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专业人才的国际传播能力内涵与培养路径

上海外国语大学 王 欣

提 要: 国际传播能力是新时代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的显性要求,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对外语专业而言,高级写作能力、对外翻译能力以及跨文化沟通能力是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内涵。其培养路径包括基于固本守正的新文科跨学科融合,以及师生学术共同体的建构等。

一、引言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而新时代的“新”主要体现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开创新局面”(中共中央宣传部,2021: 40)。在这样一个历史坐标中,如何建构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突破当下国际传播中的各种瓶颈与困境,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国,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是一个深刻的时代命题。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1)参见: 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我们要传承中华文明,赋予其时代精神,为其注入新的发展活力,通过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把崭新的、有魅力的中华新貌呈现给世界。

从传播主体和传播路径来看,国际传播的概念有狭义与广义、宏观与微观、官方与民间之分。狭义的国际传播主要是指政党和政府通过专门的传播机构开展的政治层面“跨越国界的意义交换”,是有特定目的的信息传递,是官方的、宏观的国际传播,主要方式是外交与外宣,是官方的政治行为。而广义的国际传播,则将传播的主体延展到“政府之外的社会群体、商业公司、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个人等传播主体”(吴瑛、贾牧笛,2022: 48,50),从宏观发展到微观,从官方扩展到民间,呈现出形式多样的大众传播模式。社会中金融、科技、交通等不同行业领域,依靠其自身的发展实力开展国际合作,这是国际传播能力的行业窗口。国际传播能力还可以具体到公民个体所展现出的积极形象。每一个个体公民,在各种形式的国际交往中,是国家形象最实在、最鲜活的名片,大家共筑了中国国民的形象。这种公民个体的国际传播能力的培养,要靠教育,教育改变公民素质。可以说,提高教育质量,扩大教育覆盖面和影响力,是一项长远、稳定的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举措。

国际传播能力是新时代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的显性要求,具有广泛的适用性。高等教育直接面对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肩负着为社会各行业培养知识精英的责任,服务经济社会建设和国家发展战略。高校如何助力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需要我们主动而为。一方面是做好知识供给,推出学术成果,“要围绕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视角进行深入研究,为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学理支撑”(2)参见: https://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13304555964703466057,在建构中国话语体系方面作出贡献;另一方面是做好人才培养,培养具有家国意识、具备国际传播能力的人才,为国家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做好人才输送工作。不同学科专业都有培养国际传播能力的要求,但其内涵与侧重点却各有不同。那么外语学科对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贡献维度在哪里?外语专业培养的人才所应具有的国际传播能力究竟有什么区分性特征与内涵?怎样才是国际传播能力培养的有效路径?

二、外语学科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但目前我们的官方国际传播仍然存在被误解、被打压的困境,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针对中国崛起,西方炮制的‘中国威胁论’‘中国病毒论’等都反映了国际传播实践中全球化与本地化的冲突”(吴瑛、贾牧笛,2022: 54);“2020 年美国先后将新华社、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中国日报等11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作为‘外国使团’列管。2021年 2月,英国通信管理局吊销 CGTN 英国广播许可,CGTN 在英国被迫停播。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的不平等打压现象比比皆是”(李海涛,2022: 47-48);“中国官方媒体议程未能影响到海外公众议程,也没有基于海外受众特征建立起有效的传播策略”(胡正荣、李润泽,2023: 10)。以上种种,都说明我们的有效国际传播还任重而道远,需要集多方智慧去探索和践行最适宜、最有意义的讲述内容与传播方式。

外语学科对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主要贡献度,一方面在其知识生产,对应“精准传播”;另一方面在其人才培养,培养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外语人才。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3)参见: http://www.gov.cn/xinwen/2021-06/01/content_5614684.htm我们要向世界展现立体、可爱的中国形象,就要用对方能听懂、能接受的方式去讲述中国故事,因此传播的方式与内容不能千篇一律、一概而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什么样的传播交流方式才是对方能听懂、能接受的,这个问题需要外语学科来回答。

