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的意识形态性及其技术生成与应用*

沈 娟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1]。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然成为新时代的“石油”,数据成为了目前各个国家争相抢夺的重要资源。毕竟现在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话语权,也就掌握了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利用在大数据领域的先发优势,形成了数据霸权,对我国意识形态进行各种渗透和攻击。大数据的意识形态问题已成为当前意识形态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研究大数据的意识形态性,在意识形态领域利用好大数据,有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有效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入侵渗透。

一、 大数据的意识形态性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其在本质上是集团性话语,在任何文明社会中的任何国家,其都作为一个必要且重要的社会结构或社会领域而实实在在存在着[2]。而大数据时代的意识形态首先呈现出一种“大数据特性”。第一,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表现出多样性特征。在大数据时代,万物皆可数据化,文字、文本、图片、语音、视频等都表现为一种数据,总之,只要是能存储在数字存储终端或虚拟空间、网络云的信息,都是“数据”。这种海量、多样、多维的信息传播方式,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文字文本表达的局限,而发展为语音、影像等多样信息形态的传播模式,使得意识形态的表现方式也随之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大数据多结构化、可视化立体资源契合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内容丰富性及话语方式多样性的需求。”[3]第二,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还呈现出“混杂性”。传统的数据记录,因为规模小,要求力求精准,保证质量。而在大数据时代,为了掌握更多的数据,降低了容错的标准,允许不精确的数据出现。所有能在数字储存终端或网络云空间储存的信息都能称之为数据,包括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着混杂性,即使不准确,各种内容还是层出不穷,如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普世价值观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交锋。

然而,大数据的意识形态性除了具有大数据的特性以外,还有意识形态的特性,这主要表现在利用大数据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各种霸权。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逐渐上升为社会统治思想的阶级意识,是统治阶级的一种霸权体现。大数据时代,通过对数据的强势占有,形成了话语霸权、文化霸权、数据迷信和数据霸权。

(一) 话语霸权

在大数据时代,谁拥有了数据谁就拥有了话语权。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们乐于上传分享各种信息,上传的各种数据被保存于云端,这些数据实际上已经不属于发布者了,而是归属于数据的保存者,即类似阿里、腾讯之类的网络公司。另外,还有各种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可能属于相关的公司和组织,而各种摄像头录取的各种影像数据可能属于政府的有关部门。“事实上,在大众传播领域中,数据信息并不能完全自由流通,也就是说数据信息虽然量大,但是并不完备。政治、经济等权力体系常常干涉数据信息流通,并试图占有、制造或阻碍信息。”[4]数据的拥有者可能为了自身的某种利益,有目的地使用数据,通过控制数据的产生方式以及对数据的解释方式,只让公众知道一部分事实,甚至会篡改数据来欺瞒大众。比如有些电影上映后,为了营造出影片火爆的假象,数据造假,恶意刷票房,误导观众。电影的口碑不是来自于观众,而是来自于数据,控制了数据,就控制了声音。

“我们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就是我们的语言”[5]。当语言变成了数据,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就转化为了数据。数据的拥有者,通过对数据的专业化处理,能够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用数据发出貌似权威的声音,让民众知道他想让你知道的事实。权力者通过对数据的控制,实现了对话语的控制,进而操纵意识形态以掌控权力。

(二) 文化霸权

统治阶级借助各种宣传手段,通过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让广大人民自觉接受他们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或世界观,从而达到其统治的目的,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而今天,大数据演变成为了一种新时代的文化霸权,大数据能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到人们的想法与判断,进而引导其世界观的形成。“数据即权力,大数据可以用来鼓吹结果、推销观点,但却可以不用交代原因”[6]。

