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生成的三重解读

王晓丽，李 琦，2

(1.华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2.贵州民族大学 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精神生活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精神生产、精神传播、精神享受活动的总和，是人特有的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的生活方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以满足全体人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生活需要为着力点，不断推进人民精神生活丰富多彩、民族精神生活饱满自觉、人类精神生活开放包容的价值追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理论基础，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脉动中生成核心内容，在推进新时代、迈向新征程的时代使命下绘成生动图景。

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到“精神的富有”，即“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生成的社会发现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1]192，虽然后来没有把“精神的富有”作为独立命题进行论述，但在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富裕思想。马克思思想中蕴含的“精神的富有”思想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实践相结合，逐步生成和活化了中国化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论。可以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论是对马克思关于精神生活的现实性、实践性和价值性思想的继承赓续，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的飞跃。

(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内生于人的现实生活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与意识关系的论述，是解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生成的根本理论依据。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反思和现实批判审视了精神生活的价值，开辟了在现实生活之上审视精神生活的致思路向。他们在“生活决定意识”这一“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1]525的分析视域中，将现实生活作为整个精神生活的根基和读解精神生活的前提，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525，所以“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1]541。马克思将精神生活深深地根植于人的物质生活之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591，克服了把人的生活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相分离、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对立的传统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将生活视为一个统一体，将人的精神生活落实于其中。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整体性协调中，达成对生活的全面把握。新时代，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随着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人民社会生活水平持续向好。随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人民政治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提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在深刻理解马克思关于精神生活之现实性思想的基础上，在人民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得到极大发展的客观条件下，对人民生活的整体性协调和系统性构建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说明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生成的合理性。“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出发点，是精神生活的真正主体。马克思从生存的角度将现实的人定义为“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1]541，明确了人的自然性。从发展的角度将“现实的人”理解为“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525，并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01概括人的本质，明确了人的社会性。他通过揭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特性，明确了人的精神性。将人的本质统一于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相结合的总体特性之中。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每个现实的、具体的、社会中的个人为现实主体，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现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强调通过“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3]146来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提升人民精神品格，使人民认识到自己是共同富裕的创造者，在现实生活中能动地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它通过促进全体人民的主体价值体认、提升全体人民的精神境界引导他们为自身创造更加美好的物质、社会和精神生活，是从人的意义生成角度对精神生活现实主体的全面把握。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拓展于人类社会实践

