值向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紧迫任

務。”［1］因此，要着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2］中央一号文件是对我国“三农”问题顶层设计的政策性文件，代表着国家治理“三农”问题的权威。近年来，关于应对“三农”问题以及如何做好脱贫攻坚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等话题的论文层出不穷，但从国家政策文件的视角专门研究和梳理我国乡村文化演化发展逻辑的文章却并不多见。因此，本文从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发，通过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文化政策的演化特征，对我国乡村文化政策演化的实践逻辑分别从建设主体、建设内容和建设方式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梳理，并挖掘出隐藏在实践逻辑背后深层的政治话语需要、经济体制发展和社会性原因，最终得到关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几点有益启示，即坚持

党和国家的政策性引导、坚持多元主体共同发展以

及坚持创新多样的乡村文化发展方式。

一、我国乡村文化政策的演化特征

乡村振兴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3］乡村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的任务。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

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的影响等，我国针对乡村

文化建设出台的政策呈现出几大阶段性的特点。

（一）第一阶段（1982-1986）：服务于保障农村改革的意识形态方向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始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拉开大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地区经济改革的平

稳运行成为那一时期国家的重点任务。因此，乡村文化建设必须服务于农村地区经济体制改革这一主题任务上。然而这一进程还受到当时农村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水平、认识状况等因素的限制。

由此，中央一号文件在这一时期开始关注于加强农村的思想道德建设水平。1982年、1983年和1984年连续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及到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方向。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基层组织建设”为相关主题，提到党在农村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与此同时，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环节还很薄弱。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把农村经济工作做好，可以更好地促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然而思想政治工作是有其特殊性的，要想保证农村各项改革的有序运行，只搞好经济是不够的，必须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从中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建设乡村文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保障农村改革的平稳健康发展。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农村的商品经济发展得越快，程度越深，就越需要加强文化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这些政策的落地确实为当时农村地区各项改革的推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乡村文化政策提出要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但实质上更侧重于建构意识形态领域的导向性。以思想政治教育统揽我国20世纪80年代乡村文化建设，这是农村改革保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保证和现实要求，凝聚了共同建设乡土社会未来前景的精神合力。

（二）第二阶段（2004-2011）：致力于建设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和服务方向

由于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1987-2003年间“三农”问题并未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城市改革的进程，从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主题至2011年间，几乎每一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到了关于我国乡村文化建设问题，而这一时期提及最多的词语就是“农村公共文化”。

2005年党和国家开始加大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力度，随后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命题。紧接着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新农村建设，提出要创新建设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方式手段，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这是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角度提出要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2007年和2008年提出要提升农村公共文化事业投入总量，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可以建设诸如“村村通”、农民书屋等工程，以期共建一个农村基层共享的公共文化服务点。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的政策方向依然是聚焦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2009年和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继续从不同的角度对于建设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空间提出政策部署，做出合理安排。例如，2009年、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加快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目的，强调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并广泛一系列农民参与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等。不难发现，虽然这一时期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发展的中心任务一直都是大力发展乡村公共文化，其目的还是让农民也能畅享公共文化服务带来的便捷和满足，丰富其精神文化世界，并最后逐步实现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的等值化。［4］

综合来看，与改革开放初国家政策重视乡村文化的意识形态引领和教化功能不同，这一时期，党和政府更加意识到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开始多措并举丰富我国农村公共文化设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焕发乡风文明，更亟需大力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和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而这一举措成功地增加了乡村文化总量，缩小了城乡文化发展的差距，为下一阶段打造乡村文化振兴，进而推进整体乡村振兴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第三阶段（2012-至今）：着力于树立民族文化自信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乡村文化建设面对着许多复杂深刻的新局面，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例如城乡文化一体化水平还很低、文化产业及惠民工程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和保护还远远不够等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5］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乡村，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必须要回到乡村、扎根乡村，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大力发展乡村文化。