外语学科的知识体系相对完整,但具有开放性特征,是一个具有开口的结构系统,因此可以不断吸收新的内容持续动态发展。其它学科的发展、社会结构以及世界格局的变化,都可能会对外语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在学科建设中,要把知识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做强做实,基础牢固才能保障学科发展的强大韧性与广阔空间。外语学科的核心是深耕外国语言文化,要做到学习一门语言,了解一个国家,服务于精准传播是外语学科助力国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维度。基于语言和文学文化研究,通过扎实的基础性研究推动高质量知识生产,深刻理解对象国的民族特性、文化渊源与文明历程;基于交叉学科的协同,持续更新对对象国的当代社会发展研究报告,内容涵盖政治、外交、社会文化等层面。随着外语学科内涵的不断丰富,特别是比较文学与跨文化以及国别与区域研究维度的拓展,通过推动跨学科跨领域的协作,将研究成果以著述、论文、研究报告、咨政报告等形式呈现,为其它学科领域、社会各行业以及各级政府部门开展精准有效的国际传播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参考。这种基础性与支撑性的学科特点,正是外语学科有能力、有责任去开展的国际传播。外语学科的知识生产,在于对对象国的精准理解,由此区域与受众的差异性得到充分彰显,有助于实现国际传播的实效性。

对大学的评价首先是看培养了什么人才。人才培养目标与专业定位从长期看是动态的过程,要适应社会发展,更要引领社会发展,满足当下与未来对人才的需求,其内涵是不断拓展、不断丰富的。对于高校不同专业门类的人才培养来说,都需要呼应世界眼光、全球格局以及家国情怀的时代要求,需要提升国际传播意识与能力。这些素养的要求,与具体的学科专业相结合,就会产生具体的能力要求。比如,就新闻传播专业而言,2018年开始的“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明确了要培养“适应媒体深度融合和行业创新发展,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优秀新闻传播后备人才”(邓绍根、李兴博,14)。再比如,就中文专业而言,有论者提出中文专业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载体,并认为中文专业的使命是“如何在现有学科构架和专业发展机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满足各层次跨文化交流需要的知识生产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服务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专业人才不仅要有较为全面扎实的专业知识积累,还应具有较强的适应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的知识储备与实践能力”(张丛皞,114-116)。相比新闻与中文专业,外语学科培养的并非是国际传播人才,而是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外语人才。并不否认外语学科可以培养出国际传播人才,实际上也确实有一定比例的外语专业学生在毕业后就职于国际新闻与传播行业,但我们要在固本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开拓创新,做有益的增量与拓展,不能偏离本源,学科的核心范畴不能模糊。要理性思考国际传播与外语学科可能的结合点,不能去做简单的嫁接。

外语专业培养的学生,能够用对方听懂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是一种国际传播,而用平等对话的方式与对方交流对象国的文学、历史、社会与文化,同样也是国际传播,这代表了中国国民的知识、素养与眼界。对于外语学科来说,首先就是精深了解对象国的语言文化,有能力与对象国开展深入的跨文化沟通与交流,在此基础上要有能力、有意识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国际传播,从文学到文化,从文化到文明,在国际传播中实现文明互鉴,这是外语学科的守正与创新,也是外语学科能够有效助力国际传播的现实基础。

2018年版的《国标》对于外语专业人才的能力培养提出了明确要求,包括“外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以及一定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92)。这是对传统外语专业能力培养的升级,随着学科建设的不断发展,更多的能力素养也渐渐融入外语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文秋芳(2022: 18)提出,“国际传播能力应属于国家话语能力范畴”,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将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增列为外语院校或其他各类高校外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国际传播能力的培养是新的时代要求,基于并融于上述能力的培养,同时也要凸显与“传播”相关联的能力内涵。我们需要做的是,阐释外语专业人才的“国际传播能力”的内涵,然后提出具有可操作性、可推广性的人才培养实施路径。

三、外语专业人才的国际传播能力

外语专业人才的国际传播能力,首先表现为卓越的外语写作能力。外语专业人才的国际传播,最主要的媒介就是语言,用地道、准确、生动的外语进行写作,用接近对象国文化心理的方式进行写作,这样才能够拉近文化情感,引起对方的情感共鸣,也才能够引起对象国读者的关注与兴趣,在对象国产生传播效力。高级写作能力的典型行为表现为: 具有用外文写作的习惯,善于观察,勤于用笔,记录点滴身边事,坚持用外文写日记;在阅读中写,摘抄有益的句子,仿写有趣的段落;在阅读后写,将所读内容进行提炼与总结,写出内容提要,长期练习,不断积累。