数据可能对个体的了解更为全面深入,各种社交网站、电子商务网站积累的数据,可以准确地对用户进行数字画像,全面分析了解用户的心理特征,知道用户个体的性别、年龄、兴趣爱好、性格特征、职业专长、政治立场、思想动态等多个维度,对这些特征进行分析后,不难发现不同人群的兴奋点、共鸣点、关注点、惧点、泪点、笑点等内心隐秘之所在。掌握了这些,就能够精准评估出一个人最容易受到哪种信息的影响,从而将希望用户接受的信息包装成用户喜爱且最能接受的样子推送给他/她,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网络用户的选择和判断。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016年竞选美国总统获得成功,就是运用了网络数据影响选举,通过数据对选民进行分类,向不同类型的选民推送量身定制的拉票信息,引导选民做出预设中的政治行为与选择。

可见,数据可以成为影响、操纵、控制他人心理和观念的工具,在思想和文化以及价值观上起到同化的作用,进而能够对意识形态进行有目的性的调控和引导。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在网络大数据方面的领先优势,不断地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入侵,推动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导致我国本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受到侵蚀与冲击,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受到了巨大威胁。

(三) 数据迷信

有宗教信仰的人们对某种神秘力量会产生敬畏和崇拜,信仰者相信这种神秘力量超越一切并统摄万物,拥有绝对权威,表现为一种特定形式的思想信仰,属于社会特殊意识形态。宗教信仰者相信上天有个万能的神,无所不知,在天上看着你,监视着你,所以信徒要为善。

大数据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这种宗教般的力量,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地看着你。随着传感器的越来愈多,天眼的无处不在,存储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的全民化,每个人的活动及个人信息都被数据所记录,从出生到死亡,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数据记录,大数据犹如上帝一样,对个体无所不知,能发现犯罪分子的各种违法行为,甚至于能洞察出其图谋不轨的想法,可以向公安局发出预警抓捕罪犯。

另外,人们犹如迷信宗教般迷信大数据,数据成为了一种迷信,相信数据是万能的,认为数据是不会撒谎的,完全相信数据显示的任何结果。有任何不知道的问题会随时“百度”一下,出去吃饭哪家餐馆好吃便问“大众点评”,找要去的地方便用智慧地图导航,甚至还有速配APP帮你找伴侣等等,人们对于数据显示的结果毫不怀疑,所以才会有司机跟着导航走掉进河里的悲剧。因为对数据的绝对相信,人们逐渐放弃了自己的决策与判断,凡事皆依靠数据的分析。数据也许真实客观,但是背后的数据分析师却是主观故意,为了某种目的,其数据分析的结果带有明显的导向性。比如“某度”的莆田系事件,广告的竞价排名欺骗了广大的用户,大家信赖排在第一的数据,殊不知只是因为广告费交得多,被“某度”人为置顶为第一。对数据的盲目相信,让一些用户上当受骗,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大数据成为了集体选择的工具,但也放弃了我们的自由意志”[7]205,人们盲目地崇拜数据,跟随数据,成为了大数据的信徒。

值得担忧的是,一旦大数据的这种宗教般的力量被权力者所利用,便很有可能会走向极权社会。大数据犹如“老大哥”般无处不在地监视着每一个人,个体在数据面前毫无隐私。嫌疑人是否有罪可能不再以犯罪事实来判断,而是以大数据的分析预测为依据。如果权力者想排除异己,只需拿出数据分析来证明其有可能犯罪,也许就能把对方真的定性定罪了。“人们不是因为所做而受到惩罚,而是因为将做,即使他们事实上并没有犯罪。”[7]202

(四) 数据霸权

数据作为一种资源,其重要性可以媲美石油。单个的数据没有价值,但是当此数据和彼数据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或者是深入地挖掘大数据后,得出了新的信息和知识,那么大数据的价值就会体现出来。“数据,是信息的载体、是知识的源泉,当然也就可以创造价值和利润,可以预见,基于知识的竞争,将集中表现为基于数据的竞争,这种数据竞争,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8]305