从2015年到2022年，党和国家在乡村文化领域的政策安排几乎都离不开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扶持建设一批有民族个性特点的特色旅游村镇以及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等内容。2016年、2017年则围绕各地区乡土文化特色提出要依托农村乡土文化等资源，大力发展相关产业以及要对一些少数民族村落和村庄加强保护和支持，维持其生态原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纲，并在乡村文化建设领域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放在文件突出位置。2020年、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从另一个角度发展乡村文化，结合乡村人才振兴相关要求，提出要加强对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及一些民间传统艺人的扶持，注重保护乡村传统的文艺社团等。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依旧延续了相关提法，指出要开展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示范和保护特色民族村寨的做法，注重对传统农耕文化和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传统农业文明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不难发现，尽管每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都不尽相同，但这只是建设手段和方法的差异，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根源上树立和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这一时期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乡村文化建设的政策内容逐渐丰富了起来，不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主题，并逐步重视对于优秀传统乡村文化及其载体的保护以及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等。不仅如此，通过梳理可以发现，新时代以来的乡村文化政策有着改革开放初和20世纪初期中央一号文件中相关文化政策提法的影子，延续了它们关于“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有关提法，具有与这两大时期时间上的相继性和内容上的继承性。在此基础上，又创新性地提出了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创新乡贤文化、对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重大命题，民族文化自信空前提高，乡村文化建设迎来大发展和大繁荣时期。

二、我国乡村文化政策演化的实践逻辑

通过对我国乡村文化政策的演化特征的系统总结，可以分别从建设主体、建设内容和建设方式三个角度梳理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文化政策演化的实践逻辑。

（一）建设主体从单极化走向多元化

改革开放初期，在我国乡村文化建设中地方党委和政府起主导作用。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提出了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指出需要提供农民所必要的社会文化服务，达到其对文化、信息等方面的基本要求。然而城乡对立的二元体制抑制了农民在乡土社会的文化需求，限制了其基本的文化权益。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宏观政策要求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乡村文化建设开始走向政府与市场等多元主体共生发展的局面。例如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与社会群体一同参与建设乡村文化，共同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此之后，又有一系列涉及更加具体的文化政策相继出台。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在农村工作的主体地位正式确定下来，提出我国农村工作必须围绕以农民为中心。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要鼓励和支持农民自发组织的一系列文体活动，农民建设乡村文化的主体性再一次得到政策文件的肯定。

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必须要充分激发农民的主观能动性。乡村文化建设做到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农民对于乡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越来越强，农村的公共文化空间更趋活跃，更多农民就会更加主动参与到本土的乡村文化建设当中。由此，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支撑就会更加稳固。在基层党委政府的主导下，在积极发挥要素能动性的市场、社会组织力量和人民大众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中，乡村文化建设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建设内容从单一化迈向丰富化

改革开放初期，如何在思想政治领域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思想道德水平，是这一时期乡村文化发展的核心命题。1982-1986年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提及乡村文化建设时，都较为强调文化的思想教育功能，凸显了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对农村改革发展的思想指引作用。农民受到了思想教育，强化了政治认同感，增强了集体感与凝聚力，推动了农村改革的有序平穩运行。

21世纪初，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空间以及配套设施建设，旨在回应农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保障其基本的文化权益，并为日后乡村文化建设创建一个全新的平台。从这一时期开始，党和国家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关注点和建设理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此之前，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历史情况的特殊性，党和政府将重点放在思想道德教育的建设上面，政治性凸显，其余内容较为匮乏。而这一时期，则聚焦在保障农民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上，侧重于文化惠民方向。例如，2005、2006、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都提到要加强农村文化事业的惠民力度，更加完善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已经深刻认识到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于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其中文化生活正逐渐成为人们所追求的更高品质美好生活的重要蕴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中最根本的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遵循。而这种文化自信正是来源和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中。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6］，乡村正是诞生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与基因库。近十年来，几乎每一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到了关于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提出要将农耕文明、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紧密联结在一起。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已不再窠臼于秩序与规则的建构，而是聚焦于树立起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文化自信。如果说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之魂，那么乡村文化自信就是乡村文化振兴之根本，［7］这种自信将会沉淀为更深层的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