外语专业学生的写作练习,从记叙文、议论文等基础文体写作到创意写作,再到高阶的学术论文写作,这三种类型的写作都关乎国际传播能力,但发挥的空间各不相同。鼓励学生挖掘自己家乡的地方特色文化,用外语讲述家乡故事与地方民俗,特别是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要认真学习掌握,将写作文章积极投稿到国内外的外文报刊杂志,在传承的同时做好发扬与传播。创意写作目前还没有在全国外语专业中普及,只有少数院校开设该门课程。该课程对师资有很高的要求,可以探索与中国当代作家合作联合授课,也可以中外教师联袂授课,通过创新课堂来培养学生用外语创作的意识与能力,提升学生的想象力、共情力与叙事能力。学术论文写作可以帮助学生更早进入学术研究状态,培养创新思考的能力,通过导师引领、团队协作、学术信息平台共享等,引导学生通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投稿、参评国际学术论文奖项等方式,在文学研究、语言学研究、跨文化研究等领域与国外同辈开展对话与交流,分享中国视角。

其次是对外翻译能力,也即“翻译中国”的能力,“培养高质量对外翻译人才成为打通国际传播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因素”(黄友义、李晶,2022: 2)。翻译能力始终是外语专业人才鲜明的标识,外语专业人才在译介世界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帮助中国了解世界,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国家对翻译人才的要求已经从“翻译世界”走到了“翻译中国”,这就给“翻译能力”增加了更多的维度。在中外文语言文字功底扎实的基础上,需要熟悉中国历史文化,了解当代中国国情,熟悉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对外翻译能力的典型行为表现为: 随身携带词汇术语记录本,随想随记,积累中国文化的译文术语;阅读China Daily等报刊,阅读当代中国重要文献资料的外文版,熟悉中国特色语汇的外文表述;自主学习中华文化典籍,边学边译,边译边学,同时阅读、对比、分析、总结中外译者不同版本的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在加深对中国文化理解的基础上提升对外翻译能力。

对外翻译是将经过提炼的优秀思想成果转化为目的语的过程,因此译文的呈现方式是最关键的传播效力因素,要基于对象国的文化心理,以地道表述的“精准传播”为旨归,逐渐融通中外话语表达。黄友义(2022: 13)提出了“以中国译者为主的对外翻译机制对于增强中国的软实力”的重要作用。中国新闻社于2020年底开始推出品牌栏目“东西问”,专栏稿件通过全球50余家重要媒体发行、传播,在翻译成目的语时特别注意要减少“排异现象”和“文化折扣”(参见文龙杰,2023)。对外翻译代表了国家形象,对外翻译能力就是国际传播能力。国家层面有对外翻译的规划,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外译项目,而外译的主体译者多为外语学科背景,因此外语专业需要将对外翻译能力作为重要的人才培养目标,要为国家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做好具有卓越对外翻译能力的人才储备。

第三是跨文化沟通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8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就强调,“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4)参见: https://www.gov.cn/xinwen/2018-08/22/content_5315723.htm?tdsourcetag=s_pcqq_aiomsg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也是在不断挖掘、不断提炼的过程中,要找到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就必须对当代中国有清晰的了解,要找到其世界意义,就必须有比较的维度,而这一点可以充分发挥外语学科的优势与特点,要进行跨文化比较,在比较的基础上达到共情与理解,外语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得体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孙有中,2016: 18),在比较与互动的跨文化沟通中实现国际传播。

有关跨文化能力的内涵,中外学者已经做出了丰富的阐释与界定(Byram, 1997; Spitzberg, 2000; Martin, 2015; Fantini, 2020;Munezane, 2021; 胡文仲,2013;孙有中,2016;彭青龙,2022等),外语专业人才的跨文化能力,以语言为媒介,熟谙对象国历史发展,了解其民族特性、气质与文化,了解并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有能力透过表象探寻文化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能够在相关维度有意识、有能力开展中外比较分析。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典型行为表现为: 有主体文化自觉,有跨文化比较思维意识,善于提出问题,找寻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共性;对跨文化交流案例有很高的敏感度,有联想力和判断力,能够在事物之间作出区别、识别与判别;在跨文化沟通中,展现自我文化形象,以自然、得体的方式传递相关度高的中国文化信息。

外语专业人才的高级写作能力、对外翻译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是对外语专业传统核心能力的延展与升级,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视角,特别要强调以上能力的实践性,要从文化与文明的深层次来做好理解、翻译与沟通,要从长远利益出发,培养更多能够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外语专业人才,形成长效的人才输送机制。