马克思从人的感性实践出发，提炼出精神的实践性。在他看来，离开实践讨论精神是没有意义的。他以“宗教感情”为例，指出精神活动本身是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的内在规定性。“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4]85，都只有在社会生活中才能生成，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501。由此，精神生活的构建即是精神生活在感性实践中的构建。马克思把精神生活置于社会层面，使其走出个人的、狭隘的意识领域，展开了开放的、多维的关系向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精神生活的构建目标，其推进过程亦即精神生活的感性实践过程。这个过程在当前阶段就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要的过程。具体地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首先着眼于国家实践，建构与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和发展要求相契合的多样化精神生活；其次立足于社会实践，建构与日益健全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和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结构相适应，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需要相统一的多层次精神生活；再次付之于个人实践，构建包括心理生活、文化生活、道德生活、信仰生活在内的多方面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国家实践、社会实践和个人实践中有序展开，并最终通过全人类共同实践，实现人类精神生活开放包容的繁荣景象和伟大理想。这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马克思精神生活之实践观点的深刻理解，科学地构建开放、多维的精神生活的生动体现，也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要求。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人的劳动为实现方式。马克思明确指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并从其基本实践观点即“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1]499出发阐释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是在劳动中产生的主观活动，物质生产实践是精神能动性的现实基础。中国共产党科学地认识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只有小部分是通过观念和思想来达成，绝大部分仍要靠物质生产来实现，在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过程中始终正视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性作用。在宏观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最大程度地占有社会生产力的总和，实现主体对客体的真正占有。在微观上，强调劳动对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源作用。一方面鼓励勤劳创新致富，避免脱离劳动的享乐主义生活态度。在劳动过程中激发人民的幸福感知和情感满足，让人民在劳动中成为“精神最为富足的人”和“最懂得幸福、最享受幸福的人”[5]。另一方面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提高人民受教育程度和增强人民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在劳动幸福、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社会氛围中逐步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指向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通过对精神生活的现实批判描绘出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的精神生活理想形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中，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彰显了“实现着自由”和“自由地实现”的相互印证。人的自由发展以对人的发展的规律性把握为本质要求。马克思指出：“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存，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存，不仅包括我实现着自由，而且也包括我在自由地实现自由。”[6]77自由既是人的生活状态，也是以服从社会历史必然性为原则的、以人的自我实现为归宿的目的性指标。人只有在不断把握外部必然性并将其转化为自我实现能力的过程中才能获得自由发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一方面作为不断迈向自由即“实现着自由”的持续过程，通过人民思想境界的不断提升、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精神世界的不断丰富，形成一种自由的精神生活状态——全体人民共建精神家园、共享精神财富的美好生活样态；另一方面通过对新发展阶段的社会历史必然性进行准确把握，将这种必然性转化为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和促进人民精神文化发展的精神资源，为人的自我实现注入强大精神动力，是主体自由与历史必然相结合的“自由地实现”精神刻画。由此，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在人的生活状态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融合统一中、在“实现着自由”和“自由地实现”的相互印证中生成的对人的发展的规律性把握。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不同于自由发展的规律性意义，全面发展强调人的发展的全面性。“全面”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建立，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全面满足，人的体力、智力和创造力的全面提升以及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3]146人的全面发展是共同富裕的价值要求，它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生成提供了可能，使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成为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首先，它要求普遍树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观念，形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积极的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为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建立奠定认知基础，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基本条件。其次，它要求广泛开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践，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同时，引导人民群众形成积极向上、理性有度的物质需要，为人的全面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再次，它要求不断提升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效能，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提高人民文化素养、创新人民思维方式，促进人的智力、创造力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精神内容。最后，它要求在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秉持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在凝聚性和多样性的有机统一中构建全体人民精神生活丰富多彩的“富裕”样态和凝神聚气的“共同”风貌，塑成个体的独立人格和精神品质，达成人的全面发展的主体价值。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破解精神生活现代性难题的中国方案

精神生活的现代性难题(以下简称“难题”)是伴随世界现代化进程产生的重大问题，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方案无法解决的难题。现代化首先是物质的现代化，它要求物质财富的巨大积累、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资本主义开创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道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机器化大生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7]405，促进了西方社会物质生活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推动了英、美等西方国家成为全球领先的工业和经济大国。但是，现代化不仅是物质的现代化，也是精神的现代化，物质与精神作为现代化的双维内容，本源于人作为历史主体的现代化诉求。西方的现代化方案在起点处标榜物质富裕与精神丰裕的双重价值追求，但是与西方现代化私有制的物质生产方式相结合时，对资本的追求垄断了现代化全过程，精神丰裕窄化为享受物质的狂欢。这一客观过程因资产阶级政权的推动而无限地加速与弥漫。物质与精神的现代化分裂难题充斥着整个社会而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单向度的人”成为这一难题的具体表象。此语境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难题不仅意味着私有制下人们对物质财富和享受极端追求，进一步导致了个体对一切非个人因素的漠不关心，不可避免地陷入精神生活的个体化困境；而且意味着，西方现代化私有制的物质生产方式不断加剧物质、文化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物质、文化贫富两极分化持续扩大。底层民众的精神发展愈发受到限制，他们沦为既承受经济贫困，又身陷文化贫困的、丧失精神反思能力的人。

难题既具有一般性也具有特殊性。一方面，它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现代化所代表的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趋势和共同进步方向赋予了它一般性特征。这意味着，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无论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要面临“怎样协调物质与精神发展的关系”“怎样促进个体精神生活与社会精神生活的融合”“怎样优化物质和文化资源配置”等问题，由此构成了生成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世界历史语境。另一方面，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其自身所具有的自发性，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资料私有制结合后得以加速和扩展。此种制度下，西方学者提出的化解难题的方案必然带有资本服从性，具有天生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结合后，市场的自发性得到控制与改造。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为破解难题的中国方案得以生成。具体来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提出，本质上要求以无产阶级政权制约市场的自发性，以发展的人民逻辑替代发展的资本逻辑，进而形成并扩大物质与精神协同发展的态势，化解现代化进程中“物质-精神”矛盾、弥合“个体-社会”精神生活鸿沟、解决精神生活贫富分化问题。