通过梳理中央一号文件可以看出，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乡村文化的建设内容经历了一个内容逐渐丰富和价值维度不断扩充的过程，即由一开始的重视思想道德教育逐渐过渡到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视，再到后来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和建设等。不难发现，我国乡村文化建设内容重点的转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也在不断调整和变化，而且更加具有深刻的内涵和明确的指向性。

（三）建设方式从单调化趋于多样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呼唤下，乡村被进一步打开。农民大量涌进城市，出现了所谓的“民工潮”现象。与此同时，留守的村民群体对参与和建设乡村文化的热情降至冰点，村民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局外人”。这一时期，乡村文化建设带有明显的外来输入的特点。始于1997年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是这一乡村外文化输入建设的起始。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城乡联动并以城市为主的文化输出模式占据了农村文化建设的主流。

21世纪初，乡村文化一直扮演着辅助经济建设的角色，这一时期的乡村文化建设方式十分单一，通过教育和技能培训提升乡村劳动者的基础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旨在为国家快速的经济发展提供智力和人力支持。此时农民的意识思想极易受到城市物质文化的异化影响，产生种种不良风气，乡风文明进一步遭受打击。在“偏居一隅”的幕后建设方式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一直处于乡村政治和经济建设的从属性位置，这就导致乡土文化的进一步衰退。

文化作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引导作用。［8］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乡村文化在振兴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发布了一系列中央一号文件，通过多样的方式，提振和加速乡村文化建设。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要发展具有明显地域风情的特色小镇产业，这是将优秀地方传统文化与文化产业想结合的创新型建设方式。2017年进一步指出，利用“旅游＋”“生态＋”等创新模式，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打造新型农村文化产业，将乡村文化与乡村建设其他业态相结合。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传统文化遗产遗迹的保护，通过保护传统历史文化载体，包括名村名镇、文化遗产等，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则进一步提到，要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平台和载体，多鼓励举办农民丰收节、“村晚”等活动，把创新建设乡村文化的方式方法摆在当前乡村文化振兴任务的重要位置上。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文化的建设方式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由“幕后”到“台前”和由单一到丰富的动态转变过程。其中不仅体现了国家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乡土社会的变迁，更是从国家顶层设计层面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要丰富发展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容就要创新创造乡村文化建设的方式，内容决定形式，而形式对于内容的发展更具有强大的反作用。翻阅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不难发现，创新乡村文化建设的载体和方式已经俨然成为振兴乡村文化的主题。

三、我国乡村文化政策演进逻辑的要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文化政策演进逻辑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诱因，主要体现在文化政策需服务于政治话语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动以及文化的社会性要求这三大方面。

（一）服务于政治话语的需要

我国从1956年开始步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经济层面也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由国家全面控制着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文化政策也不例外，在实践过程中，文化政策必须从属和服务于国家整体的意识形态建构。毛泽东曾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者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9］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地区率先扛起改革的大旗，这一时期的文化政策同时带有鲜明的保卫意识形态的色彩，以期保障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例如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当中提到，要对农民输入社会主义思想，并开展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正是在这种服务于政治话语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乡村文化政策的内容开始较为稳定地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并在后续的农村改革的深度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全面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随后，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要不断深化和调整农村的产业机构，振兴乡村经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些举措都旨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好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推动实现农业農村现代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与农村市场的不断开放，农村经济进一步繁荣，农业朝着更加专业化和市场化的程度发展，农民收入得到显著提高。这一时期的乡村文化政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市场化浪潮的影响下，呈现出支持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增加农村经济总量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特点。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为进一步扩大农村经济效益和建设主体活力，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开始从党和政府的单极化走向多元性的市场化。与此同时，技术化、市场化催生了诸如“互联网+”“旅游+”等新的乡村文化建设模式，效率大大提高的同时，文化的经济附加价值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发展。从这一时期开始，国家制定乡村文化政策的目的开始从服务于意识形态斗争转向繁荣发展社会经济，从之前单纯注重文化调整生产关系的功能开始转向重视文化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

