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量复合材质可移动文物保护的实践与探索

杜树志

[摘要]在文博领域现行标准规范框架下，如何对大体量复合材质可移动文物病害进行科学评估，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技术方案并付诸实践，在当今文博界，尤其是行业博物馆经常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近年来，中国航海博物馆在国家和地方政府关心指导以及业界大力支持下，通过跨界合作，对馆藏多件大体量复合材质可移动文物成功实施了保护，更好地实现了让文物“活起来”的目的。

[关键词]跨界合作；大体量；复合材质；文物保护；中国航海博物馆

[中图分类号] G2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3115（2023）01-0169-08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部署。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国家和地方文物局也对专项资金持续加大投入。在此基础上，博物馆各项文物保护工作驶入快车道，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随着博物馆的大量出现，有关文物保护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亟需破解，其中大体量复合材质可移动文物即是典型代表。

由国家交通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筹建的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作为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行业性博物馆，自开馆以来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和新时代发展机遇，以保护馆藏文物为出发点，以服务长三角辐射全中国为目标，在业界支持下，努力提升技术水平，通过跨界合作，对馆藏明帆船木质升降舵、20世纪60年代6625型鱼雷艇、民国“牛庄”航标灯船等大体量复合材质可移动文物成功实施了保护。

一、大体量复合材质可移动文物的含义

与航海主题相关的大体量复合材质可移动文物，是博物馆收藏一大特色。说到大体量复合材质可移动文物，有两点情况需要说明：

首先，它并非业界一个规范的词条，更多时候是人们出于习惯，对某件特定文物的偏口语化描述。将该词条作为主题词或关键词到知网、维普等学术网站检索，未有任何结果，表明它所描述的对象目前还处于小众研究领域。但对很多文博工作者，尤其是行业博物馆的文物保护从业人员而言，它又经常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工作对象。因此，有必要做一些深入研究。

其次，从短语构成和修辞来看，该词条可拆分成四个词汇，即“大体量”“复合材质”“可移动”与“文物”，前三个对最后一个起修饰或限定作用。“文物”的概念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这里不再赘述。可移动文物指馆藏文物（可收藏文物），即历史上各时代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复合材质”则指文物本体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材质组成。最后再说“大体量”这个词汇，在一些项目宣传①②或相关新闻报道中[1]，经常会见到该说法。但究竟达到怎样的条件，才能够称得上“大体量”？目前业界尚未达成一致，因此，还没有一个明确概念。近年来，大体量复合材质可移动文物在文博单位特别是一些行业性或专题性博物馆，由于占有一定比例、文化传播中具有不可替代性、本体保护修复难度高等特点，已逐渐引起业内人士高度关注。因此，笔者尝试给出一个具有相对性的初步定义，所谓“大体量复合材质可移动文物”，即至少由两种材质组成，由于质量、体积或面积过大等原因，在按照现行相关标准建造的工作场所内[2]，无法对其本体完成保护修复任务的所有可移动文物。

二、博物馆大体量复合材质可移动文物保护实践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馆藏有相当比例是船舶或船舶构件，这些藏品突出特点是体量大、材质多以及保护实操难度高。近年来，博物馆通过跨界合作对明帆船木质升降舵等多件大体量复合材质文物完成了保护修复。

（一）明帆船木质升降舵

2005年，一位渔民在我国长江口牛皮礁水域捕鱼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具古船常用的不平衡舵（图1）[3]，舵杆残高7.05米，最大直径0.36米，舵叶残宽2.65米。该船舵出水后一直在室内环境下存放，由于缺少专业养护，船舵上原本锈蚀的铁构件已破损不全，2009年入藏中国航海博物馆时木构件也基本处于干燥状态。国内造船和船史研究权威专家来博物馆发现，在舵叶上边缘和舵杆接近位置有一个清晰的吊舵孔[4][5]，舵杆下端还有一个勒舵孔[6][7]。据古代文献记载及近些年研究结果，将绳索穿过上述两个舵孔，可以非常方便地操控船舵升降，因此该舵形制符合中国古船建造和使用特征。另外，有几处外观也引起在场学者的兴趣：一是舵杆顶部有非常明显的火烧痕迹，是否可以作为解释该船沉没的直接原因；二是博物馆据古代造船文献，在中央大厅复原了一艘长30.6米、宽8.2米、主桅杆高26.6米的明代福船，该残存船舵尺寸超过复原的明代福船船舵，据此推测，其对应船只体量也要远超中央大厅福船；三是据唐、宋、明、清各朝文献记载[8]，很多船舶都有吊舵使用记录，那么该具拥有明显吊舵孔的船舵，究竟建造于何时。因此，该船舵除了珍貴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外，更具有较高的科研价值。