在对外语专业人才的国际传播能力进行阐释与分解后,就需要进行培养路径的探索。需要注意的是,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每一种能力的培养都不是孤立的,各种能力之间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往往是多种能力的综合表现。因此培养路径也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交叠融通的关系。比如高级写作能力,写作是语言的输出,写作练习不仅仅是单纯的对于给定题目的语言输出过程,而是提供语篇,要在理解语篇的基础上进行写作输出。更重要的是,写作不仅仅是语言的输出,更是思想的产出,用逻辑缜密的语言来表达思想,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外语还是中文写作,都是同样的道理。高级汉语写作课程对于外语写作能力的提升也会产生异曲同工之效。再比如对外翻译能力,不仅是在充分理解基础上进行的语言转换,而且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调适与对话,因此也有学者将翻译能力本身就界定为跨文化能力的一种表现。

四、外语专业人才国际传播能力的培养路径

外语专业人才的多维能力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通过多方联动的方式来综合实现。首先是师资队伍建设,激发教师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凝聚教师的智慧,更新教学理念,通过教材改编、教学方法改革等具体举措来发挥教师的引领性作用。其次是课程体系建设,通过增加新型课程、优化传统课程来建构外语学科知识体系的课程框架,以课程为抓手推动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最后是打通课堂内外,通过多课堂联动实现人才培养的“纵横融通”,落实三全育人。

就外语专业人才的国际传播能力而言,高级写作能力、对外翻译能力以及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培养同样需要有系统观和整体观,其具体培养路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新文科背景下的学科融合;二是师生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新文科背景下各学科都在开展融合与创新的探索与实践。2020 年 11 月 3 日,教育部组织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大学召开,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对全国高校的新文科建设提出了“守正创新、价值引领、分类推进”的基本原则,以及“专业优化、课程提质、模式创新”这三个重要抓手。(5)参见: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11/t20201103_498067.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外语学科属于人文学科,有其自身的学科特点和知识体系,其中比较文学与跨文化、国别和区域研究是外语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在新时代语境下焕发出新的活力。外语学科的学科融合与发展如何做,学界已有诸多探讨。笔者认为,外语学科最需要做的是与中文学科的融合发展,这不仅是新文科背景下的学科内涵拓展的方向,更是加强外语学科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路径。外语学科已经从单维的学习外国语言文化,走向了双维的中外语言文化的交流,不仅是语言、文学及文化的对话,更是文明之间的互鉴,体现出学科建设的高度与广度,这是外语与中文学科融合的学理层面的依据。在现实层面,外语与中文都是基础性的人文学科,都以语言和文学为核心、以文化为基底,两个学科的融合更具契合度,可操作性强。一方面需要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增加有关中国语言文学的课程,比如文学概论、中国文化、中外文化比较、比较语言学、中国哲学史等课程,另一方面需要在传统的外语专业课程中增加中外比较的维度,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各个维度增加中国元素,使得中外比较思维成为外语专业学生的核心思维能力之一。可以说,与中文学科的融合能够覆盖到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与中文学科相关的知识拓展与能力训练,能够为国际传播能力的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国际传播的内容主要是指优秀传统文化,和以中国实践、中国理论、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所构建的当代中国文化,因此在与中文学科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外语学科与政治、新闻传播等学科也可以探索融合之路,这种融合可以体现在跨学科联合授课,跨学科实践项目,以及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如“外语+国际政治”“翻译+国际新闻”双学士学位项目)等,探索更多形式的专业优化、课程提质与模式创新。不仅如此,外语学科近几年开展的课程思政建设,针对如何在课程中将价值引领与专业学习相融合,已经探索和总结出了一定的经验。价值引领的过程,也是师生拓展知识视阈和加强家国意识的过程。通过固本基础上的学科融合,拓展外语学科的发展空间,扩大外语学科的知识体系架构,提升家国情怀,开阔国际视野,有效助力学生的国际传播能力培养。

要推动外语专业人才的国际传播能力培养,同样不能忽视现代信息技术与外语教育的深度融合。樊丽明在谈到新文科建设的使命时,第一点就提到了“新科技革命与文科融合化”,指出新一代科技革命能够“促进开设新课程,探索育人新模式,且推动现有专业升级改造”,能够“促进文科学术视野的拓展和思维范式的变化,推动文科研究内容与方法的融合创新”(2022: 21)。特别是当下ChatGPT的横空出世,不仅会改变人们的交往方式,也会改变知识学习方式与信息传播方式。因此在外语专业人才培养中,要把“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结合更加具体的课程与实践项目来实现,与时俱进,提升技术素养。新技术的应用,不但可以提高学习的效率,也可以丰富传播的路径。