其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生成于“物质-精神”现代性矛盾的化解需要。物质生活发展和精神生活发展的关系问题是所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不同于西方国家对物质财富的疯狂追求，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保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坚持以全面、辩证的观点处理“物质-精神”的关系。无论是毛泽东对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关注、邓小平“两个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思想、江泽民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其他各项事业建设的条件，还是胡锦涛关于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物质-精神”关系问题的高度重视。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8]17并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提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新命题和“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富裕”的新要求。可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孕育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关系的历史反思，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化解“物质-精神”之现代性矛盾，推进世界现代化整体进程的产物。

其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生成于“个体-社会”精神生活鸿沟的弥合需要。现代化进程中，物质生活易于对精神生活形成僭越、个体易于将物质利益作为自身的追求目标，社会价值取向的片面化、极端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征候出现。自我利益与公共利益、个体精神生活和社会精神生活发生分裂，个体精神生活失去了安栖之所，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精神生活蜕变为自我的精神享乐。精神家园的失落使得对“家园感”的期盼成为人们对精神生活的主体诉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基于这一诉求，生成全民富裕的发展理念。“全民”既是以“个人”为单位的集合概念，也是以“社会人”为属性的整体概念；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的丰富，而且是精神的富足，是基于生活实践的一体化诉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调“把服务群众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8]248，使全体人民共建共享精神文明发展成果。一方面以完善的文化供给机制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精神生活的个体丰富性；另一方面以正确的价值引导机制引导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精神生活的价值凝聚性和伦理同一性。它在“满足需求”与“引导需求”的融合统一中，紧密联系个体精神生活和社会精神生活，不断牢固人民的精神之根，共筑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弥合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社会”精神生活鸿沟，避免陷入西方国家现代化精神生活困境的中国方案。

其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生成于精神生活贫富分化问题的解决需要。由物质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的文化贫富两极分化是西方现代化的客观结果，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性质决定，因而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无法解决的贫富分化难题。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秉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在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迈向“富裕”目标的同时，通过“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成“共同”价值。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迈向共同富裕的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而是一个动态向前的过程，并基于这一认识制定了“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路线。在此过程中，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中国文化体制逐步从一元体制转向一元主导多元并存体制，并在公共供给之外形成了多元化的市场供给渠道，文化市场不断发展。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文化供给机制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以更加活跃的社会主义文化氛围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但是，在地区、城乡、群体间的物质和文化贫富差距不可避免，这既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特征。基于对这一规律和特征的理性认识，在进入新时代后，我国进一步把公平正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强调只有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才能保证人民的平等参与和平等发展，保证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以“共同”为基本遵循，在不断优化物质财富分配的基础上，引导社会主义教育、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持续推进全体人民的公平发展。

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推进新时代、迈向新征程的应有之义

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平衡、充分的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议题。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开启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阶段。新时代新征程“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8]19，强大的精神力量形成于丰富多彩的个体精神生活，凝聚于饱满自觉的民族精神生活，提质于开放包容的人类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作为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要、引导民族精神生活自觉、促进世界精神生活繁荣的重要举措得以生成。

(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创新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美好生活是一个持续趋向于更好的动态过程，不同时代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同。但无论在何种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都蕴含了他们对精神世界的憧憬，对精神状态的期待，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对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的渴望[9]。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民物质生活的发展迈入新阶段，或者说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美好生活。他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其实是对更美好生活的需要[10]，尤其体现为对更美好的精神生活需要。要满足人民更美好的精神生活需要，就要在满足新时代质量更高、范围更广、增长速度更快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上，科学地审视改革和经济社会结构变革的复杂过程，持之以恒地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即通过共创共享精神文化财富为人民美好生活厚植精神文化根基。