有关专家仔细察看后又发现，为增强舵叶与舵杆连接的牢度，除了表面采用数道铁箍加固外，工匠还在其内部穿插了多根铁销。由于船舵铁箍锈蚀严重（图2），未经保护处理就陈列在展柜中，锈蚀物不断发生剥落（图3），每隔一段时间工作人员就要对掉落的锈蚀物清理一遍。如不加以干预，不仅有碍游客观瞻，还将对文物本体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

为更好地保护该船舵，自2014年起中国航海博物馆多次召开论证会。第二年，联合上海博物馆等多家单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等相关专家指导下，围绕本体脱盐、舵叶复原、铁构件的除锈、缓蚀与封护等问题着手制定保护修复方案。在方案编制过程中，有三个突出问题：首先，该船舵体量大，博物馆现有修复室无法满足保护修复需求。其次，对复合材质文物来说，由于铁、木构件理化性质不同，对微环境湿度要求差别大，后期施工工艺也不尽相同。如采取整体浸泡脱盐，多道铁箍由于锈蚀已变得相当脆弱，舵叶、舵杆浸水后又势必会发生膨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若拆解脱盐，铁构件及稳定锈的去除与回贴，即业界常说的带锈保护，其可行性仍是未知数。再次，舵叶内部多根铁销目前状态如何，仅通过肉眼观察无法给出准确评估，需要一个大功率 X 光探伤检测。

专家组反复论证，最终达成一致，即通过跨界合作来逐一破解上述难题：首先，在当地政府规划部门全力支持下，博物馆在馆舍东南角另辟一处场所搭建临时用房，专供船舵保护修复使用。其次，针对铁箍脱盐，为其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铁箍基体尚有一定强度部分，在其表面采用物理方式做一个隔水层，然后利用纸浆敷贴方式对木质部分进行脱盐。对其余经 X 光检测已完全矿化的铁箍，先按位置编号，再整体拍照、建档，接着将锈蚀物小心清除，清除过程尽可能维持原有状态。同时，对清理下来的块状锈蚀物采用去离子水浸泡脱盐，每隔一段时间对浸泡液电导率值进行检测分析，待铁箍下面木质部分脱盐结束，再将这些同步脱盐的锈蚀物回贴加固。再次，方案修订过程取得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鼎力支持，工业 X 光机器被直接运至保护现场，仪器操作人员也随同来到博物馆。由于设备运行时有强辐射，为安全起见，项目组人员特意选择周末夜间，对船舵完成一次整体 X 光检测，从而对舵叶内部铁销状态有了全面了解。

到了方案实施环节，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博物馆对外招标时，鲜有同行问津。究其原因，主要是各家单位心存顾虑，因为对单纯的大体量铁质或木器文物脱盐，以当时技术水平和设备，并非难事；但对于木、铁两种复合材质的大体量可移动文物，不仅没有标准，先前也没有类似成功经验可供借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文博单位技术支持下，经市场比选，通过跨界合作引入具有资质的社会力量推进该项目。在尽可能保留明帆船木质升降舵沧桑感等历史信息前提下，经过脱盐、除锈、缓蚀封护和撵缝等保护处理（图4），舵体脆弱构件得到加强，经过一段时间稳定性观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2019年该项目顺利通过联合专家组验收。保护后的木舵再次被放入同一展柜，如今已过去三年多时间，状态依然稳定。

（二）20世纪60年代6625型鱼雷艇

为全面展示航海文化，增强与观众互动效果，中国航海博物馆选取船用螺旋桨、传动轴和鱼雷等具有代表性的21件实物展品陈列在室外。它们大都为金属类藏品，少数为复合材质。其中20世纪60年代6625型鱼雷艇由于具有速度快、机动性高、隐蔽性好等特点，格外吸引了一些军迷游客的注意。它不仅是见证我国海军装备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还是一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大体量复合材质藏品（图5）。该艇长21.65米，宽4.3米，艇身主要为铝质，辅以木、铜（图6）等材质。甲板装有2座533毫米鱼雷发射管，主机动力为880千瓦。首艇于1963年12月20日正式交付我国海军，1977年开始批量生产并列装部队。1984年，江新造船厂在该艇加装了指揮仪，使得实战效能显著提升[9]，是当时海军战巡值守的主力舰型。

中国航海博物馆距东海直线距离不到4公里，受海洋气候影响，这里冬季和夏季一样，环境湿度大且空气中盐分含量高、紫外线辐射强。鱼雷艇在这种极端恶劣的室外环境下，外板油漆和木构件等劣化速度明显加快，产生金属锈蚀、油漆褪色、漆皮起翘和木材开裂等多种病害。因此。每隔一到两年就要对其全面养护一次。