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对于外语学科的教师与学生来说都是新的使命与责任,需要共同成长。培养外语专业人才的国际传播能力,需要凝聚共识,提升教师的主动意识与积极行动。教师是师者,可以在教学授课、人才培养方面融入跨文化与国际传播的维度,发挥教师的先导作用,积极学习与探索,在提升自身国际传播能力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国际传播能力。教师也是学者,可以在学术产出中加强学术话语构建,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发出有思想深度、有情感共鸣的中国声音,实现高层级的学术对话。为更好实现这一点,也更好加强教师与学生的联系与沟通,师生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就尤为重要。

师生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不同于传统的课程组建设。传统的课程组建设一般只有教师参与,讨论的核心内容是讲什么、如何讲。师生学术共同体一方面需要把学生资源也纳入其中,另一方面依托传统课程组,把宏观理念、顶层设计、人才培养总体目标等更多的内容纳入研讨范畴,重在突出师生的共同成长,在互动中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引领学生加强家国意识与学科融合意识,也把学生的学习状态、效果、感受、诉求等作为教学改革与创新的重要参考。概括来讲,通过师生学术共同体建设,做好“国际传播的内容资源建设”以及“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建设”,师生可以就具体的“传播载体、传播渠道、传播平台、传播主体、传播客体”等不同要素展开探讨(参见李海涛,2022: 44-45)。借助网络平台,尤其是虚拟教研室项目的建设,师生学术共同体可以跨越学校、城市、区域开展教学研讨与联合授课,共享优质资源。成熟的教研活动更可以打破国际的疆域,开展跨国际的教学研讨与交流活动,这也是国际传播的另一个窗口。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如何让外语专业的学生学习、践行、传播中华文化?只依靠增设几门课程是不够的,还要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增加中外比较的维度,在具体主题的比较中,去学习中华文化,探寻中华文化。但只依靠第一课堂的教学也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利用更多课堂联动,将师生学术共同体延展到课堂之外,发挥合力育人的效力。

多课堂联动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建立课外学术性第二课堂学生社团,搭建校外第三课堂的实习实践平台,第二与第三课堂的学习与实践活动能够与第一课堂形成呼应,是对课内知识的践行,对实践能力的训练。可以创立由专业教师指导的笔译社、口译社等第二课堂学术社团,搭建扶贫支教、地方文化翻译及红色文化翻译等第三课堂实习实践平台,实现知识学习、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相统一的系统人才培养。建立“写作中心”,对多类型写作课形成课内外的联动,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写作练习指导,对学生的高级写作能力开展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前者注重学生的过程性监控,后者注重阶段性总结,最后生成“一生一册”的写作能力报告。

多课堂联动也要利用好数字传播的新范式,把师生实践的成果很好地呈现出来。外文自媒体的建设是可以考虑的一条路径,因为自媒体的传播形式具有“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用户更活跃的优势”(陈斯拉,2021)。做好外文网站及官方公众号的建设,特别是体现我们学术成果、国际合作、学生特色活动等方面的内容,这是一扇窗口,体现出专业学术水平与精神风貌。比如,上外英语学院推出“记忆的味道”系列报道,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境外的学生,用英文撰写自己家乡的美食,目前已经推出了十余期,成为学生写作、教师指导、媒体平台发布的特色栏目,有温度更有热度,深受大家喜爱,也是广大学子展示地方文化的传播平台。

五、结语

加强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统筹宏观与微观,集官方与民间之合力,在不同行业领域开展规划与落实。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业、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个体,都在各自的领域范畴内,以自己的“点”来构建全面立体的“面”。发挥大众传播的优势与效力,使国际传播从“阵雨”变为“毛毛细雨”。

外语学科之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最重要的就是打好文化牌,一方面深耕对对象国的语言、文学、文化以及文明的深度理解与分析,为“精准传播”的有效性提供支撑和参考,解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另一方面是培养有国际传播能力的外语专业人才,通过跨学科融合以及师生学术共同体建设等路径,提升外语专业学生用外语书写中国故事的能力,准确恰当地进行“翻译中国”的能力,以及以文明互鉴为旨归的有效跨文化沟通能力。