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然变成了一种新型的战略资源,数据的竞争也不仅限于经济方面,在政治领域、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上,都集中在对数据的争夺与占有上。2013年美国政府的情报雇员斯诺登曝光了美国的“棱镜计划”,这个秘密监控计划表明了美国从2007年就开始了对数据权的强占,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苹果等在内的9家国际网络巨头均向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提供了用户的各种数据资料,全球范围内的用户都在其掌握中,电邮、信息、视频、照片、存储数据、语音聊天、文件传输、视频会议、登录时间和社交网络资料的细节都被政府监控。世界主要的网络技术公司的总部都在美国,全世界只有13台根服务器,主要用来管理互联网的主目录,1个为主根服务器,放置在美国。其余12个均为辅根服务器,其中9个放置在美国,所有的根服务器均由美国管理。美国是大数据的领跑者,在数据的收集挖掘上有先天优势,美国几乎已成为全球数据的掌控者,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数据霸权。

另外,美国还利用其经济霸主地位,抢夺别国的数据资源,进一步强化其数据霸权。2020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外资公司问责法》,要求在美上市公司披露机密信息,同时美国政府还要审核。这就意味着外国公司只要想在美国上市,就得向美国交出公司的核心机密信息,包括所有用户的各种数据信息。2021年6月30日,中国滴滴公司在美股上市,几天后,被国家网信办等7大部门联合审查,滴滴出行APP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问题,被应用商店下架。滴滴掌握着海量的用户数据信息、交通大数据和我国的实时地图数据,这些数据如果被美国所掌握,就会严重地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对全球数据库的监控是在信息社会对他国的一种奴役,在从‘规训世界’向‘控制世界’的过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显示出美国中央政治权力的巨大扩张,这种直截了当的全球监视与控制是一种新型的世界霸权主义形式。”[9]

二、 大数据意识形态性的技术生成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据的处理变得更加容易、更加快速,人们热衷于让数据“说话”。数据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发出的声音理应最为真实、最为客观、最为公正。但实际上,大数据作为一种技术,依然蕴含意识形态性,数据拥有者在对数据的处理上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观故意,那么数据发出的声音也就不再那么客观公正了。

(一) 数据摄取:选择某些事实

数据摄取,提供数据收集、输入、处理和预分析技术。摄取是数据处理中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确保模型框架里具有丰富的数据,涵盖所有可能的数据来源,无论是内部、外部还是今天已知或未知的数据。

通过数据摄取,可以获取有关意识形态的所有可能收集到的数据。一部分数据来源于互联网,可以摄取访问者的各种浏览数据:网页地址、点击时间、页面停留时间、访问来源、从何处进入页面、离开页面去何处、开始时间、结束时间、访问时长、用户信息等等。

最多的数据来源于终端设备,主要是来源于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今天的手机功能也很强大,具有互联通信、拍照摄像、社交往来、新闻浏览、地图导航、上网冲浪、影音娱乐、支付消费等多种功能,可以媲美一台装备良好的电脑。手机的功能越强大,它所记录的行为数据就越多,一个人使用手机越频繁,在云端产生的个人数据就越多,而所能摄取到的数据也就更多、更全面。通过这些摄取到的数据,能够对一个人进行数据画像,反映出他的行为特征和心理状况。

摄取一个人的数据也许价值不大,但是摄取一群人的数据就是有价值的,数据越多、价值越大。比如整个社会的思想流变,一个人的行为数据价值有限,但是大量群体或全部社会成员的数据价值就很能反映问题了,摄取的数据越多越大,也就越能显现思想的发展趋势。

(二) 数据挖掘:凸显某些事实

数据挖掘,是指通过特定的计算机算法对大量的数据进行自动分析,从而揭示数据之间隐藏的关系、模式和趋势,为决策者提供新的知识[8]98。数据挖掘,前提条件是得有数据可以挖。在大数据时代,海量的数据提供了巨大的“数据矿藏”,反而开始面临数据泛滥,产生到底“挖哪里”才出效率的问题。