制定养护方案时，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工作依据标准。对于海军舰船、船舶构件及舰载武器来说，其保养操作规程、技术手段，与时下文博界相关标准有着较大区别。这件大体量藏品若按文博规范实施保护，从方案设计、预算申请到项目实施，人力物力投入多，周期也特别长。经综合考量，博物馆联合一家专门从事现代舰船保养的企业，依据《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术规程金属类文物》和《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编写规范》，为6625型鱼雷艇单独编制了一套维护保养方案。在博物馆对整体质量把控下，项目推进过程中企业独特的管理与高效也充分地展现出来：从方案制定到金属除锈、老旧部件更换、开裂木构件撵缝和油漆涂装等多道工序的具体实施，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已全部完成。养护后的鱼雷艇整体结构显著增强，具有良好的耐候性和最佳的展示效果，双方在跨界合作中实现了共赢。

（三）民国“牛庄”航标灯船

19世纪中晚期，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和城市的兴起，作为世界造船技术代表之一的灯船，积极投身航运建设，开启了中国近代贸易和城市发展新时代。灯船在见证我国助航事业发展的同时，相当一段时间也为船舶航行提供了安全保障，因而具有极高的艺术、历史和科学价值。2016年12月20日，一艘长32米、宽8米、高7米有余，重约220吨的民国时期“牛庄”航标灯船，从辽河口水域运抵上海，正式入藏中国航海博物馆。

灯船退役后缺乏专人维护保养，整体状态不容乐观。由于体量巨大，入藏后只好存放室外，又经过近四年日晒雨淋等自然因素的侵蚀，船体病害日趋加重：外壳钢板（图7）状态进一步恶化，甲板多处出现锈蚀性孔洞；船身两侧钢板表面大量锈蚀物剥落；由于甲板渗水，使生活舱等处的木板变得糟朽不堪（图8）；此外，还存在舷窗玻璃破碎（图9）、缺失等多种病害，亟待抢救性保护。

对于这样一件超大体量复合材质文物，如果依靠传统的脱盐、除锈、缓蚀与封护技术，可谓困难重重。在“恢复原貌，修旧如旧”思想指导下，中国航海博物馆经多方调研，决定联合具有丰富经验的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某研究所设计保护方案。经专家组反复论证，最终决定采用喷砂除锈，对原来造船时整船铆接的连接方式，视铆钉不同位置及病害程度，分别采取“真铆”“假铆”“铆焊结合”等工艺予以复原。同时，利用激光扫描和三维建模等数字复原技术，对缺失的灯塔、舵叶等构件进行补配。

2020年12月18日，灯船保护项目正式启动。前期经过充分调研和方案科学严谨论证，工作进展十分顺利。2021年10月27日，馆藏“牛庄”灯船复原保护项目通过中国航海学会、上海外高桥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中国船级社上海分社以及上海博物馆等相关领域专家组的联合竣工验收。专家一致认为复原后的灯船满足对外展出要求，达到了“恢复原貌，修旧如旧”的预期效果（图10）。

三、大体量复合材质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问题探讨

在对大体量复合材质可移动文物保护实践中，往往会面临多种实际问题。将这些问题从根源加以分析归纳，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文博领域现行保护修复方案编写规范，未对所有文物材质类别实现全覆盖。根据国家文物局首批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单位及业务范围一览表，文物保护修复资质主要分为玉器、石器、陶器、瓷器、铜器和铁器等30个类别，但现行保护修复方案编写规范只有《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编写规范》等六项行业标准及《古代壁画保护修复方案编制规范》一项国家标准③。在上述標准规范中，最多包含17类材质。也就是说，至少还有13类材质文物保护缺少对应的标准规范。另外，通览这六项行业标准和一项国家标准，从其内容表述来判断，最初制定时针对的主要是小体量文物。以方案编写规范“文物基本信息表”为例，重量及外观尺寸单位仍沿用克（g）、毫米（ mm），这显然是用来描述那些小体量的文物。

第二，一些博物馆内工作场所面积不能完全满足大体量可移动文物保护需求。按现行标准工作任务，将保护修复室划分成三个级别，由低到高分别为科技工作站、区域技术中心和综合技术中心，其中最高等级的综合技术中心，保护修复室面积也仅有70平方米。该标准从制定到实施，距今已有九年多时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标准颁布之后成立的一些博物馆或大型文保中心，保护修复室面积可能会超过这个参考值，但至少在该标准制定时，面向对象仍然是传统意义上那些小体量文物。近年来，随着抢救性保护工作推进，一些大体量文物不断出现并进入公众视野[10]。它们有的属于单一材质，如河北沧州铁狮子、山西蒲津渡铁牛；也有一些是复合材质，如重庆大足宝顶山石刻区的千手观音造像、中国航海博物馆馆藏明帆船木质升降舵等。要将这些大体量藏品转移到标准面积修复室里开展保护，无论从运输还是空间占用来看，可行性都不大。