就共创共享精神文化财富而言，“创造”和“享受”强调的是发展的充分性，集中体现人民精神生活的富裕追求；共同则作为创造和享受的方式，集中体现精神生活的人民性。前者是在“现在”与“过去”的比较中形成的对“更美好”精神生活的“充分”感知，赋予美好精神生活历时性特征；后者则是在“自我”与“他者”的比较中形成的对“更美好”精神生活的“平衡”感知，赋予美好精神生活共时性特征。马克思通过分析居住在较小房屋的人在历时比较和共时比较中形成的不舒适、不满意和压抑的精神状态[7]345，本质地说明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历史必然性。新时代，社会交往的丰富发展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美好精神生活的比较特质愈加突出，人们能够更迅速地在“过去-现在”和“他者-自我”的比较中感知自身的精神生活状态，判断其是否“美好”。在此背景下，精神生活的“富裕”和“共同”程度不仅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内在要求，而且成为衡量现代化发展质量的关键指标。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绘就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

党的第二个百年征程，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基于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有价值，它与物质文明协同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现代化从物的逻辑转向人的逻辑的重要标识。

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主体内容和发展目标，“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思想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这个国家)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11]4。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发挥人民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因而要在不断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上，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上进步、在精神上富足、在政治上认同、在文化上自信，为其实现奠定广泛而坚实的思想心理基础。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既注重人民整体性福祉，又关注个体的自由发展和自主的文化表达，在实践中不断推动伟大复兴中国梦与丰富多彩个人梦的融合与实现。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个人精神成长与民族精神自觉的推崇，具有鲜明的精神价值指向[12]。这种价值指向集中表达为人民性，它在实践上只有通过融合人民自身的精神生活需要和以民族发展为导向的精神品格才能实现。

人的现代化是物质生活现代化和精神生活现代化的有机统一，精神生活现代化简言之就是生活有意义、有方向。这个意义和方向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才能实现，无论是偏执于个体还是空泛于社会，都无法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同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又是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力量支持和方向引领，因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任务应时而生[13]。具体而言，它以“精神”为对象，强调全体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价值体认和精神境界提升，为个体精神需要和民族精神品格的融合，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奠定最根本的主体条件；以“生活”为场域，将“融合”理念扎根于现实，从实践角度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切实推进；以“共同”为原则和要求，打通“融合”关节，引导个体精神生活的“丰富能动”与民族精神生活的“共识共向”相统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社会主义精神凝聚之可能；以“富裕”为追求和目标，引领全体人民精神的现代化发展，在人的精神自觉和理性自处中不断强化“融合”效能，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有机统一中，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拓展于人类文明新形态进程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生成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文明形态。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具体化在生活世界中，表现在人的生活方式中，进而使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了世界意义。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作为主体间的共同活动形式，是人的历史活动展开的前提和文明形态的现实根基。生活方式的变革集中反映了人的整体生存条件的发展，是文明形态不断演进的标志。因而，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破解人类生存的现代性困境为导向，在现实性上落脚于人的生活问题。对人的生活方式的追问，是对符合人类发展需要的文明形态的追寻，是对符合绝大多数人生存利益的生活方式的追问。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在这种追问下形成的以人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生态生活为现实关切的文明形态，是在“五位一体”的文明实践中形成的以人的自由、全面、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导向的，真正合乎人性、符合人类文明发展道义的文明形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应有之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对于全世界其他国家克服物质与精神难题、推动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着具体要求。它一方面倡导世界范围内精神生活样态的丰富性。各国通过交流互鉴，“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14]262，生动地诠释了多元异质精神文明的和谐性共存，勾勒出人类精神生活方式的“丰富”和“富裕”景象。另一方面提倡世界范围内精神生活价值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具体体现为共享性和共通性。共享性是指人类文明成果为全人类共同享有，“让各国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开创更有选择的未来”[14]259，以更加鲜明的精神生活指向，映衬出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内涵，彰显出人类精神生活的“共同”价值；共通性是指人类面对共同的世界性难题，需要建设共同的价值原则来解决。

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内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也在全人类发展的整体性视域下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及其世界意义的生成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一方面，作为一种实践纲领，中国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成功实践为全世界其他国家提供践行方案。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提出与践行为契机，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道路。如果全体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过上富裕的物质生活，而且拥有丰裕的精神生活，世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进程将被大大推进。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精神共通创造了机会与可能。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种开放包容的文明形态，反映了全人类精神共同发展的价值追求。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不同于西方普世价值的共同价值将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全球范围内受制于发展程度和发展规模等客观因素的精神生活贫富分化将被全人类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代替。那时，拥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各个国家和民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全人类共同建设精神家园、共同奔赴美好生活的理想图景也将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