即使数据挖掘涵盖了所有的数据,但它也不是事实的全部,因为大数据只是一种碎片化的记录,是对某一个点的事实之记录,但是这种记录并不连续,对事实的记录也只是一个或几个侧面。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的增多,以前认定的“事实”悄然发生了改变。广大群众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现在网络上就算爆出了惊天大新闻,网友们也不再着急评论和表态了,而是“坐等反转”,因为他们知道,当数据慢慢增多,不同的数据集合后又带来了全新的观点与认识,曾经的“事实”将不再是“事实”了。大数据时代,每个人都有数据,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数据即是事实,但实际上每个人拥有的只是自己的事实,可能只是事实的某一个方面,而非事实之全部。“数据会逼近事实,但数据再大,终究不是事实”[7]297。

在这种情况下,数据挖掘出的真相也许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在庞大的数据仓库里,如果想挖出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数据,总是可以挖出来的,即使这个观点完全是与主流相悖的,也总能找到相应的数据来支撑自己。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有市场,正是因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是存在的,从真实的人和事中总能找出一个转折点,性质就完全改变了,于是“好人不好、坏人不坏”了。同样,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也总能在海量的数据中挖掘出能证明其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依据。

(三) 数据分析:算出某些事实

当数据被挖掘后存放到数据仓库里,下面一步就是数据分析,而数据分析的工具就是算法。当万物皆是数据,说明万物都能用算法进行数据分析。算法是在对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各种模型,发布解决问题的指令,但是这种技术问题只有专业的数据分析师能够胜任,普通人几乎完全不了解什么是算法,算法的原理又是什么,是基于什么,算出了什么?这很显然会产生一种信息鸿沟,谁掌握了数据,谁运用了算法,谁也就能制造出某些事实。“算法决策使用的数据,及其处理的方式、应用的规则,都是由算法设计人员创建的,作为人类个体我们难以避免都有主观隐含的偏见。”[10]算法工程师难免会在算法中带入自己的偏见,借助算法进行的数据分析,难免会有一种主观偏见性的导向,会带来一种不公正。

最常见的就是推荐算法,一直以领先的算法作为自己竞争力的“今日头条”,据说比你自己更懂你,通过用户的数据对其进行算法分析,算出用户的喜好、特征和行为,从而精准推送用户感兴趣的资讯。推荐算法的实质就是迎合用户的胃口,让用户感到愉悦。但是推荐算法的这种迎合,让我们只能听见让自己愉悦的声音,和自己意识形态一致的信息才会被推送,把异见都隔离在外了。久而久之,人们就陷入了“信息茧房”而不自知,视野变得越来越狭窄,对其他意识形态的信息了解得越来越少,陷入一种思维固化中,只认同自己觉得正确的,即使实际上是错误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伊桑·扎克曼更担心由此带来“回音室”效应,“推荐算法”为每个人建立一间专有的“回音室”,所有人不断强化自己的固有认知并误以为就是真理,认为这会增加社会的两极分化,有孕育极端主义的风险。

(四) 数据监控:看出某些事实

在奥威尔创作的《一九八四》中,有一个“老大哥”无处不在地监视着他的国民,确保他们忠诚,思想纯洁,不会有什么反叛的行为。一旦有“出轨”的思想和行为,就会遭受残酷的监禁和严刑拷打,直至洗脑成功改造完成。毫无疑问,在这里,人性被扼杀,思想被控制,隐私被偷窥,整个人里里外外都处在“老大哥”的监控当中,显而易见,这是一个专制的极权社会。

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数据都能被记录并上传到云端数据库中。“淘宝”上的购买记录、支付宝的资金往来、微博上的互动、微信上的晒圈、QQ上的聊天记录、百度上的搜索记录等等信息,单独看这些不同网络平台上的数据没有任何问题,发现不了用户的明显特征。但是这些数据通过技术整合起来之后,就可以窥视出用户的生活轨迹和性格特征,各个平台的系统数据还可以彼此印证、互相解读,每个人在大数据面前几乎就是透明的。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实际上是在被数据监控着。“淘宝”监视着我们的购买习惯,支付宝监视着我们的资金流,微博监视着我们的阅读习惯,百度监视着我们的搜索喜好,微信监视着我们的社交关系网。难怪吉利公司董事长李书福曾经不无忧虑地担心自己的聊天记录被马化腾看光了。近日的“今日头条”窃听事件也印证了这种担忧,很多用户反映今日头条监听了用户的手机麦克风,用户线下说了什么,“今日头条”第一时间线上推送相关资讯。当大众在数据面前无所遁形时,自然就陷入到一种被监控的恐慌中。

隐私学者认为,这种信息加总和数据整合,无异于一种监控,准确地说,是一种“数据监控”,其对个人隐私的侵害,无异于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电幕。进入大数据时代之后,甚至有专家提出:“大数据就是老大哥!”