（三）文化的社会性要求

在文化刺激经济增长的文化政策推动下，农村的文化总量得到进一步增加，农村文化市场进一步开拓，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民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要。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程度的不断加深，在现代性文化加速异化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过度重视文化经济性价值的文化政策在乡村文化建设实践过程中，逐渐显露出其不可避免的消极一面。乡村文化的逐利性日趋严重，农村功利主义冒头，集体文化逐渐被崇尚个人利益的个体文化所取代。且随着村庄“空心化”现象的加剧，农村传统文化日益走向衰落，公共文化供给不足，导致乡风日下，农村的社会公德进一步削弱。这些负面性在市场经济和城镇化过程中进一步暴露出来，被决策者逐渐认知，乡村文化政策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得到调整和修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战略五大总体要求其中之一是乡风文明。［10］文化发展的普惠性逻辑要求农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的公益性和社会性得到进一步认可。体现在乡村文化政策上，党和国家这一时期大力发展农村公共文化，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高农村乡风整体文明程度。

四、我国乡村文化政策演进的启示

在系统总结和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文化政策演化的实践逻辑后，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政策引导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探照灯

无论是从改革开放初乡村文化实践重点紧抓意识形态领域问题，还是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拉开帷幕，乡村文化开始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发力，再到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拉开，乡村文化发展更加注重乡风文明和文化的社会性功效，每一次实践转向的前夕都是由党和国家出台的文化政策在引导。理论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可以说，离开了政策引导，乡村文化的建设就会失去方向。

（二）多元主体是乡村文化发展的强心剂

乡村文化的兴盛离不开乡村文化事业的进步和文化产业的繁荣。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在乡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上进行了很大的投入，建设了一批又一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促进了农民个体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带来的市场化给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契机，市场主体和机构投入到乡村文化建设中，给企业发展带来红利的同时，农民的收入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采取仍是由政府主导，引入市场主体积极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多元发展的模式，既保证了发展方向的准确性，又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心剂。

（三）方式创新是乡村文化繁荣的助推器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方式的创新性和多样性是决定乡村文化能否走得更远的关键所在。以科技创新为乡村文化振兴赋能，利用“互联网+”等新手段创造新业态，打造发展新格局。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弘扬传统文化披上一件外衣，让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更易被大众所接触和理解。以保护文化遗产、传统民居、建设文化特色小镇等方式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平台载体，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乡风文明。

乡村振兴是一篇宏大文章，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要的就是要提振和建设乡村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11］每年初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是党和政府建构出的新一年乡村振兴顶层设计的政策规划，旨在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之间的关系，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振兴之路。［12］在乡村文化政策的正确引导下，通过积极有为的乡村文化建设和实践来提升乡村文化振兴，进而为整体乡村振兴注入灵魂与创新动力，从而达到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远景目标的最终实现。

〔参 考 文 献〕

［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22.

［2］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60.

［3］张智，钟启东，等.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大课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2.

［4］胡鞍钢，周绍杰，等.“十四五”大战略与2035远景［M］.北京：东方出版社，2020：171.

［5］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89.

［6］费孝通.乡土中国［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9：31.

［7］高静，王志章.改革开放40年：中国乡村文化的变迁逻辑、振兴路径与制度构建［J］.农业经济问题，2019（03）：49-60.

［8］陈晓霞.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文化建设［J］.理论学刊，2021（01）：141-149.

［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5.

［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51.

［11］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49.

［12］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92.

〔责任编辑：侯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