第三，单靠某些传统技术也很难满足大体量复合材质可移动文物保护需求。以小型铁质文物除锈为例，实验室里只要经仪器分析确定了有害锈，无论采用物理还是化学方法，已不再是件难事。但对于大体量铁器来说，除锈前样品检测就是一项繁杂的工作[11][12][13]：取样点位不仅要有代表性，分析方法还要根据实际需求尽可能做到全面，最终结果更离不开科学统计与分析。该过程类似医院里的体检，医生只有全面掌握了患者各项健康参数，后续开起“处方”来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再比如采用浸泡或敷贴方式对出土或出水金属文物脱盐，都属于常规方法。但如果采用同样方式对一些大体量文物脱盐，将面临用料选择、脱盐池搭建、废水处理与排放等诸多困难，因而修复室里一些常规手段实操性此时就会大大降低。

第四，人员配备和仪器短缺也是两项重要制约因素。对大体量文物保护而言，其总工作量绝不是一些小体量文物的成倍放大或简单加和，况且文物保护原本就是一项多学科交叉工作，任务推进往往需要一个跨专业团队和强大的后勤保障。另外，大体量文物抢救性发掘或日常维护与病人救治一样，时间紧任务重，仅靠博物馆里有限数量的技术人员，短时间内难以完成。国内一些知名大型文博单位，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其保护修复技术人员配备与分工相对较为完善，但对其他很多中小型博物馆来说，专业人员少、技术力量薄弱，也是业界一个不争的事实[14][15]。还有，大体量文物保护所需专业设备，比如，金属除锈使用的大功率喷砂机，由于使用率低或场地限制等原因，一般情况下博物馆也很少配置。

四、结语

通过跨界合作，博物馆对多件馆藏大体量复合材质可移动文物成功实施了保护。实践证明，与以往博物馆单一力量相比，跨界合作在文物保护中具有以下几点无可比拟的优势：

首先，能够更好地促进文物保护产学研相结合。一方面，文物保护离不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而企业在自主性、灵活性和创新性上更具优势，在市场调节下，不仅能统领行业装备发展，还能为文物保护提供良好的硬件保障。另一方面，文物保护也需要科学理论指导。高校、研究院所或企业不仅汇聚了大批高精尖专业人才，背后还有充足的专项资金作支持。通过横向合作，可以更好地调动高校或研究院所的参与度，进而对文物保护和修复领域内的前沿理论开展系统性研究。相较之下，博物馆直接从事文物保护，从最新技术成果到具体应用，更多时候充当了践行者这样一个角色。当博物馆、研究院所和企业有机结合，换言之，三者实现了跨界合作，此时国内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装备必将更好地赋能文物保护。

其次，能够让双方在有限资源中实现优势互补。企业在先进管理模式和效益驱动下，不仅能在最短时间将文物保护所需设备生产出来，还能根据不同项目需求提供一些个性化服务。高校和文博相关科研院所，还拥有年龄、知识结构相对合理的研究梯队和比较齐全的主流分析设备。相对来说，博物馆文物保护人员对藏品状态和信息了解更加全面、有明确的工作目标，且对领域内标准规范较为熟悉。三者通过跨界合作，不仅有利于突破工作中一些瓶颈问题，很多时候还能最大程度调配现有人力和设备资源，从而又好又快地达到让文物“活起来”的目的。

再次，能够助力博物馆提高保护修复工作效率。我国文物资源非常丰富，但很多文物劣化程度也不容小觑。博物馆一般是事业单位，受岗位设置和财政经费限制，工作进度往往无法满足文物保护实际需求。以馆藏民国“牛庄”航标灯船复原保护项目为例，如果由博物馆单独来完成该项任务，涉及藏品修复、征集、保管、陈展、物业、安保等馆内众多部门，仅资金申请、使用和工作协调就要占用大量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文物劣化还将不断加剧。但通过归口部门申请专项保护资金与跨界合作，不仅可以有效避免前述弊端，还能节省很多宝贵时间以及高昂的人力物力成本。

从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近些年文物保护实践来看，跨界合作已然是当下文博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跨界联合与多元合作，不仅改善了博物馆资源有限的局面，还有利于各方实现团结协作、联合创新与合作共赢，也极大地提高了自身文化创造力与综合效益，这对许多中小型博物馆而言，尤其受益良多。

［注释］

①《中国建筑完成国内最大体量窑址群迁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2017年3月3日。

②《古罗马文物大展将登陆成都金沙——许多大体量文物为首次在中国展出》，央广网，2016年1月20日。③国家文物局官网，http：//gl.ncha.gov.cn/#/stan?dard？0=s&1=t&2=a&3=n&4=d&5=a&6=r&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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