(五) 数据预测:预知某些事实

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通过运用数学算法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从而预测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谷歌流感趋势”是大数据成功预测的典型案例之一,谷歌通过用户搜索的关键词数据,成功预测了流感的来临,2007—2008年,“谷歌流感趋势”比疾控中心提前两周预报了发病率。另外,智能手机通过你每天的出行数据,能够准确预测出你还有多少分钟到达单位,也能推测出你还有多久可以到家;高德地图能够通过在线用户的实时数据,预测出哪里正在堵车,推测需要几分钟能够通过拥堵路段;“淘宝”能够预测出用户下一次的购买选择;QQ可以猜出哪些是你可能认识的人,并推荐你加为好友。过去,人类需要通过自身的经验和知识储备来做出判断,而今天只需要收集到足够大的数据,就能够准确地做出判断,精准地进行预测。

基于大数据分析,可以预测人们未来的可能行为,让人恐慌的是,这种预测可能作为定性的依据。当一个用户“百度”了如何开锁的相关信息,又在视频网站上观看了开锁的各种视频,最后在“淘宝”上购买了开锁的相关工具。通过这些数据信息,警察就能判断这是一个小偷,在为行窃做准备,于是果断地把他抓起来。但是对坏人的惩罚应该是因为他做了坏事,而大数据的预测告诉警察这将有一个小偷出现,这个小偷将会做出犯罪行为。这种惩罚不是因为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将做什么,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做违法犯罪的事情。法律的审判是基于事实、基于证据,而不是因为将要发生的事情。否则,社会失去了公平正义,有可能会演变成强权专制的社会。

三、 大数据意识形态性的应用生成

在大数据的洪流中,产生了各种意识形态,多元的意识形态威胁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而大数据的意识形态性可以被充分利用,以助力于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在各种意识形态的你争我夺中,利用好大数据的意识形态性,捍卫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

(一) 精准“灌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灌输论”是列宁提出的重要理论之一,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其目的是为了启发和引导人的思想意识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教育方法。但是在传统的意识形态灌输中,基本采用纸媒和电视媒体的方式进行宣传,灌输的方式较为单一。另外,灌输的内容也很统一,缺乏差异性和针对性。其次,灌输的方法基本是“我说你听”,是单向的传输过程,灌输效果差强人意,经常是“灌而不进”。

而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算法可以精准地预测出受众者的心理特质,了解受众的兴趣爱好,通过“数据画像”实现精准灌输,完全可以做到“千人千面”。即使对同一个事实和信息,大数据也可以根据受众不同的心理特质,变换语气和语句,改变描述方法,用每一个受众最易接受的方式去灌输,同样的内容可以量身定制推送给不同特质的受众,实现影响力最大化。对易于情绪化的键盘侠,可以推送各种揭秘和“标题党”内容;对知识精英,则推送比较温和的、理性的分析类信息;对于文艺青年,则推送各种“心灵鸡汤”;对一颗红心的爱国者,可以推送“鸡血”文章。针对特定细分群体推送的不同信息,符合不同受众的个性化口味,迎合了人性的需求,直达一个人心灵的最深处,对所推送的信息自然全盘接收。在这个过程中,思想得到了同化,思想意识也由自发转变为自觉。

(二) 创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大多较为生硬,习惯使用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晦涩、枯燥,普通民众接受度不高,话语传播的效果不理想。在大数据时代,这种情况有了改变的契机,因为数据化的核心就是量化一切,万物皆是数据,文字可以转化成数据,方位可以转化成数据,影音图像可以转化成数据,沟通也能转化成数据。大数据让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创新有了可能,首先是话语的表现形式变得多样化,可以是文字、可以是影音视频、可以是图像照片,也可以是网络聊天。其次,以前的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可以转变为老百姓乐于接受的日常话语。普通民众的思维方式大多比较感性,大数据可以把较为抽象的理论性话语、政治性语言转化为较为直观的可视化或图像化信息,比如《人民日报》通过快手抖音等方式,发布短小的新闻视频或者满满正能量的小故事,接受度高、传播面广,普通大众对这种意识形态的话语认同感也大幅度提升,容易达成价值共识。另外一个方面,普通大众喜欢哪种表达方式,能够接受哪种话语,又形成了一种新数据反馈给了数据工程师们,他们从中分析出符合当下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话语体系,又反过来促进大数据时代下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构建。

(三) 创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不断发展创新的理论。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同样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而大数据则为这种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方法和途径。第一,大数据为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提供了一种新的学术理论表达方式。以前的理论表述基本上都是文本类,现在可以用大数据更加形象具体地表达理论的本质内涵,让高深的理论更为通俗易懂。例如,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热词“人民”出现了177次,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这种理论表述,大数据演变成了一种新的理论术语,未来大数据将是理论阐释的重要方式。第二,大数据为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主要是以定性研究为主,大多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大数据的特性则实现了跨学科研究,另外也能对数据全覆盖,有条件对全部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也更为全面彻底,得以发现新的问题和建构新的理论。第三,大数据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研究资源。随着大数据的价值日益明晰,各个领域都开始建立自己的数据库和数据中心,数据中蕴含的意识形态要素就是理论工作者的研究对象。如果各个数据库之间能够互联互通,数据壁垒被打破后,研究者将有海量的数据研究资源,这些大数据都是即时反映当前社会的前沿动态和大众的心理、行为,是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现实基础。

(四) 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大数据现在是国际竞争的焦点,拥有数据特权的国家就拥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西方国家也不断地利用自己的大数据技术,大力宣扬其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扩展,严重威胁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

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威胁,我们要抢占大数据的所有权,保护好数据安全,利用好数据去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化解危险。在传统的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中,大多是“有病看病”,也就是当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安全问题,我们才发现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但是在大数据时代,可以提前预防问题的产生——因为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我们可以通过全面的数据,预测出意识形态会出什么问题,提前预防,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变得更为主动;还因为大数据中包含着各种海量信息,通过数据挖掘,能够完整再现受众个体的行为轨迹,甚至暴露出其思想状况。可以说,每一个受众所发的微博、朋友圈、点赞的信息、讨论的话题,等等,都能反映出受众的关注点、价值观和政治立场。

把控好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可以借助大数据的意识形态性,通过数据挖掘和数据监控,准确把握社会思潮的发展方向,了解民众的思想动态以及政治立场,预测出在意识形态领域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从而能够在问题出现前及时化解潜在威胁,主动出击把控住意识形态的走向。首先,要从海量的数据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就必须有数据可挖,这就要求各个部门、各个领域、各个公司等数据掌握者都能把数据拿出来共享,打破数据壁垒。其次,通过数据分析,找出可能的相关性,发现大众的价值观和政治倾向。最后利用数据监控,了解民之所系,心之所向,时刻关注着民众的思想状况以及事态的发展变化,建构网络舆情监控体系,防患于未然。一旦发现意识形态领域可能出现危机,能够及时预警,并且高效处理,保障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

哈贝马斯认为,科技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大数据作为新兴的科学技术,从技术层面、工具层面、思维方式以及话语权层面,都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现代国家之间软实力的较量,意识形态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谁掌握了数据,谁就获取了信息,谁就拥有了话语权,谁就在意识形态的博弈中抢占先机。在意识形态的战争中,我们要利用好大数据的意识形态性,发挥其在意识形态中的工具价值,捍卫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